书摘|严复难断家务事:一根西洋参引发的千里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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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百年温柔》,作者:肖伊绯,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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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引来好姻缘

无意间,他的眼角余光瞄到邻桌搁着一本摊开的书册,再熟悉不过的字行映入眼帘:“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这即是严先生本人的译著、红遍大江南北的《天演论》里的句子啊。可细看这本册子,字大墨浓,竟然是极精整的木刻线装本,比严先生自己出版的石印本还要精致许多。

他不由自主地走到邻桌,拿起那本精致的《天演论》翻看起来。当看到“且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一行字时,字旁行间还有朱笔批注:“强者未必恒强,弱者未必恒弱,强弱之势,相对相成,势随时转,终有化时,此方为天演之公义也。”凝视着这样的读书笔记,他不由地拍案叫好。

严复(1854—1921),民国初年的宣传肖像

严先生叫好的此刻,正好一名20岁上下的女子款款而来。这本书是她方才落下的,出门半道又折回来取书。没曾想,竟与原书的译者不期而遇。后来,这名女子成为严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她叫朱明丽。严先生的朋友黄遵宪(1848—1905)对这段艳遇曾艳羡不已,还有些半信半疑,他在信中感叹道:

嗣闻公在申江,因大作而得一好姻缘,辄作诗奉怀,然未审其事之信否也。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蛘搔。

与林琴南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感召国人、引领时尚不同,严复翻译《天演论》竟然为自己招来了红颜知己,且还将这红颜知己作了第二任妻子。这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老话,在20世纪开启之时最具代表性的应验案例了。

严复译著:《天演论》,此书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此为光绪戊戌(1898)侯官嗜奇精舍石印本,是严复亲自监印的版本

先前严复用一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来感慨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对国人的感召之力,后来黄遵宪用一句“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来感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竟生出这么一段“天作之合”来;看来,“洋文”与“西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都市里,还真有非同凡响的魔力。

然而,生活与理论的符合往往只是“巧合”,所有的“奇缘佳偶”与“天作之合”,最终往往都会回归平淡与庸常。事实上,朱明丽除了在婚前读过严复的著作并表示过激赏之外,婚后并未和这位名噪一时的“天演学家”继续谈什么“西学”与“洋文”。那从西方引进的“天演学”与“进化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没能“天演”出什么特别新鲜的变革——任何一个中国传统家庭中,妻子的职能只能是生育子女、负担家务的两条“铁律”,别的都只能是点缀,是可要可不要、最后都不要的点缀。严复的第二任妻子,自然也不能例外。比较特殊的是,在严复的生活世界里,朱明丽除了要服从上述两条“铁律”之外,还要承担两项额外的家庭责任——一是为严复熬制药膏和购买鸦片,二是与其妾莺娘相处。

民国时期,吸食鸦片者存照

南妻北妾的隔空“天演学”

江莺娘何许人也?须知,这位女子实际上才是严复真正的第二任“妻子”。自严复首任妻子王氏病逝之后,从1892至1900年,在严复迎娶朱明丽之前,这位江莺娘都陪侍在侧;当时严复38岁,江莺娘才15岁。据严复孙女严停云说,“她(江氏)本是书香人家的小姐,但父母相信算命的话,说必须给人当偏房,夫妻才能白头偕老,于是祖母来严家当祖父的姨太太。”

江莺娘

江莺娘为严复生有两个儿子严瓛与严琥,一个女儿严璸。但严复与她的关系一直不很融洽。据严复所述,她不识字,个性内向寡言、脾气欠佳,严复甚至这样评价她,“此人真是无理可讲,不但对我漠然无情,饥寒痛痒不甚关怀,即对别人,除非与渠路数对者,差不多人,亦是如此。”可想而知,与服用药膏成瘾的夫君长相厮守之外,朱明丽还得学会与这位“无理可讲”的小妾江莺娘长期周旋。

早在1907年,“天演学家”严复就预见了家中妻妾的纷争不可避免。

严复与朱明丽,摄于1917年

当年10月,刚到北京学部谋职的严复,给朱明丽去信告知近况时,特别嘱咐道:“卿与莺娘须格外和好,互相保重,忆吾临行尝作无根之谈,与卿戏笑,千万不可认真,致有介意。”信末,还捎带了一句“莺娘以此信给看可也”。严复的意思是说,这虽然原本是一封写给妻子的家信,但小妾莺娘也可以看看这封信。至于给不给小妾看这封信,则还是由朱明丽说了算。再者,严复信中的嘱咐很明确,要妻妾二人“和好”,不要再有“介意”。至于为什么介意,他与妻在临行前又什么“无根之谈”,虽不得而知,但可知他们夫妻二人的谈话,可能已经引起了小妾的介意与不满了。

当时,在学部负责为公费出国留学生出考题的严复,觉得无法施展才华与抱负,过得心焦头痛,并不舒坦。他很想早日返家,继续做学问或者译“洋书”,一心指望着重归书斋,方才觉得岁月静好。然而,从他写给妻子的信来看,却因“学部必欲留我在京”,“只得暂行答应,然吾心实所不欲,不敢直辞,乃恐招怪耳。”为此,他开始跟妻子商量暂时驻京的一些事宜,还开玩笑说,想再在北京纳一房小妾,以便照顾其生活起居。信中,他以戏谑的口吻谈及此事:“吾若果驻京,尚是置一小眷在此,最为便当,岁时回沪相见,岂不回回新鲜。但太太必吃杨梅酸酒,奈何奈何!一笑。”

后来,严复果然长驻京津,确实需要身边有个女人为其打理生活、料理内务。他当然没有再纳妾,只是那个要追随其北漂的“小眷”,最终还是选定了其妾莺娘,而非其妻朱明丽。或许,“天演学家”以为在北京可以顺便管束一下粗悍不识字的莺娘,此后再去通融一下知书识理的上海妻子,终会是个北漂南归、双美团圆的绝好收场。孰料,相隔千里的南妻北妾,竟然也可以隔空对阵,常为一些家中琐事闹腾得不可开交。两年之后的一场闹剧,更是让严复深感妻妾之争的烦扰。

严复(1854—1921)

1909年冬,严复在北京任职于学部名词馆,生活渐次安稳,可妻妾之间却因一件琐事再发争端。这一次是朱明丽抱怨严复偏心,在北京买西洋参寄给莺娘的孩子,却不给她的孩子买。严复则写信解释,说明西洋参是萨镇冰送的,由莺娘寄回上海,孩子们都可食用,他并无偏袒之意。除了解释误会、稍加劝慰之外,严复对朱明丽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特别希望她以正室的身份与风度,尽可能与小妾及其子女和谐相处,以期更好地管理家业,为他分忧解难。

1909年12月27日夜,严复在给朱明丽的信中写道:

前次带沪之西洋参,非在京买得,乃鼎铭(即萨镇冰)所送,姨太说细宝必食此物,故听其寄归。我不知毛头亦食此物,今果食之,可向其分用,个个都是我儿女,妇人浅度量,必分彼此,此最不道德讨厌之事,汝为太太,切须做出榜样,以公心示人,而后乃可责备别人也。至于姨太心性,我岂不知?意孤心傲,就劝她亦不受的。其对我尚然如此,他人可知。然亦汝从前于儿女中不善调处之故,致其有以借口也。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人家有大小,有妯娌,有姑嫂,甚至婆媳,但凡相处,皆有难言,惟有打头者系贤淑大度之人,处处将私心争心与为己心除去,然后旁人见而服之,不致互相倾轧,然此甚难事耳。

在这场隔着千里之外尚能引发出来的妻妾之争中,“天演学家”也不得不仰天长叹,“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一桩由一根西洋参引发的“血案”,竟可以让北京的妾与上海的妻隔空对骂,这可让饱读“西学”、颇通“进化”的严复始料未及。对此,他也万般无奈、束手无策,甚至无助到“自家暗想,真天下第一可怜人也”(严复致朱明丽信中语,1910年5月11日)。之后,在金钱安排、儿女教养等方面,莺娘与朱明丽还屡有冲突,严复只能左右周旋,不胜其烦。

严复1905年存照
严复日记

翻阅严复在1909年的日记,不难发现,旷日持久的妻妾之争,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譬如他在8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无故又为人所大怪,呜呼,难矣!西北风。”第二天(8月2日),又写道:“刘梦得有言:‘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此境非阅历人不知。痛过辄忘,可恨。”遥想当年,这一对“等闲平地起波澜”的南妻北妾,让严复多么烦忧郁闷又无能为力;结果只能是,何以解忧,唯有药膏与鸦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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