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四分五裂的王座:谁将英国拖入内战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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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英国革命之起因(1539-1642)》,作者:[美]劳伦斯·斯通,译者:舒丽萍,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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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查理一世发现自己几乎孤立无援。在他的天然盟友中,贵族遭遇了长达数十年的衰退,首先是经济上的,接着是地位上的,他们因此受到削弱,此外,贵族在其宗教和政治忠诚上深度分裂,一个重要的少数派公开支持他的敌人;教会统治集团受到孤立和鄙视,并且在劳德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出现了几乎同样严重的分裂;中央行政部门腐败且不值得信赖;许多廷臣悄悄地离开了这艘正在下沉的船;武装力量受到战败的严重打击,如果他们被迫做出选择的话,许多人很可能支持反对派,或者甚至是苏格兰人。联合反对国王的是一群取得暂时一致的敌人——乡绅、贵族、律师和牧师——他们受到了四种有影响力的理想的激励,但到目前为止这几种理想是不同性质的,或者甚至是不相容的:极端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地方特殊主义,宗教上和道德上的清教主义,以及宪政上的守法主义。他们来到威斯敏斯特,嘴里满是关于改革宗(Reformed Church)、虔诚的共同体、大宪章、古老的宪政和乡村的言论。但是,这些都是口号,而不是具体的计划。此外,在1640年,反对派要求维持和提高议会的政治影响力,确立作为财产权保障的普通法的最高地位,使教会摆脱由劳德引入的天主教革新,把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纳入笔直向前的新教轨道,以及降低主教的政治影响力,然而,若认为在反对派的头脑中有比上述要求多得多的想法,这将是愚蠢的。但是,如要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必须拆毁诸如特权法庭之类的机构,该法庭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必须僭取决定自身解散的限期的权力,必须处死国王的一个主要大臣,并迫使另外一个流亡国外,还必须把坎特伯雷大主教扔进伦敦塔。

到1641年夏天为止,团结一致的反对派已实现了其所有的消极目标。它从国王手中拿走了未经同意而征税的权力,以及未经审讯而逮捕的权力;它废除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即威尔士边区法院和北方法院、高等宗教事务法院、恳请法院以及星室法庭;它彻底改变了劳德的教权主义政策和高教会派政策,并停止迫害不顺从国教者;它惩处了国王政策的主要代理人。长期议会的第一次会议有效地摧毁了或削弱了除普通法法庭之外的所有中央政府机构,并使权力不知不觉地轻松落入地方当局手中。中央的这种空缺至少带来两个重要后果,其一是新闻审查制度的终止,这释放了一股小册子和报纸的洪流;其二是终止了对宗教礼拜仪式的控制,这导致了事实上的宗教无政府状态。然而,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人从内战的角度来考虑,仅仅是因为除少量极端主义的保王党人之外,国王并没有人来为他而战。一系列不幸的偶发事件和被误导的个人决定,改变了这一局面,并首先使战争成为可能,接着使其不可避免。

两个偶发事件极大地增加了紧张局势,其一是贝德福德伯爵的死亡,他一度看上去有可能成为温和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人,对国王和议会激进分子来说,这个政府将是可以接受的。其二是1641年11月份爱尔兰叛乱的爆发,这个事件要严重得多。这是一场暴力且血腥的民众起义,它由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地主和农民发起,反对近来的英国新教移民和斯特拉福德的独裁主义行政管理。以后见之明,人们可以看出,十年间,爱尔兰的局势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爆炸性,但是,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叛乱,再加上与之相伴随的大屠杀,以及英国丧失了对港口城镇以外地区的全部控制,其到来犹如晴天霹雳。叛乱的时间选择不可能更倒霉了,因为镇压叛乱这个朴素的需求使得中央权力以其最极端、最危险的形式进行恢复成为必要,这种形式就是军队。自1640年政府垮台以来,那里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如果不是为了爱尔兰叛乱,这个局势可能被容许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政治危机得到解决为止。但是,这时候产生了招募军队的需要,因此,由谁控制军队这个问题出现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个人因素逐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国王查理一世无底线的奸诈,他的行动及其被拦截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他并没有接受新政治秩序的打算。在1641年的夏天,他访问了苏格兰,妄想通过在长老派主义和地方圣职授予权上予以合理让步,来换得苏格兰的支持,用以对付议会。从1641年10月开始,他无疑正在密谋一场军事政变,12月底,残暴的伦斯福德上校被任命为伦敦塔中尉,它成为1642年1月4日逮捕议会反对派的五个领导成员这场失败尝试的前奏。

国王已被证实不值得信赖,这不可避免地迫使皮姆和他的盟友出于自我保护的纯粹需要,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现在真正地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归根结底,正是他们使第一滴血流下——断头台上斯特拉福德的血——此外,他们确信查理一世曾发誓要复仇。因此,为了他们的个人安全,也为了保卫他们在先前的十八个月中所赢得的宪政成果,他们不得不强烈要求掌控武装力量,以及掌控大臣的任命。但是,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恢复古老的均衡政体这个有限目标,而且有了真正革命性的含义。下议院出现了一个强硬的党派,它要求彻底废除主教制度,这是向左转的进一步证据。

局势恶化的部分征兆和部分原因,是清教传道士越来越激进的修辞,他们忙于激发下议院议员的强烈地宗教亢奋情绪,这种情绪可以轻易地直接引起杀戮。1641年12月,议会正式请求国王:只要爱尔兰叛乱继续,就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实行一系列全国性的公共斋戒。1642年1月8日,查理一世犯下了重大的愚蠢错误,即同意了这个请求,这样做给他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每月一次的理想讲台。关键性进展在于下议院采取了一项政策,即留出这些星期三作为斋戒日以及聆听传道士的布道,这些传道士是由他们自己挑选的。在这些布道中,绝大部分自然而然地具有清教劝导的性质,许多布道随后被印刷出来,因此影响了更广泛的受众。与其说在影响有关日常事务的政策上,不如说在奠定意识形态的基调上,布道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传道士给议员提供了一套思想体系和一个对人和事的愿景,通过这些,他们能够引导自己的想法,以及理解他们正在遭受的令人困惑的经历。所以,这些布道的内容履行了通常归属于意识形态的所有功能。[i]它们起到了宣泄作用,把失望和焦虑转移到某个特定的替罪羊身上,首先是天主教徒,接着是保王党人,最后是那个“杀人成性的人”,即国王查理一世本人。它们是士气建设,既提供了对失败的解释,即上帝因国家的罪过而惩罚它,也提供了胜利的希望,即上帝对他的选民予以有远见的照管。仅凭集体的斋戒仪式和到圣玛格丽特教堂聆听布道这一事实,它们是统一的。最后,它们清楚地表述了紧张关系,使观点两极化,并提供了一个愿景,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有一个神圣的乌托邦,其中有改革宗教会和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倡议性的。夸大它们在1642年至1649年这七年间的重要性是很困难的。

斯蒂芬·马歇尔于1642年2月23日在下议院传道,这次布道题为《被诅咒的梅罗兹》,它很出名并且常被引用。它很好地说明了布道在塑造时代思想倾向上的作用。在这次讲道中,他强烈谴责了所有犹豫不决的人和中立主义者,并要求全心全意地支持清教事业。他解读圣经文句“被诅咒的是每个阻止他的手杀人的人”,认为其意思是鼓励他的听众“去用男性的血玷污他的双手,使妇女和儿童的血流下并涌出,就像每条街道上的水一样。”他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拿小东西撞击石头的神佑的人”。[ii]他预期的牺牲品是爱尔兰人,但是,使这种狂热的敌意转向任一反对派群体,无论是英格兰新教保王党人还是爱尔兰天主教反叛者,这无疑并非太大的一步。这样强度的感情一旦被激起,就很难予以引导和控制。梅罗兹诅咒作为一个圣经主题在布道文学中出现,这是国内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一个很好的指标,此外,它在美洲殖民者对中立者和乔治三世的亲英分子支持者的攻击中,变得如同其在一百三十年前英国议会党人对中立者和查理一世的保王党人支持者的攻击中一样重要,这并非偶然。[iii]

在1641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反对派的这种强硬化受到了伦敦城里一场政治革命的极大刺激。直到九月,伦敦城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效忠于国王,在十一月份,查理一世在没有太过明显地歪曲事实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宣称,“所有那些以前的骚乱和无序,仅由低等人引起的,境况较好者以及伦敦城的主体的感情一直忠于和挚爱于我个人和政府。”[iv]然而,在十二月份,议会领导人在地方选区上的巧妙组织,再加上伦敦传道士的协助,成功地使激进分子在市议会选举中获胜。在一月份,市议会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组织——它的功能是控制城市的民兵组织,因此实际上越过了市长和高级市政官。议会领导人现在享有伦敦城武装力量的军事保护,享有伦敦城乌合之众在危急时刻的政治援助,享有伦敦城财富的财政支持,以及享有伦敦城传道士的宣传支持。但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采取了一些政策,这些政策至少比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皮姆希望采用的政策更为激进。伴随着伦敦的政治革命,内战的爆发走近了一大步。

打一仗需要两方,而一个强大的保王党的形成使内战的威胁成为现实。直到1641年的夏天,查理一世几乎是无助的,因为他唯一可信赖的支持者是不具代表性的少数极端分子。可是,从那时起,人们可以观察到温和派的缓慢流动,即离开议会回到国王身边。下议院的投票不说自明。1641年5月,剥夺斯特拉福德的财产和公民权的动议以204票对59票获得通过。11月,掌控武装力量的动议以151票对110票获得通过。在同一个月,大抗议书以159票对148票勉强通过,该文件是虚假宣传大爆炸,它反对十年来国王的治国无方和违背承诺。1642年6月,在战争爆发时,302名议员和议会在一起,236名议员离开了伦敦,其中大多与呆在约克的国王一起。因此,在一年多时间里,议会中保王党议员的数量从59人上升至236人。[v]随着下议院议员的迁移,大量乡绅也在迁移。

1640年的温和改革者转变为1642年的不情愿的保王党人,这种转变并不难理解。他们反对政治激进主义,即皮姆对掌控武装力量和掌控大臣任命的需求,还反对宗教激进主义,即废除主教制度和扩大信仰自由范围的计划。他们作为有产阶级成员,也反对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乡村的圈地骚乱和拒付租金;危机时刻在议会周围急剧增加的暴民;完全不受限制的新闻业更为疯狂的过分行为;以及许多古怪的宗教派别的兴起。

1642年8月,每个城镇和郡的地方当局被迫做出选择,因为它们面临着两个不相容的要求:支持执行出自议会的《民兵法令》,招募军队来“保护国王”——意味着攻击他;以及支持执行出自国王的《军队任职令》,招募军队来保护他——意味着攻击议会。“国王与我们之间的首要争端是民兵”,勒德洛在十七年后追忆说,另外,确实是在这个问题上,内战开始进行。[vi]毫无疑问,大多数有产阶级带着恐惧和忧虑来看待战争。很多有产阶级设法做到保持中立,在那些参与打仗的人中,大量的人既害怕胜利又害怕战败,他们期待一个僵局。许多保王党人担心国王要是赢得了彻底的军事胜利的话将会做什么,很多议会党人认为从军事上毁灭性地击败国王没有意义,他们更喜欢受控制地运用武力来实现折衷的政治和解这个政策。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对双方来说,正是激进的局部影响了温和的整体。伦敦城的同盟,即那些与议会领导人在一起的乡绅以及意义重大的少数有影响力的贵族,如沃里克、诺森伯兰、埃塞克斯和索尔兹伯里,该同盟现已足够强大,可以用武力反对国王。但是,同盟的构成不可避免地使影响力的权重投向了伦敦城和下议院中更为激进的派别这个方向,与此同时,皮姆在战争中期逝世,这开辟了通往更为极端主义的领导权之路。

必须记住的是,在战前的清教思想中,大众政治参与有其理论上的正当理由。1641年,汉泽德·诺利斯告诉他的听众:“你们作为出身低等阶层的普罗大众,不要气馁:因为上帝打算利用普通民众从事宣传其儿子的王国这项伟大工作。”这些思想,加上争取到左翼新盟友的需要,促使议会领导人支持政治进程中民众参与的增加,而在更正常的时期,他们会对此怀有疑心,这些议会领导人就本性而言是相当保守的有产者。革命制造了奇怪的盟友,也产生了奇怪的思想。一个例证足以说明这个在起作用的激进化进程。1643年4月,伦敦城东部的圣邓斯坦举行了教区俗人委员的选举,这次选举像往常一样局限于挑选出的教区委员这个封闭的圈子。但是,“大多数居民聚集在同一个教堂,认为涉及选出教区俗人委员的教区委员挑选未经其余居民同意,是非法的,尽管它合乎惯例,”他们宣布选举无效,并请求议会作出判决。一个下议院委员会支持民众投票表决,这次投票迅速选出了一批支持战争的清教徒候选人。[vii]这样,议会中的乡绅发现自己不得不在实施战争上寻求民众的支持,由于他们的积极鼓励,民主战胜了精英主义。同样地,在保王党人方面,更保守的乡绅回到了国王身边,尽管正是这个转变给予了国王其所需的军队和政治支持,但继续对国王的政策施加最大影响力的仍然是偏激的保王党人。查理一世坚持从其更固执、更过激的顾问那里寻求建议,如鲁珀特王子和亨里埃塔·玛丽亚王后,而不是求助于更谨慎、更愿意和解的顾问爱德华·海德爵士。因此,既然对双方领导阶层中愈加有影响力的群体来说,各自的要求变得无商量余地,那么,内战开始,并持续了下去。

[i] J.F.威尔逊,见前引书,观点在书中处处可见。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参见C.格尔茨,《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见于D.阿普特,《意识形态与不满》,纽约,1964年。

[ii] S.马歇尔,《被诅咒的梅罗兹》,伦敦,1641年,第10-12页。

[iii] A.海默特,《宗教与美国精神》,剑桥,马萨诸塞州,1966年,第9章。

[iv] V.珀尔,见前引书,第127页。

[v] C.希尔,《革命的世纪》,见前引书,第121页。

[vi] J.P.凯尼恩,《斯图亚特王朝的宪政》,剑桥,1966年,第2页,注释1。

[vii] A.S.P.伍德豪斯,《清教主义与自由》,伦敦,1938年,第234页;R.P.布伦纳,《商业变革与政治冲突:内战时期伦敦的商人共同体》,博士论文,普林斯顿大学,1970年,第37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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