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丨20岁偷渡美国:除了信靠蛇头,我无路可走

subtitle 网易人间12-07 14:43 跟贴 5075 条
除了信靠小个子这伙人,我们自己还能如何?能办签证吗?能买机票吗?能自己找地方住吗?不能,统统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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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世纪留学潮掀起之前,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再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合法身份的偷渡客,一直是华裔社区里不可被忽视的组成部分。他们是全球移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身处在夹缝中,同时违反了中美两国的法律,又同时为中美两国经济做着贡献。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的一份子,其经历就是这个高速前进时代的缩影。

这个故事主人公的经历其实在唐人街本也不算稀奇,之所以选择记录下来,只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聊天的人,得益于此,我才能记录下这么多细节来。

本文为《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连载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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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偷渡美国:除了信靠蛇头,我无路可走

他们说,我能去美国,就是“马上要赚大钱的人”了

我人生中第二次出国就要去美国。

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新马泰,时间是在来美国的半年前。那次旅行并非是我想去,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是为了“留下良好的出入境记录”,方便日后再去别的国家。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新马泰玩了什么见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不过是捧着手机玩游戏,跟着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家宾馆到另一家宾馆。

我甚至没怎么见过自己的护照,护照一直在他们手上,我只有在登机和过关的时候才“有权”拿着,仿佛他们才是我护照的持有者。

所以后来,当我失去护照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

从新马泰回来后,生活仿佛突然就开始加速。

父母忙乱地给我收拾行李,带不了太多,因为迟早都要丢弃,所以如何选择就成了难题。带了冬装就带不了药品,带了球鞋就带不了外套……他俩总会时不时地为带什么争吵起来,间或会夹杂一些“月经”式的数落:“如果当年不是你没去成日本……”

1989年,爸爸曾经跟着村里的几个乡亲们去过日本,但没多久就被遣送了回来,成为村里少有的失败者。二十几年过去了,妈还是放不下这件事。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爸爸都被传为笑柄,甚至连小时候的我也常常因此遭人嘲讽:“老爹是废物儿子也是废物。”直到几年前我哥“成功”到了美国,这种冷嘲热讽才算告一段落。

我对爸爸妈妈这种翻旧账式的争吵感到异常乏味,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更是陌生又疏离,仿佛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显然,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我息息相关——他们经常要来找我评理:“到底长袖还是短袖更适合穿越热带雨林?”

我才20岁,热带雨林长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找我问有意义吗?我起身关上门走了。

倒也不是要躲避他们,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有推不掉的饭局。去美国,在我们那里是大事,就像成年礼一般,亲朋好友会轮番找各种理由聚会,壮行、祝福、送行、告别、同学会、亲人聚会……总有一款适合我。

那天是高中同学聚会,选在不久前办过谢师宴的那个酒楼。是的,我才高中毕业没多久,酒席上的这些人和我还没分开超过半个月,不过就是找理由要“帮我花钱”。反正在他们看来,我是“马上要赚大钱的人”,让我掏腰包就是理直气壮的。

“在餐馆给人打工刷盘子算什么挣大钱?不过是利率有别罢了。”我嘴上说不出,只能心里这么想。

一盘盘海鲜端上来,一瓶瓶啤酒摆出来,饭局一开始,大家便觥筹交错,拙劣地模仿着长辈们的酒桌礼仪。很快,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破事都讲出来了,当年谁抄谁作业,谁给谁考试递纸条,谁帮谁平过事,谁替谁在老师那里打掩护,然后,话题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身上。

我是班里第一个要“出去”的,大家斟满的酒杯便不停地举起。我知道,其实在座的好些人都在办这事,八仙过海各找门路,只不过是门路快慢不同而已。

买单的时候我特意开了张个人发票。此前家人一直叮嘱我,说这段时间的大小事务最好都能记录下来,什么时候、和谁、都做了什么,日后或许都用得上。回家后,我把发票往我妈面前一塞,她就和前阵子留下的各类发票、存根、照片以及任何符合这两条标准的文件放在一起,再放进一个木头抽屉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自己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客死他乡,这种事情每隔几年总有发生

等待的日子都是漫长的,而且很容易惹恼我妈。可能是沮丧,也可能是恐惧,或许更多的是不舍,当她不知道第几次收拾我那点随身行李的时候,又一次冲我发起火来。

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一种话音尖锐的唠叨,我们的日常对话大概都是如此:

“你没出过远门,凡事要机灵些……”

“好。”

“你要记得,没有人会顾着你,你得自己跟着紧些……”

“好。”

“别人说什么你就照做,伶俐些……”

“好。”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你在外面不要不会做事……”

“好。”

“你做事做得不好,别人说我们做父母的没家教……”

“好。”

“你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记得煮泡面,记得吗?”

“好。”

“加个蛋……”她往往也会意识到我在敷衍她。

“知道了。”我便自然地停下机械式的应答。

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我的行李夹层里塞了一包土,于是就跟她争吵了起来。

“这包土能不能带上飞机啊?等下海关查出来怎么办?”

“没事的没事的。”

“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啊?等下我被拦下了上不了飞机怎么办?”

“不会的你相信我。”

“你自己说过到时候别人不会顾着我的……”

“你听我一次会死吗?”

“我……”

“你水土不服怎么办?那里可能有瘴气的!你很可能会生病的!到时候你就需要嗅一嗅泥土,不然你就死在外面了!”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他们在外面会有医生嘛?他们会管你死活嘛?不就还是只有你妈妈我会想着你?就算有医生,那个医生会说中文吗?而且如果你在爬山的时候病了怎么办?谁给你收尸?你孤魂野鬼的到时候可进不了宗祠的……”

说着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我自然也没法再说什么。我无法安抚她长期绷紧的神经,因为前两年我哥走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如今不过是再来一次。

事实上,客死他乡,这种事情每隔几年总有发生,也是村里人茶余饭后惯常的谈资、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记忆。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死法,至少从我记事起,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完全一样的遭遇。比如,有在沙漠中迷路渴死的,有在热带雨林中被毒蛇咬死的,有过河的时候搭乘的轮胎破了淹死的,也有爬山的时候崴了脚跟不上队伍被落下的,甚至还有忤逆小头目被设套弄死的,或者被边境的民兵撞上干掉的……在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又被重新拉出来反反复复、添油加醋地讲,成为我对这趟自己躲不掉的出行最深刻的记忆。

我知道,此刻的我,也正在成为这个故事潜在的男主角。大概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性别——作为一个男生,在这趟行程中会少了很多剧情。村里经常会传一些女偷渡客的香艳故事,也不知真假。我是不太信的,总觉得那些不过都是中学男生私下里口耳相传的、糅合了无数人想象力的一些剧情罢了。

游泳比读书重要,学好英文比什么都重要

那段时间,每次看我在家里无所事事,我妈就赶我出门去练游泳:“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命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些河有多宽,哥哥作为唯一的信源,却不是一个靠谱的标尺。有一次他说那时候自己在皮筏上漂流了半个多钟头,后来又说可能也就几百米宽,大概是他把那些河全都弄混了,反正我就是得不到一个关于“万一出了事情,我得游多远”的准确距离。

我走到村子附近的水池,在里面认真地游来游去。

村里并不是没有游泳池,这些年,那些衣锦还乡的叔叔伯伯们早就把村子修得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学校、牌坊、养老院、健身房、体育馆、亭台楼阁、宗祠孔庙一应俱全,当然还有很高级的游泳池。但我很讨厌这种学游泳的目的性,仿佛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为了游到太平洋对岸一样。

小时候,谁家起了新楼,村里其他人就啧啧称羡,而起新楼的人家除了说自家“谁谁在美国发了财”以外,一概不多言语。然后,各种道听途说的“光荣”事迹就在村里流传开来,什么打餐馆睡厨房拼了几年攒够钱开了自己餐馆、什么买彩票中了几百万、什么衣厂做工光缝扣子一天就能挣50美刀等等……

再然后,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搞得村里人都心浮气躁地攀比起来,每个孩子仿佛也都成了美国餐饮业流水线上的半成品——游泳比读书重要,学好英文比什么都重要——男孩子在家如果洗得一手好碗,切得一手好菜,爸妈就别提脸上多有光了;如果能做几道菜,立刻就能成为村民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我虽然执拗不过自己的生长环境,但这也的确成了一个可以不好好学习的借口。到了眼下,我能高中毕业,已经远超爸妈的期待了。当然,年纪太小也走不了,没有谁愿意带个半大孩子冒这么大风险,而且,也没有谁家日子难到要初中生出去打工的程度,与其在家闲着不如多读几年书,至少英文单词能多学几个。

我妈常告诫我,当老板不会英文是不行的,不然就会被人骗,要不然就不得不和别人合伙,管不了自己的钱。

“美国和我们这里可不一样,他们有法的,很难办。”这是我妈最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她也说不出啥不一样,而对于这个所谓的“法”,更没有人能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反正就是“不一样”。

游到天快黑了我才起身,手机不断地闪动着提醒,一个哥们一个劲儿地问我“去不去KTV找妹子”。我实在不想搭理,但又觉得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搞不好这趟就挂了,难道你想死的时候还是处男?”

其实,这几年“走线”早就没那么危险了,听很多出去的人说,就和旅游一样。一船人在外海被拦截的事情早就成了封尘的历史,只发生在我出生以前。

“时代不同了,大航海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心里戏谑道,当然也算是自我安慰。

回到家,我妈又在捣鼓那个包。我放弃了和我妈对抗的念头,扒了几口桌上的饭菜,转身就去冲凉了。

不管什么事情,大家焦虑久了也就消停了。很快我妈就不再折腾我的行李了。等到这个时候,家里的人甚至都不再提这件事了,仿佛我下周根本不会去北京一样。

这种感觉很“高考”——大家都装着没事人一样,假模假样地不给考生加压,都装着没看见房间的大象,但它就在那里。由于早就知道了去美国的时间,我以及我全家都完全没有进入过备战高考的状态,其实后来我考的还不赖,至少能去个三本,但读大学有什么用呢?

在我们村,去美国欧洲日本赚钱才是正经事,次一点的也得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高考真的没那么重要,至少每年都能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闻。而据村里人说,去了美国只要肯干、耐得住寂寞,一个月三四千美刀总是有的。高考又算什么?

我也不知道爸妈是怎么想的,但反正不想打破他们的这种静默,因为不知道会引来什么反应。

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了满脸

临行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宗祠和寺庙祭拜,在我家,这是每逢大事、节日都要去的——“走线”绝对是大事,没有祖宗保佑不行。

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打电话给我都会问到这件事,让我不堪其扰。去拜祭的日子也不是我说了算的,自然是要查黄历,苦捱到“宜祭祀”的日子才行。

除了把宗祠修得越来越漂亮气派,祭祀本身慢慢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了。繁文缛节整一全套,可能都抵不上捐钱纳款来得实在。黄纸要烧,印的五花八门的冥府通宝也要烧;香要上,经要念,絮絮叨叨都来一通。

我完全不懂规矩,只能跟着我爸妈跪下起身,再跪下再起身,感觉两个膝盖都不是自己的了。我妈踉跄地走到照看宗祠的老头那里,给他面前的功德箱里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双手合十作了个揖。

这不过是漫长的一天的开始。接下来还要去妈祖庙祈求平安,去王爷庙祈求诸事顺利,还得去值日功曹那里祈求……不知道什么,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到处都是庙,谁都得罪不起,只能挨个拜过。

我心里觉得憋屈,但又不能忤逆爸妈的意思,大家都求出门之前尽善尽美,真有个三长两短,起码别人也不好埋怨我们家数典忘祖。我妈口中的祝祷词我是全然听不明白的,本来就声音轻,还操着非常重的口音。我这一辈学了个夹生饭普通话的年轻人,平时聚精会神或许能明白个大概,这会儿也只能默认我妈在说我好话了。我爸也只是来走走形式的,跪在蒲团上感觉要睡着。

也许这香太熏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就流了满脸。

过了两天,终于要启程了。

上午在家等车来接的时候,每隔五分钟我就要起身去门口张望一下——这可能是我打有手机以来,主动丢下手机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我妈在最后一次检查我的行李,时不时大声啜泣一下,像是重感冒吸鼻涕的声音。我爸早就不见了踪影,可能在后院抽烟。他似乎总是应对不了这样的场面,上次我哥走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顾不上其他人,心思全在那辆即将到来的金杯车上。那时候我常觉得,我和我哥走了爸妈也就解放了,待在家里大家相看两厌,我们还是早点飞出去,越远越好。

车来了,我爸忽然出现了,提起我行李就往车的方向走去,背着包的我只能转身和我妈道别。拥抱着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抱过她了,也第一次意识到,她身材原来这么小,头只到我胸口。我妈就在我怀里大声地哭着,又似乎在拼命抑制自己的情绪,声音格外别扭。

因为背了包,她拍不到我的背,就笨拙地砸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叮嘱我要给她打电话。我一想到也不知道下次再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甚至不知道这一趟要走多久,也跟着她一起哇哇哭得像个孩子。

司机估计是看多了类似的戏码,按着喇叭催我过去,吼着说去机场的路这会儿很堵。我也只能说些要他们保重的废话,然后头也不回得往车那边走,爸爸早就放好了行李,在车旁边等着我。我和他倒没啥好说,重重地抱了一下而已。

我钻进车里,找了个空位置坐下,车便很快开动了。

我们就是沧海一粟,涌入洪流之中

金杯车里坐了五个人,三男两女,年纪看起来都不大。大家都小心地回避着彼此的目光。

听说出门“走线”一般一个村不会同时走好几个人,而是每个村都有一个,这样方便带队的管理,所以我们都彼此不认识。

这车有些年头了,除了空调以外,从座椅到内饰都在嗡嗡作响。我刚才情绪激动尚未平复,又正值仲夏天气酷热,坐下之后就开始浑身冒汗。掏了掏口袋和书包,很快就发现了自己遗漏的第一样东西——纸巾。

忽然,左手边的女生翻出一包纸巾,抽出两张递给了我。我稍微犹疑了一下,接了过来。好不容易擦干净了汗,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忘了道谢,转头向她说声谢谢,她点点头算是回应了。

一路无言,金杯车一直在有规律地颠簸。我头靠着车窗,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有人喊我下车。

下车的时候我还有点迷糊,劈头盖脸地被司机骂了一通。他训斥我说,这些人虽然来自同一个镇,但并不一定找的是同一家的门路,大家起点终点相同,但中间路径却差异很大,随时会有人离开或者加入,所以在没有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易睡着,也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看似同路的同伴,否则轻则财物遗失,重则流落他乡,“到时候他们都未必帮得上忙”。

我不敢说话,只能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

被骂完以后才发现,其他人已经跟着接头人进了机场大厅,我这才慌忙地抄起背包拖着箱子追了上去,狼狈地进了长乐机场。

在机场大厅,大家围着一个穿文化衫、很不起眼的小个子,听他说着注意事项。因为是国内航班,似乎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证件还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就好。据说大家的护照都在北京的接应人那里,正在办理签证。

于是,我们一行六人就像去北京的普通游客一样,拿着登机牌,安检、候机、登机,每个人都坐在飞机不同的地方,最近的人离我也隔了三排。那个小个子坐在靠前的位置,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虽然这一段行程尚在合法范围内,但我的心还是悬了起来,脑子也转得有点慢,空姐问我要喝什么的时候,我一紧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随后又担心起来,怕自己的尴尬举动会更引来怀疑。

其实一切都是我多虑了,根本没有人会注意我们,我们不过是数以千万计进出北京机场的乘客中的一小群,沧海一粟,打扮、样貌丢在人堆中根本找不出来。

而这一行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靠的也就是千千万万我这样面目模糊的人,不断地涌入这一波又一波的洪流中。

“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注意我们,我们谁都不是,不要东张西望。”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默默念着这句话。

他们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这些都不重要

出了机场后,一辆面包车就在停车场等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和家乡完全不同,这里即使是绿树也有点灰黄的感觉。虽然也不乏高楼大厦,但也有不少平房土房。从路牌上看,我们是到了顺义,车行了没一刻钟,就拐进一个住宅区的院子里,径直开入了地下车库。

小个子让我们分别搭乘两趟电梯上去,我想是避免遇到邻居撞见我们一窝蜂去一层楼的样子。

房间不大,我被安排和一个男生住一间。

简单冲了个凉,我就一边擦头发,一边和室友聊起来。他也是琯头的,哪个村没说,不过也不重要。姓赵,比我大一岁,我就喊他赵哥。

还没聊上两句,外面就有人敲门,喊我们出去吃饭。出门扫了一眼,桌上光外卖单就有好几个,应该是来自三四个不同的餐馆。大家坐下后都只顾埋头吃饭,一桌菜很快吃了个精光。小个子还是一副领导样子,指挥着两个女生给他拿饮料递纸巾,还一边看着我们吃,一边交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饭后,小个子就拿出一沓“材料“,每人一份,说要我们牢牢背下来。

这一沓有字的、装订起来的A4纸大概四五十页,有些地方已有污迹、卷边和折痕,很显然,我们不是第一批用户了。小个子说材料要在两天内记熟,还要人人过关,不过关的就不能走,而且头款还不退,这确实有点混蛋——走不走倒无所谓,但不退钱就很伤人了,头款虽然只有几千美刀,只占全部款项的1/10,但这好歹都是我哥挣的血汗钱,如果到这儿就灰溜溜地回去了,爸妈估计杀了我心都有。

“如果我记性好,早就读大学去了,何苦来这里背书?”我心里愤愤不平地想着,硬着头皮开始看。

材料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有好几个国家机场的结构图,洗手间都用红笔圈出;还有应对海关各类提问的标准回答,有些问题的答案还有好几个,显然是为了避免一群人都一个答案引人怀疑;再翻几页,还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的简要介绍,每个人的态度、提问方式、肤色、发色都有提及;最后还有个简要的行动指南,但指南中更多的只是一个明确的指示:“跟着走。”

至于小个子以及小个子背后的人,究竟是如何操办这一整套事情的,外人其实根本无法从这个材料中掌握。

翻了一遍,我不禁纳闷,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光是关于机场的介绍,就有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马德里五个,这也就是说,过几天我可能会出现在欧洲任何一个角落,而我知道,这不过是中转站而已。

结合之前司机的话,我们这六个人还未必会去同一个地方,包括赵哥。我不由得起身,假装去箱子里拿个东西,然后把箱子仔细扣好、锁上。回到座位上,继续认真琢磨起这个材料来。

又读了一遍材料,我才大致弄清楚了自己要扮演的身份:我要去一个叫伯利兹(编者注:Belize,是中美洲唯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一个小国)的国家做“海外劳务输出“。对于这个国家,此前我是闻所未闻,很想上网搜一下——但刚下飞机的时候,我才给我妈报了一个平安,手机就被收走了。

这未知的神秘国家让我深感不安。它在哪?离美国多远?飞过去要多久?为什么要去这里?去了以后要待多久?我心里不断冒出各种问题,像一个个滚水中冒出的泡泡。

我忍不住想去客厅问问小个子,刚一推门,就发现有人正好从另一个房门出来。那人叫小黄,我让他走在我前面,假意自己要去洗手间跟在后面。果然,他也有着类似的疑问,把一连串问题抛给小个子,小个子听罢忽然站起来,脸色阴沉,伸手就扇了小黄两巴掌。我吓得一机灵,在厕所里尿都收了回来。

“问那么多干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东西记下来,该让你知道的都在这里了,不该知道的就跟着走,不会把你卖了的!”小个子骂得很凶。小黄的个子很高,但此时,却也只能捂着脸低着头不说话,悻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整个房间非常安静,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震慑住了,连原本纸笔的沙沙声和轻声念诵声都没了,仿佛这些声音会惹小个子不快一样。

这下我也只能心无杂念地继续看材料了。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除了信靠小个子这伙人,我们自己还能如何?能办签证吗?能买机票吗?能自己找地方住吗?不能,统统都不能。而在我们之前,多少人都是这样“走线”的,我们不过都是看着其他人在这家成功了,才选择这家的。

伯利兹是哪里重要吗?不重要。我要去的是美国,只要他能带我去美国,就算走南极我们也得走。

“总有第一次的。”我心里这么想着,铺开被子躺了下去。

接下来两天非常平静。大家继续背材料,小个子亲自下厨给我们做菜,房间里零食饮料也都供应齐全。我和赵哥开始互相提问材料里的内容点;隔壁的女生小宁已经把材料手抄了一遍、背得滚瓜烂熟了;和小黄一个房间的老陈跟我们抱怨小黄进展慢,似乎心里有过不去的坎一样,我们私下就笑他可能被打傻了;在车上给我递纸巾的王姐最云淡风轻,我们也没人担心过她,因为看起来她非常成熟稳重,虽然年纪也只和赵哥一样大。

住在这里的第三天晚上,小个子带来了我们的护照和机票。机票是去巴黎的,我接过护照,小心地翻看着,里面不止一个国家的签证,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伯利兹的。小个子指给我看,说我现在只需要记住是这个就行,其他的都是备用,不见得会去。我不明白他这么说的意思,也不敢言语。

等大家看完机票护照,小个子就又收了回去。他一走,我们六人一起聊天,才知道所有人的行程是相同的,都很开心。大概在这个每天都要面临无限不确定的环境中,我们这一行人是暂时能确定的最稳定的存在了。

第四天上午,小个子开始挨个“过关“。我们被轮流叫到客厅,他一一细致地问起问题来,语调就像机器人一样平淡。

赵哥第一个被叫走,我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赶紧临时抱佛脚从后往前把材料再过一遍。虽然客厅里面一切似乎都在有序进行,但我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赵哥回来时,给我比了一个OK的手势,虽然脑门上结满了汗珠,还是掩饰不住脸上轻松的笑意,拍了拍坐在椅子上的我的肩膀,我也多少宽了些心。

我是第四个被叫到的,小个子在提问之后,还给我讲了不少材料中没有提到的“小技巧”——比如接下来的接头人很可能会安排我们去哪个海关官员那里排队,然后又强调在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所以每个海关官员的情况都要牢记心头。

我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事实上,我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多少正经出国的人在海关那儿都比我们糟糕多了。

第五天,我们再次来到首都国际机场。这一次,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底气。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过多盘问,翻了翻护照就让我们过去了。等到了候机区,小个子又把我们护照收走了。没过一会儿,来了一个戴墨镜的大叔,小个子立刻一路小跑过去,毕恭毕敬的样子。墨镜和小个子聊了两句后,似乎往我们坐的方向看了看,并没说什么。

因为没有手机,我只好在机场买了一本学英语的书消磨时间。从洗手间回来的赵哥虽然坐在我对面,但也只能装着不认识。

登机的时间快到了,等队伍稀稀拉拉地排起来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到了队伍的后面,墨镜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距离。小个子又把护照交给了我们,之后便站在离队伍不远处盯着我们一行人。墨镜和我们上了同一架飞机,而小个子则在我回头看他的时候抛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后,就转身混入首都机场的滚滚人流中了。

大家扫描护照登机,然后分别落座。我还是不由控制地紧张了起来,但一切如常,空姐依旧关着行李舱、依旧做着安全指示、依旧招呼着乘客们坐下扣好安全带。

很快,飞机就再一次起飞了。

(未完待续)


编辑:沈燕妮

题图:网易插画师 关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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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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