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徐悲鸿笔下的飞禽走兽:远看惊心动魄,近观奥妙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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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徐悲鸿》,作者:杨先让,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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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画大都注入现实含义,他画马、狮、雄鸡,画山水和草木……既是艺术创新,又赋予了新意。我们从他很多画上的题跋和诗句即可感受到他那颗滚热的心。如一幅《奔马图》上题:“长沙、台儿庄大捷。”另一幅《前进》题:“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也,企予望之。”在一幅《风雨鸡鸣》上题《诗经》中诗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号召人们起来与黑暗势力斗争。画《奔狮》题:“新生命活跃起来。”画《雄鸡葵花》题:“二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曷胜感叹。”又题两幅《奔马》:“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还有题画云:“为抗日烈士默哀。”画马题句:“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在一幅《苍松双鹤》上题:“二十七年九月十八倭机轰炸柳州,悲鸿正写此画,未竟。”等等。徐悲鸿很多作品上还题着“危亡之际”“忧心如焚”“危亡益极、愤气塞胸”“痛感民族之不振”等语句。

1937年8月4日,白崇禧从广西赴南京抗日。徐悲鸿提笔书写斗大字对联相赠:“雷霆走精锐,行止关兴衰。”笔墨充满了正义凛然之气。徐悲鸿画马名扬国内外,他选择马画之,寓马以深刻含义。中国历来对马寄托着崇敬之情。徐悲鸿对马的艺术创造,与历代马的艺术造型相区别,既不同于秦汉的马,又区别于唐宋之马。徐悲鸿不满足李公麟和赵孟頫、赵雍父子笔下的马所体现的精神,徐悲鸿的马是写意的,一气呵成的,大笔酣畅,奔放不狂,大胆落墨,细心收拾,既有马的精神刻画又有笔墨情趣,是新时代下马的发展创新。徐悲鸿的“马”,代表了一个大民族划时代的气概。何曰“创新”?

创新就是只有成熟了的“这一个”,且不可代替。徐悲鸿的“马”,在那个时代是号角,是战斗,是不屈服,是威武,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象征。今日众多画马者,将马解剖得再准确、画得再像,但是在精神上,在艺术风格上,都无法超过徐悲鸿的马。

徐悲鸿的“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艺术象征,是时代的艺术产品。他的马屡次使赈灾义卖画展成功,是因马的意义重大,马唤起正义感、激发民族自豪感,是抗战必胜的感召。在那个民族救亡图存时期,徐悲鸿的马变成了一个民族奋起战斗的最强音。今日之马有如此威力否?何况他在笔墨趣味上,在造型概括写意上,在中国传统绘画的突破上,都是艺术的创新。在经过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考验之后,又有谁能不给予承认?!徐悲鸿的狮子形象,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一份公费两人花,经济来源经常中断,处在困苦之中时,跑柏林动物园画速写以抗饥饿袭击的情况下创作的。当时他以“狮”为题,画了数幅作品,如《狮吼》《奴隶与狮》等。

徐悲鸿笔下的狮子,不是东方睡狮,而是愤怒的狮子、吼叫的狮子、醒狮、负伤的狮子。东方的雄狮,依然是代表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精神。1943年他创作的《群狮》(112.5厘米×215.5厘米)包括四头雄狮、一头雌狮和两头幼狮,这幅作品是他预言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一群生龙活虎的“雄狮”,脚踏“富士山”头,遥望着前方。它原本命名为《会师东京》,“师”与“狮”是谐音,以此象征中华民族的胜利。而且此图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创作的。这与他1940年创作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一脉相通,实在可歌可赞。这幅作品与徐悲鸿1940年创作的《群马》(109厘米×121厘米)同为神品。这两幅动物画,都是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代表作,我称之为传世的“姊妹篇”。

徐悲鸿笔下的雄鸡,也是号召民族觉醒、通报胜利凯歌的艺术象征。它冲破黑暗,风雨无阻,唤来光明。徐悲鸿取雄鸡为题材反复加以表现,符合中国人民视鸡为趋吉辟邪动物的心理。雄鸡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题材,雅俗共赏,得到肯定。无疑,徐悲鸿的雄鸡艺术作品,在国难当头时期,所起的作用是极富战斗力的。

那么徐悲鸿创作的飞鹰、灵鹫、喜鹊、麻雀、鸽子、鹤,甚至牛、鹅、猫和猪,等等,都不是单单地为审美而作,都是赋予了它们积极的意义。如一群麻雀在枝头欢唱曰《晨曲》(1936),一群小麻雀逆风而飞曰《逆风》(1936),都是别出心裁的创新,是对胜利的欢呼,比喻人民不怕艰险争取胜利的决心。

总之,徐悲鸿创作的飞禽走兽,大都是他以笔做武器的艺术作品,在抗日战争中起着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

徐悲鸿的创作,从油画到中国画,从人物到史诗巨作,从走兽到飞禽,从山水风景到花卉树木,题材之广,跨度之大,技法之多,内容含义之深,在中国美术史上难以找出第二位。徐悲鸿在五十八年的岁月里实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创新,而且在美术教育阵线上,将中西两个美术造型体系发扬光大,其功绩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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