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开明派少壮亲贵何以错过最后的救命稻草?

经济观察报书评01-05 08:38 跟贴 641 条

作者:孙燕京,来源:《史学月刊》

清末十年,在主持改革与力挺宪政的政治群体中,趋新少壮派亲贵显得思想开明,行为激进,敢于任事,他们招贤纳士,优容革命党人,成为执政舞台上一群星光熠熠的政治明星。他们三步并作一步,急功近利,贪大求洋,试图在短短几年内完成“强盛国家”的大业。那么,在清末贵族宗室普遍慵懒与麻木不仁的氛围中,什么因素驱使他们格外“奋发”?在内忧外患下,他们是怎样认知自己及王朝大势的?他们中间有没有较为共通的性格因素?本文试图解释趋新少壮派亲贵的心理基础与思想动因。

少壮亲贵的立宪趋新

本文涉及的少壮亲贵,主要包括载沣、载洵、载涛、载泽、载振、善耆、溥伦等人,他们年富力强,位尊权重。虽然这批人在资历、声望方面与历朝重臣相差甚远,但却经由身世走上历史前台。他们本初的生活样态是优容、玩乐,但在不经意间被推到了历史前台。

清末政改,特别是宣统三年的立宪改革,趋新的突出特点是求全、追高、速成。关于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研究汗牛充栋,这里从略,笔者想追究的是“改变”之下的政治心态。翻检清末史料,可以感受到少壮亲贵的心态植根于“救急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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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

庚子事变以清廷巨大的羞辱与让步逃过一劫,但接下来的危机却越来越重。光绪宣统代际转换之时,日俄企图撕裂中国的野心愈益膨胀,致使朝野上下形成普遍的焦虑。“甲午、庚子之后,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而操纵失宜,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中国等级向居人后,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亲贵出洋,何尝无所激刺,奈事过辄忘。”搁置“事过辄忘”一句,这种刺激和耻感,易转化成奋发趋新的动力。载沣等少壮气高心急,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改弦易辙、用西用新之路。

少壮亲贵此时的情绪,就是“焦虑”。这种焦虑的心态直接影响社会。由于强邻逼迫,清末十年全社会弥漫着“恐慢”心理。恐慢心理在情绪上转化为急切,容易导致行为上的急功近利。胡思敬谈到各部委为适应新时代而学新知学外语,你追我赶,甚至焦虑本部不办学馆则“无以自存”。“赵尔巽署户部尚书,设计学馆,令司员赴学,已而刑部设法律馆、兵部设兵学馆、工部设艺学馆、吏部设吏学馆,翰林院开学会,彼其所学亦不外异国语言文字,与僧伶优妓无以大过也。予闻吏部人语同僚云:‘今新署林立,我而不开学馆,将无以自存,渐为他部所并’。”官员们竟张皇到担心不改革就会被其他部门吞并的地步。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社会舆论、立宪派以不断请愿的方式迫使清廷预备之期一改再改,也是这种焦虑情绪驱使下的“恐慢”与“急进”。1907年,清政府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各国认为中国没有海军,不具备头等国家资格,这使少壮亲贵大受刺激,海军兴复计划也再次热闹起来。至1909年,出任海军大臣的载洵提出庞大计划,宣布用七年时间重建中国海军,责成度支部筹银1800万两。可以推想,即使国家财政充裕,短短七年也未必能建成规模初具、列装严整的海军,何况“库款奇窘”呢。

尽管除海军建设规模、速度当时是问题,而对趋新少壮亲贵来说,急速变革不是能不能、而是敢不敢的问题。并不看好中国海军计划的外国军火商竞相巴结少壮亲贵,外商的追捧让这些年轻气盛、少不更事的亲贵昏了头脑,以至于摄政王、外事部门不得不专门发去电文提醒他们,不要轻易答应购买巡洋舰、军械和聘任外国军事顾问等任何要求,“至各国考查时固宜辑睦邦交、恪恭将事,惟无论何国,如有会商要求之件,均不得轻易然诺,致启将来种种纠葛”。

1910年,载洵、载涛兄弟俩交替出访,甚至没有明确具体任务就翩然上路。驻美公使私下跟载涛讲,身为贵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列国的猜忌,说:“若又无所见而来,无所闻而去,人其谓我何?然则王胡以来?”载涛无言以对。张荫棠公使规劝道,“国家之危,将在旦夕。以王之尊亲,使于四方,苟利于国,观时而动,何等不可者。不然,亦伪为之,庶无贻羞于此”,就是“装”也得装得像一些。1910年,期盼得到美国支持复建海军的清廷,派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去联络,以实现中美海军合作。驻华公使嘉乐恒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国务卿:“如果允许我表达对这项计划的意见的话,事实是中国不需要任何庞大的海军;他们也许只需要为沿海和内河巡逻警察工作所需的、或为缉私和镇压叛乱和训练官员所需的已有的炮艇、游艇等等,但战舰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他们没有钱支付这些战舰,也没有能够操纵这些战舰的官兵。这是目前普遍的看法:如果他们有一艘或更多的战舰,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加强或扩大日本的海军,因为如果日本与中国或其他国家发生麻烦,在他们需要时日本会攫取这些战舰,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不能阻止它的发生。由于他们的固执和保守,中国人有许多的想象和虚骄心理,他们热衷于表面文章,不关心事物的本质;他们喜欢拥有一个大国的所有标记,并像大国那样受到尊敬。因此,他们想要陆军和海军、枪炮和堡垒、战旗、战鼓和军号,同时却没有使用它们的经验或能力,此时他们对战舰的需要还不如一个小孩对枪的需要。鉴于他们发动的许多实际改革以及他们正在倡导的教育工作和商业及资源的开发都急需金钱,并且也因为他们的税收或其他的收入来源都到了极限,因此,在我看来,鼓励他们负债发展海军或进行庞大的海军投资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一个不友好的行为。我想没有任何比它更大的金钱浪费。”其中所说,“他们热衷于表面文章,不关心事物的本质;他们喜欢拥有一个大国的所有标记,并像大国那样受到尊敬。因此,他们想要陆军和海军、枪炮和堡垒、战旗、战鼓和军号”一段,最耐人寻味。这是对趋新少壮亲贵虚骄心态的一种素描。

少壮亲贵贪大求洋,在“趋新”方面则是紧跟世界潮流。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亲贵的开明与新式做派,确实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1909年讨论修改刑律问题时,载沣说:“此次核定,须先将主义拿定完全,以世界为主,期合于人道之大凡,方不负先朝修改刑律之美意。”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按中国几千年的条规,此举属于十恶不赦。但是,办案的善耆却显示了新风格,非但不杀,还给予汪精卫相当的礼遇。“此次汪兆铭一案,监国意主宽大,又得肃邸及内城总厅为之维持,故前日廷谕免死,将汪、黄二人交法部永远监禁。罗某则监禁十年。一切皆按文明之法相待,并闻朗贝勒将此案定拟时,先请庆亲王指示科刑办法,庆王答称摄政王意旨所在实为至善,若处以极刑,该党必益反对,恐有暴动之虞。各王大臣皆以为然。后由法部堂官说明,现值立宪时代,即取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律变通处罚如何。自庆王以下诸枢臣皆以为然。”以宪政的名义,体现出来的办事新风自然博得国内外舆论一致盛赞。少壮亲贵的办事新风不仅表现在对革命党的宽容,还表现在对贵胄子弟不轨活动的严惩。同年,在烟台水师学堂实习的二十多名贵胄学堂学生,成绩不佳,却“挟贵骄人”,与平民学生极不融洽。他们在一次训练时,因失误引发了平民学生的哄笑,于是“宗室各学生竟引以为奇辱,相约退校回京。洵贝勒接到该省电报,初意俟接见该学生时稍加申斥,劝其仍行回校。不料该学生等不服贝勒劝谕,出言挺撞,贝勒大怒,遂将二十学生一律开除,并不准再入他项学校”。海军大臣载洵的处理手法与另一位趋新亲贵善耆如出一辙。

显现文明气象的还有资政院的种种新举措。担任总裁的溥伦,对资政院的工作相当热心,参政内容处处模仿行宪国家。资政院开幕在即,“尤为中外观瞻所系”,一定要办得体面,事先演练细节,给记者留席位,不放过任何疏漏。在军机们煞费苦心密谋未来国会如何限制民党时,载涛据理力争道:“两党互争政见,各国通例,若抑民党,何用议员?断不宜干预。”甚至提出应开放“党禁”。至于设责任内阁、召开国会等问题,趋新的少壮亲贵更是积极发声。

自放洋归国后,这些少壮亲贵锐意进取,奋发图强。载振归国后即建议实行商务、办学、路矿三大政。1904年赴日本参加国际博览会,溥伦“遍视帝国大学、博物馆、陆军士官学校诸处”,当即提出要“规复”海军。载涛赴欧美访问,觉得发辫低垂令自己难堪,命令部下率先剪辫(但终归自己身为王室成员未敢擅自径剪)、改穿西装,他还效仿他人,给美国华侨会捐款。1910年,载沣的两位胞弟因剪辫问题与众军机大闹,辩论再三,甚至“互相口角,两造声色俱厉,大触监国之怒”,以至于影响到军机的去留。主管海军、陆军的载洵、载涛觉得,以中国之大,“若内外大臣实行痛处虚糜,共守维持国脉之心,想年省千数万两尚非难事”,缠着主管财政的载泽要军费,实在拿不到就向隆裕伸手。他们急于振作,急于施展拳脚。一向谨慎小心的载沣不得不婉转地表示,载洵、载涛“虽敏锐有为,然求进之心太速,恐多贻误。且于政治阅历尚浅,非再经验三五年断难倚任”。

清末改革顺应了世界潮流,是大势所趋,但追新、求高、速成的难度与代价甚高。改革不仅需要国力、财政支持,需要良好的内外环境,还需要智慧与能力。令人叹息的是,趋新少壮亲贵多无处理综合性、复杂性决策问题的能力。德龄评价他们说:“满人不想学习,他们非常自负、没有头脑,他们认为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想要的就是快乐,皇族中的青年子弟只考虑娱乐。摄政王不想学习,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的兄弟们也不想学习”,“当他们在国外时,他们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改革,希望中国像欧洲和美国一样。可他们一回到中国,他们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又表示满足了。我对此非常惊奇。有一次,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以那样的方式生活,不得不感到满足’”。德龄的评价与上述表现完全不同,看似形成了悖论,但实际反映了趋新少壮亲贵在说与做、思与行、时代进步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与理想冲突。他们拥抱时代的动因还羼杂着强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

少壮亲贵的性格特征

20世纪初年,在内外压力及时代感召的驱使下,少壮亲贵走上了立宪趋新之路。强烈的危机意识、救亡志向,加之身世赐予的当仁不让,促使他们迅速崛起并风光无限。在立宪趋新的道路上,他们的性格特征迅速升腾为决定性的一方。

表现之一,是与他们年龄密切相关的不服输的朝气。

1901年,载沣赴德谢罪,行程日记中记载的多是富强之事,表达他强烈的复兴愿望。在他1909年摄政伊始,舆论一片颂扬之声。有夸赞他“生平喜阅西书,深知世界大势,凡应兴应革事宜,见解特异。对于国会,希望成立之心异常深切。刻闻王拟将国丧办妥后,与军机大臣协商预备一切事宜,果断施行,以期挽回因循之痼习”。赫兰德评价他“威严尊贵,聪明过人,话虽不多,但与人交谈时总能找到话题,不至于冷场。他不好闲聊,但与自己的平级在一起时,却也是妙语连珠,非常幽默诙谐”。言语之间虽有过誉之嫌,但那种年轻的气息跃然纸上。新晋度支部尚书亲贵载泽,办事积极,“命各司员于八钟到署,十二钟散值,毋庸衣冠”,刮起一股官场新风。当然,“惜于部事尚少阅历,故司员呈堂画稿,虽留心考察,终属茫无头绪云。然吾谓较有阅历而不肯留心考察者犹稍愈焉”。载洵第一次出国每每因发辫与装束感到难堪,第二次出访干脆改穿军服以壮声威。载涛访英虽屡屡受挫,但成行之后终于在骑术上给自己及皇室挣足了面子。诸如此类,皆是一股奋发之气,在清末政治中相当抢眼。

1910年间,风头正劲的少壮亲贵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上下。

表现之二,是与身份、地位有关的敢于任事,不讲情面,敢言、敢作、敢当。

五大臣出洋

以剪辫易服为例。在国内,少壮亲贵发辫被赞优雅美丽。但走出国门后,他们却深感自己发辫所带来的难堪。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归国后,载泽率先倡议剪辫,遭到慈禧的痛斥。到载洵、载涛受辱之后,这个问题再次突显出来。载涛坚“请全国上下剪去发辫,以示实力欧化”,最早出洋的少壮亲贵载振,曾借立宪之机提出“归并八旗”,这一激进的想法让慈禧大动肝火。

少壮亲贵虽因过急过激受到压制,但趋新热情却屡挫屡奋。载振自己不想学习,但不妨碍他提出大兴教育的计划,他曾力言教育的种种作用,以至于原本痛恨新式学生的慈禧也动了心思。善耆在崇文门税务管理、兴办现代警察、改革城市管理等方面都有建树。预备立宪开始后,作为第一批出访大臣之一的载泽,指出中国为什么不能长治久安,就是因为没有好制度,责任内阁的设立等同于“汤武革命”。他还对几百年间满人自称“奴才”的陋习痛加批驳,认为搞立宪就需要拒称奴才,推文明之风。1910年日本悍然吞并朝鲜,中国朝野极为震惊,一时间舆论哗然,多以力言危机、呼吁觉悟、防范日本为言。日本驻华大使“伊集院近以京外各报登载日本并韩种种情形,于该国有所不利,特向外务部要求代为禁止”。外务部官员对日本的恫吓惊恐万分,赶紧请示主持民政事务的善耆,善耆断然拒绝道:“日韩合并已经实行,各报所纪均属事实,即所撰之论说、时评亦不过借韩之灭亡以警惕国民政府,不犯公法,不违报律。本部实无禁止之理由,外人尤无要求之借口。贵部既不即时拒驳反商之于本部堂,本部堂不能为此无理之取缔,即使钦奉谕旨,亦难遵办。且此事各国报纸纷纷登载,不识该公使均请禁止乎?抑专禁止中国乎?”这样的外交辞令,在清末国际交往处于劣势的境况下难得一见。善耆不仅了解政情、了解宪政、敢言,还敢干。毫无疑问,即便对中外大势有了解,有见识、有远见,若没有近支王公地位,没有敢言敢干的性格,也很难在清末立宪中走远。表现之三,思想开明,性格开朗,好结交。

与外界往来既能开阔眼界,又能增长见识。1903年新政初起时,《大公报》刊载评论说:“近来京中各亲王贝子与外国官商往来者,惟醇王、肃王、振贝子三人为最密,改良中国之心亦最热,肃王不仅学英文,并请某西员教其子以西国兵法。”此时载沣20岁、载振27岁,年长的善耆也只有37岁。据说载泽、载洵、载涛酷爱结交新式学生。由此有人讽刺说:“故学生一派乘之而起。若辈接近邸第,把持部务,若似乎在王公及部员之间,生出一重障碍也者。至部则曰‘王爷、公爷之意也’,在邸则又曰‘部员非此不可’,因而上下其手,甚至潜施毒计,以覆其宗。”

跟善耆往来密切的汪荣宝,曾给他特制一方“好贤如缁衣”的闲章,形象地说明了善耆的性格特点。而善耆则给归国留学生们安排工作,从而给清末城市建设和行政管理带来新风。革命党人程家柽、谷思慎与善耆交往密切,甚至被延为幕僚。善耆称程家柽为“学界魁杰”,颇“引之以自重”“备道倾慕”“言之殷勤”,还把程妻留在肃王府中教书。汪精卫暗杀未遂被捕后,善耆没有难为他,反而“再三慰问,极致钦祟”,这在亲贵中颇为罕见。汪精卫被捕之前,早已因为鼓吹革命而名动大江南北。即便这样,善耆仍力主不杀,足见其开明与胆识。善耆的新潮绝不是无源之水。史载,他接受新思想的源头之一是看《民报》,据说当时他每期必读,期期不落。不管善耆的出发点是什么,开明带来的社会影响无疑是积极的。

表现之四,政治上的不成熟及认识能力不足。

1902年,载振出访英国受到强烈震撼,回国后立即提出发展商务、路矿、学堂等建议。慈禧细问其详,载振回应说:“西国盛轨一时,不能遽臻,若日本今日情形,中国不难企及。”1910年,海军大臣载洵抱定分购各国舰船的计划,曾说根本的办法是自己制造,但一时能力财力有所不逮,为了救急,只能采买,既可以“联络邦交”,也可以保守中国海军的机密。年龄最小、阅历最少的是载涛,他出国后受的刺激最大。他深感“国势之危,千钧一发”,还经常为此伤心落泪。因此极力主张速练陆军,“有欲将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头等国之概”。随即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昌言改革。谈及政纲,他直截了当地说,“欲破除今日政界积习,非持急进主义不可”。皇族内阁宣布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在就职演说中讲道:“诚以交通时代与闭关时代不同,立宪时代又与专制时代不同。昔以保守为主者,今则以进取为宗。昔行消极主义,而可以保安者,今则非行积极主义不可以图存,是则大势所趋,不得不然。”

政治上的不成熟还表现在保路运动兴起之后,少壮亲贵们的盲目乐观。保路运动、黄花岗起义发生后,亲贵不以为然,甚至说:“纵使广东亦叛,不过四川第二而已。彼广东无故尚有匪乱,何况今日有词可借,以此恫吓,殊不足畏,转是总督借端要挟,为可畏、可恶也。”他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远比其他因素更高。在辛亥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汪荣宝等一伙年轻人跑到善耆家里问计时,善耆依旧相当乐观,他“以为东南各省之纷扰如同儿戏,倘中央政府立定脚跟,各省自然瓦解,并力劝余镇定,毋自惊扰”。

表现之五,头脑易热、盲目乐观。

1907年,溥伦自日本归国,顺道查看南方政情。他觉得“苏杭甬路款一事,异常固结,均守定商办拒款四字宗旨,相持日久,人心渐形惶惶,无论外交上如何为难,必须竭力商量,稍微变通,以顺舆情。只须办到此项借款与路无涉,民情庶可稍安”。这意味着,只要把为修路所借的外债换个名目,糊弄一下百姓就可以暗度陈仓了。他还建议,“派盛进外部,庶事权相属,办事较易为功”。事实上,在清末,列强给中国借款除了经济动因外,还绑定了政治条件;况且国际间条约不可能形同儿戏,冠之以其他名目却挪用修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他知道外国人信任盛宣怀,便天真地以为,派他到外务部任职就一切都好办,这岂不是过于幼稚?诸亲贵中,善耆是公认的“有才识,睥睨傲物”式的人物,在各任职岗位上也政绩突出,但常常出言随意,判断简单。孙宝瑄曾评论说:“肃邸状貌极厚重英伟,惜出言太轻,看事太易。”王照回忆戊戌时讲了一段故事,很能反映善耆的性格。“其前岁(光绪三十三年)肃王曾谓余曰:我所编练之消防队,操演军械,无异正式军队。以救火为名,实为遇有缓急保护皇上也。至是(光绪三十四年春夏之交)余自保定来,题及前话。谓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爷即可带消防队入南海子,拥护皇上入升正殿,召见大臣,谁敢不应。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后手矣。王曰:不先见旨意,不能入宫。我朝规制,我等亲藩,较异姓大臣更加严厉,错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无法。余曰:不冒险,恐不济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险可以成的。你冒险,曾冒到刑部监里去,中何用来。余扼腕,回保定。又百余日而大变酿成,清运实终矣!”

庚子事变之后,清廷迅速完成世代更替,推出一批政治新人(笔者无意涉及包括汉大臣在内的权贵,仅限于亲贵),用年轻、相对开明的亲贵弥补被惩办的祸首(一批极端保守的王公大臣)之缺,实现了代际转换、新陈代谢。实事求是地说,正是他们的亮相,导引了清末政改新风的劲吹,中国宪政呼之欲出(这里不谈立宪派的作用)。正因为他们年轻、开明、有朝气,又先后出洋开眼界,从而滋生追新的种种思想行动,甚至不自觉地带有某种现代性追求。少壮亲贵尽管表现了相当程度的不成熟,但在时代风云、世界潮流与个人性格的共同驱使下,完成了少壮亲贵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跨越,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清末立宪的政治节奏

对立宪而言,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关键点是确立国家根本宪法,然后依法行宪。宪法的要素是民主、法制、人权。简单说,是限制政府的权利,扩大与保障人民的权利。民权得以扩大,皇权受到一定限制。清末少壮亲贵与其利益集团一样,追求的是在行宪前提下,保障贵族特权并设法最大化。载泽指出,“君主裁成于上,以总核之。其兴革诸政,大都由上下两议院议妥,而后经枢密院呈于君主签押施行”。“总核”“签押”,看上去就没有实权。相比日本天皇,实际拥有17项军国权力,“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因此主张“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他们确信,除了尊崇国体外,皇权毫发无损,这样的让步实在太划算。在他们看来,与皇权密切相关的皇族亲贵必将一体沾光(而他们不知道,在行宪的前提下,皇室的规模是应该受限制的)。可见,用宪法保障君权,确立“皇位永固”万世不变的格局,是清末宪政少壮亲贵的追求,日式宪政让他们备受鼓舞。亲贵们除了在密奏中讨论立宪的影响之外,还形成了标志性的总纲——“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在他们心里,治理国家的办法任由讨论,决策由朝廷做主。在后来面对第四次国会请愿压力时,他们就用这一句话训斥立宪派。可以说,他们尽可能地模糊宪政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尺度和界限,作为为自己辩护的万能工具,同时也包含了全部的悖论与紧张。

在认定立宪于君权无碍后,他们致力于消解君权神授与主权在民之间的理念冲突。如果说20世纪初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模式中找到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揭示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君权神授的观念骗局的话,那么,在少壮亲贵这里,则努力把君权神授与主权在民之间的冲突消解掉。端方曾经告诉慈禧,立宪之后皇帝可以“世袭罔替”,这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追求。载泽说:“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律法,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之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术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镕铸而成日本之特色。虽其兴革诸政,未必全无流弊,然以三岛之地,经营二三十年,遂至抗衡列强,实亦未可轻量。至其法令条规,尤经彼国君臣屡修屡改,几费切磋,而后渐臻完密。”当两者共存共荣、相得益彰的时候,消解冲突的工作便大功告成。

清末各派追新思潮有不同的发展节奏,一是止步于君主立宪的形式——以少壮亲贵为代表,他们笃信日式立宪,相信“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走下去便是“抗衡列强,实亦未可轻量”,其间最大的麻烦不过是“屡修屡改,几费切磋,而后渐臻完密”。二是同样追求君主立宪形式的立宪派和开明的地方督抚,前者目的是限制君权,扩大民权,用相对缓和的节奏促进中国政治制度的更新,后者则是在中央地方矛盾中占得优势地位(分权)。三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志士仁人为代表的“取法乎上”,比对两者优劣后,他们更倾向于民主共和。此外,还有如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毕其功于一役”,绕过资本阶段,直接进行社会革命。再如无政府主义更激进的政治主张,等等。

细究君主立宪,英式与日式有本质区别。在社会大众的理解中,预备立宪应该是英式的分权式立宪。其要点是虚君,君主不主事,带有明显的荣誉象征性,这样可以保全君主至高无上,永远不犯错误。而清皇族的核心亲贵们能接受的是日式的,实际上是君主立宪的变种。英式君主立宪是在资产阶级重压之下,国王和贵族妥协的结果。而日式君主立宪则来源于中央集权战胜幕府的分权与“割据”。由于起源、形成机制的区别,天皇的权力是实在的,不是象征。从明治到昭和,两位天皇的权力相当大。1910年,帮助善耆草拟奏折的汪荣宝,在要点里以“(甲)天皇之英断(乙)伊藤博文自述之语”提及日本国制宪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出,载泽、善耆、溥伦等亲贵往来频繁,对各种立宪文件进行反复磋商推敲。1911年,汪荣宝等人一起草拟宪法,“定议采日本宪法主义,而条件加严”,“敬悉第四批宪草,摄邸颇有删改,大抵以日本宪法为依据,不欲有所出入也”。期待英式立宪而行之日式立宪的悖论,在皇族内阁尚未出笼的时候,一直被立宪的热闹场面掩盖着,即使公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天下一片哗然后,少壮亲贵也没有停下脚步。

毫无疑问,从制度上说,君主立宪比专制进步。对此,在清朝宪法文本“总论”中有这样的描述:“以一人而谋国家共同之利益,曰君主政治;以少数人而谋国家之共同利益,曰贵族政治;以多数人而谋国家之共同利益,曰立宪政治。中国今日立宪,是由君主政治进步于立宪政治也。”这种进步具体落实在:“(1)人民权利、自由依宪法之负担,各自安图个人及社会之发达,(2)人民依宪法受议政权,关于国务利害之观念甚切,且发一种公共之观念,以助国家之进步;(3)代表议会制设置,不但使人民对国家之注意甚深,且可使政府注意施政,以矫正专断压制之弊。”对人民权利的表达甚至不输于今天各国的成文宪法。如果达成,中国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啊!

让少壮亲贵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改革的结果很糟。筹款的困难,内斗的频繁,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腐败猖獗,立宪党的失望,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形成了推倒清末立宪的历史合力。可以深究的是,清末少壮亲贵还面临着很多难解的悖论。比如,追新的结果自然是接受外来文明,而外来的东西又往往伴随强权、欺凌,很容易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狭隘的民族主义、扭曲的爱国主义纠缠不清,形成对立。当它放大的时候就容易形成文化的对立、文明的冲突,甚至引发社会阶层的对抗。清末政治实际上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老人政治,于是,改革中少壮亲贵们与老成持重的老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思想与决策对垒,这恐怕也是改革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

少壮亲贵们与生俱来的富贵安逸与其处事的性格特征,在无形之中加剧了改革的急进与走偏。文廷式曾说他们“傻”:“今时王大臣,不独非用人之人,亦并无沮人之才,真所谓‘奴辈’耳。运气若来,稍施伎俩,玩之股掌矣。”辜鸿铭讥讽道:“噫!今中国王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亦可谓之出洋看洋画耳。”恽毓鼎说:“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溥乳臭小儿,不足齿数。”这些说法既是对他们能力的怀疑,也是对他们主导下的宪政的高度不信任。

宣统年间,人们议论说:“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虽平日有好货之名,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汉员由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肯收受,闻其界限极为分明。余尝对宝师称道其人。师日:‘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余夙未与周旋,简建昌时,渠适在军机,例应往谒,见面行礼,不还,然却送茶坐炕,甚为客气。叙谈颇久,惟送客不出房门耳。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见客便坐独炕矣。”透露出权力带来的骄纵,虽贤如载沣亦不免矣。“辛酉之后,亲贵蜂起,纲纪尽驰,枢政益歧”,于是亲贵的角色愈趋之于下。

三分钟热度也是年轻亲贵的特色。胡思敬说:“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到后来,奏折究竟看不看都很难说,因为请示问题的急件,也照样批“著照所请”四个大字发还。刘体智说,载涛幕府里纷争不断、意见不合,他一度听信一种“直接入政府”的主意,于是策动载沣挤掉政治对手;旋而又听信另一派意见,找政治代理人而不入政府,于是他又停止入运动军机的动作。不管能力如何,亲贵们揽权夺利时,个个奋勇争先,这无疑加剧了矛盾的错综复杂化。少壮亲贵们思想单纯缺乏决断,关键时刻拿不定主意。武昌起义后,奉命入关赴湖北镇压起义的张绍曾,中途公开致电清政府,要求清廷还政于民(滦州事变)。此时,与张绍曾相当熟悉且握有重兵的载涛犹豫不决,失却了最后扭转困局的契机。

在重重矛盾中,少壮亲贵们的急于求成、慌不择路引发了道路偏转。由于少壮亲贵在海外镀金之时看“洋画”等负面消息,不仅导致其出“洋相”,丢颜面,更加重了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与质疑。到辛亥革命时,在“王公贵人之府第,平添警备,持戟荷戈之士,夹陛而纷陈。趋朝赴署之时,则武夫前呵,壮兵后拥,不敢一露其颜色。甚且托病不出,以谋藏身之固”。甚至在形势尚未吃紧时,京师已是风声鹤唳,大量官员携家眷外逃,以至于京奉铁路快车头等车厢内,“亲贵夫人占其大半”。时人讥讽道:“是乱党之势力未能骚扰至全国,而政府先自骚扰也;乱党之气焰未能摄天下之心,而政府反助之扩张也。”此时最悲哀的还是隆裕,她哀叹说:“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清末纷纷扰扰的立宪终于在摧枯拉朽中收场。

立宪民主是20世纪的世界性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壮亲贵追新立宪是大势所趋。在多数宗室贵族懵懂不觉的时候,他们力主立宪,力主追新,这一点显得难能可贵。载泽说:“奴才谊属宗支,休戚之事,与国共之,使茫无所见,万不敢于重大之事卤莽陈言,诚以遍观各国,激刺在心,若不竭尽其愚,实属辜负天恩,无以对皇太后、皇上。”况且,他们的目的不仅是护佑大清江山:“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宗室恒均说:“使中国存在于二十世纪之宇内,非满人之利,亦非汉人之利,中国之利也;使其遽跻于亡,非满人之害,亦非汉人之害,中国之害也。”1906年,载泽在《考察政治日记》序言里,讨论“用极”与“用中”的区别:“至用中而弊,虽云致弱,然使人皆修勉于道德,举国上下,同力一心,正可利用此有余之物力,以善其后,安见旧邦之不可以维新也!”在分析了民族发展的利弊得失之后,他又说:“愿我士夫,于事理之曲折,非有真知,勿为高论,务虚中以研究,蕲适用而救时也。又闻彼国俗之胜者,民质直而知耻。古者论才,惟判枉直。三代直道,行于斯民。故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又曰:道政齐刑,民免而无耻;道德齐礼,有耻且格。孔子于民之直于耻,三致意焉。岂不以此定人格之崇卑,兆国家之治忽哉。愿我国人,以明耻励自治之精神,以秉直养高尚之人格。庶国势日进,闻实昭于天壤,传永永而无穷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同。

关于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讨论措施是否适当,顺序是否颠倒,真情还是假意等进行追问,在这里完全没有意义,真正导致王朝崩溃的关键性因素还是当时满汉这一对根本的、无法妥协的矛盾。在融入世界潮流,面临抉择等关键性挑战的时候,民族国家、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内部种种复合型的矛盾羼杂期间,或许遮蔽了很多时代进步的东西,实属历史的悲哀。

笔者常用“权贵”指统治集团中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群体。本文“亲贵”指“宗室王公”,属于宗室之亲(清人常用)。“政治心态”指人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心理反映,表现为政治动机、政治态度、政治情绪、政治信念等。在新文化史语境中,指某个群体在一定时间空间里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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