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是怎样失去他们的"气节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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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一:断崖式堕落

大明王朝三个世纪里,一个出名的亮点,就是士大夫们的气节品质。

自从明朝建国起,明王朝的历代文官们,就常见各种硬骨头。碰上关乎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哪怕品级低的小官,也常见硬怼皇帝,坐牢挨打全不怕。摊上北京保卫战这样的危难时刻,更是集体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御外辱。治国能臣也是辈出,虽说朝堂争斗不少,大多数阁老尚书,都能分得了轻重负得了责,比如夏言掐张璁,张居正撕高拱,彼此别管多大仇,国家大事也绝不拆台。大明王朝的辉煌中兴,就是这些负责任的政治家扛起来。

但是,到了晚明凄风苦雨的年月里,一直标榜“气节品质”的明朝士大夫,表现却是断崖式下跌。特别在末代皇帝崇祯帝艰难苦撑的年月里,满朝的士大夫精英们,除了忙着互相算计拆台,就是遇事慌忙躲猫猫,气得亡国前夜的崇祯,喊出“诸臣误我”的遗言自尽。而后,士大夫们却又毫无压力,撒腿就去找李自成农民军卖身投靠。如此集体下作的表现,正如当时大文豪冯梦龙那句怒骂:“尚何面目偷生于天地间”——简直太不要脸。

可别看冯梦龙骂得狠,等到不久后清军入关,中华大地山河变色,明朝朝堂士大夫的“不要脸”,却是更突破尺度。南明初建的时候,就拉帮结派继续掐,为了个人手里权力,不惜煽动军队哗变,直接给清军南下打开方便之门。待到清军横扫东南,满脸忠君报国做派的他们,这时争先恐后求投降。诸如钱谦益陈名夏等“士林领袖”们,更是投降了都最终不落好,不是凄然而终,就是获罪身死——做叛徒,都这么不受待见。

虽说历代王朝覆灭,常见朝堂士大夫们的“不要脸”,但如明朝士大夫这般堕落速度之快,却简直青史罕见,细看其中过程原因,更是满眼触目惊心。

二:价值观崩溃

明朝士大夫们的加速度堕落,首先就是个价值观问题。

嘉靖年间文学家何良俊回忆说:明朝前期的官员,深受理学教育熏陶,从来看淡财富田产,最重气节名誉。就算在松江这样的富庶地区,当地周氏曹氏蒋氏这样世代官宦的名门,生活水平也就中等人家等级。谁要敢做官时贪图享受经营产业?必然会被集体鄙视。那时士大夫们的刚正表现,正是这清廉自守的信仰支撑。

但从嘉靖年间起,明朝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朝堂上的传统信仰,也全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从中进士开始,就忙着买田置地,有的甚至借权势插手各类生意。社会风气也是大变,《新会县志》记载:明代早期时,如果有清官辞官回家,乡邻们都引以为荣。但到了嘉靖年间时,如果官员回乡后被带回钱,必然要被街坊四邻嘲笑,“清官”几乎成了“傻官”的代名词。蝇营狗苟的风气,从此开始到处刮。嘉靖年间还是青年的张居正,就曾一语叹息当时的乱象:商贾在位,财货上流——基本就是金钱开路。

好在那个时代,明王朝的行政体制还算运转良好,从嘉靖晚期严嵩倒台起,经过高拱张居正等改革家的铁腕整顿,以考成法等严格律令,将明朝官员们严格监管,也成功一扫嘉靖年间的龌龊风气,有了“隆万中兴”的辉煌。但张居正过世后,亲政的万历皇帝,没几年就不上朝,虽说大权牢牢捏在手里,明王朝的行政效率,却是严重减速,所谓的严格监管,当然也成了浮云。既然国家大事歇了业,当年追求清廉报国的官员们,这下当然瞪圆眼睛捞好处。

于是,这个时代的大明朝,江河日下的年月里,也成了士大夫们生活丰富多彩的年月。朝堂上拉帮结派,互相拆个台搞个党争,嘴里江山社稷,谋的却是自家利益,享乐奢靡风气更是大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亲笔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明朝官场饭局:有时都是在“宫殿般的船舶”上,餐具全是金银器皿,菜肴堆得像“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热闹的宴会要持续一整夜,除了美食还有歌舞游乐。为何敢这么奢靡?因为“开支全由公家支付”。

而且别看晚明末世时,他们各个遇事唯唯,捞好处却绝不手软。比如明末江南的官宦世家,华氏每年收租有八十七万两,钱家土地横跨三州,每年地租近百万两白银。陈家的宅院巍峨无比,比各地藩王都阔气。朝中的各位官员呢?每天在崇祯面前糊弄的他们,大把的钱往家里搂,以至于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一顿抄家,在官员们家里抄出七千多万两白银,是明朝亡国前夜,宫廷府库存银的三百五十多倍。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李自成攻取北京时,甚至清军南下时,这些高官厚禄的士大夫们,竟是丑态百出:报国的信仰早就是浮云,一生做官只为权和财,跟谁不是升官发财?该卖就要卖。

三:可怕的逆淘汰

比起价值观的崩塌来,晚明士大夫们堕落的更致命方式,就是残酷的逆淘汰。

很多后世读史者,常叹息明朝灭亡时,一幕奇怪的现象:一边是各级高层官员们,各种秀下限卖身卖国,人设几乎塌了个干净。另一边,却是多少身在民间的士大夫们,慷慨走上救国之路,战至悲情壮烈殉国。在这个王朝生命的最后年代里,大明朝依然不缺忠臣义士,但这些满腹才华理想的英雄们,却无一例外,在明朝灭亡前夕时,被淘汰出权力层之外。最终只能以孤军奋战的方式,悲壮履行最后的职责。

造成这奇特现象的,就是明王朝越演越烈的逆淘汰。

在明朝中期时,虽然明朝社会的传统理学思想,遭到了越发剧烈的冲击,但大明王朝的行政体系,毕竟仍然保持健康运转的状态。所以高拱张居正们,依然可以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勇敢的手术般,给大明朝赢的新生。但万历亲政后呢?长期的怠政懒政,明王朝连全国的知府知县,乃至中央六部尚书侍郎,都是大面积空缺。整个王朝正常的新陈代谢,已经完全的紊乱。然后,参考一下基本健康知识就知道,明朝的政治生态,变成了病态的逆淘汰。

逆淘汰的出名方式,正是党争。万历的怠政,叫朝臣间的倾轧,走上了失控状态。大臣们各自拉帮结派,正常的官员任免考核,完全成了过场。晋身的主要途径,就是跟对派别。会争名声秀出位,要比会实干更重要。

如此一来,万历晚期起,大明朝堂上就“好名”成风,越是国家水深火热,官员们越是精神抖擞骂得欢,比如李自成农民军从陕西进入山西时,如此十万火急的局势,言官们却互相扣锅,朝中山西籍的官员破口大骂,指责陕西官员“纵贼”,陕西籍官员们哪肯吃亏?又大骂山西籍官员“通贼”。正常商议平叛剿贼的会议,就这么给带跑偏,变成了地域掐架。类似雷剧,崇祯在位十七年里,每年都有好多场。耽误正事?哪有官员们站队博名声重要。

甚至到了江南复社崛起时,复社的领军人物们,也凭着他们在明朝朝堂的强大人脉,把自己的成员们在科举路上捧上去。号称“清流”的他们,更通过在秦淮青楼的各种聚会,拼命收揽成员,创下南京秦淮青楼“家家夫婿是东林”的“壮观”场面,至于成员素质?《复社纪略》里就有无奈叹息:“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就是一帮这种玩意。

这样一个坑货扎堆的朝堂,最容不下的,自然是实干型的人物。比如崇祯年间时,山阳县武举陈启新悲愤上书言事,奏折直戳明王朝各大弊病。如获至宝的崇祯,欣然将陈启新提拔为给事中,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接下来的时间里,各路官员们不顾国家危亡,接力似的大骂陈启新,终于罗织各种罪名,害的为官清廉的陈启新撤职走人。至于血战巨鹿的卢象升?经略陕西痛击李自成的孙传庭?哪个不是迎着骂声苦干,然后含恨而亡?

当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朝堂,已然成了气候,真正的人才,已有容身之地?崇祯临终都在说着“文臣皆可杀”,可真正造就满朝“可杀文臣”,叫明朝付出亡国代价的,正是这大明朝自己造成,更在历史演进里绝不罕见的逆淘汰。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烈皇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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