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邦建国到吏治国家:战争如何塑造国家的统一与分裂?

经济观察报书评12-06 09:37 跟贴 38 条

与西方相比,中国历史最不同寻常之处,就是在经历了大帝国的崩溃之后,竟然还能在废墟中重整山河,一次次重归一统。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承认的,若论地理阻隔之大、人群文化异质性程度之高,中国与欧洲至少不相上下。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古代东西方两大帝国所经历的历史进程大体相似:新宗教的广泛传播、统治制度的结构重组、边疆危机、蛮族入侵等等,但西罗马帝国瓦解后进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之后虽然从东罗马帝国、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到拿破仑乃至希特勒一再试图统一欧洲,却从未成功;而中国则是蛮族以新鲜血液注入中原文化躯体,到隋代整合北周、北齐和南朝的政治文化资源,再造辉煌。就政治模式的意义上说,这可说是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大分流”。

中国这种不同寻常的内在结构性的动力,常被归结为早熟的政治模式、汉字的超语言性质,又或是儒家“天下”文明体系的包容性,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仅仅依靠这些还不行,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统一都是由战争的铁锤打造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隋唐的再统一不仅是文化上的凝聚力,也无疑是作为政治一统的战争机器已准备就绪,而这本身又有赖于长期战争所促成的社会结构完成了变革。

战争形态的革命

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长达400年的分裂,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常被归结为政治腐化或军阀混战,但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种局面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意味着长久以来军事力量的地方化(或“封建化”),以及新型战争模式迟迟无法成功取代旧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一长期分裂局面不是偶然的:东汉光武帝本身就是依靠地方豪强起兵的,因而东汉社会本身就远比西汉依靠强宗大族的势力。正如陈苏镇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所论证的,在西汉末期王莽篡汉引起的大混乱中,各地大姓豪族自发率领宗族、闾里、宾客及附近百姓,这种自保的社会固有机制既降低了战乱的破坏性,又强化了豪族的实力与凝聚力;其结果,在东汉建立之后,最高统治集团不得不与若干外戚家族结成豪族婚姻集团,帝王须借助后者来维持统治地位。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带有分权倾向的政治结构,仅依靠脆弱的人格化关系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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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在短暂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后,在随后到来的“八王之乱”中分崩离析,原因也在此。陈寅恪曾指出:“八王之乱所以乱到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因此,中国的蛮族入侵浪潮并不像同时代罗马帝国所面临的那样,是蛮族自身波浪式的大迁移驱动的,倒不如说是中原政权自身的结构性缺陷所致:争权夺利的封建诸王各自借调胡族力量参加内战,而后者在窥见虚实之后,反客为主,在乱世中割据一方。

这种局面得以成形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在于:自鲜卑族于3世纪发明马镫以来,催生了重骑兵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结果,使得这些原本在人数上远不敌汉人之多的胡族,能以较少的军力便足以击溃大批步兵为主的汉人武装,进而征服大片领土。在火药武器取得优势之前,这一军事力量除了在面对不利地形(如南方水网密布的地域)、密集远射武器(如英格兰长弓)之外极难抵挡,辽代在与北宋对峙时常占上风,但据邓广铭考证,辽军主力骑兵不过六万。虽然以往的历史叙述常将南北朝时的分裂归结到朝政黑暗、政治人物无能等更为宽泛的因素,但至少我们应承认一点:当时这些政治家所面临的战争形态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中,着重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个以往被传统政治史所忽略的问题:重骑兵强大的战斗力冲击了中原地区原本以队列为基础的步兵军阵作战方式,进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只是战术形式上的差异,还意味着一种异质的社会文化体制,因为战国秦汉时期的步兵军阵要维持严密的纪律性,本身就“要求军事组织具有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权力结构”,然而与此相反,最早诞生于游牧民族中的骑兵所与生俱来的骑射、游击战术形态却与这些部族松散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这两种战术相遇时,早期以轻骑兵为主、各自为战的游牧战士往往无法对抗严密的步兵军阵(《长征记》中古希腊步兵军团对阵波斯骑兵便是,甚至直至1758年的黑水营之围仍可证实这一点),但在马镫发明之后,马背上的披甲战士获得了横向平衡,集速度和力量于一身的重骑兵于是给步兵军阵造成巨大冲击,使他们再难维持严密阵型,甚至可能瞬间溃败,此即所谓“冲锋陷阵”。

不过,这两种战术的力量反转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对骑兵而言,这种冲击肉搏的骑兵新战术本身就是与农耕社会的步兵长期对战之后,为适应中原军事体系的规范而探索出来的新战术形式。这本身就需要作战指挥、权力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与坚固的步兵军阵硬碰硬正面冲击危险性很高,只有强有力的集权军事体制之下,统帅才能强制骑兵采取这一战术,这本身就要求北方各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必须脱离原先部族联盟的松散整体,走向中央集权化。

据此,在李硕看来,当时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之所以迟迟未能攻灭偏安江南的政权统一天下,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难以克服的地理屏障限制了骑兵作战效能(这不仅是地貌、气候,还包括疫病多发和补给困难),与欧洲中世纪不同的是,中国的统一战争面临的是跨纬度作战;其次则是在战线推进到淮河以南之后必须以步兵为主力,“采取稳定而持续的推进战略”,而这就得强化中原汉地的统治,“用中原的战争方式、资源维持对南战争,即北方政权形态实现从游牧族到‘中原化’的转变”之后才有可能。

这很好地解释了当时战争形态的演化和统一战争所需要的结构性改变历时之长,但问题在于:最终历史的演变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依靠步兵为主力稳步推进的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而是隋水军沿江东下之后,再步骑联合作战,出兵仅三个多月就迅速攻灭了陈朝。全书强调北方内部的集权过程,而南朝则土豪势力分裂,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北方未能迅速南下的原因,正在于北方的长期分裂而南方相对统一(刘裕等南朝将领北伐成功也多因北方的混乱分裂状态),在结束内部纷争之前,北方王朝无暇南下。在一定程度上,他恐怕也夸大了南北之间的地理阻隔,毕竟长江天堑在晋灭吴、侯景之乱、隋灭陈等多次战役中均证明可被迅速突破。除了战略决战时将士的意志和素质之外,真正对双方力量的对比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频繁的战争所推动的财政-军事国家动员能力。

中国式战争熔炉

在以骑兵为作战主力的冷兵器时代,缺乏良马的南方在战争中很自然地处于下风,往往仅能在有限反击的基础上自保,但却并非不可克服,这与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的废墟上所出现的各方势力长期相对均势的局面大为不同。就此而言,中国最终由北方王朝实现统一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只在于这种对峙局面所赖以成立的条件何时被打破而已——而这一点,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也有现成答案,那就是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所证明的那样,在长期激烈的军事竞争中“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而这最终意味着强化国家对社会进行彻底控制的能力。

在北朝初期,胡族政权之所以常常陷入混乱崩溃,并不在于其战斗力不强,而在于它政治结构的缺陷:它是一种非常依靠军事胜利的临时结合,因而“五胡之间,常有奇怪的结果产生,即很强的部落,如果一战而溃,局面便难收拾”(《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不仅如此,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游牧民族松散的政权组织导致他们无法有效管理农业地区,他们虽有强悍的武装,但却不具备完成征服中原使命的行政结构,于是他们往往满足于劫掠财物或人口。在游牧民族的传统里,土地本身也并无多大意义,人、畜和财物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北魏初期的多次对外作战中,主要目的都是掠夺牛马、人口和袭扰破坏,几乎不怎么注重占领新领土;也就是说,早期的胡族政权本身进行在进行战争的动力上尚未演进到攻城略地乃至成为“天下共主”的阶段。

不过,这其中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为最终走向统一奠定实质性基础的并不是汉化程度更高的慕容鲜卑或苻坚前秦政权,而是野蛮程度更高的拓跋魏。按李硕的观点,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全面汉化,其对南方的胜利推进,与对汉地统治的深度有关;但矛盾的是,这一改革旋即引起北方边境六镇反叛,实际上削弱而非增强了北魏政权的力量。这至少表明这一历史进程之艰难,决非“汉化带来统一”这么简单。倒不如说,当时南北方都迫于战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设法更有效地全面动员自身所能掌控的资源,正因此,北魏连年征伐柔然、突厥各部,而南朝也入山搜求山越,都旨在挖掘自身的战争潜力。这恐怕并非如李硕所说的,拓跋焘等人因为崇尚野战、尚不熟悉攻城战术而对南方战争缺乏兴趣,倒不如说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在完成这样的内部整合之前,不可能有效占领对方的土地。

战争所催生的社会动员效率,本身就引发了社会变迁,这已为战国时期的历史所证明,在南北朝时期再度上演:游牧渔猎民族原本因为可获得资源的不稳定性,必须散居才能保障生存,但此时却不得不建立起整体动员机制,这促使社会结构改变以作出响应。田余庆在《拓跋史探》中发现的北魏初期“离散部落”之举,在实际功效上相当于战国时期的“编户齐民”,这样的一架战争机器在结构上与统一天下前夕的秦国十分相似: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之下,以军功贵族重振官僚政治的动量;相比起来,南朝的军人却受到文化士族的压抑而未能发展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这也意味着南朝的权力政治结构比北朝更为保守——出身寒微的军人难以通过军功获得阶层流动,正是因为世家大族势力的存在。

这也可以解释中国和欧洲的另一个差异:骑兵冲击战术在欧洲带来基于分权模式的封君封臣制,但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却造成游牧民族的政治集权化。李硕从军事战术的角度给出的解释认为,这是由于欧洲是通过世袭骑士贵族的身份认同感来塑造这种尚武勇气,而中国的北朝骑兵却是用权力高压、军事纪律等制度方式来贯彻这一战术。然而,这仍然未能回答东西方为何选择不同的道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回到不同政治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如果说在欧洲,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能有效应对战争挑战的是封建军事传统,那么在中国北方,战争所激活的却是一个强国家传统,最终再次证明只有政治力量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转化为战斗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商品和货币经济更发达的南朝转向了另一个资源整合模式: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筹措军费。这乍看是一种更为“近代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在现实中,南朝政权却未能将这些新经济因素有效转变为军事实力。中晚唐以降的中国各朝也一再重蹈覆辙,财政货币化程度提高的结果,是政府依赖财政手段来供养军队,但却未能提高军队的效率和战斗力,反而使浩大的军费开支拖累了社会经济发展。李硕在此的持论与一般认为南北朝时“北方社会经济更发达”的认知相反,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走向复杂化的过程中,可能必然经历军事动员能力下降、社会对战争承受能力降低的阶段”,对中国而言不幸的是,每次都不能挺过这一阶段,而被社会发展程度更低、但组织效率更高的军事动员机制所击败。

这实际上已不再只是南北朝时期的问题了,甚至也不仅仅是战争的问题了,而涉及到更为根本的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大量战士脱离生产作战本身就影响社会经济,在战国时代的战争熔炉中最终锻造出的一套最高效机制,是军功激励制度之下,将耕战一体的农民战士以政治总动员方式组织化,其最大优点是以低成本、大规模带来战斗力。中古时代重骑兵的出现,首次以更高的战斗效率冲击了这一模式,但南北朝四百年分裂期间战争形态的演化结果证明,它仍是统一中国所能依赖的最有效体制。就此而言,这一中国化的过程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隋唐的统一付出了代价:正因为中国的旧模式仍有弹性吸收这一外部军事挑战,社会结构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彻底变革的机会,直至晚明、晚清西方火药武器再度以其技术和效率优势,最终以更严峻的方式彻底颠覆了这一政治体制的规模优势。

作者: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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