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来客|甲午漩涡的"鬼子大人":百万白银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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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他们来自泰西之地,不是救世主,亦非食人魔,在东方追寻飘渺的使命,却不经意间改变了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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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沙,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主攻西洋史与文化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恭亲王、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翁同龢、袁世凯、孙中山……在李提摩太的交游录里,几乎写满了左右晚清命运的名字。威尔士的铁匠之子,乡民口中的“鬼子大人”,一朝成为大人物们的座上宾,会在中国留下什么印迹?

治标与治本:丁戊奇荒里走出的“鬼子大人”

1870年,英国轮船“阿基里斯”号为烟台送来一个洋牧师。当李提摩太踏上山东的土地时,此处的八位浸礼会牧师已去其七,仅存的劳顿牧师半年后也撒手人寰,给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留下一个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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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教众,李提摩太穿起儒生衣服、戴上假辫子,还要时不时做几个伪装成魔术的化学实验。他偶尔也扮作医生,兜里装上奎宁丸和樟脑油等药物,以急救之术拉拢人心。这位传教士头脑灵活,但收效甚微,前来聆听布道的多半是一睹洋人尊容的好事者和穷困潦倒的吃教者。他的生涯峰回路转,始于一场人间惨剧。

1876年,光绪皇帝登基未久,就遭遇了有清一代最残酷的丁戊奇荒,灾情遍及山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等中原各省,受灾人口达到了两亿,历朝灾荒年代食观音土暴毙、易子而食的悲剧不时上演。奉命察视赈务的“救时宰相”阎敬铭记载:“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山西巡抚曾国荃则在灾后报告里沉痛地写道:“民人或什损六七,或十死八九。迄今市廛阒寂,鸡犬无闻,高下原田,鞠为茂草。”

尽管只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李提摩太适时挺身而出。他的最初动机,乃是借救灾之机传教。山东久旱无雨,他就张榜宣传,崇拜偶像无益,唯有信仰上帝。救灾之时,他不忘攻讦宗教竞争对手,声称儒教徒的高傲、僧侣的懒散、道士与风水先生的迷信,是造成中国千万人走向死亡的真正的元凶。

救灾之路并不坦荡,他面对的不仅是哀鸿遍野的乱象,还是官府的作梗与乡邻的猜忌。数次蒙受拐带儿童的不白之冤后,李提摩太仍坚持在赈灾前线,为灾民带来救命钱。他还从山东转战山西,在十室九空的重灾区救死扶伤。同行的中国人打了退堂鼓,山西巡抚曾国荃也因担忧传教士“惑乱人心”并不友好,但他毫不退缩,这为之赢得交口称赞。诚然,他的底气也源自李鸿章——早在1875年他就曾在烟台救治过这位重臣的部下,在山西救灾也仰仗他颁发的通行证。

如何发放救灾银钱,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他试过许多办法,譬如,令灾民排队取钱,领过则以墨汁涂手,以免重复冒领;或是令灾民分行列队盘坐于地,传教士如耶稣分面饼一般逐个发散。但是,他还是低估了乡民的小聪明与灾区的混乱,《申报》刊出了他的赈灾遭遇——“闻其初次往赈携资不多,而饥民麇集,不能遍及,以致有得者有未得者。未得者谓其辱己,怒而殴之,身受重伤。”

无奈之下,他只能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发放其问卷调查,涉及平常年份谷物的平均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率等诸多问题。在重灾区发散赈灾券,灾民凭券领钱。可惜,这一方法,严谨有余实用不足,他还是经常面临发放赈灾券之际涌入数倍灾民的困境。

起初,李提摩太以个人名义,通过《申报》以及上海的英文报刊,向洋商和传教士募捐,一些地方官员与乡绅闻讯也慷慨救助,1877年秋天共募集三万两白银,而此前清廷给重灾区青州府的拨款也不过四万三千两白银。他用这笔钱,救助了七万灾民,但仍是杯水车薪。幸好,英美领事及时加入劝捐阵容,他们在中外报刊发表公开信,请求西方伸出援手。《申报》也广发倡议,希望各界捐款为传教士所用。在诸方支持之下,李提摩太迎来转机,在山西赈灾之时,拥有了十二万两白银的巨款,能解数十万灾民燃眉之急。

当然,依据曾国荃的灾后汇报,各地捐输银两达到千万之巨,李提摩太经手的不过是九牛一毛。他的名声在外,部分原因是《申报》有意树其为劝捐典型,以刺激乡绅解囊。报人曰:“岂西人于中土饥民既非吊庆相通,反能急邻国之急,各输巨资敛助散赈,而中土绅商之有力者竟至漠然不相关,甘居西人之后哉?”况且,在民智渐开的时代,人们更关注赈灾账目的透明度,李提摩太的公允无私令人印象深刻。1877年4月5日《申报》刊出《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说》一文,赞传教士之功——“事未一月而散赈之数、某处散发若干,已有可稽。登诸新闻,布之信函,俾施赈者一览,而知其中之毫无侵亏苟且。”如此一来,李提摩太等人声名鹊起,成为废墟之中升起的救灾楷模。

此时,李提摩太收获了一个诡异的绰号——鬼子大人,一半是对洋人的蔑视,一半是对恩人的景仰,这也正是民间对传教士的复杂态度。这还不够诡异,在褒奖传教士救灾功勋的石碑上,李提摩太看到了讽刺的致谢之词——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他至此明白,中国之病不在宗教或天时,而在深入骨髓的思想。

赈灾令他意识到,闯荡中国需要大人物撑腰,而挽救中国则需要革新思想,这两个基本原则贯穿了他此后近四十年的人生。1880年代,他以笔名“中西友”在《万国公报》 连载《近事要务》,提出约百条建议,以求达到根治中国灾荒的问题。他也在山西等地官场游说,指出交通不便是灾荒的帮凶,而孤儿院等公益机构的缺失则令灾祸雪上加霜。这些真知灼见,大多沦为苍白的呼喊。

苦心孤诣或假公济私:一百万两白银的妙计

单就赈灾而论,李提摩太无疑是传教士标杆,理应名垂史册。然而,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史论者眼里,他却曾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者,这源于一桩价值百万两白银的悬案。

甲午开战之初,李提摩太就担忧中国“恐三战三北,终致一败涂地”。随着战局演进,他的预言不幸成真。此刻的李氏,已不是那个风尘仆仆的传教士,而是指点江山的学问家。他将影响中国的希望寄于两人之身:张之洞与李鸿章。

1895年初,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令朝野上下哀声一片。李提摩太断定,这是个进言的良机,发电报给张之洞,称:“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可否奏上?”后世论者诘责其趁火打劫,矛头多指向此电。

张之洞复电,表示愿闻其详,并愿立合同,解除他对赏金难兑的后顾之忧,但也提醒他“空谈无补”,办法须切实可行。

李提摩太的复电依旧云山雾绕,只是强调:“水师、陆军安内防外,富国、裕民罔不包,非空空讲和救急可比。中国采用此法,立可试行。确据,一办立见。总之,银仍为华用,非入己也。”不过,这里交待得明白,李氏不会把赏金揣进自家腰包,还要用于中国事务。

与此同时,李鸿章发来密电,传达了光绪的旨意——“不妨姑试”。原来,李提摩太唯恐张之洞对献策不感兴趣,暗中也致电李鸿章,希望他请示皇帝。对战事沮丧的光绪病急乱投医,决定看看这位洋郎中能开出什么药。

于是,李提摩太面见张之洞,谈了一个多小时国家大事。至于献何妙计,李提摩太在回忆录里语焉不详,只记得张之洞“脸上有一团阴云”,他则在寒暄过后讲了三点妙法。对此次会面,张之洞在随后的上奏中耗费笔墨甚多,但言语之间透露出无奈,一言以蔽之——(李提摩太)语多闪烁,除最谬之语驳斥不论外,大意言此时只惟有设法恳英助中国,方能支持。问及具体政策,李提摩太依然是通商、胁和之辞,既缺乏切实可行之法,也无说服英人之能。而张之洞所谓“最谬之语”,很可能是不久之前两人首次见面后李氏连夜总结的“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内容有五条,不过主旨仅是令英国政府在一定年限托管中国并谋求改革。这种天马行空的宏论,自然不会得到什么回响。正如茅海建先生分析的,李氏此举,重在借机兜售奇思妙想。

其实,在会面之前,张之洞的心腹幕僚赵凤昌早已隔空打了预防针:“沪洋人见李提摩太,如中国大和尚,以善说法,交华贵官,藉以夸洋人。又诳说洋人之贵官多与之密,以怂华官,其实为洋人不齿,断难办事。”赵凤昌所言,未必真实可靠,但反映了官场的蜚语流言,李提摩太在高官之间的名声,大抵如此,因而往往四面碰壁。

回过头来,在不切实际的救华之策背后,李提摩太果然包藏祸心吗?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读。

一百万两白银,是李提摩太提倡新学的著名主张。在他眼里,大臣们对于西方的无知,酿成了许多祸事。如果改造这些爬上高位的当权者为时已晚,那么教育年轻人正当其时。1887年,他在《现代教育》里就提出:“设立新学,除现在各学费用之外,计每年至少必须先发银一百万,嗣后再随时酌补。”为扩大影响力,他将书分赠各位大臣,但回馈寥寥。

途经天津,他拜访老朋友李鸿章,又趁机推销这本小册子,信誓旦旦地称这百万两白银是“种子钱”,必将有百倍之回报。以今观之,这个比喻并不荒唐。但据李提摩太记载,李鸿章推脱道,二十年太久,朝廷等不了那么久,也无力支付这笔开销。无论真相如何,百万两白银之说,还是根源于此。

数年之后,甲午战败,李氏在《西铎》一书序言里愤愤不平道:“承平时筹新学之费而吝一百万金者,庸讵知事急于燃眉,糜二万万金而更需割赠膏腴之地乎?”显然,他在意的不是赏金,而是献策不成,以致新式教育难以在华生根发芽。

尤为可贵的是,尽管四处碰壁,但李提摩太对新式教育的热情不是空谈,筹办晚清三大学堂之一的山西大学堂便是明证。正是他提议,从英国的庚子赔款里拿出五十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五万两,用来筹建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无知与迷信”。在他看来,这才是义和团时代西人遇难的根源。在非议与白眼之下,他还是在中国教育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允地说,李氏或许不可能是拯救中国的栋梁之才,也绝非贪财忘义的庸碌之辈。

领路人兼通讯员:他是戊戌变法的隐藏主角?

在赈灾之后,李提摩太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早在1884年,他就向山西地方官员递上《富晋新规》,希望借改革让这片多灾之地脱胎换骨,却不出所料地石沉大海。

1890年李鸿章推荐他担任《时报》主笔,放下圣经提起笔,是李提摩太关键一跃,他极力鼓吹革新思想,一年内撰稿二百余篇,足见心情之迫切。同一年,旧相识赫德举荐他执掌“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同文会,他走马上任后将其更名为广学会。众所周知,这里就是酝酿维新思潮乃至戊戌变法的滥觞。

然而,广学会毕竟只是传播西学的阵地,李提摩太得以深刻影响戊戌变法,核心人物是康有为。两人的缘分,始于1894年。当年,李提摩太为弘扬西学,模仿科举考试,在《万国公报》上办了一场关于改革举措的有奖征文。广东十四人获奖,康有为名列其中。次年,两人初次相见,李提摩太记得,这位穿着黄色丝制袍子的学者“相信我们出版物里所说的上帝的慈爱与国家间的友爱,并希望与我们合作来改造中国。”待看过那封著名的《上皇帝书》,李提摩太惊奇地发现,两人的改革见解大致相同。雄心勃勃的理想家们,一拍即合。

康有为位卑言轻,游说变法的重任压在李提摩太肩上。他从李鸿章英文秘书毕德格口中得知,此时朝野大权掌于翁同龢之手,决心碰一碰运气。此次会面,李氏并未急于兜售政治主张,而为传教士进行了一番辩诬,驳斥了魏源等人一知半解的著述。翁同龢很吃这一套,在日记盛赞他“豪杰也,说客也”,答应帮他递一份关于改革的折子。

李提摩太夫妇在中国

在这份呈给光绪御览的时务对策里,李提摩太提出七条措施,包括成立内阁、改革币制、创建学堂、修筑铁路、开设报馆、完备海陆军等,皆是颇有见地的良策。唯有第一条“聘请两名外国顾问”很是耐人寻味,根据他在同年出版的《新政策》与日后维新派的举荐,这两位顾问就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本人。甚至在戊戌政变当日,御史宋伯鲁呈上康有为起草的奏折,还建议道:“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

敢于毛遂自荐为维新顾问,李提摩太有一定的资本。戊戌变法的两位主将,康有为时时向他请教外务,梁启超更是短暂做过他的秘书。1898年维新派编纂的《时事丛刊》,收录梁启超文章44篇、康有为文章38篇、李提摩太文章31篇,可见三者是变法思想的中坚力量。胡汉民在总结戊戌之败时曾如此批评道:“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后来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于此。”胡汉民的立场暂且不论,但康有为的西学,确实只有李提摩太传授的皮毛,这在他的欧美游记里也不难看出。

百日维新之际,李提摩太大部分时间坐镇上海,他既未接受光绪同文馆总理的委任,也婉拒了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总监的邀请。康门弟子程淯记载,光绪欲开懋勤殿,拜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可是,当李氏北上抵京之时,局面已岌岌可危。他尚未得到面圣的机会,慈禧就已对维新派痛下杀手。李提摩太在戊戌年的最后贡献,就是保护变法人士了。匆忙之中,他求助英国公使窦纳乐,希望他能保护光绪皇帝,但公使已前往避暑山庄,英方也并无兴趣插手宫廷事务。但他及时通知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后者在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的首肯下,利用特殊身份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终于将康有为安全送至香港,避免了一件血案。

苦心周旋于权臣之间,却换来如此结局,李提摩太痛心疾首——“惜乎求新首领诸君子,筹之未熟,操之太急,欲将一切旧法全行废弃,而不知调护新旧之间,取旧法之善者,并行而不悖。于是守旧之徒,得以乘间抵隙,以大反其前辙,卒致白云苍狗,变幻纷乘,碧血青磷,赍恨千古!”相较于戊戌变法时代隔靴搔痒的碌碌无为,李提摩太在失败后的见识反倒高人一筹。只是,他无法置身中国官场之中,历史更不会有重头再来的机会。

在华四十五载,他从底层社会一步步爬入晚清权力中心,似乎满腔理想却始终壮志难酬。晚年时光里,李提摩太翻译起了《西游记》,将唐僧比作“救苦救难的耶稣基督式人物”,总结道——经他点化,一只高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条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这番评论,隐然有自况的意味。可惜的是,他的东游,却并没有送来真经。

参考文献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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