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丨新时代里,在北京胡同里唱昆曲的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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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终要我们学诵唸和经学,说昆曲不过是娱乐。经史不成才学古文,古文不成才学诗词,诗词不成才学曲,戏曲不成才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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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传统文化有了抬头,国学被开成各种补课班当买卖来做了。北京的市面上流行起了昆曲、古琴、茶道和瑜伽“四大俗”,四处都是各种旧式装帧的会所,冒出了各类名目的大师,街头开起了各种太太学堂,中产乃至小资,闲来无事时,也要风雅一番。

我想,京城里应该始终深藏着真正的老派人物,他们自幼学琴学画不是为了考级加分,读古文也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只觉得人生应该这样。

此时,我有幸认识了张卫东先生,一位真正的活古人——不用手机,写字首选毛笔和繁体,讲课时会穿上自己祖父那件90年前的长袍马褂,宝蓝色的长衫暗藏印花,而家中还存着双120年历史的朝靴以及花盆底的女旗鞋。

我与张卫东先生(作者供图)

我们一般尊称只叫先生,也有人叫他卫东师。他多年来义务教授昆曲和四书五经,对儒家理想的种种美政身体力行。他不是复古者、好古者、旧学研习者,而是本身就是古人——百年前的历史退潮太快,把他这只含满了古典珍珠的巨蚌,留在了现代的沙滩上。

1

2010年的一天,无意间随一位茶友到后海恭王府附近古逸茗庄的二楼,去听一位老师的昆曲课。

上得二楼来,屋中被用作琴房,墙上挂满了名家手斫的古琴,中间用琴桌拼成一条长几案,学生们沿着几案围成一圈,都是会唱的资深曲友。往后则是一圈不靠几案、只坐椅子的初步入门者。我悄悄到最后靠墙根儿坐下,远听张先生拍曲擫笛,教学中严肃中带着诙谐。

但见先生相貌高古,脑门处有些谢顶,脑后留得有点长,宛如清末刚刚剪了辫子的“马子盖”,要是风扇吹在头上,则又是另一个称为“帽樱子”的发型。一身中式对襟儿的裤褂,脚踏一双内联升千层底儿礼服呢小圆口儿手工鞋,如果有人也穿中式服装,他会给你用手比一下纽襻儿的长度说:“老式的应该二寸五,你这三寸,长了。”

张先生一张口,自是一口清末民国时我奶奶那代人说的北京话。我在此语境下长到17岁后祖母殡天,胡同的北半面也拆迁了,自此与京腔话别。张先生的出现,让我找回了十几年没听过的音儿、词汇甚至语法,有时还捡了不少老妈妈令(母亲教育孩子明事理懂规矩一类的话)。

他讲课时会说“这事较比起来吧……”,“较比”就是比较,在老舍小说里都这么用,同样还有“道地”一词,是地道的意思。在现代的北京城中听人说100年前的话,穿越感立马悠然升起。

这一次拍曲散会时,我上前与张先生打招呼。

先生说:“这小孩说一口京话,住城区的吧?”

我说:“我住北新桥儿,还住胡同。”

这自然与张先生熟识起来。北京过去一条胡同有几个宅门,彼此都是圈套圈的亲戚。张先生是旗人,祖父、父亲皆擅儒学医。我有位亲家奶奶是侍郎高家的后裔,夫家姓爱新觉罗,高侍郎的堂妹嫁了言菊朋,言菊朋的母亲崇氏,便是张先生大祖母的姑姑。

就这么个八竿子远的关系,张先生更对我亲近,别人问:“这是您徒弟?”张先生说:“不是,这是我家亲戚。”

2

张先生在戏曲、民俗、老京文化等旧学上无一不精。我当时醉心于昆曲,遇到这样的名家,自然想找机会问艺求教,交流时还想露一点我接触过的戏曲艺术,以免先生把我当外行。

这点小心思自然瞒不了张先生,他并不多说,大多只是一两句引子,深入浅出,给我留下空白:“花脸最早有郎德山那么一路的唱法,高而尖,直筒儿的。早年刘鸿声也那样。”又或者说:“我那某某文章你没好好看。”

他最常说的话是:“过去的艺人,即便跟师父学错了,都不敢改,认为自己没学问改。现在儒学衰微,人已经没能力创作士大夫作的杂剧传奇了。到不如把旧有的整理好,抱残守缺。”

每次说话时,张先生都是和蔼的,笑眯眯的。而每次拍曲,他都在教身边的学生。直至有一天他带着大家唱小嗓儿的旦角,走到我跟前,把耳朵贴过来听听。

“你唱,咿——”他悄声地用假嗓。

我唱,他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看张先生的意思,我不是唱昆曲的材料。我也不沮丧,毕竟我这半路出家,比起张先生当然是云泥之别——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6年,他一直在拿戏曲界的各种表演奖。

张先生受家庭熏陶,自幼在北京昆曲研习社向吴鸿迈、周铨庵以及上海昆曲研习社樊伯炎学老生、老外以及正旦、小生等行当,被文博大家朱家溍收为入室弟子,同台演出。戏曲学院毕业后进入北方昆曲剧院,十八九岁就演红了,年轻时与曾为毛主席演过戏的昆曲艺术家蔡瑶铣合演《琵琶记》,他演蔡公,年过花甲的蔡瑶铣则演他儿媳。

朱家溍、张卫东先生于北京昆曲研习社(作者供图)

再早些年,他与王泗原、叶圣陶到东四七条口上的松竹园澡堂子泡过澡,泡澡时就学了《楚辞》;与合肥四姐妹的张允和张充和习曲演戏,论亲戚管史学家谢兴尧叫姨夫,辈分可大了去了;与丰润张家(张爱玲家族)的肖漪演过《认子》——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

他嗓子极好,高低没挡,会好多已经绝迹的戏和曲艺说唱,连几乎失传的京高腔,也能唱不少;做工也佳,看他唱《草诏》中方孝孺的录像,在台上扑跌闪转,令人叫绝。

他做过新版《红楼梦》的顾问,借着拍电视剧的机会,录制过不少罕见舞台的戏曲片段,有他的京高腔《封神天榜·姜子牙斩将封神》,有《天官赐福》《一两漆》《双官诰》《琵琶记》《南柯梦》以及《花果山》的《请猴》等。唱《请猴》里的“三通战鼓”那段,高亢激烈,沁人心脾。

张卫东先生饰演的姜子牙(作者供图)

然而,十几年前,他在报刊上对“流行昆曲”一一炮轰后,为了坚持他的昆曲理想,便不怎么唱了。

之前迫于剧团安排,张先生演过很多新戏,2006年前后,他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正宗昆曲大厦将倾》、《昆曲的兴盛有赖于儒学复兴》等一系列立场鲜明的评论,直言新编昆曲太过造魔,昆曲成为非遗后,那些不是内行的研究家纷纷占据舞台。到处是胡乱编造的新戏和新演法,无法达到他“继承昆曲艺术的原有精髓,以修复更多有文献传留的老传奇”的标准。

人人都为他惋惜,他有太多太好的戏都得到了名家传授。如《夜奔》这出北昆名剧,他特意记录了表演的关键,却从未显露于舞台。剧团虽然月薪不高,凭借国家一级演员的名气身份,走走穴,就能赚大钱。可他偏不,仍给不知名的报纸写稿子,去不知名的学校里讲学。

他多年来办了西山采蘋曲社、霓裳续咏子弟八角鼓票房和易雍书会,场面上的桌围子都是不多见的京绣。学生送他礼物,他会高兴地收下,很快再转身分给大家享用。曲社会象征性地攒些会费维持活动,但有几种可以不交:学生不交;没有工作收入的不交;生活条件不好,有病有灾的不交;实在不方便的,也可不交。

他说:“当老师是把自己撕碎了,喂给学生。什么时候我嗓子唱嗝儿了,你们也就学出来了。”

虽是张先生教昆曲,但平日里更注重的还不是曲。比起艺术,他更注重思想与学术,他始终要我们学诵唸和经学,说昆曲不过是娱乐,“经史不成才学古文,古文不成才学诗词,诗词不成才学曲,戏曲不成才写小说”。

有次,和我们论及《牡丹亭》和《玉簪记·琴挑》中的情情爱爱,他冲着学生说:“读古书是吃正餐,而这(昆曲)是甜食,人不能一辈子只吃甜食。不把古文读透了,不配来唱昆曲。”

甚至一手用力攥着笛子说:“好好读古书,甭学这下流玩意儿。”

而张先生演这类戏,却极为精妙。比如他讲《琴挑》中潘必正挑逗陈妙常的细节:

“()小生实未有妻。

“()也不干我事。

……

“()潘相公,花阴深处,仔细行走。”

三句两句,便讲解出戏词间暗指的春色,此时才理解,这类戏才真是少儿不宜。

中国自古视伶人为下九流,他的编制又不在高校和研究院,主流学界不一定服他,闻风而来追随他的粉丝,又有多少能读他推崇的古书?

我感到张先生身上的某种分裂,在一个学者们都争当演员的时代,他这个真正的好演员,却要做古之学者。他擅演的,无论是《千钟戮·草诏》中的方孝孺、《一捧雪·祭姬》中的戚继光、《牧羊记·望乡》中的苏武,还是《浣纱记·寄子》中的伍子胥、《长生殿·骂贼》中的雷海青,无不是忠臣良相,且多是身处逆境且刚直不阿、忠孝双全的士大夫,继承了他的老师朱家溍在《别母乱箭》中饰演的周遇吉的形象和气质。

张卫东先生1991年饰演《草诏》方孝孺(作者供图)

或许,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与悲剧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3

多年来,我到处随张先生学曲。张先生外出讲学,或小范围雅集,我有时打打下手,拙手笨脚,常碰了茶壶弄洒了茶碗儿。

一开始我唱昆曲没调,唱八角鼓没板,直唱得该有人发我一幅快板,改成呱唧呱数着字儿唱快板的样子。我便扯着嗓子喊着唱,唱完两个半钟头昆曲,嗓子成了公鸭。有时觉得不错,张先生说跑调了;有时嗓子明明不在家,张先生说进步多了。

终于有一天,他说:“找到调了,昆曲本是黄钟大吕,阔口曲目众多,而绝不仅是咿咿呀呀。”

不过,一次我去鲁迅文学院进修,张先生也被请到文学院讲过一次昆曲,我在台上领唱,张嘴就冒调了。张先生直接说“跑调了”。事后有同学来议论,认为张先生对我太不含蓄。

其实私底下,他批评我向来直接,因含蓄了我听不懂。一次他谈艺术需要天赋,我便问:“写文章也要天赋么?”

“要,你就没天赋。”

众人哈哈大笑。

张先生后来说,我说过你几回,没想到没有把你说跑,倒是学得勤了。

其实,这旧式师生相处方式,我已经习惯了。

当着生人的面,张先生倒一个劲儿地夸我,而在邮件中,则总数落我的“不是”,有时还惭愧说没教我什么东西——张先生不用手机,偶尔使用电子信箱,还是与师母共用,用繁体字给我的回信,多是简约的几个字,但要是为了修改指导,文字却绝不吝啬。

我写过两本古诗词中的风俗制度与掌故的书。样文发给他后,他把蔡京一篇全面修订。有的稿子只想发他看看,他却主动给我修改,下笔毫不欧化,也不避口语,最后用省略号结尾,能将我西化而凌乱的表达一一消化,且文体感极强,改一点,文风就有了他的老派风格。我若有没采用他的地方,事后看到,他还要给我讲深处的缘由。

我与张先生合写的稿子,他从不要署名和稿费,还叮嘱我万不可有卖文的思想。他主编了份民间刊物《八角鼓讯》有二十余年,由不少学生帮忙校对,每次印出来都很高兴。他也整理过很多老艺人的口述史,几乎都是他重新写的,但他也不落署名,最多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只加个“记录”。

他早先与北京民俗作家、火神庙里的小老道常人春先生合著的《喜庆堂会》一书,是早期研究北京堂会演出的重要作品。因跨越年代很久,资料多是他到国家图书馆里泡一整天,逐字逐句从老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老报纸多不能复印)。书原本有80万字,可出版时只有薄薄一册,中间还丢过一次手抄的原始稿子——这都是二位多年来对北京民俗业考察研究的结晶,如今常人春先生羽化登仙,想研究都没去处了。

有时讲座,张先生会随身带几本自己的书,打折价均给听众,也有时随手就送了,还用毛笔认真地签名题词。凡是听过张先生的课或读过他文章的人,都说他是活化石般的学者,“太金贵了”。北大的学生们要是看见他侃侃而谈就说:“张先生又在布道了!”

他教过大批学生,不少下海从艺,博得些名声;京城文化界的大小名人,都来这儿摞叶子摘桃;研究古代戏曲曲艺和吟诵的硕士、博士,不少都是张先生给列过论文大纲,也会有人将先生的学问拿来改头换面,立即兑现。

可张先生却这么想:能把学问开枝散叶,落地生根,多好啊!

2012年,我下江南游玩,已从苏州到了常熟,去看钱谦益、柳如是的墓,偶感中给张先生写了邮件。当时先生正在苏州排演曹寅的《续琵琶》,只饰演了一个配角,但戏单上写着是由他“踏戏”,让去了“导演”的名号——其实“踏戏”是指这出戏全是张先生整理恢复,那个所谓的导演,不过是张罗找个演戏的契机而已。

我便重返苏州,随着先生一游。张先生手持旧式的伞遮阳,上身白色对襟,而下身黑色裤子,一双小圆口的千层底,犹如从园林古画中走出的人。

将近40度的高温下,苏州的工人们在污臭的城中小河里清淤,全无小桥流水人家、苏杭美景的浪漫。

张先生见了,深深地皱眉,深深叹息说:“这真不是好活儿,人活在世间太难受了。”

4

要说张先生在戏台上的“古”是扮出来的,那生活中的“古”则是骨子里带出来的。

我偶尔会拿生活中的事劳烦先生,比如向他请教如何养好水仙花,他回信详尽:

“(水仙)不要剝皮,放在陰暗處,等到臘月初一再裝盆兒加水,白天把水倒少一點曬太陽,晚上加點水放在窗台上,如此初一前後就可以開花啦。

要是打算刻水仙就是用竹刀把中間切開一點兒,橫著切一少半兒,留著花芽子,在尖上劃一刀,加上棉花蓄水,白天曬,晚上放在溫暖的地方。等到初一幾天就可以看到怪狀的水仙了,講究有雙喜、蟹爪等造型……”

这还不算,他在邮件中为人讲述搬家时的讲究,那是一个让人开眼:

“搬家先放鎮宅之物,寶劍、四書、佛經、石頭等博古葫蘆都可以,有太陽的時候窗子打開三天,正廳放一個水缸或是一盆水,用扇子扇扇,再把原來老宅的天景土帶來一包撒到四角……

第一頓飯給工人吃,留下剩飯皮,等工人走了在繼續食用……也可以叫上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溫居賀喜,依然是吃米飯炒菜上供蒸肉等。

饅頭、豆包、打滷麵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須有外人參加才好……最講究是傭人或是工人,親友其次……”

只要我用文言给他写了信或稿子,他都夸我文言的进步,要我写新的思想和内容,要摒弃俗语,少用“你”、“我”、“他”,并指出文法上的幼稚。我也把早年写的几行旧诗发给他,先生更是逐一改过,并转化成繁体字回复。

他的父亲张振啓老先生是同仁堂坐堂的名医,他虽没有自幼从医,却也见多识广,每次我嗓子发炎,他要我吃牛黄上清丸,说我不是嗓子的事儿,泻肚后就好了,不用再吃别的药。而眼睛发炎,也不用上眼药水,用石斛熬水擦洗,能消炎清火。

张先生如此“复古”,大概是因为其从未受过新学(西学)的“污染”。他小时候写字,先用的毛笔,再用的铅笔,是用毛笔在北海里画写生出身;先随章太炎的弟子吴承仕之子吴鸿迈先生学《孝经》《道德经》《四书》以及昆曲后上再上的小学,自三年级起就学习戏曲,而后上了戏校。

期末考试时,别人都在抢着复习,他兜里揣着几根笔,大摇大摆把语文考个接近满分,而数学则会考个不及格。民国时沪上画坛有“三吴一樊”四大家,“樊”是樊少云先生,而张先生就是由樊少云的公子樊伯炎教的古琴、昆曲与绘画,他18岁时画的扇面,俱是古人风范了。

每与他谈民国诸位大师,他都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

他说民国时把前清的宿儒多数不用,专用刚留洋回来毛头小子当教授,把旧学都废了,如此旧学不废也会极度消亡。他还说,冯友兰90年代找助手,专门点名要找没“上过学”的——就是没受过新式教育的。

其实张先生在80年代也曾“潮”过两年,他研究过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话剧影视编导,还参加舞美培训班。但越接触西学,越见那中华文化才是追本溯源的根,反而更坚定他对传统的理解和忠贞。从此便身着中式的对襟和千层底的布鞋,手里提拉着一老太太买菜时的兜子,里面装着曲谱、笛子和《论语》,挤着公交和地铁,穿梭于首都各个高校教昆曲与儒学。若是冬天,他会把笛子揣进怀里以防止冻裂。有时他招待老友在台基厂的一条龙雅集,连吃带唱,很多是他做东,若是别人掏腰包,会按旧式请客的习惯提前讲明。

他站到饱受后世攻伐的朱子学的一面,认可朱熹一脉的学术思想,最为顶礼的人物和理想的年代,是孔子和西周,日常生活里对孔孟之道身体力行:讲规矩,重礼仪,习惯于老年间的一切。

他据国子监官韵的吟诵调,吟诵并整理出版了《孝经》《道德经》以及《四书》,每个月都义务在商务印书馆为读者讲解,按古代礼仪来诵读。每一次,面对初次见面的社会读者,他会举家长里短的例子来解释经典,也不管别人是否接受,焚香插花,用iPad显示着孔子像,并带着所有读者按照旧式的礼仪,恭敬地上香,双手捧着线装书,深深地三次一躬到地。

先生学问大,争议更大——他悍然否定近代显耀的阳明学,更否定以基督教加阳明学治国的老蒋,将搞新旧文学的人和革命群众得罪个干净。新派不喜欢他,“旧派”也不一定喜欢他。因为旧派多停留在玩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并不认可经学;即便认可经学,也主张读《论语》而不认可读《孝经》,不认可按儒家来生活。哪怕再认可学儒的父母,多是“孩子学而我不学,我负责赚钱和在一旁给娃拍照片”的观念。

他说,中国就倒霉在读了几页古书、却又一知半解、还搞文化的人身上了。

张先生家和清末满臣之间多有姻亲,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宗社党和贵胄学堂中的人物。满臣多保守旧学,抱残守缺。而他取法保守,却会应变。先生不该被称为遗老,而是儒者。其实他不用比拟哪位古人,也不是最后的士大夫,而是一位最初的“儒”——很多人都会认可儒家文化,但不会像他这样,放下各种功名利禄,而去书店里义务讲《四书》《五经》,像纯洁的信徒一样,去追求着最初意味的孔孟之道。

张卫东先生讲《四书》(作者供图)

5

张先生的命运中还得到最后的文化老人的真传,那是80年代最后一批旧文化的遗存,都是不“刷色(音shǎi ,指不走红色路线)”、不往上爬的旧文人,也是真文人。文博界的启功、周汝昌、赵其昌、宗璞都最爱他的昆曲,他说汪曾祺的文章是花美人,能随唐兰(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治文字学和史学,做过北大副校长的语言学家朱德熙的同学,他们一个吹一个唱,朱德熙喜欢唱旦角,汪曾祺再而三唱老生:“但你们不要学他们表面——大教授好唱戏的,都是学有余力而当玩。”

我信他,起码他认识汪曾祺。

张先生接触过部分大师的晚年,有很多亲耳聆听过的事。记得他描述过被批判了后半生的俞平伯耿直得有些愚鲁,模拟俞平伯的口音时,神态语言都极像:“我?你问我什么成分?我家祖上是做官的!到了我这一辈不做官了,是教书的!”

他还说叶圣陶先生聪明且自保,一辈子提倡白话文,可自己却喜欢看文言,唱昆曲、写书法,还督促王泗原先生用文言校点《楚辞》。

令人诧异的,是张先生全无收藏癖。他小时候,朱德熙给他改过作业,王泗原讲《楚辞》时也给他留下手稿,他都并没刻意收起来,而众人雅会的活动记录却都留着。

这兴许与他的老师朱家溍先生有关。朱先生家向故宫博物院、社科院、承德避暑山庄、浙江省博物馆等无偿捐赠了1000多件古碑帖、20000多册古籍、大量的明清黄花梨、紫檀家具,数十件古代字画和古琴,晚年却喜好临摹古画消遣,夫人患病临去世时,工资卡里所剩无几。

张先生多次提到朱家溍先生论及文物的名言:“聚是一乐,散亦是一乐。”并言及,痴迷于收藏并不好,若只迷恋于找名人签字合影,注定会荒废学问。在朱家溍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张先生主持了《季黃先生十年祭》(朱家溍字季黄)的礼仪安排,在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台,举行了京城家庭自办的祭祀,并依照古法不施粉墨,水青脸着装,登台献戏《浣纱记·寄子》。

曲友中有位邵怀民老先生,96岁尚能登台演《天官赐福》中的织女,还有旦角嗓子。他出身于福州三坊七巷的世家,父亲是学者,母亲也是大家闺秀,本人却一生坎坷,无儿无女,酷爱戏曲书画,保存有一支他的母亲传下来的笛子,晚年时已不能随着音律按孔,但还不时地拿出来吹奏。在他百岁寿诞之际,同好们还为他举办了曲会庆祝。

在邵老先生102岁那年的某天,张先生夫妇行在三里屯,想起距离邵老家不远,就给他家打电话准备看望。不料邵老侄女接电话,哭泣说老人刚走,无疾而终,“正给穿衣服呢”。张先生夫妇赶去,坐在老先生的床榻边,用那支百年以上的笛子,最后吹了一曲《万年欢》——这是请神送神的曲子,算为邵先生身归极乐世界送行。家人说,这把笛子送您吧。张先生却说,还是随着邵老一起走吧。随后,把那笛子也跟着人一起火化了。

事后我问,邵老家人已经说送您了,笛子好歹也一百多年了,怎么不留下来当个念想儿,以睹物思人?

张先生当即批评我:“最好的学问是记在脑子里的,最好的念想儿是留在心里!”

想起小提琴家盛雪去世,他的儿子盛中国将他的琴陪着火化了;而2018年9月盛中国去世,仍旧是把他最喜欢的一把琴一并陪葬,空余一具琴盒。这便是高山流水的意境,是乐师与琴的归宿。夫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具有古人情志的张先生,以人生百岁譬如朝露的豁达,活得通透潇洒。

在张先生的著作《赏花有时,度曲有道》附录,有一篇《妻子眼中的张卫东》,是师母潘姝雅女士所作,对先生有不顾家的埋怨,却又饱含默默温情。师母最早是学调酒的,做过编辑,还出过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镜世莲华》,后多年持家,极为相敬如宾。

张先生在她心中,总是那个修铅笔的大男孩,这是变相地秀恩爱。从爱情角度,先生主张终身如一,敬重俞平伯与许宝驯,周有光与张允和,启功与章宝琛的爱情。

6

和这样一位“古人”一起,乐趣也颇多。平日里,张先生常用老年间的方法带着我们“玩”,五月初五,七月初七,八月十五,九月初九,甚至冬至,都按照旧京的习俗摆供拜神,每次大家都每人带一个拿手菜,中午一起做饭,下午唱昆曲。我们一般会找个旧式装帧的会所,或是郊区一个再简朴不过的院子,按照旧式的礼制摆上供桌,然后要么琴雅双清,要么琴、曲、鼓梅花三弄。

头一回过八月十五,我们学着先生的手法,把点心供果儿在供桌上堆起来,可堆上就倒。仔细观瞧,原来张先生码出的“供尖儿”,是用牙签将点心供果儿串起来的,外面看不出来。他说这不叫“山”型,而叫“塔”型,是小孩子从几岁就上手跟着干,长大了就是自然而然代代相传。

随后他又如变戏法一般,不知从哪拿出个“月宫码儿”,上面印着一只站起来捣药的兔子,要用个硬木的“插牌子”(摆在桌上的小型屏风),把月宫码儿贴上,再供上兔儿爷,最后要在晚上祭祀后焚化;

他一边动手,一边讲着“兔儿爷”的读音、文化、制作、深层的内涵,连带着讲了牌子曲《五圣朝天》【梅华调】中“哎哪兔儿爷我”的包袱在哪、“兔儿爷山”这个词在旧京戏园子里是怎样一种座位的比喻,那种座位怎么安排……于聊天干活中,就传道受业解惑矣。

晚饭前后唱八角鼓,而每逢玉兔东升,便有人弹起古琴,张先生随着古琴的伴奏,唱《阳关三叠》、《关山月》,或用旦角的嗓子唱《秋风词》的琴曲。

前些年大家都没这么忙,我们随着先生在护国寺小吃店喝豆汁,白天中山公园赏牡丹,晚上逛北海,于濠濮间吹笛唱曲,听他讲曾于中秋月夜北海中划船赏月,清闲雅歌,弦索畅弹;也曾夜游北大,石舫上唱《游园惊梦》,惹得一对对爱河中的学子,纷纷在花丛中停止呢喃,寻声静听。

有时中午一起吃过饭,晚上还要去曲社,下午几个钟头,张先生就带我们去龙潭湖,找个亭子唱《西游记·认子》。在砖塔胡同正阳书局的砖塔下,在沙滩中老胡同的四合书院里,都曾有丝竹不断、言语莺歌的雅集,由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弹琵琶,看张先生带身段唱徐渭的《四声猿·骂曹》,北曲正宗之风范在诞生之地依然传留。

跟着张先生上妙峰山看走会,先生虔诚地给喜神殿里供奉着的梨园行祖师爷大礼参拜,放上功德钱与大家齐唱北曲《天官赐福》。也曾跟着先生到清东陵踏青祭扫,拜祭康乾圣主,在神功胜德碑的碑亭中,唱康熙喜欢的昆曲,唱乾隆喜欢的八角鼓。七月十五,还会跟他到西四的广济寺中去磕个头。

他家中佛道并信,与白云观的道士皆乃世交,懂得佛道科仪,且不排斥民间俗信。每次吃饭,都选一家味儿好价低的餐馆,点最值得一尝的菜,顺带说说过去怎么做饭吃饭,也会警告我们年轻人吃相儿难看,需要端正礼仪。时间长了,不论大家是否饿瘪,都要上齐四个菜才动筷子。

先生谈到儒家社会安于天命,多大岁数,什么身份的人,都安于自己的身份做事。看见现在母亲和女儿赛着捯饬,他说:“过去没有和女儿一起比美的,和女儿比美的不是妈妈,是领家儿妈妈(老鸨)!” 看见有的女孩子乱穿旗袍盘发纂,会说:“那种花色是当了婆婆的人才穿的。”

只有先生的几个学生在偷笑,其他人没听懂。

张先生说,说损话是北京人的天赋,过去的人臭嘴不臭心,有一回朱家溍先生在曲社演出,因为谁派什么角儿的事被周铨庵给呛了,朱先生在屋里坐不住,不到10分钟掀帘子出去了。可下次俩人见面又和好如初,互相让烟:“您来我这个。”

张先生也有严肃发火的时候,他训斥在场胡闹的小孩儿,数落不会端茶倒水、擦抹桌案却贸然伸手的“热心者”。 他对小孩儿绝不无规则地溺爱娇宠,要孩子随大人一起规矩地行动坐卧,并说孩子要“从小在典礼等大场合镇着他,生活条理要从5岁就开始养成”,“大凡没逻辑没条理的,都是小时候缺栽培”。

曾有人说先生是京城遗少,不几年也能算京城遗老。可这是一个想做遗老而不得的时代,电视里到处都是辫子戏,网上到处都是辫子迷,四处都在贩卖历史情怀与怀旧,搞得有人都想当遗老,开始装样子,并永远只能是装样子。原因再简单不过——真的遗老,哪位不通经史子集?

论遗老,我们不配。

尾声

冬天时,先生穿了双毛窝(北京话:棉鞋,这个词早已绝迹,好像只有先生才用)来家串门,看我家破瓦寒窑的小院子,劝我知足常乐,说能在二环内有一间安静的小房,再简陋也要心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早就该结婚生子,但过了时候也无所谓了,雍者修文,赶紧把《四书》念了。”

他在我家做饭,教我做传统的素什锦,还炖了羊肉和罗宋汤。吃完后,悠扬的笛声混着羊油味儿,都凝聚在这胡同寒窑中了。

我开车送他回家,半路上临时起意,去张家东四六条的故居看看。到了六条下了车,只见那原有的门楼已认不出来,更何能保留院落的布局?张先生没怎么说话,很快就上了车,我送他到垂杨柳再返回北新桥,就在午夜从东三环到北二环的时间内,到家打开邮箱,却见他发来一首五言古诗:

松鋆至祱權家訪後有感

別後意蕭然,相逢話未完。

塵封以往事,憂憤長綿綿。

念祖靈光顯,眷顧舊家園。

歲月如流水,寒夜困頓還。

祱權提議癸巳臘月二十五

夜訪六條東口祖宅遺蹟

“松鋆”是他的号,他热心为学生取笔名和号,并言经常用笔名会带来好运。他为我取的名字很怪,叫“祱权”。意思是我应该增加点权力和正派。“祱”是为了和我名字里的“磊”同音,但字典上读作shuì或lèi,我担心别人不认识,很少用。

在邮件中,他要我和上一首,我至今也没有完成。不过,想必先生终不会苛责我。

这首诗,让我想起他的挚友、日本学者芦川北平先生说过的事:在日本东京的街头,芦川先生送张先生走了很长一阵、于地铁口分别时,张先生旁若无人地演唱了一段《秋景·黄鹂调》,这是出自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一曲《长亭送别·正宫·端正好》: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唱完拱手作揖,转身飘然而走进地铁,消失于东京地铁入口的尽头。

编辑:唐糖

题图:温冬/摄,原发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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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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