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的战略失误和转向

东方历史评论12-04 10:18 跟贴 1262 条

从淞沪抗战爆发到南京保卫战结束,在这短短的4个月时间内,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战略的选择实质上奠定了之后中国抗战的走向。近年来,学界大多认为淞沪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阴谋,标志着国民政府决计全面抗战,使战局形成持久态势,由此,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初步确立。也有学者认为淞沪抗战与南京保卫战时间、空间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然而,4个月时间里,蒋介石经历了怎样心路历程?如何作出政战略抉择?这些抉择又为何导致如此的结果?既有研究对这一系列关键问题似乎关注不够。笔者以为,军事的逻辑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仅就战争论战争恐难窥历史之真面目。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相关未刊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梳理,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笔者认为,从淞沪到南京,蒋介石的战略选择主要服从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略需求,即寄希国际干预、大国介入中日军事冲突。战略服从政略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战略实施的代价:淞沪抗战虽迟滞了日军短期速胜的作战计划,却也大量消耗了中国军力,并暴露了中国军队的弱点;此后日军采歼灭战围击南京,致使中国军民死伤惨重。南京失陷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始坚定了立足自身、实施长期抗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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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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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打给外国人看”

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之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一改之前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决计全面抗战,学界对此多有阐述。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此后的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中,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各项对日作战决策,却无不体现了其寄希国际干预、大国介入的期望,从而影响了中日战争的进程和走向。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除考虑到上海地位的重要性外,主要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的需要。这一时期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呼吁对日本进行国际制裁的必要性,强调这与国际和平密切相关。蒋此时的政战策略是“以战争为建设向导,以军事为外交后盾”。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一不宣战,只说自卫;二不迁移政府。”

面对日军的挑衅,负责守卫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发起攻击,以期先发制人,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节正在调停,要求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直至日军的进攻导致中国守军“行动势难延展”之时,蒋介石才发出“明拂晓攻击”的命令。即便如此,何应钦在14日致上海市长俞鸿钧的密电中仍强调,现虽“决对敌根据地实施扫荡”,“惟外交谈判及与各国领事之周旋,仍请兄相机应付”。

战争初始,中国守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屡屡突破日军阵地,蒋介石似乎看到了军事胜利的希望:“本日沪战颇有进展”,“上海倭寇恐慌万分”,“(日本)陆海军意见分歧,政府内部不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以今日战况,敌或有退却可能也”,特别是“英提议沪上倭寇全部撤退,大可注意”,“其能实现,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但日本拒绝了英国调停,令蒋介石“忧心倍增”。于是,蒋反复分析列强的立场:“开战以来外交形势当有利于我者为多”,“除意国袒倭与美国态度不定外,余皆可与我以同情”;“美国态度恶劣,而且变为毫无骨格之国。此其现任总统罗斯福应任其咎也”;“德国无甚偏袒,意国亦不敢明目助倭”;“英大使许格森被倭机击伤引起英国怨愤,现时或无事实表现,但预料其于将来中倭战争之胜负所关甚大”。希冀大国介入之情溢于言表。但远水难救近火,为了牵制日本,在没有消除对苏联戒备心的情况下,蒋介石于8月19日毅然决定与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促其加入战争”。尽管蒋介石认为,“中苏不侵犯条约签订发表当于现局利多害少”,“倭德意等‘法息使’国对中苏协定多现惶惧之态而未敢极端反对”,但为避免国际社会对其联苏政策产生误解,他还是亲自召见英国大使“说明理由”,并电告正在德国访问的孔祥熙向德国政府进行解释。此后,国民政府在于8月30日和9月10日向国际联盟提交的声明书中,除继续呼吁国际调停中日冲突,并特别表明如下两点:中国“维护和平的方针”不变;中国的抵抗是“不得不进行自卫”。

在淞沪前线,日军后续部队源源而至,至9月中旬已达10万余人。9月1日至7日,吴淞、宝山相继失守,至17日,中国军队“伤亡奇重”,全线撤守北站—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店西南一双草墩之间。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保存实力,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面临着两难选择:“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长期抗战乎?”各部虽已“死伤大半”,“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摄(慑)服倭寇完成使命?”蒋的决定是坚守上海,而这与他强调“外交与战线并重”更是不无关系,唯有坚守,才有国际调停的可能。

1937年10月6日,国联决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中日冲突问题。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10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解决中倭问题,唯有引起国际注意与各国干涉,今九国公约会议已有召集确期,国联盟约亦有较好之决议,此乃抗战牺牲之效果也。”蒋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使英美允俄参战”。他还为此致电时在意大利负责军购的蒋百里,“对于意国商务与价目,请照前电范围由公全权商订,但须意国在九国会议中助我,至少亦要求其不助日本为要。”

蒋介石不仅要坚守上海,而且希望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之际,淞沪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10月22日,蒋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为此,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普遍调兵赴沪参战,“调93师”、“调15或11师到新泾”、“催滇军速进”、“催运刘多荃师与吴克仁师”。在致龙云电中,蒋言辞急切,“滇军出发各部现到何处?务请力催兼程急进,能望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约何日可集中长沙?卢军长何日来京?请详复。”急图军事方面在会前能有所表现。然而,淞沪战况非蒋所能掌控,各部伤亡极为惨重。蒋介石不得不决定转移阵地,但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闸北仍令派留一团”。“我军残留一团兵力于闸北,以示死守,感动中外心理甚大”。11月初,随着日军第10军在金山卫的登陆和日军进攻的不断加强,蒋介石开始考虑“沪战转移计划”,他认识到“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当以前者为重”,却又顾虑“沪战阵地转移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使此心犹豫不决也”。蒋同时还转电苏俄,“我军上海撤退,乃为受金山卫敌人登陆侧背动摇之故;但撤退安全并无损失,以后持久抵抗,决无问题。无论何时,决不与日言和”,以促苏俄下定参战之决心。

此前中西学界的研究中,多强调蒋之坚持淞沪全力抵抗,有试图把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诱使日军逐渐采取自东向西的主作战线,使国军持久战略更易达成之意。蒋纬国的研究更认为此时蒋介石已确定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敌人之持久战略”的全盘战略构想。诚然,日军主力从长江下游向西进攻,使中国政府赢得了在川、陕、湘、滇、黔大后方持久战准备的时间,但这绝非蒋介石在淞沪抗战时即已策划的结果。蒋所思虑的重点,在以淞沪之顽强抵抗唤起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关注进而干预,以早日结束战事。战略服从政略的结果是,淞沪抗战在战术上多次错失良机、尽显被动之态势。如当日军于10月上旬突过蕴藻滨之时,中国军队侧背感受威胁之初,即应断然退守新泾河西岸,嘉定、南翔、苏州河右岸之线,如此不但可减少损失,且可凭借既筑阵地为较长时间之持久;当日军11月5日于金山卫登陆之时,战区即应向吴福线阵地转移,不但可减少损失甚至可利用该线既设工事,迟滞日军,甚至可予日军以较大打击。而直到不得已时,始向吴福线仓促撤退,损失重大。

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作战英勇,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之师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死拼硬打,特别是要“打给外国人看”,不仅大量消耗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也将国军主力完全暴露。该项战略虽迟滞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意图的实现,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因此改变了日军的战略策略,开始着手歼灭国军之有生抵抗力量。日军攻占上海后,“华中方面军试图在昆山附近地区围捕、歼灭敌军主力,但结果成了一场击溃战,只歼灭和捕捉了部分敌军”。这时日本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向南京追击。11月15日夜,日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占领上海后日军的战略,认为日军在太湖以东地区的作战并不彻底,“湖东战役未达预期目的”,未能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造成了中国军队的重大损失与溃退,“如果抓住这个变动着的战机一举断然进行追击,据判断有二十天的时间可以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也赞同这一意见,其25日给东京的报告在谈到“对有关上海方面中国军的观察”时说,“判断自开战以来出现于此一方面的敌军总兵力八(十)三个师,其中消耗约一半,现在可活动的是约四十万名。而且缺乏武器、弹药、粮食的情形严重,尤其随其败战,士气之低落达到极点,似乎完全丧失斗志。政府内部的争执激烈化,且决定放弃南京。今后,日本军如迅速作战进攻至南京,即可在短期间内,使中国军主力崩溃”。日军这一战略策略的转变,使中国军队在此后的南京保卫战中不断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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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南京:民众疏散不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鉴于日军有扩大战争范围的种种迹象,国民政府也加快了抗战准备的步伐。军政部从1937年7月11日起连续召开会报会议,讨论、制定对日作战部署。出于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战区内大量无辜居民将为战争所累考虑,政府机关和民众的疏散也是政府当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因此,疏散计划的制定快速提上日程。国民政府统帅部于7月27日的会报会议上,专门就落实蒋介石关于首都“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的手令进行会商,决定“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

平津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国民党高层一致认识到中日两国间的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一场大战不可避免。7月29日,统帅部又从军事角度出发,讨论有关沿江各重镇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别会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计划。会议强调“南京市百万余人口,战时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将妇孺迁移他处”,这样做“虽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终久必归实现,故可着手办理”;对于机关职员眷属,“尤宜先秘密移动”,以免妨害公务。该项计划中透出国民政府准备疏散南京普通民众的端倪及其倾向性。但此后军政部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认为“应由军委会召集各院部会开秘密会商讨”,俟方案拟定妥善,并交蒋介石核示后,再逐渐实施。从后来实际施行情况看,出于稳固民心、防止恐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疏散计划并未优先考虑市民,而只是优先疏散了机关职员眷属。8月初,军政部通知在宁公务人员将家眷送离南京,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政府机关职员眷属的疏散行动,使一些市民觉得战争已经迫近,开始逃离南京。蒋介石显然也感觉到了民心不定所带来的问题,“最近要公务人员送眷属回籍,社会上的秩序已乱起来了,交通站上都是挤得水泄不通。……这种态度与战时战事上,是无利而有害的。”为防止民心不安,南京地方当局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针对宪兵及警察机关屡次接到有关散布流言、扰乱安宁的报告,“当局发布命令严加追查,并发表谈话要求市民采取平静态度,勿轻信谣言”。为维持车站和码头秩序,首都新运会于8月9日“要求宪兵和警察等17个机关代表集会,决议向车站和码头增派巡警和宪兵,由铁道、交通两部及警士训练所派出劳动服务队,全国新运会和首都新运会也派出人员”,多方共同协助维持。南京地方当局的上述措施,使市民的逃离多少有所缓和。魏特琳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较安静,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

但是,南京所受到的战争威胁却日益严重。从8月15日起,日军即对南京展开了战略轰炸,“为谋求挫折中国政府及民众的持久性斗志,于适当时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或战略性要冲,断然重复进行空中奇袭”,欲从心理上瓦解中国的民心士气。南京几乎每个晴天都要遭受日机三次以上的空袭或空袭威胁。对此,日方谍报人员多有记述,“日前夜间空袭时,炸弹落在太平路引起火灾,约死亡百人,立法院也落了炸弹,由此引起很多人逃离南京”;“26日半夜到午前4点空袭时投到市外的炸弹造成很多市民伤亡。”蒋介石9月25日日记中也写道,“敌军连日反复猛炸南京,毫无损于军事设备。惟人民生命财产多受伤害,市场凄惨。”

然而,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及此后的举措和宣传,却都给民众留下了坚守南京、坚持抗战的印象。

南京防空方面,国民政府在战前即做了周密准备,如制订了《扩充首都防空警报配置办法》、颁布了《防空法》等,“要员住宅、旅馆等均设有地下室”。各机关和民房几乎全部涂上了黑色或灰色,并“随时进行防空和防火训练”。日机来袭后,蒋介石致函周至柔,“今晚起应防倭空军对首都之夜袭”,令其做好空军的应对;电令马超俊,“南京市各马路及要口附近相隔二三里之距离各点,必须多设平民与行人避难所,其计划、地点、构造法,皆希呈报;并于此十日内,壮丁全体动员构筑避难所”为要。蒋并进一步指示,“现值抗战期中,敌机不时来袭,各该长官均负有维护地方治安,保障民众安全之职责”,上述避难所之设置,“即便闻警趋避,尤属费省易举,安定人心关系甚大”。就媒体对于日机空袭的新闻报道,蒋介石也有所指示,“国内报纸登载敌机空袭新闻关系重要,亟应规定发布标准”,尤以“引起国际同情”为宜。在政府防空机构组织、配合下,南京市民很快克服了恐慌的情绪,防空经验逐渐丰富,对随后日军的疲劳轰炸能逐步适应。日方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我机空袭,敌情报、灯火管制系统、探照灯照射等,均有相当之训练。”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文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这个给我们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慰与兴奋”,“抗战已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好机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办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此后《大公报》、《申报》等也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蒋介石10月10日的日记中曾有如下的记载,“下午与妻同乘车视察市中,户户挂旗庆祝,为之一慰。”

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等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其责任存在严重缺失。

上海失陷后,如果坚持抗战,迁都已迫在眉睫。其实,早在8月29日,蒋介石即曾考虑迁都之事,当日日记中记下:“如迁都则应在重庆,大本营则在洛阳,行政院则在衡阳。”11月8日中国军队撤离苏州河南岸后,迁都已成为国民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蒋在日记中更是多有记述。蒋认为,“国府迁渝”“实为内政外交转移之一关键”,“甲、为长期抵抗之计;乙、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讨城下之盟之妄念”;并强调要注意“迁都命令发表后之敌态如何”。蒋此时的关注点是迁都对中日战局的影响。国民政府为稳定民心,对于迁都的准备工作是秘密进行的,迁移过程也显得极其仓促。据当年随行西迁的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丁绍兰回忆,“离宁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精神状态很紧张”。17日凌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满载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物资的主席专轮“永绥”号军舰悄悄起碇西上。辞行时,林森嘱咐冯玉祥等送行人员“坚守秘密”。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迁都重庆。在西迁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政府大量档案文件和相关物资及公务人员的输送,为保证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安全迁移,国民政府所统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600辆汽车和220余只民船都用在了军事和国民政府西迁上,使11月中旬颁布的迁移妇孺办法中“予以种种交通上的便利”仅停留在口头上。“国府西迁后,各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11月26日马超俊市长曾专电交通部,希望“西迁各船抵达后,即续回迁送难民。”但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至南京沦陷前,这些船只根本无望返回。因此,尽管江边“人山人海”、车站“人多如鲫”,但真正有能力离开南京的普通市民为数很少。为了躲避战火,许多市民盲目地东躲西藏,“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移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直到12月7日,蒋介石才离开南京。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可以说是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关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蒋迟迟不离京,对民众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使他们认为留在首都将是安全的。自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各地难民纷纷来京,每日千数百人不等”。有调查显示,南京人口在1937年6月时超过100万,8、9月份曾急剧减少,到11月初又回升到50万以上。蒋介石在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星期留驻南京,不仅于军事布置能强勉完成,而且于军心民心亦有裨益。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南京幸免兵乱。若早十日离京,则败局更不堪问矣。”事实上,蒋对自己离京后南京民众可能遭受的战祸,也是非常担忧的,撤离当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人民受战祸之痛苦,使之流离失所,生死莫卜……惨目伤心,无逾于此。”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滞留于南京的总人数约高达53.5-6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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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南京保卫战历来被视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此乃学界从中日双方军力对比而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更多考量的是外交政略。1937年9月初,面对日军由守势转为强大攻势的战况,国民政府开始考虑首都防御问题,但受累于力保上海的战略,南京外围的防线修筑其实极不完善。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原先在淞沪战场以重兵阻遏日军的战略部署,不得不做重大调整,战线被迫向内地纵深转移。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首都第一道外围防线吴福线,但该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主力被迫继续向锡澄线撤退。蒋介石非常清楚,“锡澄线如失陷则敌在长江即可长驱直入更无顾忌矣”,故23日晚亲“到常州召集锡澄线各军长训话,精神必为之一振,阵地当能稳定也”。然而,事与愿违,“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不仅如此,中国军队撤退途中“彼此纷杂零乱”,“一般将领颓丧太甚,士气不振,抢劫日多”,日军“看破我军之弱点,所以敢放肆无忌,视若无人矣”。

为打破日军迫订城下之盟的战略构想,国民政府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公 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南京是守是弃,国民政 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他注意到,“敌以意德共同 防共之盟对于苏俄与英国有所牵制,故得对华任意侵略,为所欲为。”11月17日,“本日为南京固守与放弃问题踌躇再四”。考虑再三,蒋还是决定坚守,“期以3个月乃至1 年”。24 日,蒋介石正式任命病中的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同时,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从正向浙、皖、赣边区转移的第三战区部队中留下9 个师,并从武汉调来第七战区部队中的 2 个师,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备部队,总计兵力约 15 个师、10 余万人。

从蒋介石 11 月下旬的调兵遣将不难看出他对南京保卫战还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至少他希望能像淞沪抗战那样坚持数月,以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但接下来十多天的战事 发展却使蒋的幻想几成泡影。蒋 12 月 6 日的日记作了这样的分析: “敌军用奇袭与包抄战术”, 而中方却“士气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敌攻句容与醇(淳)化镇,见我士气与兵力,彼已熟视无 睹矣”。由此可见,蒋介石最终仍决定固守南京,绝非纯出于军事角度,除了如有学者已揭示的, 作为首都的南京,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以及蒋介石对自己花十年之功一手缔造的首都充满了 难以割舍的感情以外,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的需要,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 突的努力。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指示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 表顾维钧竭尽全力,要求顾“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此后在得到“九国公约会议已消极无结果”,“九国公约会议无形停顿”的消息后,蒋又安慰自己“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及至 11 月 24 日,蒋得知“英美问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写道,正所谓“虑而后能得”,“国际形势转佳而战局日坏”,“吴兴失陷战局不受影响”,“欲挽此颓势以冀转败为胜也”。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开始通过其他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性。早在淞沪会战呈胶着状态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事,也为了对抗即将召开的布鲁塞尔会议,日本一改过去反对第三国干预、坚持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态度,于10月下旬表示“特别欢迎”与日本有友好条约关系的德国出面斡旋。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被蒋介石“严词拒绝”。但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接德大使转达敌国要求言和之报”后,“特约其来京面谈。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已经准备接受德国调停。在陶德曼证实了“日本最初的条件虽然只是几条基本原则,但是原则一直没有变化”之后,他提出了中国的四项和谈基本原则。蒋并补充说,日本政府必须对前期谈判、特别是和平条件保密,否则他本人地位不保,被迫下野,中国政权就会落到亲苏派手里。这天的日记中他记道,“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有觉悟则几(已)矣。”

蒋介石对苏联援华确曾有所期待。当时在国际社会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从11月下旬起,特别是布鲁塞尔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后,蒋颇为关注苏俄对中国的态度,11月24日日记中提醒自己苏俄曾有“待我生死关头必出兵攻倭之诺言”;26日、28日、29日连发三电给时在莫斯科担任联络工作的外交部次长杨杰,令其尽速向苏求援:尽管国民政府绝不与日媾和,“至不得已时当固守南京,决不放弃长期抗战之主旨”,“但南京防御工事殊嫌属弱,恐难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内能否实现,盼立复。”29日,蒋还直接致电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请求苏俄派兵。28日蒋接见杨杰特使张冲后,对苏俄出兵援助充满期待,当日日记写道,“俄机已到,尚可图挽战局”。在30日致龙云函中亦称,“最近期间俄必出兵助我,国际形势亦将大变,此乃确有把握也。望兄力促永衡(汉)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公私皆感。中仍在京策划一切,军心以固。”直到12月5日,“接史大林覆电,与杨张所报者完全相反”,蒋介石才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决定离京赴赣”,“收拾残部,重整旗鼓,再造时代之计划”。然而,蒋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12月11日晚,蒋介石已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尽管有着“本日南京唐孟潇处已无人接电话,敌已过江占领江浦,则南京恐已不守乎?”的疑虑,依然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可见,蒋至此都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守城甚至已成赢得国际干预的唯一希望。

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的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战备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南京保卫战的效果受其所累则是必然的。正如蒋介石所预料,日军自上海开始追击以来,一路采取“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在对南京的攻击战中,更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策略。11月24日华中方面军制定的作战计划大纲指出:“方面军以一部自扬子江左岸及芜湖方面进至南京背后,其主力自丹阳以东之京沪铁路—丹阳—句容方面,以及湖州—宜兴—溧阳—溧水方面相呼应,于南京要塞外,歼灭敌之野战军,攻克南京。”经过上海作战之后,日军已认识到必须歼灭中国军队之精锐,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南京攻击战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12月7日,日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在敌人残兵仍据城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将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展开,进行炮击夺取城墙,各师团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进入城内进行扫荡。”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为此,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在12月1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称:“联队打算按照前述‘作命三十八第6号’标明的进入路线追击。……前线部队要迅速向该线追击敌军,在各处歼灭之。由于是歼灭战,应可以让部分部队越过前述界线进入。”第十军也于13日上午下达命令:“集团要歼灭南京城内之敌。……各兵团对城里的炮击自不必说,应尽一切手段歼灭敌军。”

从11月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18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战只坚持了两天即开始撤退。12月11日晚,唐生智在接到蒋介石的撤退命令组织退却之初,考虑到时间紧迫、人多船少的客观情况,确定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规定只有卫戍司令部各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第36师由下关码头渡江,其余部队均由正面突围。这一原则,本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在正式宣布撤退令时,唐生智又补充“口授命令要旨,87D、88D、74A、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另外,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而滞留在南京城的军人,群龙无首,一盘散沙,被俘者数以万计,使日军歼灭中方有生抵抗力量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机密,阅后销毁”的命令:“杀掉全部俘虏”。还有一些无法逃离南京的士兵纷纷扔掉武器换上便衣躲进了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成立的难民区内。日军入城后则以扫荡败残兵为口舌滥杀无辜。

1939年4月27日,南京维新政府“大民会”总部组织部长王鸿恩的讲话中,也道出了日军的这一政战略:“南京市人口在事变以前,即党政府的全盛时代,计有人口一百零七万之多,及至事变后,人口骤减至十七万之数,相差几达九十万。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众受了蒋介石的恶意宣传,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则因误会或种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而罹难散失与牺牲。……后来日本军队进城了,因为肃清残敌又杀死了好几万人,而中间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一般无辜的善良民众,因为当时没有显明的识别,日本军队不能认识他们,听说也死亡了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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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抗日政战略之转向

综上所述,从淞沪抗战到南京沦陷4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政战略选择方面存在严重失误。蒋之考虑在于引起国际注意。他认为,凡与中国有政、经关系的列强,为了保持其本身利益,必然援助中国制裁甚至抵抗日本。故此,中国只要能在上海作英勇抵抗,打破日军速决战略企图,必可促进国际变化,觅得盟友。这一时期,他首重英美,同时也不排除联苏之可能。蒋之失误在于,虽然联合强国以制日是必要措施,他却本末倒置,过分依赖国际社会,以求尽快解决中日争端。由于期待国际干预和幻想“和平调停”中日军事冲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主要是为其外交政略服务的,因此蒋介石对于上海到南京之防守和军事部署准备和应变能力均不足。上海虽守三个月,但由于是内线作战,无外线的支持,使得国军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直至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蒋介石尚无组织南京战役的计划。上海失陷后,国军撤退过程中,秩序混乱,溃不成军,从而使日军坚定了进击南京的战略决策,仓促组织的南京保卫战根本无力阻挡日军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并歼灭中国有生抵抗力量的战略目标。“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国民政府在淞沪战争爆发之初虽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于稳定民心的需要,又考虑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迟迟没有做出周密的计划。为应付日机空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虽然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和民众工作,如避难所的设置等,然而,随着战火临近南京,国民政府仓促西迁,来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财产,致使大批市民滞留南京,留下严重的居民安全隐患。

防守南京原本已无精锐部队,以唐生智为总指挥,更是用人不当。而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明知南京难以坚守,依然幻想据此图挽战局,等待国际形势的改变,致使十万国军滞留城内。日军占领南京后,除在城内外扫荡败残兵外,并于12月14日开始在安全区内有系统地搜寻中国士兵。“为了削弱我们的人力与兵源,不惜违反人道和国际法,来进行集体屠杀。”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上述政战略选择的失误,不仅契合了日军歼灭战的战略企图,也间接扩大了日军南京暴行中遇难者的规模。应该说,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考虑到日军占领南京后会进行施暴,甚至“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的紧张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失利,唐生智事后也自认其咎,“窃职等奉令卫戍南京,既不能为持久之守备,又不克为从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丧我士卒”。

唐生智

笔者在此想重点指出的是,在意识到南京保卫战必败和国际干预落空后,蒋介石痛定思痛,方开始着手建立长期抗战的战略。蒋在12月6日的日记中曾感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并开始预定“三年组织,三年准备”。9日复在日记中写道:“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预备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11日日记中,蒋记下已在进行“南京失陷后政局变迁之影响与预测”和“持久抗战时期变化之预测”,认为通过“强化政府”,“团结内部”等措施,必能“使敌疲困”和引起“国际干涉”,他“准备三年苦斗”。同时,蒋对其过分依赖国际介入解决中日争端的期望也进行了反思,“军政时期应以军事为本位”,“英美人士一见失败则责难与讥评齐至,而且乘机取利。国不能自立则无论何国皆成敌人也。”(12月17日)“政治与外交皆应自两面着手,不可只知其一也。”(12月18日)国民党高层其他成员此时也有着与蒋同样的考量,据王世杰12月15日和20日日记记载,“罗志希来函谓,战事可失败,立场不可放弃。与予素日之见解同。”“白崇禧自桂北来已四月,从不发言,今日在国防最高会议席上慷慨陈词,力主抗战到底,不可再以和议二字萦绕脑中。居觉生及于右任则请蒋先生出任大元帅之名”。(95)可以说,这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自淞沪抗战至南京保卫战期间政府政略与战略的反思则是促成蒋下决心转变战略、准备长期抗战的重要原因。换言之,没有淞沪抗战至南京保卫战的一系列军事失利和国际干预希望的破灭,蒋就不可能下定立足自身、实施长期抗战的决心。

对于持久抗战之利弊,蒋介石在南京沦陷后方有较深入的思考,这在日记中记录颇详:“此后敌人前进愈难而我军应之较易,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则国际变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点必暴露更甚,敌军兵力亦不胜布置,不仅使之进退维谷,而且使之疲于奔命”,“持久抗战到底,我固危殆而敌亦消灭矣”。(1937年12月18日)作战方略当“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小胜而成全局大胜。”(1938年3月5日)台儿庄之役中,蒋介石运筹帷幄,身体力行,“考略鲁南战略应生发展运动战,固守运河南岸,阻止敌军侵徐,勿使我军丧失战斗力,以求持久,争取最后胜利也。”(4月24日)其时,孙连仲部守内线,汤恩伯、王仲廉等部打外线,歼灭日军11000余人,打得非常漂亮。及至日军挥师西进之际,蒋注意到,“敌已抽调东北对俄之兵力增援关内,晋绥察省敌皆已增兵,平汉与胶济两路亦已增兵,此其为大举南侵之准备也。敌如大举攻汉,或粤汉并洛潼先陷或粤先陷,皆应有一准备”,并确定战略,“有利则固守进攻,否则避战保持实力与敌作持久战”(6月8日)。他还观察到“敌军后方空虚”,在兵力部署方面,决定“对其后方应增加兵力,袭击要地”(6月7日),确立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就战略实施情况看,武汉会战纯为外线作战,打了4个多月,“然我军仍照原定计划阻制敌军于国防工事线之外”,“约计敌军九月间之死伤必在十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成功矣”(9月30日)。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登陆后,蒋感于“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业”,“故决心放弃并发表宣言,通告中外,以示决心”(10月20日)。

持久抗战之国策一旦确定,蒋介石对国际形势之运用,亦强调立足自身、促中国于主动地位,不再唯国际社会之态度马首是瞻。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蒋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1938年1月10日)就国际形势而言,“美总统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志含蓄不能过久,当于此一二年内必有行动”,但“倭寇决不允第三国干涉远东与中国之事”,因此要“使倭知中国必非武力所能制服”(2月1日)。对苏俄外交,蒋亦不再急于求成,他一方面对苏俄声明“无论其对倭战与不战,中国必与苏俄始终一致”(8月3日);另一方面也体认到,“中国今日之地位重要,对俄倭二方实有举足轻重之势”(8月11日)。因此,在得知苏俄暂时不打算与中国签署互助协定、并无意“攻倭以待倭之来攻”的消息时,蒋非但不觉失望,反而认为“不与任何国缔结军事协定,是于吾基本政策极有助益,是时代强勉中国以独立自由与自力更生也。”(8月24日)他还勉励自己,“立国全靠自己奋斗,无论何友皆不可存有希冀之心。”(9月4日)对于日方的“和平”谈判,蒋介石也由之前的犹豫不决转为态度强硬,“与德大使言明,如倭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转达”(1月16日)。在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作交涉对手”并开始在南京扶植傀儡政权后,蒋更是一笑置之,“倭寇已急谋打退堂鼓之法,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其无法中之一法也。”(1月23日)在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后,他充满自信,“对总裁责任应当仁不辞,……实与抗战增加实力不少,而且确定中心无异与敌精神与其策略上一大打击也。”(4月1日)“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乃可使倭阀失败,中国独立,方有和平之道也。”(9月9日)

1938年1月,蒋介石在汉口指示,“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后方,如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而将重兵扼守平汉、粤汉两铁路以西;再置相当兵力于浙、闽、赣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此后的对日作战中,“以空间换时间”的政战略得到了贯彻和实施,1945年,中国的长期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者: 姜良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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