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顽强生命力里,埋藏着"国父"的筚路蓝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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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晶,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毕业于南开大学世界史专业,后负笈英国,在爱丁堡大学修读国际与欧洲政治。曾供职国内外交与人文类杂志多年,现旅居耶路撒冷,从事品牌咨询及珠宝设计等工作。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886年10月16日,戴维·本·古里安出生于俄属波兰小镇普朗斯克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据记载,1881年,该镇7824个居民中就有4500名犹太人,大部分是穷困的生意人和手工艺人。

1865年,该镇主要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学问及犹太教教义之友协会”,这个组织声称:“我们将致力于把犹太教教义和学问结合起来,弘扬我们神圣的语言和希伯来文学”,戴维的祖父兹维·阿丽亚·格鲁恩便是该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高大英俊,信仰虔诚,除了在当地的学校任教,还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家中藏书颇丰,有大量斯宾诺萨、柏拉图、康德等人的著作,且通晓希伯来语、德语、波兰语、俄语。

每当年少的本·古里安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便放下手头工作,把孩子放在膝上,耐心地教他拼读希伯来语。

本·古里安的父亲阿维多·格鲁恩身材高大、风度优雅,他是镇上第一个脱掉传统犹太长袍,换上黑色燕尾服的人。阿维多自认是父亲精神上的继承人,也和父亲一样狂热地研究希伯来语。当1884年“锡安热爱者”运动组织建立之时,他便成了第一批追随者,他的家也成了普朗斯克协会举行活动和开会的中心。

本·古里安一出生便羸弱多病,他的脑袋硕大,有点不合比例。阿维多带他到邻镇就医,那人摸了摸孩子的脑袋,向阿维多保证,他的儿子将成为一名伟人。本·古里安的母亲坚信自己的儿子将会成为一名通晓犹太经典的大拉比。

阿维多喜欢让孩子上床坐在自己身旁,一整晚一整晚地教他学习地理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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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本·古里安11岁时就听到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事迹,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狂热的追随者,并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回到犹太人的故土建立自己的家。“正是从父亲那里,我承袭了对以色列地的怀恋……以及对希伯来语的爱。”

本·古里安14岁时,便和好友们一道组建了“埃兹拉协会”,推动希伯来语的使用。成员间只使用希伯来语互相交谈。此外,他们成功招募了150名儿童,教授他们希伯来语,这些儿童多半是生活在贫民区的孤儿或学徒工,不到半年,这批衣衫褴褛的孩子已经可以用希伯来语笨拙地交流了。

阿维多关心本·古里安的前程,曾给赫茨尔去信,请求他指导:

犹太人民的领袖、我们民族的代言人、列王的代表赫茨尔博士:

我决定向阁下道出我的心声。虽然我只是成千上万以色列人中的一个年轻人,但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杰出的儿子。他在学问上异常勤勉,虽然只有15岁,但风华正茂,满腹经纶。除母语希伯来语之外,他还熟谙波兰语、数学。他的灵魂渴望学习,但每一所学校都对他关闭,仅因他是犹太人。我已决定送他到国外去学习科学知识。许多人建议将他送到维也纳,说那里是犹太学问的中心,有一所拉比学院。我决定把我的陈述放在我主面前,他会嘉奖我的儿子,我也能得到由我主的建议和远见带来的福祉。因为,除我主之外谁还能给我赐教呢?我已无力教育我子,而他是我所至爱的。

阿维多·格鲁恩

1901年11月1日 普朗斯克

该信从未得到回复,直到他去世,也未将此事告知本·古里安。但由此信也可看出阿维多对儿子的殷切期许和用心。

17岁时,本·古里安读到了一篇关于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道。赫茨尔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他的“乌干达计划”,主张在非洲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作为饱受苦难的犹太人的一个临时避难地。戴维对这一方案十分失望,和好友一致认为“定居以色列地是反对乌干达主义最有效的方式”。

后来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定居以色列地才是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他一切都是自欺欺人,是空谈,徒劳无功。”

为了准备前往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决定先去华沙学习技术,一拿到工程方面的文凭便随即动身,因为当时的巴勒斯坦急需大批建筑工人。然而到达华沙之后,他的计划却连连碰壁。由于沙皇政府严厉限制犹太人进入俄国高中,所以他只能就读犹太慈善家沃夫尔堡创办的面向犹太青年的技术学校。为准备入学考试,他开始自学俄语、物理和数学。但据1904年的招生新规,该校只招收高中毕业生,他的梦想又破灭了。而此时西奥多·赫茨尔的死讯更进一步打击了这个17岁青年的信心。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沮丧地写道:“一想起犹太复国主义及我们民族的前途,我的心中就时时被伤心与痛苦所笼罩”。

而1905年正值俄国革命爆发,身在波兰的本·古里安亲眼目睹了席卷波兰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他看到了罢工者、游行者以及呼吁自由和正义的演说家,看到了向人群开枪的俄国士兵和警察。这一切都给这个青年带来了强大冲击。随后在一次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社会党”论战中本·古里安以他明确的政治抱负和精彩的演说在普朗斯克犹太人群体中脱颖而出。1905年夏,他成为了新成立的犹太工人运动组织——“锡安工人党”的活跃成员。

锡安工人党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俄国社会主义的综合产物。它把犹太复国主义当做犹太人的目标,而把社会主义当做那个即将出现于犹太家园的公正社会的理想。本·古里安在普朗斯克建立了锡安工人党支部。他还组织这个镇的裁缝和制绳工人发动争取改善工作环境的第一次罢工。

由于能力突出,锡安工人党总部将本·古里安派到邻近各省执行任务。而在此期间本·古里安接连被捕,很多人担心他会被冠以“危险的革命者”遭绞杀,所幸最终都在其父帮助下获释。

1906年夏末,20岁的本·古里安和普朗斯克的朋友一道乘坐一条破旧的俄国轮船前往巴勒斯坦。海上之行极为漫长,当在晨雾中看见巴勒斯坦海岸时,他记述道:“穿过晨曦,我们的船逐渐靠近雅法海岸……清风拂面,鸟鸣婉转——这是旅途中第一次听到鸟叫。我默然伫立,凝视雅法,内心狂跳不已。我们终于到了。”

此时的巴勒斯坦不过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个荒凉的行省。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本·古里安回忆道:“只有两种人能在这儿成功地坚持下去,一种是意志坚强的人,另一种是体格强健且适应艰苦劳作的人。”

1910年年中,本·古里安接到伊扎克·本·兹维的通知,他被选调到耶路撒冷担任锡安工人党官方刊物《团结》杂志的编辑。24岁的本·古里安正式开始投身到了公共事务。

杂志出版第二期的时候,他才鼓起勇气在自己的文章上署上新起的希伯来语名字——本·古里安。这个名字很有可能得自反抗罗马统治者的犹太起义军首领尤瑟夫·本·古里安。在此期间,本·古里安和他的同事们就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国家”的前途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多年之后,本·古里安将他的这段经历称作“政治见习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作战,开始对犹太人实行最严格的限制措施:没收武器,加重税收,并驱逐巴勒斯坦犹太人中的外国公民,本·古里安由于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关联而遭审讯,《团结》杂志被迫关闭,最终本·古里安于1915年被铐上手脚驱逐出境。

1917年11月2日,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支持,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此时身在美国进行写作、演讲、募捐活动的本·古里安对此宣言的发表异常冷静。他指出:“英国并没有将巴勒斯坦交还给我们。即使英国将整个巴勒斯坦征服,它也不可能通过英国的同意或其他国家的同意而成为我们的。英国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姿态,它承认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承认了我们有建立国家的权利。但只有希伯来人民能够将这一权利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希伯来人民必须凭自己的体力和心智,实力和资金,去建立自己的民族之家,去实现民族振兴。”

在宣言发布之后,英军便着手组织犹太军团。1918年,本·古里安加入军团,跟随英军回到巴勒斯坦。1921年夏,本·古里安当选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书记,对知识更加如饥似渴,他在1922年3月20日的日记中记下:“我的存书如下:德文219册,英文240册,阿拉伯文13册,法文29册,希伯来文140册,拉丁文7册,希腊文2册,俄文7册,土耳其文2册,各种语言字典15册,总数775册。”他不喜交际,将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读书和研究。

经过12年的磨砺,本·古里安的知识和眼界不断开阔,逐渐成长为一位民族领袖。1935年,哈伊姆·魏兹曼博士再次当选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本·古里安则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1937年,英国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派出皮尔调查团访问巴勒斯坦,第一次提出了分治的想法,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虽然当时包括本·古里安最信任的至交伯尔·卡茨内尔森在内的很多人反对分治,本·古里安却立刻对分治的想法表示支持,他在给夏里特的信中写到:“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走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而是在一根头发丝上。反对分治的人正生活在傻子的天堂。”正如后来梅厄夫人对本-古里安的评价,“他有着令人惊叹的政治直觉”,在当时即意识到“国家”这个词所包含的重大意义,而他的同事直到纳粹大屠杀数十年后才承认他当初的先见之明。

1939年5月,英国政府关于巴勒斯坦的白皮书出台:十年之内将根据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的宪法和州县制度,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的活动将全部停止,除了全境百分之五的地方之外,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在以后五年里将限制在七万五千人之内,然后将永远停止……除非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默许。

是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应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压制,本·古里安提出了表明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立场的著名政策:“我们要帮助英国同希特勒作战,如同没有白皮书一样,并同白皮书作战,如同没有希特勒一样。”

随着战争的推进,本·古里安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最终将建立一个新秩序。对于犹太人民来说,世界的重建必然导致一个犹太国家的建立。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将失去往日的大国地位。因此,犹太人民必须设法寻找新的保护伞。他相信,自由世界的权力中心不久就会从伦敦转向华盛顿,美国将会成为战后世界的领导者。所以当务之急是在美国展开一场深入广泛的宣传运动。此外,由于欧洲犹太社区已经被纳粹所摧毁,美国犹太社群将成为全世界犹太人最主要的中心,他们将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有利后盾。

1941年11月21日,本·古里安抵达美国,1942年5月,本·古里安向齐聚纽约比尔特莫尔饭店的603名代表宣告他的政治方案:“战争胜利后(1)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向广大犹太移民敞开;(2)犹太代办处必须被授予管理向巴勒斯坦移民及赎买荒地,包括开发无人占用和无人耕种的土地的权力;(3)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并使之成为民主的新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他的政治方案得到美国绝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支持。这一刻也预示着本·古里安时代的正式开始。

1944年8月15日夜晚,本·古里安从睡梦中被人叫醒,这一天伯尔·卡茨内尔森突发中风在耶路撒冷去世。伯尔是当时工人党内部第一位提出成立国家的紧急要求的人,是本·古里安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据梅厄夫人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本·古里安那个晚上在海法,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人敢同他讲话。他通宵躺在床上,发抖,哭泣。他失去了他唯一的同事,这个人的意见是他真正重视的。他失去了可能是他唯一的真正的朋友。”直到本·古里安逝世的一天,他也一直把伯尔的照片放在他写字桌上。

伯尔之死对本·古里安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在他未来的决策中再也没有人能够在他身边制止他的鲁莽和冲动。

1947年11月29日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181号决议——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耶路撒冷市则由联合国特别管理。当天,在纽约、巴勒斯坦以及所有犹太人聚集区都举行了庆祝会,人们彻夜狂欢直到天明。

面对欢庆的人群,本·古里安在这一晚却陷入更深的忧虑中,“那一晚,人们在街上跳舞,但我不能跳。我知道,我们面临着战争。在战争中,我们将失去最优秀的青年。”当大部分犹太人还在为巴勒斯坦境内的阿拉伯人暴动担忧时,本·古里安却已经预感到更大的威胁——阿拉伯邻国正规部队的进攻。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在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炎热拥挤的会议厅里,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总理,并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正式总理兼国防部长。不幸的是,建国仅仅不到一天,以色列已在周边遭到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的联合武装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本·古里安的担忧终成现实。

以色列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本·古里安利用联合国主导的停火期间全力购置军火、招募新兵。当战事重新打响时,以色列一举掌握主动,在10天的战斗中夺取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本·古里安的领导下,新生的国家在内忧外患的建国初期逐渐统一了军队,广泛吸纳并安置移民、与西德政府协商赔偿方案,并决定采取亲西方的外交路线。1949年至1950年,本·古里安主导策划了“魔毯行动”和“以斯拉-尼希米行动”,将近二十万犹太人从也门和伊拉克分批接回以色列。这两项行动至今仍被视为移民神话。建国初期的4年时间里,以色列的人口增加了整整一倍。

多年繁重的工作令本·古里安操劳过度,为了休整身体,也为了鼓舞新移民前往沙漠安居、弥合社会差距,1953年底本·古里安辞去总理和国防部长,于1954年前往内盖夫沙漠地带的萨代博克尔基布兹定居,摩西·夏里特成以色列总理,并保留外交部长的职务。经常有人川流不息地访问或写信去萨代博克尔,一夜间变成了以色列最有名的地方之一,在基布兹,本古里安半天放羊,半天读书和写作。虽然身居基布兹,但他依然是以色列真正的决策者,并于1955年再次当选总理。

1956年夏,本·古里安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以一把新的保护伞代替西方的旧保护伞,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顾问们讨论,最终明确指出:以色列必须拥有核选择。他深信,阿拉伯语以色列积怨太深,二者的争端已经无法解决,从长远来看,以色列的军事优势难以维持,以色列的最终安全将很可能仰赖于核威慑所提供的生存保障。

这一年,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美国、苏联和英国。很多高级内阁成员都持反对意见:有些人担忧经济破产,有些人害怕外交破产,其他一些人则忧虑军事的破产。有的人提醒这将导致与法国新缔结的盟约失效,另外的人则警告,当心美国的怒火和苏联的制裁。还有其他一些人宣称,这整个想法就是一个白日梦。没有一个贫穷、只有部分产业实现工业化的弹丸小国,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承担一个大多数大国都未曾尝试的科技壮举。

1962年,本·古里安在加利利海边的寓所召开了安全讨论会:以色列应当拥有核能力,但是要表现得好像不拥有核能力一样。这种方式不会刺激阿拉伯人,也不会加快中东的核化进程。以色列也没有采取鲁莽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安全策略。后来的历史证明,与核武器有关的所有事情,以色列的谨慎远远超过美国和北约。

每时每刻内盖夫核子研究中心迪莫纳的工程师们都只有一个使命:确保犹太人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作为人口仅250万的弹丸小国,最终拥有了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未曾拥有的核能力。在以色列《国土报》资深记者阿里·沙维特看来:“迪莫纳给以色列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安全,也给中东带来了46年的相对稳定。”

在本·古里安执政后期,因其对德政策以及专断的行事风格和对政敌的打压而遭致长期钦佩追随他的人与他渐行渐远,他与昔日亲密同事梅厄夫人、伊塞·哈莱尔等人的矛盾日深。

本·古里安曾私下里问当时的经济部长佩雷茨·纳夫塔利,“告诉我,纳夫塔利,我主持党的会议时不民主吗?”

佩雷茨·纳夫塔利答道,“不,我不会这样说。我宁可说,党常常用尽可能民主的方式,决定根据你所希望的方针投票。”

不过梅厄夫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他真正怪诞的东西是,即使理论上他是十分错误的,实践中他却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

晚年的本·古里安变成了一个“温和”的老人,他试图和过去的政敌一一握手言和,治愈撕裂的创伤。

1970年本·古里安退出政坛。1973年12月1日,在“十月战争”的战火刚停息不久之后,87岁高龄的本·古里安因脑溢血和中风辞别人世,被葬于其妻在萨德博克的墓旁。根据他的遗嘱,他的葬礼不设悼词,只有默哀。本·古里安是少有的生前就被尊为“国父”的政治领袖,正如他的密友伯尔曾说的,本·古里安是“历史给以色列民族的一件伟大赠礼”。

参考资料:

1、(以色列)米迦勒·巴尔-祖海尔,《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2、(以色列)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

3、(英) 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4、(以色列)阿里·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中信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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