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宗教改革的道德枷锁:加尔文是伪君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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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明的故事6:宗教改革(下)》,作者:[美]威尔·杜兰特,译者:台湾幼狮文化,出版社:天地出版社·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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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的日内瓦

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后,几年来由于他作风稳健和态度谦恭,赢得了全城一致的支持和信赖。为了管理圣彼得及城内其他几所教堂,他任用8位助理牧师。他一天工作12至18小时。他的工作有布道、行政、讲授神学、主持教会和学校会议、向议会提供意见、维系公共道德、指导会众祈祷。除以上工作外,他还增订《基督教原理》、注释《圣经》及回复各地会友来信—其通信就数量而言,虽不及伊拉斯谟,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伊氏。他睡得少,吃得少,并常斋戒。他的继任人,即其传记作者,西奥多·贝兹(Théodore de Bèze)说:“说来真奇怪,这么文弱的人,却能挑这么沉重的担子!”

回日内瓦后第一桩大事,就是建立新的教会。他建议小议会,指定5位教士和6位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他领导草拟一本《宗教法典》(Ordonnances Ecclésiastiques)。法典拟定后,1542年1月2日,由大议会核准施行。这本法典的主要内容,至今仍为欧美新教长老教会所接受。根据该法典,牧师职务分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日内瓦牧师组成“牧师团”(The Venerable Company),负责管理教会和训练预备牧师。若无牧师团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日内瓦传道。任何人想在日内瓦传道,除获牧师团许可外,尚需经由市议会和会众的同意。主教团和主教在日内瓦传道则列为禁例。日内瓦新教士阶级在加尔文的领导下,尽管他们不像过去天主教教士那么渴求权势,尽管他们放弃出任官职,但很快便变得非常强大—其强大甚至超过古代以色列的教士阶级。基督教国家的根本大法,加尔文这样规定,就是《圣经》,《圣经》的诠释者就是教士,政府应切实遵照《圣经》办事,遇有滞碍之处,应听取教士的解释。对于这点,议会中的非教职人士虽未尽表赞同,但权衡其对社会秩序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也暂不加反对。年中,日内瓦的商人寡头政治,似乎完全受到以神权政治为标榜的教士阶级的支配。

在日内瓦, 教士的权力由长老法庭(Consistory) 或长老会(Presbytery)行使。长老会是由议会推举的牧师5人、长老12人组成。因为牧师是终身制,长老一年改选一次,长老法庭的大权,实际还是掌握在牧师手中。长老会可做之事甚多,如聚众礼拜、调查言行、家庭访问、询问罪犯、赦免或将罪犯驱逐出教、对驱逐出教者借议会之力将之驱逐出境等。在日内瓦,加尔文是长老会主席。自1541年至他去世(1564年),他的话在当地简直是金科玉律。加尔文能具有这样的权势,可以说与法律和力量无关,全是其个人意志和人格的结果。坚定的信仰与对工作的献身,是其众望所归的两大条件。教会对国家的胜利,若希尔德布兰特有知,相信也会感到高兴。大权在握,教士阶级便拟定人民应遵守的宗教规则。“全家,除留一两个人照顾孩子和牲畜外,均应参加主日礼拜。非礼拜日遇有布道,凡能参加者均应参加。”(加尔文一礼拜布道三四次。)“礼拜迟到者,应予警告。警告不听,应罚3个苏。”任谁也不得以信仰其他宗教为理由,拒不参加新教礼拜。这点,剥夺个人信仰自由,加尔文比任何教皇都做得彻底。这位伟大的新教立法者,对新教萌芽时主张的,信仰应基于个人判断的原则,已视如敝屣。他亲见新教宗派林立,这也许就是他抛弃这一原则的原因。日内瓦只容许一个宗派存在,日内瓦人除信仰这一宗派外不许有别的信仰。任何人,如经常不做礼拜或拒绝接受圣礼,便属大逆不道、异端,不但亵渎上帝,而且背叛国家,这种人应予处死。惩治异端的观念是天主教发明的;现在,天主教徒在这里变成了应受惩治的对象。1542年至1564年,因触犯新教规定而被处死者58人、放逐者76人。在日内瓦和在其他地区一样,巫蛊必处死刑。某一年中,由长老法庭动议,处14人以火刑。他们的罪是行巫蛊使撒旦降瘟疫于日内瓦。

在长老法庭看来,宗教与道德是一体两面。宗教的目的,是使人养成善良的行为。善良的行为,必循宗教的轨道前进。加尔文自己俭朴而严肃,其理想就是按其神学理论,建立一个模范社会。这个社会,秩序井然道德高尚,足令崇尚骄奢淫逸的罗马天主教徒望之深感惶愧。纪律训练是培养高尚人格的主要途径。因为一个人的私欲唯有借纪律训练才可克制。教士除言教之外,尚应着重身教。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但须戒绝打猎、赌博、宴会、交际及其他世俗上的享乐。每一个传教士,每年应由其上级传教士,就各方面,特别是在道德方面,至少严加考核一次。

对信徒行为的考察,订有家庭访问制度:长老对其所属地区,每年对每一个家庭至少应做一次访问。借此访问,长老即可充分了解每个家庭各方面的状况。长老会与议会对下列事项,如赌博、牌戏、不敬神明、酗酒、上酒家、跳舞(特别是在跳舞时接吻拥抱)、唱淫荡或非宗教歌曲、豪华宴会、生活奢侈、穿着华丽等,均严加禁止。按当时的法律,对衣服的颜色长短,对酒席的菜肴多寡,均有详细规定。戴珠宝首饰是奢侈行为。一位女性因梳高髻曾受监禁。演戏最初规定以宣扬宗教者为限,但其后,甚至连宗教戏也不准演。儿童名字禁取天主教圣徒之名,至于取《旧约》人物之名,则受到鼓励。一位顽固的爸爸,因为给孩子取名克劳德,而不肯取名亚伯拉罕,被抓去关了4天。新闻检查比天主教的做法变本加厉。1560年更进一步规定,查禁邪教和不道德书刊。稍后,就连蒙田的《论文集》、卢梭的《爱弥儿》(?mile),也在查禁之列。言谈中对加尔文或其他教士表示不敬,也算犯罪。对以上法规,初犯,申戒;再犯,罚金;累戒不悛,就要被监禁或充军。私通有夫之妇者,或充军,或溺毙。通奸、亵渎神明、偶像崇拜,均予处死。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孩子因殴打父母,曾受杀头处分。1558年至1559年,因犯不道德之罪而被起诉者为414人。1542年至1546年,充军者76人,处死者58人—当时日内瓦的总人口为2万人。16世纪的日内瓦,和其他地区一样,严刑逼供是求取罪证的常用手段。

加尔文所订的法规,除宗教外还涉及教育、社会及经济生活等方面。他办了一所学院和若干所学校。重金礼聘西欧各地学者前来任教。校中所教,有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及神学。学生毕业,授以牧师资格,派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甚至亚洲去传《福音书》。1555年至1566年的11年间,由日内瓦派到法国去传《福音书》的牧师,人数达161人。不少人在殉道时,曾高唱胡格诺赞美歌。在加尔文看来,阶级的划分是自然的。因此他的立法,除规定各阶级的活动界线外,还以不同的服饰来表示官阶和尊严。在社会上,他希望人人谨守岗位,各尽其职而不怨天尤人。禁止乞讨,对穷人不重施舍,而重计划周详的社区救济。

加尔文教派视勤劳节约为神圣,可说正适合当时新兴的新教工商业者的胃口。不过,如说加尔文教派的兴起,对工商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则不切实际。因为日内瓦未受加尔文的影响前,资本主义已在天主教的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斯广泛发展。加尔文反对任何个人主义,无论其为经济上的、宗教上的或道德上的。在加尔文看来,社会单位不是具有自由的个人(路德的改革以此为起点),而是城市国家的自治村镇。个人必须服从法令规章。“基督社会的成员,”他说,“不应将其天赋作为私用,应以之造福人群。凡行百事,应以团体利益为先。”他不赞成囤积居奇,对贪得无厌和无情榨取,更深表厌恶。与某些中世纪末的天主教学者一样,他虽承认贷款可以取息,但认为利息不能超过5%。他极力提倡富人自动以无息贷款借给国家或个人。经过他的批准,长老法庭对垄断、独占及放高利贷者曾予以打击。他令食物商、布商和医生按公定价格营业。对欺骗顾客的商人,大秤小斗,长尺短尺,或予申斥,或予罚款。有一段时间,日内瓦颇具集体色彩;牧师团曾经营银行和工商业。

从这些限制,我们便知加尔文教派与工商业者之间是有冲突暗流的。显然,加尔文的做法如阻碍日内瓦工商业发展,则加尔文便不能长期保有领导地位。为了适应新情势,加尔文曾不断做自我修正。他准许利息升至10%,他建议国家贷款发展私营企业。日内瓦的织造业和缫丝业,就是因国家贷款发展起来的。加尔文教派因能适应现代经济之发展,在作为世界商业中心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受欢迎。加尔文教派掌握着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发展,它也跟着发展。

加尔文统治的结果如何?实行这种统治,可说相当困难。因为,有史以来对一个城市在道德上要求这么严格是罕见的。最初不少人起来反对。反对者的声势,几乎达到公开叛乱的程度。但赞成者的人数,并不亚于反对者。尤其是赞成者中多为具有影响力的市民,而他们所喊的口号,维护道德秩序,又极动听,因此,终于把反对者压了下去。加尔文统治的巩固,还有几个因素:第一,法国及其他地区新教徒的移入;第二,实验地区不大—仅限于日内瓦及其腹地;第三,日内瓦人有外敌如萨伏依、意大利、法国及神圣罗马皇帝等入侵的恐惧。大体上说,加尔文的统治是成功的。以下是一位目击者,由意大利逃往日内瓦寻求庇护的新教徒伯纳迪诺·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的报告:

咒骂、亵渎神明、不贞、私通及种种生活上的缺点,在其他地方视为家常便饭的怪事,这里通通没有。这里,一无男宠,二无妓女。人们衣着朴素,甚至不知胭脂为何物。赌博非常罕见。慈善事业办得很好,街上看不见一个乞丐。人人互相劝勉,有如弟兄手足。法庭已忘了何谓诉讼,因为这里处处祥和,根本没有渎职、谋杀及党派纷争等事件。不过,在这你想找风琴、找钟、听流行歌曲、看燃烛礼拜,你便会感到失望。因为这里不但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也没有所谓圣物、圣画、圣像、华盖、圣袍。这里的教堂只见一片庄严肃穆,根本没有偶像崇拜。

不过,查日内瓦这一时期的议会档案,其画面与伯纳迪诺·奥基诺报告的文字略有出入。档案显示,这里的私生子、弃婴、强迫婚姻及死刑案件的数目,比例也相当高。加尔文的女婿和女儿,居然有丢人的通奸记录。但迟至1610年,瓦伦廷·安德烈(Valentin Andreae),一位路德派牧师,自符登堡写来的信,对日内瓦仍赞美得无以复加:

回忆我在日内瓦观察到的许多伟大事物,我想我会内心艳羡毕生难忘。日内瓦不但制度极佳,而且法规完善。日内瓦市民行为的高尚,得力于每周一次的调查与检讨。他们调查检讨,认真到芝麻绿豆的过失都不放过……由于连咒骂、赌博、奢侈、吵架、忌恨、欺诈等过错都不准犯,大罪当然更不会发生了。基督教文化还有什么比高尚的道德更动人?我们(德国人)当为道德沦丧而悲泣。如果不是在信仰上稍有差异,我想我会永远留在日内瓦。

反加尔文浪潮

加尔文性格与其神学相和谐。日内瓦大学图书馆油画肖像中的加尔文,是一位严肃而忧郁的神秘主义者。面容苍白,皮肤黧黑,胡子少,额头高,除目光锐利而残忍外,并无任何惊人之处。加尔文矮小瘦弱,看起来不像一个掌权的人物。但撇开文弱的外貌,而考察其心灵和意志,我们将发现他不同凡响。他的心灵,精巧专一;他的意志,百折不挠。加尔文之所以掌权,也许与其坚强的意志有关。智力得天独厚,因而有新教神学的“阿奎那”之称。加尔文博闻强记,所记精确无比。他不信占星学,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也听不进去。他对发生在地球上的许多现象,和路德一样,其解释是魔鬼作怪。他有点腼腆,但腼腆之后,却藏着过人的勇气;他有点怕羞,但怕羞之后,却藏着一分骄矜。他对神极其谦卑,对人有时却极自大。他对批评非常敏感,对任何敌对意见,立即做出回击。一则由于疾病缠身,再则由于工作太累,他常常大发脾气骂人。一次,他对布塞尔说,“脾气如野马”,驾驭真难。他有很多优点,但没有幽默感和审美观念。如果他具有幽默感,也许他便不会这么自信;如果他有审美观念,也许便会产生一些宗教艺术。不过,他对生活并非毫无兴致。他勉励他的信徒常保心情愉快。他说,凡属无害的游戏,如保龄球、掷铁圈都可玩,有时逢场作戏,也可喝一两杯酒。他对朋友亲切和善,对敌人则毫不留情。伺候他的人都怕他,但了解他的人都爱他。在性生活方面毫无缺陷。加尔文生活俭朴,饮食不多,并常斋戒。他一天睡眠约6小时,除睡眠之外就是工作。他从不休假,他的说法是,为了侍奉神任何时间都应工作。为了救济穷人,他不惜到处募捐,但谈到提高其个人的薪俸,他却坚决反对。“好个异端!”教皇庇护四世提到加尔文时曾这样说,“只爱工作不爱金钱。如果他能为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像这样的人,当然会招人忌妒。加尔文对仇敌也从不放松。对骂人他也有一手。他把反对他的人比作猪、狗、笨驴,他骂他们是贱种、白痴、臭畜生,在这方面,这位对拉丁文修养有素的学者,并不比粗犷辛辣的路德为弱。一天,加尔文正在圣彼得大教堂讲道,一位来自法国的还俗修道士进来打岔。他公然宣称预定论亵渎上帝。加尔文除引经据典和他辩论外,最后还令警察把他抓了起来。这个还俗修道士,叫杰罗姆·波列塞克(Jerome Bolsec)。长老法庭指控波列塞克为异端,议会也同意把他处死。正在这个关头,苏黎世、巴塞尔及伯恩的神学家发言了。他们为波列塞克求情。伯恩的人说,处理人类了解范围之外的问题,应力求慎重—此为当时文学界的一种新观点。布林格提醒加尔文:“你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所倡的预定论,很多人都不以为然。在这里的人一大半观点均与波列塞克差不多。”在舆论指责下,加尔文让步了。波列塞克由死刑改为驱逐出境。1551年,波列塞克回到法国后重信天主教。

加尔文与人冲突中,最重要的,是他和约阿希姆·威斯特伐(Joachim Westphal)的争辩。威斯特伐是汉堡路德派一个牧师。他宣称,茨温利及加尔文基督精神圣餐说,是“魔鬼的理论”,并主张对瑞士宗教改革者,不但应予口诛笔伐,而且应予明正典刑(1552年)。加尔文针锋相对地予以臭骂,因为骂得太过火,以致他阵营里的苏黎世、巴塞尔及伯恩神学家都不肯在抗议书上签字。虽然他们不签字,他还是把抗议书发了。威斯特伐及路德派的其他神学家又予以回骂。加尔文再度抗议,称这批人为“路德之猴”(apes of Luther)。加尔文抗辩非常有力,赢得了许多原属路德教派地区,如勃兰登堡、巴拉丁奈特领地及胡斯、不来梅、安哈尔特及巴登等部分的赞许。这次争辩,假定不是梅兰希顿装聋作哑(他内心是同意加尔文的)和路德所遗的威望,德国北部的路德派地区可能也会倒向加尔文一边。

加尔文又面临反左派斗争的烦恼。左派分子最近始在瑞士抬头,其根源为意大利反改革者。凯里乌斯·斯肯杜斯·库里奥(Caelius Secundus Curio) 曾执教于洛桑和巴塞尔。他宣称, 被上帝拣选者—包括许许多多异教徒在内—为数远较受谴者为多。使加尔文大感惊异。莱利乌斯·索齐尼(Laelius Socinus)是意大利某法学权威之子,定居于苏黎世,懂希腊文、阿拉伯文及希伯来文,对《圣经》有独到研究。据他看来,所谓三位一体、预定论、原罪及赎罪之说均不可信。他直接向加尔文提出他的看法。加尔文尽管对他详加解说,他仍不心服。不过,他答应不公开发表意见。可是后来,由于反对加尔文将塞尔维特处死,他便打破缄默了。在那个宗教狂热的时代,他是毅然决然站在少数主张宗教宽容者一边的一个。在政教合一的国度,与加尔文冲突得最厉害的,当属爱国志士与自由分子。这两种人过去主张放逐加尔文,现在也不欢迎他回来。爱国者讨厌加尔文,因为他是法国人。他们因为讨厌他,也讨厌他的法籍支持者。对加尔文,他们称之为“该隐”,把他们所养的狗命名为加尔文。他们曾在大庭广众中侮辱加尔文,据说,一天晚上加尔文住宅周围响起震耳欲聋的50多次枪声,就是他们放的。自由分子相信一种泛神教,在其教义里,没有魔鬼,没有天使,没有伊甸园,没有赎罪,没有《圣经》,没有教皇。那瓦拉之后,玛格丽特是自由分子的支持者。她常自其涅拉克的宫中,对加尔文迫害自由分子加以指责。

1547年6月27日,加尔文在其讲坛上发现一张传单:

伪君子!你和你的同党别再白费心机了。如果你不快滚,你将后悔莫及。因为你将发现没有人会支持你,而有人要打倒你……人们受够了你的压迫,他们要报复……当心吧,人们将像对付维勒般对付你(维勒已给宰了)……我们再不愿要这么多主子……

自由分子领导者之一,雅各·格吕埃(Jacques Gruet),因涉嫌撰写这张传单被捕。找不到罪证,由于过去他有过反加尔文的言论,及在他房中发现有骂加尔文为“骄傲野心的伪君子”、“荒谬的《圣经》、宣传者”、“缺德的家伙”等字句,由此推断是他。一天拷打两次,连续拷打了30天,最后他才招供—所招之供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他招供传单是他贴的;他和法国特务准备推翻加尔文,夺取日内瓦政权。7月26日,他被绑上火刑架,人已半死不活,脚上钉了钉子,头被砍了下来。

情势越来越紧张。1547年12 月16 日,爱国志士与自由分子武装向大议会请愿,要求终止长老法庭对日内瓦人的迫害。暴乱眼看不可收拾,加尔文毅然亲自去见暴乱领袖。他拍拍胸脯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流血,来吧!这儿有血可流。”暴乱领袖一律拔剑在手,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发难。加尔文于是向暴众致辞,他的言词无比谦和,最后,大家心平气和地散去。这次,虽然化干戈为玉帛,但他的信心似乎动摇了。12 月17 日,他在致维雷的信中说:“使我们教会永久存在的希望,我看已经不大。至少,在我领导下的这部分是如此。因为,除非上帝伸出其万能之手,否则我的权威已经动摇。”可是,就在这时,爱国志士和自由分子,因内讧而告分裂。这项分裂—持续到塞尔维特的受审—使加尔文得以安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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