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来客|李鸿章的洋幕僚,如何助中国虎口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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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他们来自泰西之地,不是救世主,亦非食人魔,在东方追寻飘渺的使命,却不经意间改变了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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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书彬,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原《看历史》杂志记者,现厦门“故事岛”工作室主编。本文为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893年,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奏请嘉奖并重用一个名叫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的“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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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奏疏中,薛福成首先按传统做法列举古例。他写道:“自昔多事之秋,往往借材异国。秦用由余,晋用巫臣,吴用伍员,汉用金日磾,无不推诚倚任,得其死力”。

接着,薛福成把笔锋一转,继续写道,当时中国面对“邻邦环伺,交涉多端”之局,自然也应当重用马格里这样的异国人才,“不收其俊,无以得敌国之情;不广其助,无以应事机之变。”

然后,薛福成一一列举了马格里所参与的中外交涉事宜,称其“赞襄机要,均有成绩”,并建议清廷今后“遇交涉要务需人之际……用其所长,必有明效可睹。”

简而言之,薛福成将马格里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客卿”,并认为其的确也发挥了如伍子胥之对于吴国那样的作用。

那么,马格里为何人?他为什么会得到薛福成如此盛赞呢?

来华:曾祖“纳贡”,曾孙造厂

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马格里是个陌生的名字。

1833年,马格里出生在苏格兰。27岁时,他作为一名军医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英法联军进攻京津等地的战事。

在此之前,马格里所在的家族,已有人来过中国,并且成为了早期中英关系史上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那就是曾于乾隆年间使华的马戛尔尼,马格里为马戛尔尼的曾孙。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八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来到北京,尝试和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当时,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提出了开展自由贸易以及英使驻京等要求,但被乾隆皇帝悉数拒绝,理由是“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简而言之,当时马戛尔尼希望清廷接受西方的近代外交观念,而清廷则要求马戛尔尼接受以“天子”为中心的藩属体制。双方都感觉是在对牛弹琴,无法沟通。

1860年,即马格里来华那一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清廷接受英使长驻北京。

为应对变局,清廷不得不构建近代外交体制,比如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的对外事务。

1876年,清廷任命郭嵩焘为第一任驻英公使,而马格里则在李鸿章的力荐之下,出任使团的外交顾问。

如果说,马戛尔尼是帝制中国的叩门者,那么可以说,马格里则为中国构建近代外交之推手。

在此之前,马格里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洋厂长”。

与其曾祖马戛尔尼不同,马格里在一开始对外交事务并无兴趣。

在来华之初,他想要仿效清初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做法,进入清廷内部担任要职“并产生影响”。因此,他很快即离开英军,担任了“常胜军”首领戈登的联络官,并视之为“实现自己真正目标的一个阶梯”。

他努力接近李鸿章并争取后者的信任。比如,当戈登因为“苏州杀降”事件而与李鸿章水火不容并扬言要攻打清军时,马格里及时出面帮李鸿章安抚戈登。

江南制造总局

他还自称“清臣”,帮助李鸿章多方筹措军火。他建议李鸿章仿效西方各国的做法,建立工业化的兵工厂。比如,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我就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我告诉他,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要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

1865年,李鸿章开办金陵制造局,并任命马格里为“督办”。

当时,一个名叫威廉逊的英国人在拜访马格里后,这样写道:“制造局是一个很大的工厂,制造各种口径的炮,有的很大。还制造炮车、炮弹、各种军用品,以及数不清的铜帽。”

在金陵制造局“督办”任上,马格里结识了后来继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多次陪侍其父曾国藩参观金陵制造局。对他而言,马格里亦师亦友。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和马格里的频繁往来。他写道:他有时“至炮局久坐”,有时则到马格里家中“赴宴”;他向马格里学习如何使用显微镜,也向马格里学习英文;居湘期间,他还以英文“做西字函”寄马格里。

使英:代表大清考察故里

1876年,马格里随驻英公使郭嵩焘赴伦敦就任。

就像当年马戛尔尼使华,乃是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正式的外交使团一样,郭嵩焘使英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又一个“第一次”,即清廷第一次按照近代外交方式,派出驻外公使。

历史在无意之间,让马戛尔尼家族前后两次参与了中英关系构建的两个标志性时刻。

不同的是,马戛尔尼在当年被清廷视为“化外”的“蛮夷”,满怀失意地结束了使华之旅,而马格里则受到清廷的特别优待,以“三品衔候选道”身份踏上了返英旅程。

换言之,以往马戛尔尼所谋求的中英之间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在其曾孙马格里代华使英之时,终于正式实现。

究之,则为时势使然。

当马戛尔尼来华时,虽然英国正在成为“日不落”帝国,但清朝也正在经历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当时,乾隆皇帝沉醉于他四处拓疆的“十全武功”,也沉醉于各方贡使的络绎来京。比如,乾隆皇帝下令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描绘了一幅“中国即世界”的图景。在这个图卷里,大清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包括英、法等西欧诸国,皆为朝贡国。他以此表示,“天子”的声威极天际地,无远弗届,“天朝法度”即世界运行的准则。

郭嵩焘

当马格里随同郭嵩焘使英时,一个西方化的世界已经形成。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英国化的世界已经形成。大英帝国所推行的新秩序,即是世界的秩序。悬挂着米字旗的战舰游弋在世界各地,随时准备对少数秩序破坏者实施教育式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第一任驻英公使的出使之旅,也是告别“天朝上国”之幻梦以及认识现实世界的旅程。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格里坚持要使团乘坐英国船只出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一行在上海登上了英国P&0公司的邮船Travancore号,前往伦敦。

在旅行日记里,马格里解释说,这可让使团一路经过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以及直布罗陀等地并做逗留,而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郭嵩焘等人必然会看到并感受到:英国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世界即是英国化的世界。

而郭嵩焘也在使英之前当面对慈禧太后说,他此行目的无他,但观察西洋政教而已。即放弃传统的视英国为“西夷”的观念,零距离地认识一个真实的英国。

实际上也是如此。在抵达英国后,在处理一些外交事务之外,郭嵩焘将主要精力用以考察英国的政治、教育及工业等。他到英国下议院旁观议事,认为这是“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他到海德公园听演讲,认为这是“不禁人民之非议朝政,一恣其所为。”他观摩英国小学的课堂教学,认为其做到了寓教于乐。他也像曾纪泽一样,听马格里介绍西方科学史,留心了解物理学、医学等近代科学的发展。

多方考察之后,郭嵩焘感慨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针对保守派仍在坚持的“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郭嵩焘则这样写道:“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以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在事出力”:谈判桌前的洋顾问

1879年,郭嵩焘卸任归国。

对于初期的顾问工作,马格里自陈:“自从随第一任公使到伦敦后,我经常的和全部的努力,是使中国遵守文明国家的惯例,使英国对待中国像对待其他大国一样。”“我给中国的话一直是:想让其他国家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你,你必须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他们。”

之后,马格里继续为曾纪泽、薛福成担任外交顾问。其顾问之责,也是主要发挥在这一时期。

在1893年的上疏中,薛福成这样写道:“查有英文二等参赞官、二品顶戴、总领事衔英人马格里,在驻英使馆当差近二十年。前使臣曾纪泽与俄外部议结收回伊犁一案,与英外部议定洋药加厘一案,马格里皆在事出力。臣到任后,如新嘉坡改设总领事馆,芜湖、武穴等处教案和平了结……此次商办滇缅分界通商、订立条约,马格里始终其事,惟以裨益中国为心。迩者俄争帕米尔全地,马格里探知英、俄分界,以小帕米尔划与英国,建议转商英廷,俾让还中国,如是则中国不至失势,而帕事较易就范……马格里忠于所事,劳勚不辞,研求利病,动合窾会。”

在这段话中,薛福成提到了晚清中国对外交涉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为曾纪泽以驻英公使兼任驻俄公使,从沙俄虎口夺食取回伊犁及周边地区;一为薛福成作为驻英公使与英方谈判,划定中缅边界,得科干等地,并收回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

对此,清人沈林一这样写道:“中朝自简使出洋以来,轺车络绎。而识者推不辱君命之才,必曰曾、薛。二公奉使英俄,皆天下莫强之国。曾公索还伊犁,力改原约;薛公筹议滇缅分界……盖自中西交涉界案起,奉命之臣能不自蹙地者已鲜,况能拓地千数百里之广,捍卫边圉,此非忠诚智力浃服远人,不能折冲樽俎如是也。”

中外关系史学者钟叔河则评说道:薛福成和英国进行的中缅边界谈判,“在清季数十年外交史上,和曾纪泽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先后媲美,是仅有的两个谈判得比较成功的例子。”

在这两场谈判中,马格里均为重要的谈判助手。

曾纪泽

以中俄谈判为例,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事件”出兵占领伊犁。之后,清廷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与沙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该条约在名义上将伊犁地区交还中国,实际上由于将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尽数割让给沙俄,伊犁成为了一片无法防守的孤悬之地。

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使俄,争取改订条约。

接到使命后,曾纪泽回复总理衙门,称此举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他之所以有如此感叹,一者是因为有《崇约》在先,改订条约相当于“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二者是因为沙俄素以凶狠、难缠著称。比如,传教士丁匙良曾对曾纪泽历数各国“对俄外交痛苦”的先例,并认为“迫令俄国熊吐出它已经入口的东西,实在是极困难的事”。

中俄谈判开始后,曾纪泽在日记中记下了马格里的襄赞。比如,1880年七月初二,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清臣(即马格里)来,久谈。与之展阅中、西地图,考核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诸境。”七月十五日,曾纪泽又写道:“与清臣谈极久,阅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处地图。

也就是说,马格里依照谈判需要,协助曾纪泽极为周密地研究了伊犁等地的形势。

此外,马格里还按照曾纪泽的安排,联合英方牵制沙俄。使俄前,马格里陪同曾纪泽拜访英外相,请英方“遇有争辩相持之际……从旁婉劝俄廷”;抵俄开始谈判后,马格里又通过驻俄英使德佛楞,及时了解沙俄在谈判桌背后的真实态度。

1881年,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交还了伊犁及其周边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

以往,在西方各国看来,清政府的外交官不但缺乏外交知识,对国际形势也往往不够了解。对此,曾纪泽也曾批评说:“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

通过这次谈判,西方各国看到了新型的中国外交官群体正在形成。

比如,驻俄英使德佛楞评价《中俄伊犁条约》:“中国逼迫俄国做了它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那就是吐出了它己经吞进的土地。”

又如,俄方谈判代表热梅尼如此感慨:“我坚信,对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

谈判结束后,曾纪泽多次向总理衙门为马格里请赏,使马格里升任二品顶戴总领事衔二等参赞。

至于马格里在中缅边界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薛福成曾写道:“自壬辰闰六月接总署电音,与英外部商办滇缅分界通商条约。发轫之初,势甚凿枘。又有印度部掣外部之肘,印度总督又掣外部、印度部之肘。凡关系紧要之件,往往既允复翻,无从得其要领。余督同参赞马格里,相机理论,刚柔互用,稍稍使就范围。”

对此,美籍汉学家马士也曾这样写道:“三十年以来——到1905年12月,他(马格里)可以说是中国驻伦敦使馆每一任公使的能干的、忠诚的和得到信任的顾问。”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马格里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迎接。作为李鸿章的旧部,马格里称李为爵帅,照旧执礼甚虔。

1905年,马格里从中国驻英使馆退休。次年病逝。

参考文献:

1.薛福成(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李恩涵(著),《外交家曾纪泽》,东方出版社,2014

3.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

4.[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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