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颠覆叛逆到全民娱乐,大众消费文化的四十年

新京报01-08 09:02

2018年12月31日晚,中国传媒大学举办了一场跨年直播公开课“见证:文化40年”。公开课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主讲人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主任范周教授。以1978年为起点,每十年为一个节点,范周聚焦时代发展背景下的文化消费行为,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以亲历者的视角探寻了40年来中国文化消费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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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主任范周

叛逆与反思:大众文化的萌芽

新中国的大众文化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对于“消费”没有任何概念,“享受”也不是被主流倡导的理念。改革开放不仅解开了经济发展的桎梏,也为普通人第一次接触大众文化提供了契机。

知识分子在旧时代常被称作“臭老九”,“老九”的说法来自元代统治者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人分九等,第八是娼妓,最末才是读书人,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前的知识分子是多么不被社会所容。邓小平在1978年春天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首次肯认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这才迎来了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的春天。

大众文化的萌发首先来自于文学界。以卢新华小说《伤痕》命名的“伤痕文学”和同期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一道开启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征程。抚平伤痕的同时也是反思时代的弊病。

木心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叛逆的。“朦胧诗派”以及舒婷、北岛、顾城、海子等一批八十年代青年诗人创作了大量“叛逆”精神的诗歌,一时全国兴起了“诗歌热”。在这个大环境下,文学刊物成为了时代精神的载体,《人民文学》、《收获》、《读者文摘》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中。

在电影界,《牧马人》《苦恼人的笑》《人到中年》等反思性的电影,都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庐山恋》首次拍摄接吻镜头,打破了中国电影的禁忌。中外合作的《末代皇帝》囊括了海外的多项电影大奖。

从英雄主义走向现实主义,是八十年代初文艺作品和大众文化的普遍倾向。罗中立的《父亲》、高小华的《为什么》等“伤痕美术”抛弃了运动时期宣传画中脸谱化的英雄形象,转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

流行音乐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还被认为是“毒草”、“猛兽”。范周回忆道,当时还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三位流行歌手同台表演”。等到1986年5月,百名华语歌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合唱《让世界充满爱》。两年后,《人民日报》发文讨论崔健和摇滚热现象,甚至还破天荒地附上了《一无所有》的歌谱,这短短几年时间就彻底地颠覆了人民以前对大众文化的认知。

那些年,电视机里的世俗文化

1983年的春晚,是世俗文化走进大众的标志。1983年第一届春晚是第一次现场直播的文艺娱乐节目,场地只有600平米。范周回忆,当时观众纷纷来电,要求点歌《乡恋》。春晚导演一开始还在犹豫,但是所有来电都只想听这一首歌,最后那一晚,李谷一足足演唱了九次。

从此之后,看央视春晚成为老百姓过年的“新年俗”,与吃饺子、放鞭炮一起成为了过年的“保留节目”。尽管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如今的春晚,但当时的春晚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破局,给老一辈亲历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震撼。

等到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流行音乐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峰,接下来流行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也开始深度融合。“西北风”歌曲受到群众欢迎,还涌现出一大批摇滚乐队。而港台明星的轮番登场,则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批追星族。

除了流行歌曲,说书和戏曲这样的传统节目也被搬上了大屏幕。“曲苑杂坛”曾是央视持续播出二十载的王牌节目。在电视书场里,人们也能听到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田连元的《杨家将》、单田芳的《三侠五义》等等。2018年,单田芳先生的去世引发了集体追思,很多网民留言说单田芳的离去带走了一个评书时代。

当然,电视机上最火热的节目仍然是电视剧和综艺。宏大叙事和歌颂革命不再是电视剧的热门主题,那些贴近生活的、平民化的情感与态度受到观众的喜爱。1990年,张凯丽与李雪健主演的电视剧《渴望》首播,热映期间万人空巷。从1998年到2007年,电视剧生产从最初的600多部、700多集变成了500多部,达到了14000多集,国内的电视有200多个频道,90%都在播放电视剧。

《正大综艺》、《快乐大本营》等第一批综艺节目的出现标志着电视综艺开始呈现娱乐化与大众化的倾向。2004年开播的《超级女声》开启了选秀节目的时代,全民参与、全民娱乐成为了主流的大众文化。

消费观念的升级与公共空间的开拓

辛苦挣来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对于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肚子问题要解决,但精神问题也需要满足。在解决温饱之后,更多的人开始追求享受。文化消费的概念应运而生。

电视剧热潮让中国最早的一批追剧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服饰穿着。有一段时间,大街上的喇叭裤意味着潮流。过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模仿日本电视剧《追捕》中的男主角高仓健,风衣风靡于大街小巷。后来《上海滩》中的许文强和冯程程,又引领了新的一批穿衣审美观。

1998年,一艘巨轮开进了中国,这艘巨轮的名字叫“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在中国卖了3.6亿的票房,是中国当年10亿票房的1/3。在第五代导演和贺岁片市场的双重刺激下,入世之后的中国电影票房用了两年时间从10亿涨到了20亿,中国电影人频频出现在国际各大颁奖台上。

世俗文化的发展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兴起。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被认为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开端。随后在北京诞生了青年茶馆,也就是现在的老舍茶馆。这种边喝茶吃点心、边听歌的休闲,便成为了人们眼中“高大上”的社交方式。除了茶座外,卡拉OK、游乐场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1999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黄金周”概念首次被提出,旅游业开始火爆。当时的人们还很难想象七天长假能够带来多大的财富。1999年国庆7天全国的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次,实现141亿的收入。等到2018年国庆黄金周,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26亿人次,旅游收入5990.8亿元,体量上已经翻越几个数量级。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后,顺带引进了全新的文化观念和享受体验。1990年,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第一个周末就创下全球单天营业额的最高纪录。那时男女老幼去麦当劳就餐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排着长长的队,像是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

当时麦当劳有着相对不错的就餐环境,不少企业甚至把商务会议安排在麦当劳。快餐“慢吃”的格调,折射了人们对于更高层次享受型消费的渴望。中式茶馆与西式快餐店在消费观念的更迭之下重塑了功能,文化硬件的提升拓展了社会的公共空间。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烙印

改革开放40年来,如今我们也迈入了互联网时代。经济的稳定发展是文化消费的基础,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区间。从2008年以来,国人文化消费的支出也在这十年间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突破了原有的界限。这十几年来的变化和新生事物,可能是之前几十年或上百年的总和。如果说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是大众文化,那么下半场就是面向年轻人的小众文化和分众文化。消费文化开始走向个性化和定制化。

伴随这些文化符号成长起来的“网生一代”,佛系青年、斜杠青年、空巢青年……这些消费群体的背后文化标签究竟是什么?

如今《奇葩说》、《中国有嘻哈》、《吐槽大会》等网络节目抢占了舆论场,这也是互联网文化的时代背景使然。全民娱乐真的是件好事吗?是否已经颠覆了社会道德的评价标准?范周坦言,自己反对娱乐至死,但我们要学会的是包容和理解。毕竟,“小时代”也是一个时代。

文化偏好在代际间更迭,每一代人都有这样的偏见:那些没有经历过的流行文化不值一提;30岁后经历的流行文化肤浅且幼稚;只有那些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参与过的流行文化才是无法复制的经典。“网生代”年轻人不屑一顾的电视节目和曲调,也曾是老一辈人年轻时追捧的对象。

前不久金庸先生去世时,70后和80后集体缅怀,而“漫威之父”斯坦 李去世,则让90后和00后感叹一个时代的落幕。不得不说,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两代人热衷的文化符号产生了变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烙印,文化符号也在代际间变迁。尊重与理解,平等地交流是互联网时代文化消费的基础。

作者: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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