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模式:一个变调的腾飞故事

新京报书评周刊01-06 11:20 跟贴 726 条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成长深受地缘政治的赐予和牵制,而其发展故事经由本土、西方及中国的述说和转译而有不同版本。

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理解和关注逐渐跳出早年情绪化的反应,日益受到书籍译介及媒体报道的影响和塑造,许多迟来的译作陆续面世。早年,人们阅读日本,试图从中寻找可供复制的模式,而如今人们心系日本,则多少有些为危机爬梳线索、未雨绸缪的意味。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日本学”的兴起

近两年,美国学者傅高义的专著《日本第一》和《日本新中产阶级》分别于2016年、2017年发行中译本。《日本新中产阶级》作为傅高义早年的成名之作,研究1950-1960年间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兴起,奠定了此后日本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其中译本面世之时,这种研究方法已不再新鲜;而世纪之交经历了新中产阶级崛起的中国人,对这一历史过程也早已不再陌生。《日本第一》一书距离发表之初也有近四十年,最初是写给美国人看、劝其学习日本发展之道的著作。讽刺的是,该书出版数年,日本就从泡沫经济的狂飙突进转入了“失去的20年”,漫长的衰败期至今未有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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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

作者:(美)傅高义

译者:谷英、张柯、丹柳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

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学(Japannology)的显学时代,这是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备受国际关注的结果。出自西方人之笔的《菊与刀》传播度最广,不过其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不通日文、也从未去过日本,只是根据对日本战俘和收容所中的日侨采访而成。

日本文化研究者刘柠指出,那些不戴战后有色眼镜、友好看待日本的西方研究亦受到日本人的重视,从威廉·阿斯顿、小泉云八到爱德华·塞登史蒂克、赖肖尔,从约翰·道尔到傅高义。英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罗纳德·多尔称赞,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后进国家”,结合了西洋与东洋的优势。

《菊与刀》

作者[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者:王颖、杜翠云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英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罗纳德·多尔称赞,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后进国家”。日本的迅速崛起往往被认为是结合了西洋与东洋的优势。二战后,日本从废墟中再出发,发了一笔朝鲜战争财。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现代设备,引进西方技术,大肆倾销,工人亦安于低工资——这类发展路径,对于一些东亚国家而言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90年代的中国,都曾像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那样实现了高速增长,尽管大部分国家并未达致日本当年的辉煌程度。不过每当类似的腾飞发生时,就会有大量“借鉴型”研究问世。

1979年,傅高义出版的“惊世之作”(出版社宣传语)《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或许是个典型。傅高义听从师训,为拓展自己的跨文化研究视野而来到日本,并被此地迷住。后来,他也成为知名的中国研究者,著有在中国也颇为畅销的《邓小平时代》。傅高义在《日本第一》后记中表明初心:

“我是发自对自己的祖国美国的不可抑制的爱国心而写的。”

正如一个聪明人能从任何人身上学到东西,正值发展减速期的美国也应拜别国为师,顺应新形势,学习后进者。傅高义的写作逻辑是抓住问题本质,研究方法论,调研分析找出办法,为本国(美国)提供发展建议。这本书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本学中最畅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就连新加坡政府也将其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已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力感到担忧。此后十年都吹“向日本学习”的风,海外投资者和日本年轻人都认为“今后是日本的时代”。在此类叙事中,日本虽资源贫乏,但在成为工业社会以及处理后工业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出类拔萃,其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等都成为值得学习的对象。

然而,1989年日本市场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的发展叙事经历了急转直下的话语转型。许多国家感到日本不再是一个有用的榜样,本国人也质疑,二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日本政策,今后是否仍然行之有效?尽管傅高义在后记中重申“普通日本人还是享受了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运转良好”,但当所有西方财经报纸及日本社会自身都在谈论失落感时,这种肯定显得有些乏力。

“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本土的哀叹

日本战后经济史的叙事,是一个从后发展国家到发达国家、从“日本第一”到“失去的二十年”(如今已近三十年)的变调故事。如果说傅高义的观看多少带有“师夷长技”的外来者目光,那么野口悠纪雄作为1940年前后出生的日本人,则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以亲身经历带出了日本经济的潮起潮落。野口是经济学家,也曾任经济部门官员,他从一个兴高采烈、秩序井然、勤劳有加的时代走过来,那种从喧嚣到沉寂的体历、随时代潮涨潮落的命运感甚为深刻。

不同于“借鉴者”的书写,“亲历者”透过个人生活史来总结提炼日本经济模式的得失与悲喜:“只要把我们的经历汇集到一起,大概就能写成一部日本战后经济史。”野口的写作诉诸直觉,而发展的信念始终萦绕在“不对劲儿”的感觉之中。他将日本的幸与不幸归结到“1940年体制”——二战期间日本建立起“国家总动员体制”,动用全国资源为战争服务。与之配套的经济制度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成为战后日本的发展基础。

《战后日本经济史》

作者:[日] 野口悠纪雄

译者:张玲

版本: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4月

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不再依赖战争“遗产”(战后复兴需求或朝鲜特需)拉动建设,而开始真正依靠投资和消费等内需增长拉动经济。上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高潮给日本带来了大规模的钢铁厂和石油化工厂,工业化推动了城市人口的剧增。此后汽车、半导体等产业亦有突破性发展。日本靠着举国一致的体系,妥善解决了贸易、资本自由化和石油价格高涨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日本模式备受礼赞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野口看来,日本社会结构的转换就在这种礼赞声中错失了。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世界经济的基础条件逐渐改变,日本未能良好适应。1990年股价下跌,1991年地价下跌,此后钢铁、造船等大型工业成为“结构性萧条产业”。2004年日元贬值期间,企业曾有一派生机,但本质上无法应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改天换地。

上世纪80年代,野口参加过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曼、哈耶克的学术团体“朝圣山学社”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这一学术群体的经济理念在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和里根的美国得到了充分实践。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改革也漂洋过海影响到日本。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理财技术”逐渐普及,金融日趋自由化。投资对象从城市不动产到高尔夫球场,从海外度假胜地到美术品。房地产开发公司雄心勃勃,东京市中心地价飞涨。日本的泡沫波及海外,“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直至泡沫崩溃,人们才意识到飞涨纯属异常。此后数十年,日本社会仍在为当年的疯狂买单,社会各方面都未能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最高水平。

著作等身的野口,是率先对房地产泡沫提出警告的日本经济学家之一。尽管野口在追忆中透露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怨念,然而他的知识结构同样存在局限,一方面是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的思维立场(他甚至完全不能理解安保条约修订曾给日本人所带来的骚动与愤怒),另一方面是将战后体制的状况归结于1940年体制的论断有失复杂性——日本学者之间亦存在两种差异的见解。野口在书中感叹:天道未必酬勤,巨富源于“虚业”,只靠倒买倒卖土地获得巨额财富,这样的世界是错误的。而像他这样的全盛时期亲历者,曾担任本国经济发展的重任,目睹日本产品横扫世界的荣耀;而临近退休,又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日本经济走向衰落,前途未卜。

当“我们现在身处何方”成为一个难题,追忆往昔成了最易拿出的方案。平成年代是近代以来的承平岁月,而整个社会的关键词却是“失去”;作为日本现代生活原点的“昭和三十年”(1955年-1965年)虽早已远去,却成了亲历者及未曾亲历者不散的时代乡愁。

当代中日从对望到亲密

如果说日本是第一个经历了罕见的发展飞跃及欲望衰退的“先驱”,那么在改革开放后迎来经济腾飞、如今面临产业结构转型之不定阴晴的中国,也无法将目光从日本的诸种现状中移开。

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中日友好”蜜月期的对望。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留下“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政治关系”的寄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仍代表了国人心中的“现代化”。在新世纪,“世界经济第二”的身份中日易手,日本在经济上的存在感逐渐削弱,退出了中国精英的战略视野;但相较政治上的张力十足,日本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却有渗透性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读者对于日本的阅读囊括了新闻报刊、译著及国内作者的研究及观察手记,相关资讯及出版物可以说数不胜数。为国内媒体写作日本评论的刘柠认为,由于历史的积怨,政治、社会制度及文化差异,中日两国媒体在互相凝视的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焦点模糊、失真,甚至错位。然而伴随全球化消费时代的深入,这种情形发生变化,中日互动从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逐渐深入到具体的个人生活、出行及求学当中。2016年初,日本NHK频道播出电视纪录片《我们喜欢日本的理由——中国开始变化的日本观》,体现出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对日本的不同观点。

说到中国大众对日本的普遍认识,近年尤其深受日本文化软实力及社会现象关键词的重塑。中国年轻大众对日本的普遍认识,深受近年日本的文化软实力及媒体关键词所重塑。中国中产阶级在旅行中将日本当作大超市;日本动漫、音乐、电影有一批忠实拥趸;而萌、Cosplay等日文表达也进入日常生活。网生代的中国青年像日本青年那样进入了后现代语境,二者的共同经验将两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更深刻地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日本不只是一面镜子,也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

作者: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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