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确实是一独特的存在。与其它国家相比，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首先，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尽管由于王朝腐败而多次分崩离析，但又奇迹般地重新建成“大一统”，而且体量越来越大；其次，中国是一个文化单体。如果不考虑周边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覆盖范围基本上就等于国家的疆界。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范围内只存在一个国家。这与西方文化范围内存在多个国家不同。文化的传承与政体的延续高度重合。中国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大的文化类别。
所谓“大一统”，“大”好理解，而“一统”则不仅仅是各地方从属于朝廷或中央政权，而且指各地方受朝廷的直接管辖，地方缺乏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和文化上，各地追求和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大一统”在中国表现为秦之后的“郡县制”。而之前的分封制则不是大一统，诸侯国仅在名义从属于周天子。诸侯拥有实质性的治权，对诸侯国的治理不受周天子的干涉，只要合符周礼就行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写到，“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佛教和道教都是主张遁世的，不介入世俗政治。同时缺乏有效的组织，庙宇和道观也大多远离人群。而基督教则是入世的，有教会组织，介入世俗政治。教堂则一定要建立在社区之中。总的说来，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是成立的。这也确实是中国“大一统”形成的主要原因。
首先，缺乏宗教精神，使得中国人缺乏对精神世界和彼岸的追求，价值取向完全是世俗的。将追求现世的功名利禄，追求权力和财富作为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将国家当成目的和信仰。于是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追求权力和财富的世俗活动上，而对探求真相，追求真理不感兴趣。特别是对权力越来越大的追求，导致了权力管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相反，基督教将国家当成工具，世俗生活只是肉身的需要，而精神生活才是目的，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
其次，没有宗教和超越世俗政体的宗教组织，就缺乏对世俗政体的制衡作用。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这就让中国的“大一统”政权在历史上能够不断扩大。
进而，由于没有神权的制衡，世俗权力独大，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中国最高的政治准则。在这个政治准则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技术的进步，最高权力所能直接控制和支配的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延伸，从而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分封制升级到郡县制。分封制下，并非天子不想直接控制天下，而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只能采用分封诸侯的方法。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皇权专制就能将直接管辖权扩展到县一级。
地理环境可能有一些影响，但非常小。显然中国人对“大一统”的追求克服了四川盆地的屏障、青藏高原的险难。这些地理上的不利条件都没有阻挡住中国人追求“大一统”的步伐。语言文字也不是“大一统”的原因。中国形成统一的文字和趋同的语言是“大一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然统一的语言文字进一步强化了“大一统”的趋势。
2018年11月7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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