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土匪与臭虫当道:民国商业旅行,是怎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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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作者:[英]吴芳思,译者:柯卉,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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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和铁路旅馆的出现,使商业旅行轻松了一些。理查德·多布森,一名烟草公司的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环游中国,拜访各地分销经理。烟草是一种极为成功的舶来品,是20世纪的鸦片。多布森讲了一个关于美国人杜克先生的故事,他们带给他一个机器,有了它,能够在一分钟内制造出一个工人能够制作的香烟数量。杜克说道:“给我那本地图册。”当他们把地图册取来的时候,他翻动图页,眼光并未落在地图上,而是末端引人注意的数字,直到他看到图例,“人口,430000000”。“这就是,”他说,“我们将要销售香烟的地方。”有人告诉他,中国人不抽香烟,他回答说,他料定他们能学会抽烟。在最好的销售季,我记得,仅我们公司,在华一个月的销售量就达到6500 000 000支香烟。

最初建立在河南省会郑州,“一个极其糟糕的中国的克鲁……有个火车站,周边有几条街,破烂的住房散布其中”,多布森乘坐火车出行,有时也坐牛车,行进路线与“铁路区域”平行,因为周边乡村土匪成群出没。与所有其他旅行者一样,他的任务是安排中国各地办事处的具体事项:检查账目和货物供应,确保他们全心服务公司,而不是与其他竞争者勾结。多布森的工作还包括礼节性地拜访当地税务部门,抵制手工卷烟。他声称,手工卷烟是不合法的,因为卷烟者逃税,虽然他知道“只要日本走私者好心地提供卷烟纸,那么这个国家的此类非法交易就不会停,除非派一支远征军前来将其彻底摧毁”。

火车出行仍然十分缓慢,其自身存在着特殊的问题。时至今日,中国的火车时刻表仍奇幻复杂,还要求掌握一定的文言文,因为有些线路的名称,是公元三世纪通行的地名。20世纪30年代,火车常常是满载的,某个有路子的商务旅行者会“找到一辆无盖的货车,坐在成袋的大豆上面,至少空气清新,但是冬天冷得不行”。过度拥挤并不是唯一的困难:“没有时刻表……您只管去车站,加入到露营大军之中,也许等一个小时,半天或一整天……然后在火车车厢顶部一番争夺,以求得到个好位置,因为车厢里面已经没有空地。”有些火车的窗户并没有玻璃,车厢里面也不会更暖和,还因为火车总是超载,他们的旅行的确十分缓慢。

很多商务旅行者发现,他们的目的地远离通铁路的大城镇,铁路终点站到了之后,他们不得不换用各式交通工具。在北方,它们是名声不好的北京二轮马车,自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带领的外交使团抵达北京起,乘坐它的外国旅行者就开始遭罪。“一辆北京马车,是一种有两个车轮,未安装减震弹簧的马车,有一个蓝色布料制作的罩篷”,因为缺少减震功能,在已被碾轧得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乘客颠得东倒西歪,满身淤青。有一位旅行者宁愿走路,并不是因为坐车时的不舒服,而是为了减轻骡子的负担,因为它们的背部生了疮。有些人还乘坐轿椅出行,“不是摄政时期的精英用来下午通话的闪闪发亮的电话亭,而是一种粗糙的稀奇古怪的竹制装置”,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华旅行者使用的就是这种式样的轿椅。另一些人则雇了独轮车。

很像是爱尔兰一种有背靠背座椅的双轮轻便马车,但是座位分别悬挂在独轮的两旁。你可以坐在任意一侧。你的行李会被放在一侧,而你则坐在另一侧……中国的独轮车什么都好,除了永远不会消失的吱嘎声……车子由一个人推动,他把两把车杆抓在手里,一根系结车杆的皮带绕在他的脖子上。

随着时代的前进,尽管道路的建设缓慢(仍然有大量需求)乘坐小轿车或货运卡车出行变得越来越普遍。理查德·多布森弄到了一辆公司的货车,行驶在新建成的从广州到汉口的军用公路上。他在拂晓时分离开广州,当时大雨倾盆。“我转错了弯;5分钟后,我们被逮捕,然后被押送回广州,丢尽了面子。”重新开始旅程时,他发现他的驾驶员“曾受雇于一家公交公司,但他不是一名司机。我自己从来没开过卡车,但在那位司机的坚持下,最终被迫驾驶车辆,减速换低档”。这不只是驾驶员的过错;公路也是一个问题。“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此前这里不通公路。这是一个不可能通公路的地方,我怀疑在这样的道路上笔直开50码都做不到。地面泥泞不堪,大雨仍在下。”天黑之后,他们龟速行进,一路上没完没了的U字形急转弯让他们时常被迫停车步行,探查下一个转角处的路况。第二天,他们彻底陷入了泥沼,不得不花钱请来修路工人把车子弄出来;第三天,来到一座结了冰的大山前面,他们担心车辆打滑。不得不停下来,幸运的是,“两辆满载欧洲人的车子隆隆往山上开,其中一辆的轮胎上缠有链条,咣当作响”,于是他们沿着前车铁链破开的冰面向前行驶。

和从前一样,在内地旅行充满危险。虽然有组织的威胁,如义和团拳民,已经逐渐消失,但是随着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统治开始,匪患又增加了。一名太古洋行的旅行者称,在不同军阀的领地之间,“会有无人地带,那是土匪的地盘,你会被绑架。我的前任……有一次前往汉江上游,在汉口遭到了绑架”。匪帮给自己取了富有异国风情的名号,但他们并非不威胁外国公司。1914年4月,临安被白狼帮洗劫的时候,亚细亚火油公司报告损失严重,公司大楼与货栈遭到破坏。

并不只有商务人士才有被绑架的风险。1933年,挪威工程师西格蒙德·埃利亚松,受雇规划山西境内黄河段的一项水利灌溉工程,该计划后来证明完全行不通。当地的反对意见以及腐败令其沮丧,他被当地匪帮绑架并扣留了数周。他设法逃脱,但发觉赎金已经支付。一年前,牛庄一名受爱戴的医生的小女儿也被当地匪帮东北地区活动的众多匪帮中的一支绑架。据说,平阔的农村地带到处可见能长到一人多高的高粱(一种谷物)地,为匪帮提供了特殊的藏匿之所,他们躲藏其中能够不被看见。“廷科”·波利与她的同伴(还有他们的3条狗)被抓住的时候,他们刚在牛庄的跑马场骑完马,一种可怕的痛苦的捆扎手法。一个索套环住我们的脖子,身后用一个活结系紧,交叉环绕上臂部位两次,然后重复一次,将我们背靠背捆在一起,系住我们的一根缰绳攥在抓捕者手里。我们的肘部以这样的方式反转在后,任何激烈的向前动作都会让绳子收紧,他们还威胁要勒死我们。

他们快马加鞭,快速进入高粱地,因为“土匪害怕在进入高大的密密匝匝的高粱地之前被人看到,他们躲在里面很安全”。在支付赎金后,她也获得了解救。在为期5周的在谷地里穿梭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后,日本人展开了军事行动。

小说家斯特拉·本森在中国东北幸免于难,她的丈夫安德森是中国海关官员。在滴水成冰的冬季,她仅有的外国邻居是德国和加拿大的传教士,带着一名不靠谱的厨师——“太太,我喝多了酒,做不了晚饭了”——还有一个热情友好的俄国人,他的厨房用具不够用,“吃的乳糕和坚果放在一个锅盖上,从一个果酱瓶里倒出伏特加来喝”。短暂的夏季给人们带来一些补偿,那时,斯特拉能够种植土豆和卷心菜、大豆和豌豆、莴苣、小萝卜和胡萝卜,还有甜杏、罗甘莓和甜豆。

1927年,东北开始征收新的货物关税,激怒了当地日本商店的店主。一伙暴民冲入海关仓库,斯特拉·本森和她的丈夫“把狗和马都送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我把翡翠珠链、人造珍珠和无价的本森手稿交给差会保管,它们被安全地藏在院子中一处灌木下,我们选好能够最容易翻墙而出的地点,一旦暴民们冲进大门的话,穿好黑色衣服(任何一位妇女都会意识到,在这样的时候找到一双有着不张扬的香槟色的不透明袜子有多难),然后坐下来静等,阅读《诺桑觉寺》,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幸运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尽管斯特拉因为在8月号的《国民》杂志上发表“满洲的小事件”,遭到日本当局的指责,海关总税务司为此发布出版禁令。

生意竞争也变得危险起来,在河南许州,理查德·多布森注意到,外国烟草购买者“触动了当地商人的利益……数周前,我们的‘一号中国人’,一位杰出人物,在我们的院子外面被枪杀……我很快感受到小小社区中蔓延开来的紧张情绪。一天晚上,我摇醒其中一人,就在几秒钟的时间内,他跳下床用一柄左轮手枪指着我……短短数周之后,一名美国经理被杀……我们的烟叶采购人撤离。”

行走于商行驻地、传教士驻地或大的城镇之间,旅行者们不得不接受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可供住宿的地方。在一路向北的货车之旅中,多布森在穆利克客栈得到了仅有的一处空房,“楼梯下的一间橱柜,一宽窄不超过五英尺半,到处都是臭虫”。村庄中能够过夜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不曾变化过,当地人一如既往地好奇,和约翰·加文1863年的登山旅行中遇到的那些人一样。在华北,一名旅行者回忆说,窗户,包括那些内室的窗户,都只是糊了一层纸,而非玻璃,“村庄里所有的孩子都跑了出来,在纸窗户上戳个洞,以便看一眼外国人……破损的纸窗户不能防风,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待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能睡着觉,实在太冷了。”有次在一处客栈,抵在纸窗户上的鼻子让他抓狂,于是他走到外面,请他们进来,以便结束这个局面并且保住他的窗户。

大约一共有6个人,我让他们围拢过来,包括那名乡村老师。他说:“我们之前从未见过外国人,让我们见识一下,您会介意吗?”我说:“当然不介意。”于是那名老师走了进来,审视我的袜子和鞋子,问我它们是什么材质做的。这我能够告诉他,我们还进行了其他简单的交流,他最后说道:“真的非常感谢您;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有趣的事情。”

中国北方的客栈建在庭院四周,低矮的单层平房,建筑朝向庭院,有装饰性的网格窗户,全部都糊上了易破的纸。房间通常提供一张床,但是更常见的是炕,或称中空的砖石平台。卫生设施有限。也许会提供洗澡水,但通常会有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厕所,“一想到它就会不寒而栗”,“只要有可能,宁愿在野地里解决问题”。

在中国西部,客栈的结构有所不同,用木头而不是北方那种坚固的砖头和泥巴建造,底楼会有一家餐馆,卧室在楼上,而开放式的中庭,没有隐私可言。风尘仆仆的旅人不得不在底楼冲澡,如阿奇博尔德·凯里所写的那样,“其他吃晚饭的人,以及外头街道上的行人全都能看到。当看到有外国人在洗澡的时候,后者常常会聚拢起来……尤其是他刚好在刮胡子的时候。”凯里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外勤职员,他渴望能够在澡盆里坐下来洗浴,而不是“用海绵从一只拎桶里面蘸水,拎桶大约只有通常洗手盆的大小”,他相信,只要付很少的一点钱,客栈老板常常会放人进来看外国人洗澡。

一家四川客栈楼上的卧室,房间里“会有一两张或3张床,这取决于不同的房价。提供照明的是一个小小的平碟子,里面盛放了植物油,灯芯的一端泡在里面,另一端点燃发光。还会有一张快要散架的桌子,一两把简陋的椅子或凳子;桌子上会有一个豁口的中式茶壶,里头有饮用水,还有几个小小的茶盏,万一你想要招待朋友喝水或漱口的话。”

臭虫是最糟糕的问题,正如凯里解释的那样:“冬天,这种无声爬行的家伙等到人睡着了,才从地板和墙角裂缝里钻出来,爬进被子里,吸食你的血。那种会跳的家伙并不会这般忸怩……我们经常把虱子称为‘缝合松鼠’。”客栈也会提供一床单人软被,如果你属于那种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士,你可以用它来代替你自己的寝具”。有经验的旅行者会带一块平滑的床单,垫在自带寝具下面。DDT粉撒在床铺周围,还要加一个蚊帐。

旅行者们对当地饮食的态度不一:有人也许会带上碘酒、阿司匹林、威士忌、面包[他不喜欢中国北方松软的水蒸面包,宁愿吃他自己的,即使它们在旅程进行过程中已经发绿、发硬]、罐装猪肉、罐装豆子、焖羊腿(同样是罐头制品)还有天津屈臣氏出品的正广和瓶装水。76阿奇博尔德·凯里自带大部分食品,尽管他沿途要购买鸡蛋和鸡肉:“例如白面包和爱尔兰土豆这样的土产是奢侈品,只有回来后才能享用。”伯纳德·卢埃林是英国公谊救护队中国车队的志愿司机,这一志愿组织的到来是对日本威胁的回应。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的卢埃林享受当地食物:

热腾腾的食物,吃起来很美味,味道胜过你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街边摊能够吃到的东西。煎好的鸡肉、豆腐脑、韭菜炒肝片、炒鸡蛋、豆芽、汤汁鲜美的面条,如果餐馆靠近河,还会吃到整条鱼,鱼汤无比美味……增加了蒸米饭的风味。

不管对于中国食物的态度如何,所有参观过外国洋行地方代理处的人,都不得不出席代理处主办的宴会,那里提供中国特色的精致食物,如燕窝羹、鸽子蛋、鱼翅、青蛙腿以及海参。宴会出现16道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热米饭和高粱酒。一名太古洋行的代表回忆他在中国北方参加的一次宴席。“17道菜肴,食材全部取自水生动植物——菱角、各种各样的鱼、鸭子,诸如此类……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没有用寻常的筷子吃东西,而是用包银的乌木筷子,这确实考验我用筷子的技巧。”如果说餐会充满异国情调,那它完全不能与斯特拉·本森在东北宴请海关官员太太们的场合相比。

不过在那次宴会上,食物不是谈话的主题。

留意到她穿在里面的华服,高太太(有意地)说:“亲爱的,你穿得不怎么多啊。”她撩起贾太太的紧身软缎裙的下摆,露出里面的红色真丝绣花裤,并且掀起红色真丝裤的下摆,露出里面一层黑色软缎。贾太太对这样的搜检很是自豪,不过,当高太太掀起自己的裙子下摆,展示白花花的皮肉之时,她的脸拉长了。谁都没有需要清洗的东西。

远离家门的时候,商务旅客和其他旅行者常常入住差会驻地。伯纳德·卢埃林定期会去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灌县的驻地,它位于成都平原边缘上。

差会驻地在主街上……外国建筑样式,我第一次踏进那间起居室,看到一册温森顿·丘吉尔的演说稿放在桌子上。这种意想不到的很熟悉的东西,你肯定会碰到……当看到与你家乡书架上同样的一本书在这里出现,你会很震动;熟悉的音乐旋律,桌子上摆着英式茶。

在贵州的卫斯理会驻地,他“出神地聆听一台不可思议的便携式留声机里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演奏。”不过,他最喜欢的差会是“对(外国)旅行者开放,任何信仰或完全无信仰皆可以”的位于毕节的女执事会。驻地提供住宿,舒适程度是商务旅行者做梦都想不到的。

玛格丽特修女,有着胖嘟嘟的粉红面颊……会把我们带到卧室,告诉女佣带几罐热水来,准备好毛巾和肥皂。洋铁皮做的澡盆搬进来,在我们洗澡的时候,玛格丽特修女会翻看我们的干净衬衣上是不是缺了纽扣……多次申明之后,门边会伸出一只抓着件外衣的光胳膊,玛格丽特修女,她会确认附近没有年轻的修女偷窥一只具有男性气息的胳膊,即使没有披上白色的莎米太,即使没有那么神秘、卓尔不凡。她取过衬衣,然后迅速把目光移回到针线盒上……

她们给我们吃外国食品……我在毕节吃到过的布丁和蛋糕啊!蛋糕是笑眯眯的约修女做的……她有很长的德国名字。

到了晚上,约修女会吹奏她的长笛,还有人弹奏风琴,美好的生活,和谐且宁静,玛格丽特修女会讲些未必真实的笑话,有关当地人的闭塞无知:

从欧洲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装了别人不要的内衣裤,被分给了她所在教会的信众,他们满心感激。在参加第二个周末的礼拜时,他们穿上了新得到的内衣(包括……提及它们实在难以启齿,以至玛格丽特修女都无法向我们描述……骄傲地套在他们日常衣服的外面。

20世纪初的商务旅行者,不仅包括那些负责货品供应以及检查各地代理处的职员,还有专家们,他们考察这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为的是搞清楚渗入这个市场的突破口。公司企业最终开始明白市场调查的重要性,开始重视熟悉当地情况,而不是和数十年前他们的前辈那样,简单地希望,一旦英国产的衬衣在中国售卖,中国人就一定会购买。

作为化工企业卜内门公司(1926年,该公司成为ICI的一部分)的总代表,化学家亨利·格伦迪宁在1899年到达上海。虽然他被人怀疑,而且也得不到商业机密,但他还是拜访了杭州的练丝工、染匠,看到他们用草木灰和肥腻的猪胰使丝绸柔软,他的总结是,“把情报带出中国是一件不恰当的事情”。他给制造洗衣用苏打和肥皂的内地商人一些指导。在天津,他就棉染业的染色剂做了汇报并注意到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不久前,染坊开始使用外国产靛青,但是因为价格过于昂贵而放弃。”不过,在经过广泛的市场研究,走访各地代理处之后,他得出的意见是:“即使在这里,纯碱贸易的中心,你们的产品与很多低质的本土原料相比,在价格上也很有竞争力。”美国贸易公司驻天津代理埃门斯同样乐观:“以外国公司为基地,作出必要的布置,这之后,如果你雇一个或几个人四处推销,你的产品推广不一定会慢多少。”

到中国的第一年年底,格伦迪宁提名一个他认为能够打开中国碱市场的人,此人是李德立。李德立是英国人,最初有意从事领事外交工作。不过,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受到美国福音教会人士的影响,转而成为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1886年他开始在镇江工作,但渐渐觉得他所期望的教会内部进步实现无望,而且他已经开始从事另一项野心勃勃的事业。作为一名地产投资商,他将庐山的山中休假地牯岭发展为侨民的夏季避暑胜地,那些侨民住在长江流域闷热潮湿的城镇中。

1906年,李德立在上海建起卜内门公司总部,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房子,有一个宽阔的草坪,位于戈登路30号。房子的连环拱顶回廊让人想起早期的条约口岸建筑,但是大烟囱以及中式都铎风格的桁结构山墙却是这栋房子的特色。李德立设置了一个网络结构的公司,有24名欧洲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李德立家族成员或是与李氏家族成员结婚的人),还有113名中国雇员,除了上海总部以外,寒冷的东西伯利亚、哈尔滨和大连,以及天津、汉口、中国西部、华南都有他们的身影。总公司以下是卜内门化学制品的代理处:仅上海一地,就有54家代理处,为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400名经销商供货。在他身为地产投资商期间,李德立也在其他地方,哈尔滨、大连、天津、芝罘、张家口、济南、汉口、郑州、长沙、上海、南昌和重庆为卜内门公司拿地皮,建货栈以及办公楼。

和卜内门公司一样,美孚石油公司也派人前往中国内地,窥察他们有意取代的民族工业企业,致力于将“优质”的煤油推介给百万中国人。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发放了数以千计的小型“美孚”煤油灯,让中国农夫有了存放煤油的器具。这也许是看到一位河南的客栈老板,“很小心地把油倒入一个排水沟里面”,触发了这一煤油灯项目的推行。因为“他确实用不到这些油,但是洋铁皮证明这些油非常有用处”。

其他在中国民众中推介新产品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伦敦有些人算计着,如果中国现在对西方全面开放,从2亿妇女中(19世纪末统计的数量),每200人中至少会有一个人肯定愿意学习弹钢琴。按照这个逻辑运作的结果就是:数以千计的没人要的钢琴在香港和上海的货仓里锈蚀。”在中国销售的为数不多的钢琴,绝大部分购买者是传教士和军阀,这为疯狂马克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位各地巡回的钢琴调音师,曾经对天津的戈登堂表达过不容置疑的观点。他深入中国内地,确保钢琴工作良好,他还为军阀冯玉祥私人火车上存放的一架钢琴调音。冯玉祥也许是受传教士的影响才买了钢琴,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基督将军”,据说他动用一根软管,为他的全体军队受洗。

领事们也常常身负期待,人们希望他们能够跋山涉水履行职责,但他们长途旅行之后所要面对的任务,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1906年,担任九江领事的倭讷被告知,九江以南约100英里的南昌发生一起屠杀事件,遇难人员中包括英国传教士。作为距离事发地最近的领事,英国驻华公使指派他“登上一艘炮舰,着手调查和处理此次事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此次事件涉及各方面的中国人,情况十分复杂。英国传教士金传安、妻子以及长女格雷西,“被攻击,双脚被缚,用大石头压死”,这一家唯一的幸存者是5岁的薇拉,她被她的保姆所救。她的家人死在一群排外暴徒手中,鼓动这群暴徒的是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

天主教传教士和当地治安官的争执持续了过长时间,争端起因是“放在一家中国店铺隔壁的一块小小的告示板,板上面的文字或是摆放的位置引发了口角”。王安之邀请地方治安官吃饭,向他施压,要其签署一份文件处理此事。这位治安官“极不乐意”地签字,然后在另一间法国修会的房间里割喉自杀了。这是中国传统分摊罪责的方式:如果一名悲痛的人选择在另一个人的房间里自杀,那么房屋主人被视同杀人,会因为犯罪而受到审判。对于地方治安官来说,对于不仅杀死金传安一家三口,而且还杀死7名法国传教士的中国暴民而言,这件事显然并非倭讷表面看到的那样无足轻重,他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调查、勘察现场、取证”。

倭讷仅仅是坐在中国法庭上,目睹杀害金传安全家的凶犯被判有罪。而在威海卫,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和治安官的庄士敦,却不得不亲自主持地方法院开庭。该地区没有任何其他法务官员,法庭上有大把杜撰剧情的机会,原告和被告单独出庭时,各说一套,“几乎毫无顾忌,关于他的对手,关于整个事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英国驻华公使秘书许立德看来,实现英国的司法实践与自由表达两者间的和谐一致,显然存在困难。许立德参观威海卫的时候见证了一次案件审判过程。“最重要的证人,一个可怜的苦力,除了撒谎还是撒谎”。在此人因为藐视法庭被收监之后,还辩解称,“真相非常值钱,但你只能用一次”。

不需要治理司法或者审理案件的时候,许多领事不得不前往增开的新领事馆,那些地方的现实情况与50年前并无本质区别。

1902年,洛仁廷抵达威海卫,他发现7间小房间组成的办公用房,“很难与大英帝国的权势与辉煌形象相联系”。他的妻子经历最多的是寂寞与寒冷的冬季。那里夏季会很忙碌,想得到一处凉爽度假地的香港客人会到,还有前来休假的中国特遣海军舰队,但洛仁廷形单影只,主要通过与下属庄士敦的书信往来解闷,庄士敦的工作地点在威海卫租借地的南部。在不需要在威海卫贫瘠的坡地上种植绿树、营建果园、收税以及执行英国法律的时候,他们的来往信件中充斥着对虚构的沃金肖太太和夸克各种行径的讲述。

虽说1908年上任的许立德是第四位长沙领事,但因为他的两位前任都深受(致命的)结核病之苦,先后“精神崩溃”,第三位领事也会出现短暂的精神失常,他们都没有花太多时间在领事馆的事务上面。位于内城的房子很宽敞,没有多少规划,有一个小小的舞台,还有一个如画的花园。不过,它的起居室“就是一个噩梦……湿气蒸腾……楼梯间和楼上房间的地板几乎要散架。老鼠到处乱窜,在餐厅发现青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更甚的是,当地居民,“通常来说,十分排外……湖南的暴民总是易于煽动”。

随后,他在1916年被安排赴四川成都上任,他不得不面对经年不绝的更现代的一种暴力活动,不是“排外的暴民”,而是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军阀之间在成都城内的混战。1923年至1927年,许立德在厦门任职,除了忍受苦力出境的问题之外,他还要面对学生运动以及抵制英货的活动。在福建的条约口岸,这样的贸易已经持续了近百年。许立德事实上喜欢统计苦力数量,尽管“从一开始的某个方面来说,此类移民令我深深忧虑”。不过他发现,干涉这项贸易的做法会导致更严重的混乱局面。

孩子们在最后关头没有被送出境,因为他们得了皮肤病,许立德的想法是让孩子们与家人团聚,但经常难以实现这一点。因为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父母们会拒绝认领孩子,宁愿让他们留在海岸上。许立德还不得不为女童问题奋斗,她们被从内地拐卖而来,用船运到东南亚充当小妾或妓女,类似的女性权益关注者还有像斯特拉·本森,她反对香港的奴隶制度。在女童买卖中,许立德充当了“女童保护者”。

在暴乱或者军阀混战中,领事不得不派出军舰保护他的侨民,现在他花在推进英国对华贸易上的时间很少。虽然危机四伏,但这个国家已经开放:外国公司在条约口岸拥有办公室,商务旅行者行走在中国各地,领事机构更多的时间用来尝试理解和汇报中国复杂的政治局势。虽然在1926年至1927年,英国努力保持他们在海关继承人上的传统控制权,显示出某些专横的帝国主义姿态,但是许多年轻的海关官员对待职责十分严肃。所有人都接受过汉语培训,部分人终身热爱这种语言,并且继续他们对于中国历史和文献的研究。很多20世纪的领事在中国经营的人际关系存续到中共统治时期。这些人在退休后教授中文、翻译中文著作,在冷战时期担任非官方的外交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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