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随性"的红学家:陈毓罴先生印象记

中华读书报12-03 10:30 跟贴 33 条

1964年我初到文学所,在7号楼二层的古代组办公室,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毓罴先生。只见他身材不高,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发际很高,脑门上亮晶晶,一眼便知此公必富智慧。不久我就与他熟识,并且知道在组内人皆称之“罴公”。他这个称谓有点“破例”,因为组内其他中年人称呼都是姓氏加“公”字,唯独他取了名字里的一个“罴”字;我是后来者,不知其故,只管跟着大家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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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毓罴先生

我曾听同事吕某(民间组)说:“古代组里多结巴。”果不其然,我在组里呆了不久,就发现口吃者真是不少。胡公(念贻)是首席,当之无愧;曹道衡曹公、蒋和森蒋公,也都有些吐言不畅,而罴公竟也不能幸免。不过与胡公相比,这三位的口吃都不算严重,而且有规律可循。我曾听吴某(现代组)总结说:罴公的口吃,就吃在一句话的最后第二个字上。尽管如此,罴公却十分健谈,甚至还好辩。他的好辩习性也是出了名的,可以说是古代组第一辩才。我在《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一文中曾记述一事:在古代组集中“斗私批修”期间,罴公与另一位同事梁某为某事辩论,影响他人午休,为此在场的钱钟书先生曾说“你们二位是一家人,不要辩了”的事情。这样的事对于罴公而言,不算稀罕。有一次我问罴公:“人家说你好辩,是这样吗?”罴公对此不予否认,说:“事情愈辩愈清,真理愈辩愈明。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看来他自诩为孟子了。不过罴公好辩,也是有他的“资本”的,那就是他具有丰富广博的知识。这一点在古代组,甚至全所都是很突出的。罴公可谓博览群书,他所“览”之书,不限于传统的古典文学著作,甚至也不限于文学范围,他是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无所不读。大概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外,都在他的阅读范围内。尤其是一般人认为的“杂书”,他最感兴趣了,读得也最多。所以你与他谈话,往往会听他说出一些你从未听说的知识,你所不知道的书。用“杂学旁收”四个字来形容他,颇为切合(当然这里没有贬义)。在古代组中年人里,对于传统文学经典的熟悉方面,胡公、曹公最为突出,但从所读书之多来说,罴公肯定是第一,胡、曹皆非其匹。

相处时间长了,我对罴公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其实他最初是俄罗斯文学专业出身。年轻时在兰州大学就读俄语系,毕业后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当研究生,研究课题是契科夫的小说。听外文所的郭某说,罴公在毕业论文答辩时,经教授同意,特请郭某(时为本科留学生)在旁充当语言助手,以加强俄语表述。答辩通过,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遂归国工作。在北京教育部办手续期间,遇到文学所主管副所长何其芳,交谈之下,一拍即合,不回兰州大学了,进入文学研究所。选择专业时,他本应入苏联文学组,但却自动改行,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组。有此经历,我也更加理解罴公的知识为何如此广博了。

罴公读书多,博学多识,但他写文章却并不多。不是“述而不作”,而是多读少“作”,与胡公、曹公两位“多产作者”相比,尤其如此。对此我尝作观察分析,我的结论是:罴公产品少,不是他不能写,而是他不急于写;他对学问的理解与他人稍有区别,当时学界不少人特别是中青年,为了现实需要的考虑,不免有急功近利取向,抓紧写文章,抢着发文章。这种做法,名利多有,对提升业务水准也是有好处的,但也有负面影响:文章质地难以保证,有人做得太糙,不免泥沙俱下。罴公则异于是。他名利考虑较淡,更重要的是他比较“随性”,无论为人、治学,都体现随性特点。他写文章,性情所至,自然写出。所以他绝不“硬写文章”。为“赶任务”或“赶潮流”写文章,他很少做。如此他的文章数量当然就少了,但同时“泥沙”亦很少。

罴公“随性”,也给他的文章打下了印记。翻开他的文集,读者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是辩论文章,不是“辩……”,就是“驳……”,有的文章比较客气,就写“……问题的讨论”。有好几篇辩论文章从题目上就看出来,那是在辩论同一个问题,这就是说,他与对方的辩论已经往复好几个回合。这些都是他“好辩”性格在文章中的表征。我不好说他的辩论文章全都正确;但我可以尽量客观地说:在大部分情况下,他的文章属于说理较充分,而证据也较切实的,亦即有理有据的一方。

罴公辩论文章的代表作,可举《“废艺斋集稿”辨伪》为例。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是他与刘世德先生合作撰写的。文章写于七十年代后期,那时“红学”兴盛,老一辈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忽然抖出一个“大包袱”,披露出来一件有关曹雪芹生平的重要文献——《废艺斋集稿》,此“稿”中写曹雪芹如何教一名手艺人扎糊风筝,以济其生计等事迹。吴文发表于《文物》杂志上,一时震惊红学界。然而这篇《废艺斋集稿》是从何处得到的?初始提供者是谁?其保存和传承过程如何?吴恩裕先生没有说出,他表示要暂时“保密”,不能披露。这种遮遮掩掩、吊人胃口的做法,更加引起红学家们的兴趣了,不少记者也争着去采访,以求真相。但吴恩裕先生就是不松口。大约半年后,陈、刘的文章发表了,文章收集了大量材料,从多方面分析论证,直指“集稿”一文为“伪”。我当时也读了该文,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位作者曾亲自到故宫所藏清代皇家史籍档案中查阅文书(“起居注”之类),竟然查找出相关乾隆年代的天气记载,拿来与“集稿”中的相关文字作比照,指出二者不符。此类例证还有多则,文章据此认为,“集稿”所写内容有多处不合历史实际,因此有作伪嫌疑。此文一出,学界十分关注,吴恩裕本人则十分恼火,虽然口头上坚持“集稿”为真,不是“伪”的,但他再未发文反驳,学界自然觉得他是心虚理亏,说不出道理来了。

1969年后,文学所全体下干校,罴公当然不能免。他在干校里被分配在养猪班,与何其芳先生一起。我当时在大田里干活,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每天要路过猪圈,有时候就停下来看何其芳与罴公喂猪。当地夏天很热,有一次我看见猪都躺在地上直喘气,就建议去池塘里捞水草给猪吃。罴公有点怀疑,问我猪会喜欢吃吗?我说我小时候在南方乡下长大,知道猪喜欢吃水草的。于是约定星期天一起去捞。我们两人就拿着长竹竿,在附近小河里捞了一大筐水草,随即抬到猪圈,那猪见了,都上来抢着吃。罴公见了喜上眉梢,说:“这真是好东西啊!清凉解暑,太好了!”何其芳先生见了也很高兴。关于干校养猪,其芳曾写诗,有“猪喜亦喜,猪忧亦忧”等句,后来成为名篇,传遍干校。

再说罴公“随性”,还表现在生活作风上。他衣食之类都不讲究,也从不锻炼身体。他年纪不算大,但已有点驼背,同时肚子倒有点往外鼓。他既好辩,也善于“剧谈”,说起什么掌故、老话来,他是滔滔不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同住永安南里宿舍区,而且是同一座楼(10号楼),所以我常上他家串门,我多次看见罴公躺在床上看书。他当然知道这不是个好习惯,但是他觉得舒服就这样做。他夫人喻松青女士是近代史所研究员,看来对罴公管理松弛,任罴公躺在床上逍遥读书,竟不加干涉。每次我去敲门,开门的都是喻女士,见是我,便说:“小徐又来打哈哈啦!”当时曹道衡也住同一宿舍楼,我们三人常聚首闲话,我们还多次相约,结伴前往东花市“铁辘轳把”,那边有一个稍大的副食店和百货店。从永安里经过东便门角楼再到东花市,大约有三里地,步行来回须两个小时左右。那时城边尚有菜农,路旁有块块自留田,我们三人同行,边走边聊,兼看风景,一路青畦,信步前往,颇为惬意,更是随性。此情此景,半个世纪以来,常在脑际萦绕,今日念及,风情不让“香格里拉”。

罴公以心脏病于2011年逝世,享年81岁。当时我不在北京,事后得知,再也见不到一位由表及里如此随性的学长,内心失落了好一阵子。我即撰古风一篇,以纾怀念之思:

小楼深院始识君,品茗剧谭漫中西。

诗文小说性情至,学海弄潮一男儿。

有旨赴皖苦迢递,村老家中食蕨薇。

偷闲登顶八公山,遥想苻坚遁淝水。

曾经卜邻永安里,时闻明教见腑肺。

铁辘轳把三人行,一路跌宕踏青畦。

城头高悬大赤旗,书生偃蹇尽摧眉。

槐聚先生调侃曰:“封狼生貙貙生罴。”

斯年远适息之陂,与为伍者犬及彘。

联手卷来塘中草,博得其芳咏“豬喜”。

朝中变幻批宋江,风雨如磐渐欲迷。

亦曾联名倡学术,敢随先生与念贻。

漫漫人生多坎坷,厚德载物诚所稀。

是非得失秉忠恕,先生身教指津逮。

喻老师,休苦悲,且听我歌俗且俚。

野花一丛奉心香,高山流水明真意。

作者:徐公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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