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前线绞肉机里,与帝国青年作伴的只有苍蝇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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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作者:[加拿大]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译者:李晓江,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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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少弹药和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一击制胜的幻想仍然主导着整个1915年的战略思维,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阿尔多瓦、皮卡第和香槟的进攻,德国人在佛兰德斯的进攻,甚至连英国人要在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人取得突破的设想,全都是以打开“缺口”——就好似红海在摩西的信念面前一样,把敌人的战线一下分开——并在随后猛攻取胜的梦想为基础的。

只是在第二次伊普尔、加利波利、新沙佩勒、费斯蒂贝尔、阿拉斯和洛斯这一连串战役遭遇惨败之后,协约国才被迫重新考虑作战策略,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军事计划制订者看法的逐渐改变,也不是主动求变,更多的是被动反应。使他们的态度有了明确转变的,是1916年2月德国人以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强度与火力对凡尔登发起的进攻。1916年出现了新的而且双方都能接受的战争形式——将吞噬掉数百万人生命的蓄意的消耗战。这样做不是以如果清除了主要障碍就可以获得速胜为借口的,而是因为已经做出决定,只有消耗敌人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各行各业都被动员起来,劳动力进行了重组,食品采取或打算采取配给制,税率也做了调整。总之,这场战争成了一项需要把一切都投入进去的事业。它成了“总体战”。查尔斯·索利把消耗称为“已经瘫痪的战略的最后一招”。

在法尔肯海因集中力量进攻凡尔登的决定背后,有多种动机和考虑。他一向都是“西线派”,认为战争将会在西线进行决战。1915年,尽管他同意为了击败俄国而在东线投入更大的努力,但到当年12月,他得出的结论是:和预期的相反,俄国不会被迅速击垮。而法国则相反,法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它有可能利用凡尔登周围的突出部作为发起点——相对于西线的其他地方,那里成了法军的前沿阵地——发动最后的、孤注一掷的攻势。所以,必须先发制人,扑灭上述危险。再者,德军的猛攻可以彻底削弱法国人的力量,同时迫使英军向北反击。这样一来就会给英国造成巨大的伤亡,让它的资源也趋于枯竭。

在凡尔登,法尔肯海因将军除了他的部队之外,还集中了1220门火炮,用来对大约八英里的正面进行突击。他估计他的军队每失去两个人,法国人就要失去五个。这就是消耗战的实质。不过,法国人设法挺过了攻势开始时密集的炮火和最初的一次次进攻,然后,战斗就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到11月,法国人将在该突出部损失50万人。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只好向英军求助。于是,1916年7月,英国人在索姆河附近大举进攻,头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到11月的时候又损失50万人。协约国损失惨重,但法尔肯海因的如意算盘也落空了。在凡尔登和索姆河这两场战役中,德军大约损失80万人,略少于英法。

1916年,佛兰德斯的伊普尔及其周围的突出部继续遭到猛攻,随后,在1917年的帕森达勒或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中,它们又再次成为反复争夺的目标,因此可以把伊普尔与凡尔登、索姆河一道,看作三位一体的恐怖战场。法尔肯海因将军称之为阵地战。“阵地战的首要原则,”他写道,“就是寸土必争;丢失的阵地要立刻通过反击夺回来,哪怕是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双方采取了同样的原则。“为了10码的荒原,赔上整团整团的性命”——这是伊凡·戈尔(Ivan Goll)的看法。对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来说,索姆河战役之后,整个战争和生活的面貌都起了变化:

在这里,骑士精神永远消失了。就像所有高贵的个人情感一样,它也必须让位于新的作战节奏,让位于机器统治。在这里,新欧洲在战斗中首次露出了自己的面容。

两年多了,西线的交战各方在战斗中互相捶打——如果说那个老词对这种新的战争形式,也就是让数百万人付出生命而战线前后移动顶多在一英里左右的战争形式还合适的话。要是把西线的战争分成四个阶段,即开场的运动战,1915年的稳住阵脚,1916~1917年的消耗战,以及1918年用重新开始的运动战来收场,那么1916~1917年的危局就构成了最长也最连贯的阶段。

凡尔登、索姆河和伊普尔这三次战役体现了大战的逻辑、意义和实质。1916年,每三名法国普瓦利中就有两名经历过凡尔登战役;英军士兵大多都参加过索姆河战役或伊普尔战役,或这两个战役都参加了;而德国的部队大多到过佛兰德斯或凡尔登。这些地方也是战争中关键的作战区域。我们对于大战的印象——震耳欲聋、令人胆寒的炮火齐射,进攻中一长排一长排的士兵在如同月球表面一般坑坑洼洼的地带缓慢地向前移动,仅仅是为了勇敢地面对机枪、未被炸断的带刺的铁丝网,还有手榴弹——通常就来自这些战役,而不是战争第一年或最后一年的战役。

中间这段时间的战争颠覆了所有传统的战争观念。防守变成了进攻。对于这种变化,霞飞起初在无意中将其称为“胜利的抵抗”。技术和战略之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发起进攻的一方无论其数量有多大,相比于防守一方来说都要脆弱很多,虽然对后者而言,炮火准备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列日、凡尔登、索姆河和帕森达勒这些战役中,重炮的轰击摄人心魄,但尽管如此,其火力也很少能达到足以摧毁敌军防线的程度。结果,防守的一方几乎总是能够赢得“奔向胸墙的比赛”。这意味着进攻方所面临的失败风险要远远高于防守方。1914年和1915年的进攻让各国军队伤亡惨重,结果在1915年年底就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1916年,德法军队在凡尔登酣战的时候,主动出击的英军在索姆河吃了败仗。1917年,法军在贵妇小径失利,结果引起兵变。英军也在帕森达勒遭遇败绩。1918年,德军在孤注一掷地试图取得突破的时候,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那次进攻之后,精疲力竭的他们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撤退。

牺牲在无人区的成群进攻者——这一幕与1914年圣诞期间对垒双方开心的狂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成了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画面。进攻者在前进的时候通常并不寻求掩护,结果被成排地撂倒,其效率就如同用长柄的大镰刀割草一般。“看到他们在走,我们非常惊讶,”德军的一名机枪手描写英军在索姆河地区的一次进攻时写道,“军官们走在前面。我注意到他们中有个人走得很沉着,还拿着手杖。当我们开始射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不停地装弹。他们成批地倒下。只需要向他们开枪就行了,用不着瞄准。”

法国士兵194对于自己的机枪手的作用描写得比较简洁:“德国士兵感觉就像纸糊的一样。”赫伯特·里德回忆说,他看到德国士兵像靶场上的靶子一样倒下。在这里,英雄是受难者,而受难者也是英雄。进攻者是19世纪世界的代表,而这个世界被这场战争给拆除了。

如果说进攻者是一个垂死挣扎的世界的代表,那么防守者,不管是顽强的、惊恐不安的,还是坚韧的、狂妄自信的,则成了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象征。由于全面进攻是例外而非通则,战壕生活大多表现为防守,表现为令人厌倦的无休止的挣扎,目的是守卫“生存”,是在充其量只能算原始的条件下活下去。到了1916年,像普瓦利和弗龙特施魏因(Frontschwein)这样的字眼——意思是毛人和前线猪,指邋里邋遢、胡子拉碴、粘满泥浆的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变成了他们各自国家饱含爱意的称呼,不像在先前以绚丽而富有英雄气概的方式交战的时代里那样,可能是骂人的话。在这种生活中,感官冲击是全方位的。“我们的导师就是我们日常的悲惨遭遇。”一个法国人写道。

在超现实主义这个词被士兵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于1917年在为佳吉列夫的《游行》(Parade)——该剧是斯特拉文斯基、萨蒂(Erik Satie)、毕加索以及科克托合作的产物——所写的演出说明中首次使用之前,整个西线的景象就已经带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意味。一幅毁灭的全景画呈现在各大战区的士兵面前。树成了烧焦的木桩;烧焦的木桩反过来又被竖了起来——作为观察哨——以便看上去像是受到破坏的树。烂泥无处不在。“日落和日出是亵渎神明的,”曾在伊普尔突出部服役,后来因伤退役,但又作为战地画家重返佛兰德斯的保罗·纳什(Paul Nash)写道:

……只195有滚滚乌云中落下的黑雨……才适合这样的地方。雨下个不停;散发着恶臭的烂泥成了更加令人作呕的黄泥汤;弹坑里积满了绿中泛白的雨水;大路小径都覆盖着几英寸厚的泥浆;奄奄一息的焦黑的树木冒着烟,流着汁;炮弹打个不停……它们扎进的坟墓就是这片土地……这一切难以名状,充满了罪恶而且看不到希望。

一名法国飞行员俯瞰雨后的凡尔登时,想到的是“一只湿漉漉的巨大癞蛤蟆的皮”。对于经历过凡尔登、索姆河或伊普尔战役的普通前线士兵来说,他们的日记哪怕是写得最不清楚的,也传递出一种至少是对这场战争的外在惨状的认识。

进入战壕轮战一次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包括:在前线三到四个昼夜,然后在支援战壕待同样长的时间,再接着就是做差不多同样长时间的后备队。只有在做后备队的时候,才有可能像赫伯特·里德说的那样“变得文明起来——洗澡、换衣服、写信”。要不然,所有人都是野蛮人。1917年兵变之前,法军指挥机构常常是很随意地对待本应安排的休假和休整时间。进战壕轮战一次竟然长达一个多月,有时甚至超过两个月。

肮脏和污秽自然是战壕里的忠实伴侣。有时候,因为浑身脏得实在不行了,士兵们即使是在隆冬季节也会不顾寒冷,在弹坑里洗澡。那些弹坑常常因为连续下雨而积满了水。“那日子过得跟野兽似的……连猪都不如!”路易·迈雷如是说。士兵们争论着伊普尔和索姆河的烂泥哪一个更烂。关于1917年的伊普尔,一个英国人写道:

这不是在打仗。要不是因为有机枪和炮击,它更像是玩烂泥游戏。无论哪里都泥泞难行。裹腿都被烂泥扯掉了,要不是绑得牢,靴子、袜子,还有两条腿,也要被扯下来。

在占领一条被水淹没的战壕时,一个法国人风趣地说:“只要德国人的潜艇不来攻击我们就行了。”

“从来没有哪种气候像佛兰德斯的这样,”J.W.哈维(J.W .Harvey)在信中写道,

我希望我大骂这雨、雨、雨的话不会在检查的时候被删掉!我估计部分原因可能是连续的开火;但我觉得,与之相比,以后在看待我们英国出了名的天气的时候,我要更厚道一些。

这样的比较是不可避免的。“我总以为法国是个阳光明媚的地方,”1916年6月,彼得·麦格雷戈颇感委屈地表示,“但它很冷,经常下大雨。”四天后,他的妻子珍得到的消息是,“这儿的雨下得就像龙头拧开了”。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就该话题写了一首名为《雨》(Rain)的诗:“雨,午夜的雨,有的只是狂风暴雨。”大雨消解了所有的爱和所有的意义。

……除了对死亡的爱,

如果它便是对完美的爱,而且

不会——暴风雨告诉我——让人失望。

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恩斯特·云格尔认为,“炮火不像潮湿和寒冷那样能彻底瓦解人的抵抗意志”。无论用多少可穿的东西——羊毛袜、背心、皮马甲——把身体的各个部位包裹起来,甚至还加上报纸,都不管用。冬天的夜晚似乎特别漫长,而黎明则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我们在乎的不是死亡,”一名法国士兵在1915年年初的冬天写道,“而是寒冷,极度的寒冷!我想我此刻的血液中结满了冰块。啊,我希望他们会发动进攻,那样就会让我们暖和一点儿。”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在阿尔多瓦,咖啡,甚至酒,11月的时候都结成了冰。“这种天气适合北极熊。”马克·博阿松(Marc Boasson)在信中说。“如果你想喝点东西,就先要把冰敲碎。肉冻得结结实实,马铃薯冰成一团,就连弹药箱里的手榴弹也都粘在一起。”在1916~1917年的严冬,热茶用不了几分钟就结成了冰,而面包、牛肉罐头和香肠都成了冰块。在一首名为《暴露》(Exposure)的诗中,威尔弗雷德·欧文再现了粗糙的双手、皱起的额头和结满冰霜的眼睛。

在这样的条件下,吃饭不可能是一种享受,而作战的压力也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胃口。不规则的开饭时间,不可靠的补给线,缺少蔬菜,千篇一律的肉食——所有这些都破坏了任何可能有的乐趣。1916年春天,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在休假结束回到索姆河的时候,带了一条熏制的大马哈鱼准备与战友分享,但当他磕磕绊绊地蹚水走过一条名为坎特伯雷大街的交通壕时,他意识到,“对于一直忍受着那种炮击的人来说,熏制的大马哈鱼算不了什么”。

可见,天气对士兵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影响。突然间的云开日出就可以提升士气。“天气好极了,”1916年3月凡尔登战役激战正酣的时候,夏尔·德尔韦尔(Charles Delvert)兴高采烈地写道,“这种日子有它的魅力。它就像露营一样。你可以在战壕里溜达;空气清新,阳光灿烂。蓝天上飘过几朵快活的小云彩。”但这样的天气在战争中是很少见的,这样的诗情画意在德尔韦尔的日记中也是很少见的。

战壕里到处都是害虫。苍蝇、螨虫、虱子卵、跳蚤、蚊子和甲虫令人心烦,但让人讨厌的主要还是虱子和老鼠。虱子在衣缝里产卵,而且繁殖速度惊人。虱子的生殖能力太强了,用普瓦利的话说,早晨出生的到了晚上就成了祖母。跟它们开战毫无胜算。士兵们尝试着用大拇指的指甲碾,用蜡烛的火焰烧,用国内送来的药粉和头油把它们赶出来,但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就是朝它们扔上几个朗姆酒瓶子。”一名英国士兵风趣地说。它们中个头最大的都有了名字:“德皇”“皇储”“兴登堡”。只有战地洗衣房和热水澡有些效果,但也只是短时间内。罗杰·坎帕纳(Roger Campana)觉得这些害虫比刚果或波利尼西亚的吸血蝙蝠还凶猛——“要是好事者知道了它们的故事,就会把它们拿来作为所有法国人的榜样”。坎帕纳唯一欣慰的是,德国人战壕里的虱子据说还要大!

战壕里的老鼠据说有猫大,虽说休整区周围的老鼠数量更多。散落的食物和腐尸吸引着它们。它们嚼烂背包,啃破口粮袋。罗兰·芒福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在他的那个地段,老鼠们“最大的战绩就是咬死并吃掉了战壕里的猫养在掩体里的五只近三周大的猫仔。我不知道它们之前为什么没有那么做,非要等到可以美餐一顿的时候”。

对老鼠的战斗有时就跟对人的战斗一样,需要认真对待。珀西·琼斯的心里就老是惦记着老鼠。“我……捉老鼠上了瘾。”他在日记中承认。他每天晚上都要拿着镐把和铲追赶老鼠。

我们有时候跑得太远了点。比如前天晚上,我199们四个人大呼小叫地在前沿的各个战壕之间追赶一只老鼠,一直追到第二道战壕,那里的哨兵差点儿朝我们开枪,他以为我们是德国人!

琼斯抓老鼠上了瘾,这在他两个星期之后住进休整区的时候也没有改掉。在伊普尔的运河附近,他参与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

昨晚我们干了一场大仗,消灭了近一百只,这还不包括许多在水里游的时候想必已经被砸死的。筏子上的人弹药耗尽,只好再上岸拿些砖头。

对付老鼠和其他害虫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毒气。毒气战会暂时肃清战壕里这些害人的东西。

战壕里的工作许多都是在夜里做的。正常的资产阶级的时间观念被颠倒了。夜幕降临,穴居人大军就跟他们所鄙视的害虫一样,从自己的洞里出来,四处奔忙,执行各自的任务:铁丝网小组进入无人区;战壕的工事要修理和延伸,结果西线成了一座巨大的、错综复杂的蚁丘;发动小规模凶猛的袭击,就像蚊子一样叮敌人一口。即使没有具体的事情可做,要想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德尔韦尔描写了1916年1月战壕里的一夜:

灯都灭了。现在,老鼠和虱子成了这里的主人。你可以听到老鼠在啃东西,在跑,在跳,在木板间窜来窜去,在掩体的波纹铁后面吱吱乱叫。成群结队,动静很大,一刻不得消停。我担心随时可能有哪只老鼠爬到我的鼻子上。接着,虱子和跳蚤又开始疯狂地咬我。要眯一会儿都绝对不可能。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开始打起了瞌睡。嘈杂声让我跳了起来。开炮了,还有步枪和机枪开火的噼啪声。德国佬一定又在进攻泰蒂峰了。一点半左右,喧闹声好像渐渐小了。两点一刻,它又开始了,这一次非常猛烈。地动山摇。我们的大炮在远处不停地发出雷鸣般的吼声。三点的时候,炮击范围分散得更开了;慢慢地,一切都安静下来。为了能在六点钟起来,我又打起了瞌睡。老鼠和虱子也起来了:意识到活着也就意识到苦难。

经过这种连续几天几夜的感官轰炸,人往往变得晕头转向、行动迟缓,甚至怎么都打不起精神。“我想我愿意用自己的灵魂换来几个小时的安稳觉。”有人表示。 “要命的是缺乏睡眠。”德尔韦尔写道。在终于被换下来的时候,部队向休整区出发。威尔弗雷德·欧文写道:

弓着腰,如同背着口袋的老乞丐,

小腿外翻,咳起来像老妖婆,我们诅咒着在泥泞中前行,

直到我们背朝着幽灵般的照明弹,

开始向我们远方的休整区跋涉。

人们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非常讨厌但又躲不掉的还有尸臭——只是被漂白粉同样难闻的臭气给盖住了——以及被腐肉招来的成群的苍蝇。四肢和躯干的残骸由于炮击而被不断地翻来覆去。挖掘或修理战壕的小组不断挖到腐烂和残缺程度各异的尸体。多数时候他们只是用铲把它们铲到一边。不过,那些残肢断臂确实也有被放进沙袋的。要是沙袋迸裂,里面的东西可就露了出来,那情景之恐怖,也只有黑色幽默才能让人不至于歇斯底里。在伊普尔突出部的某个地方,轮换下来的士兵全都排成一列,从战壕一侧伸出的一只手臂那里走过,并与之握手道别——“再见,杰克”。对换下去的人有效的做法对刚来的人也是一样——“哈罗,杰克”。炮兵上尉F.H.T.泰瑟姆(F.H.T.Tatham)给自己的母亲讲过另外一个怪异得几乎有点幽默的情节:

在我们观察所的战壕里总有股难闻的气味,用杂酚油也除不掉。我今天发现,原来那是我们用潜望镜的时候倚靠的沙袋里腐烂的残骸发出的。我估计那具倒霉的尸体在那里可能已经有六个月了——老鼠通常对它们是不会不管的,所以那很可能是一个肮脏的德国人。因为被翻动了,那气味更大了,而且它还爬满了蛆。那只难闻的沙袋现在已经用杂酚油浸过并被扔得远远的了——但他们显然不可能把德国佬的残骸装进同一个沙袋,而要把这个讨厌的东西清理干净,我又担心胸墙会倒下来,所以觉得左右为难。

澳大利亚人J.A.罗斯(J.A. Raws)给家人讲了一个同样“奇特的”故事。1916年年底在波齐埃和挖掘小组一起干活的时候,他遇到——就像他说的——“一阵猛烈的炮击”。他两次被埋。第二次,他挣扎着爬出来之后,看到不远处有个人,半截身子埋在土里。他以为那是一个刚刚遭遇了和他同样命运的同志,就跌跌撞撞地过去想帮那个人爬出来。他又拉又拽。突然,鲜血喷了罗斯一身,那个人的头掉在他的手上。“那恐怖无法形容。”他写道。三天前,他的兄弟阵亡了,而罗斯也会在他再次轮换到前线的时候阵亡。一名在凡尔登的法国士兵写道:“我们身上都有尸臭。我们吃的面包,我们喝的污浊的水,我们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有股腐烂的气味。”

在某些地段,残肢断臂每天都可以见到。在索姆河畔的弗雷努瓦,一座德国士兵驻扎的房子直接被炮火击中。恩斯特·云格尔跑去救人。

我们抓住瓦砾中露出的手和脚,把尸体拖出来。一个是头没了,脖子还在躯干上,就像一只大的血蘑菇。另一具尸体身上,被炸碎的骨头从膀根子那儿冒了出来,胸口一处巨大的伤口把制服都浸透了。第三具尸体的肠子从裂开的躯干中流了出来。在我们要把这具尸体拖出来的时候,一块扎进那处可怕的伤口里的碎木板把它别住了,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还有一次,云格尔目睹了一场机枪决斗。

突然,我们的神射手倒下了,头被打穿了。尽管脑浆顺着面颊淌到了他的下巴,但在我们把他抬到旁边坑道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完全清醒的。

在罗杰·坎帕纳的掩体被炮弹击中之后,他为了向朋友证明他躲过的这发炮弹离自己有多近,就拍下了一位战友尸体的照片。那具尸体“从肩到胯都撕裂了,就像肉店里看到的一堆切开的肉”。德尔韦尔以更精确的语言记录了一位战友的死亡:

热古德死得很可怕。他刚跨进掩体,一发炮弹就爆炸了(很可能是奥地利130毫米的炮弹)。他的脸烧坏了;一块弹片打进了他耳朵后面的颅骨;另一块弹片切开了他的肚子,打断了他的脊柱。血肉模糊中可以看到他的脊髓滑了出来。他的右腿膝盖以上的部分完全碎了。最令人骇异的是,他还挺了四五分钟才死去。

塞萨尔·梅莱拉(César Méléra)的凡尔登经历中有这样的场面和观察到的东西:

埋在土里的马和骡子。臭烂泥有时候能没过你的脚踝,同时还释放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和一种比重大并且不透明的气体。战场上的伤员,喉咙里发出死亡的声响,没有人照料,只能喝自己的尿解渴,没见识过这些……就没有见识过战争。

威胁着士兵生命的不单是敌人的炮火,还有他们自己的炮火——在它打不到目标那么远的时候。配桑将军(General Percin)估计,因己方炮火而阵亡或负伤的法国士兵有75000人。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对保罗·莫朗(Paul Morand)自嘲说:“我属于打死英国人最多的那支法国军团。”炮击够不到目标的原因有,糟糕的通信、人为的失误、弹药受潮或者风,而它总是在前线士兵、参谋人员以及炮兵部队之间制造仇隙。战争过程中,这种情况的比例一般来说是随着炮击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总之,用西格弗里德·沙逊的话说,前线“因为死的人太多而腐烂了”。路易·迈雷在阵亡前的一个月也想过这个问题:

死!这个词就像海里洞穴的回声一样,在看不见的黑暗深渊里一次次隆隆作响。在这次与上次的战争之间,我们不是死了,而是终结了。整齐干净,在可以遮风挡雨的房间里,在暖和的床上。现在我们是死了,死得湿漉漉的,泥泞不堪,满身血污。这种死是被淹没和吞没的死,是屠宰场里的死。尸体躺在冰冷的泥土里,泥土渐渐地把它们吸收进去。离开人世的最幸运的方式就是被包裹在从帐篷上撕下来的帆布里,长眠在最靠近的墓地。

人们会不会夸大战壕生活的惨状?据说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因为在他们的叙述中一味地用“烂泥和鲜血”来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而受到别人的谴责。有些大战老兵从未见识过进攻;有些在前线的时间虽然很长,但连敌人都没有见过;经历了整个战争而又毫发无损的人很少。前线有些地方实际上非常平静。有些人从未丧失他们的浪漫和冒险意识,有些人从未丧失他们的幽默感。因此,批评者说,如果把目光集中在凡尔登、索姆河和伊普尔的惨状,那就会歪曲这场战争的现实。他们声称,即便在那些不平静的地段,那种标准的、大规模的炮击和进攻也很少。大多数时候困扰着人们的是战壕生活的平淡乏味,实际上也就是无聊。

这样的争论,有一部分属于定义和语义学的问题。人们在分类的时候,该把什么样的体验归于“恐怖”,又该把什么样的体验归于“无聊”?难道一个人感到恐怖的就不能是另一个人感到无聊的吗?反之亦然。要是有人坚持说,恐怖这种感觉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价值观以及环境呈现出出乎意料的矛盾性,而无聊则是例行公事的必然结果,哪怕是例行公事的杀戮,那问题就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因为没有哪种恐怖感——哪怕是这场战争引起的恐怖感——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在有了几个星期的前线体验之后,人们差不多就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人们很快就对残忍和可憎的事情有了免疫力。要想活命,他们只能如此。就像小提琴演奏家和奥地利步兵弗里茨·克赖斯勒(Fritz Kreisler)说的:

某种凶狠好斗的倾向会在你的心中产生,让你除了战斗的职责,不在乎世上任何事情。你在吃面包片的时候,有人在你身旁的战壕里被子弹打死了。你平静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接着吃你的面包。为什么不呢?无可奈何。到头来你在说到你自己的死亡时,也会像谈论午餐会一样无动于衷。

与教友救护队(Friends Ambulance Unit)在一起的来自利兹的贵格会教徒约翰·W哈维,在寄自伊普尔的信中写道:“我这段时间很疲惫,见了那么多可怕而又可悲的事情;要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有见怪不怪的本事,真是会受不了。”

所以,哪怕是恐怖也可以让人习以为常并感到无聊——觉得什么都见过了,存在再也没什么值得惊异的地方。“你心中空荡荡的,”克赖斯勒继续写道,“但事实是,跟你一边的那伙人正在和另一伙人搏斗,而你的那边必须赢。”

即使情况看上去很平静,伤亡也在继续增加——因为有狙击手,因为有想让敌人始终处于紧张状态的漫无目的的炮击,还有就是因为事故。正是这种以为一切都平安无事时的消耗,让一些士兵觉得最可怕。死亡似乎完全没有目标。在陆军部队的战争日志中,在对一天的活动所做的简短得只有一行字的报告中,常有这样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话:“非常平静。伤亡3人。”就像感到极度痛苦的美国大使在一封从伦敦发出的信中说的,“如果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是‘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那就意味着正常每天都有5000人伤亡”。

在“恐怖与无聊”的争论中产生的那种对立是虚假的。关键在于1916~1917年这一阶段的战争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意义,它和先前的战争形式的关系,以及它与人们的期待及价值观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很难否认,1916~1917年的“前线”体验实际上就是“前沿”体验,对某种就其含义而言是全新的东西的体验。当然,士兵们依然是按照先前就存在的范畴来对感觉到的东西进行分类的——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实际的体验总的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从更广泛的背景来看也是新奇的。

之前的范畴,还有已被接受的战争与先前历史的关系,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磨和瓦解。这种衰退的速度在各交战国以及各国人民当中是不一样的,要看现存价值观的弹性以及它所引起的共鸣的程度,但在所有的地方,哪怕只是在战后,在那口把目的、记忆和结果都搅拌在一起一同发酵的大锅里,之前的范畴的有效性都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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