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多别离:抗战之际的郑天挺与家人

文汇学人01-06 10:29 跟贴 18 条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郑天挺的夫人周稚眉和五个孩子

夫人周稚眉

1941年1月12日,郑天挺与众友约游昆明西山。步至华亭寺,“庭无杂树,惟绿梅两株,老干枝枒,琼萼锦碎,甜香暗袭,万虑澄消”。绿梅原产于西南,喜湿不抗冻,北地稀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郑先生想起1937年过世的夫人周稚眉。

郑天挺

夫人字梅,且最善艺梅,日记中提到丙子(1936年)岁暮,有人送腊梅到家中,“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所谓“下红”,即中医“下红之症”,《红楼梦》中的凤姐,小月后亏虚下来,便复添了下红之症。

之前周稚眉的病情,主要来自郑天挺之女郑晏2016年的口述《回忆抗战期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郑晏已93岁,由女儿黄培整理。她回忆丙子年除夕,母亲突然发病,病情很严重。可据上述郑日记,并非突然起病。当然,病情或许不便与小女谈起,郑晏不知情也属正常。不过确是急性加重,捱不过去,否则以国人习俗,不会春节期间就诊。郑晏回忆母亲正月初五住院,正月初七手术,均与日记吻合。

郑晏口述所言“胎死腹中”一节,日记未提及,周稚眉生于1897年,时年40岁,生育经验丰富(有子女五人),死胎而不自知似不太可能。不过,她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与日记所载严重不符,日记中确切记为“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160页)”,“竟以割治麻醉不复苏(365页)”。郑夫人下世实为麻醉意外。

麻醉意外最严重者可致死。周稚眉当时手术,采用的应是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患者会出现心率下降、血压下降和无法自主呼吸,需要麻醉师全程生命支持。除患者个人体质以外,当年全麻药物的安全窗口远比现在要窄,麻醉死亡率远高于今。日记记载,汤用彤长子,极具才情的汤一雄在昆明割盲肠时,就因麻醉过量死亡(159-160页)。

时至今日,与麻醉相关的死亡,绝大多数都是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在法律上属于医疗意外。郑晏回忆,在场的父亲的朋友(蒋梦麟、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章川岛等)极力主张与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打官司,而父亲并不愿意,应该有此考虑。

回到日记中,郑天挺见此绿梅,“坐石鼓,久而忘去”,仿佛如《项脊轩志》,心中所念“不知夫人所培诸梅今若何已”。

两个儿子

抗战前,郑家五姐弟合影

郑家的灾难自1937年始。郑天挺有三子二女,这年春天,两个儿子,老四克晟(6岁)老五克昜(3岁)均患病,而且是患有“儿童杀手”之称的猩红热(17页)。猩红热为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可累及咽峡部黏膜形成溃疡,故中医有“烂喉痧”之称。1928年内政部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法定传染病九种,猩红热名列其中。当时有健康类的儿歌流传:“病名猩红热,小儿最易得。无论大小人,得病势危破。治疗须即早,否则将自绝。”

图1《可怕的猩红热》

此时距治疗猩红热的首选药物青霉素应用于临床还有7年,治疗只能以对症为主。贵胄如袁寒云,1931年得病后也不能身免。所幸北平有着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弟弟们又有个能干的二姐郑晏,两个孩子均脱离危险,且无后遗症。郑克晟继承家学,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郑克昜(改名克扬)曾任北航热动力研究所所长。

表兄张耀曾

张耀曾

1938年7月30日(阴历七月初四),郑天挺四十岁生日。也许循“四十不做寿”之习俗,当日并无同事祝贺,而是奔波在蒙自返回昆明的火车上。抵达住所已是晚上八点多,匆匆阅报,得知镕西表兄于26日不起,“乍读不敢罝信,继读不觉泪下”。

镕西即张耀曾(1885—1938),辛亥先驱,法学学者,前司法总长。郑先生父母早殁,与其弟一直寄居姨表兄张家,张耀曾亦父亦兄,两人感情深厚。

张耀曾正值壮年,身体状况不详,而据郑日记“余三月来滇,尚有信来”,其中未提及有恙,想必平素康健,故初闻噩耗,郑先生有晴天霹雳之感。张氏近年长居上海,又执律师业,医疗条件与医疗费用都是不成问题的,为何遽然病逝?原来罪魁祸首是伤寒。

图2《伤寒及类伤寒》

中医体系中“伤寒”范畴极广,西医特指伤寒杆菌所致感染。如今伤寒已不足为虑,当年缺乏抗生素,可是要命的病。据1937年1月12日《申报》,沪海港检疫处、公共租界、法租界联合发布了上周传染病死亡统计,其中伤寒患者有33人,死亡达30人。此病早期症状隐匿,病情易耽误,1938年9月10日郑天挺赴上海凭吊,其大嫂、三姐告以张耀曾病状,“似为医生所误”,郑先生不由得大呼:“伤哉!伤哉!”

张耀曾垂危一语为“汉口无恙否”,堪比陆放翁。郑天挺后来得侄女张宁珠信,知镕兄遗言,不禁读来泫然,长叹:“呜呼!此德此才,竞赍志以没(点校误为“赍恶以没”),岂非天哉!”

弟弟郑庆珏

郑天挺的弟弟郑庆珏,字少丹(1310页将“郑庆珏”“郑少丹”列为两条,不妥),

日记中虽称为“三弟”,“八九岁后骤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后殇折,惟余与三弟”,郑庆珏实为兄弟姊妹中唯一成年者。1945年10月4日,郑先生早膳时谈及家事,三表姐张佩芬屡屡支吾其词,最后只能以实相告:三弟实已过世。郑先生当即惊骇泪下,竟日未出。因家人隐瞒,郑庆珏的死亡日期应更早一些。据郑晏回忆:1944年3月的某个周末,叔叔突然发病,发病仅3周后即去世,时年41岁。

郑晏回忆有误。据日记1946年4月5日载:“今日为清明,又为亡弟少丹周年忌”,可知郑庆珏于1945年清明逝世。表姐隐瞒死讯半年左右,也更合乎情理。

郑晏和叔叔一起生活的日子不短,她简介了郑庆珏的生平:早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曾赴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回国后供职于上海法院,日伪时期,曾在国立华北编译馆担任编辑并兼任伪北大法学院讲师。她回忆叔叔“突然大口吐血,走不动路,亲戚请来北平最好的私人医生到家看病,诊断结果叔叔患肺结核病已是二期”,这也是不够准确的。据日记1938年8月31日载:郑天挺与章廷谦闲聊,得知章有家书,“谓三弟患咯血,为之大惊,家书中从未言及,不知何故,岂讳之耶?”原来郑庆珏早已患病,只是没有告知家人而已。

如郑晏所言,叔叔的病情迅速恶化,很可能是大咯血不止,三周后即逝世。说起结核病的治疗,中医从无办法,而1943年美国瓦克斯曼教授已析离出链霉素,它对结核杆菌有特效,开创了结核病治疗的新纪元。不过回到战乱时的北平,平民想获得此药实属异想天开,用郑晏的话说,“那时只要传染上肺结核基本就被宣判了死刑”。(图3)

图3《肺结核之常识》

三弟的性格大概较为深沉,患病后连兄长也不告知,郑先生尚须通过外人知悉。而在郑晏的回忆中,“叔叔脾气特别大,整天绷着脸,不苟言笑,所以我们很怕他,对他是敬而远之”,这很可能是郑庆珏采取了一种主动隔离的措施,如“他的房间非常干净,从不让外人进,弟弟们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从不与我们一起吃饭而是单做”,“他终身未婚”都可用此解释,只是郑晏当年不明白叔叔的良苦用心罢了。

长女郑雯

抗战中,郑雯和郑晏(右),后立者为叔叔

丧亲之痛还在继续。长女郑雯,与郑晏为双生子。一众儿女中,郑雯天赋最高,贝满女中毕业后就读北大,不过是“伪北大”,日记1942年11月29日载: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

被称为“大宝”的郑雯极受宠爱,日记中现身近四百条。1943年,郑雯不愿待在沦陷区,执意前往大后方投奔父亲。辗转三月抵滇,8月14日与父亲不期而遇,“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此时父女别离已近六年。

抗战前,郑雯、郑晏(左)在小酱坊胡同家中

之后郑雯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这位长女极为好强,1943年10月24日,“雯儿来,月考逻辑八十八分,以不得九十分以上也,大哭”。郑天挺平日交游,如女儿得空必是一同前往,如1944年2月1日,携之往视沈从文。郑沈虽为文科同事,并无私交,日记中正式拜谒仅此一次,大概还是女儿对新文学家感兴趣,才有此一行。

昆明学生运动不断,郑天挺生恐女儿卷入其中。郑雯也是乖乖女,校长太太相邀参加美国红十字会茶会,这是锻炼社交和语言的好机会,她坚辞不允,实在躲不过,只好相商于父亲。告以“可述余不准参加之意,万不获已,只许参加一次,此后不可再往”,郑先生更愿意邀请钱学熙教授来家中为女儿补习。

1946年,郑雯自西南联大三年级结业,拟返回北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7月14日,郑天挺得悉惊天噩耗,前日中央航空公司自沪飞平的飞机在济南失事,死亡名单中有郑雯的名字。郑先生伤痛欲绝,“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并沉浸于不断自责中,“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郑晏和她的两个弟弟此四图出自黄培《致敬我的母亲郑晏》

回想1937年冬,自己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事无巨细,一一叩门送钱,并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女儿北上无人照料,乃有此祸。痛定思痛,郑先生“固不敢以怨也”,只能长叹“天乎”“命乎”。当日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一部波澜壮阔的日记至此戛然而止。

作者:罗逊

打开网易新闻,阅读体验更佳
大家都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