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也与推动和领导两个变革的两国精英的特质不同有关。推动 “戊戌变法”的精英是中国的文人、读书人，以记住儒家的道德训令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制为目标。除此之外，一概不知。而推动和领导“明治维新”的精英是日本的武士，文武双全。不仅要会武，还要习文，更要塑造品格。日本武士比中国文人的综合素质高。这不仅是“戊戌变法”失败和 “明治维新”的成功的原因，也是“甲午战争”及整个近代历史，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取胜和成功了的重要原因。
日本的武士阶层对推动和领导“明治维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维新三杰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都是武士出身。武士文武双修，兼具勇气、品行、荣誉、智识和实务经验。武能带兵，文能筹划和理政，能独当一面。背后又有反对幕府，支持维新的地方强藩。
而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大多是没有实务经验的读书人。在勇气，胆识和政治斗争经验上明显不如日本的维新派。而且背后缺乏支持维新的实力派。日本的武士维新派能自己领导维新运动，而中国的文人维新派则只能停留在出主意上，没有能力领导实施。
中日两国精英特质的不同又取决于它们不同的政治结构。中国早早地就结束了分封制，而建立起了“大一统”的郡县制。中国同是分封时代的贵族和“士”，比较接近日本的武士，需要文武双修，全面发展。因为分封制下，诸侯和大名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又处于列国争强的环境下，就需要既能理政，还能带兵打仗，因而需要文武双修。他们对自己的后代和招用的人才也会如此要求。而天下一统之后，皇帝就不需要反而忌惮文武双全的精英了。鼓励天资聪颖者专意学文，成为官僚；同时吸收不那么聪明的人当兵，对于巩固皇权最为适宜。而随着隋朝建立起科举制，就将这样的精英培养和筛选偏好制度化了。
所以，中国的事情，就是由官僚，文人和武夫在运作。官僚也是文人的底子，只是多了些官场经验。由武夫组成的官兵，一没学识，二品行和荣誉感都差。基本都是“大老粗”。像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是少数的例外。他们是在特殊条件下，从文人跨界带兵。而且他们也局限于军事战略、后勤和统筹上，军事指挥和上战场带兵战斗并不在行。文人则缺乏胆识，不能践行道德原则而流于虚伪，尽忽悠别人了。知识结构也不全面。挑头干事，独当一面不成。“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武夫更没有道德原则，谁拳头大就服从谁。但相对比文人有勇气。所以，挑头干事的多是武夫，文人则看谁的势力大，就依附谁，去为他出谋划策。
总而言之，中国的官僚文人在政治政务方面比武士差，武夫在军事上也比武士差。虽然，日本后来废除了武士阶层，中国废除了科举制，但两个国家传统的精英特质还是沿袭了下来。甲午战争中，中方的官兵的军事素质比日方的差远了，输是必然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 “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2018年12月16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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