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为何屡禁不止?只因其权力是皇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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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阉宦》中对宦官之祸进行的深刻的剖析,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宦官,原属内廷待从、用奴,不能也无法参与政治活动,但宦官是封建君主的忠实的贴身奴才,他们可以凭借此特殊关系来攫取权力,进而为祸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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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把宦官问题作为重要的历史教训列入“大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中国的宦官史长达两千年之久。在封建专制日益强化的过程中,君主住往利用宦官中的上层分子去监视和钳制群臣,而宦官则孤假虎威,利用君主的私心,谋权篡位,以至逐步演化成实质上是宦官专政的恶劣政治局面。君主和宦官犹如狼和狈,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状況,历代皆然。宦官为祸是自东汉始,随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演进,宦官之弊愈加明显。周代,宦者已列入官列;至周代后期,宦官干预政务日多,权势日大;自秦汉以后,宦官制进一步成为封建政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大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可见,中国历史上宦官为祸最为厉害的是东汉、唐代和明代。第一次是在东汉时期,这时的宦官因阿谀奉承而受到信任,因趋炎附势而触及政事,逐渐掌握了朝政实权,甚至军国大权。第二次是在唐代,在君主与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中,这时的宦官往往因为君主宠信而掌握了军政大权,逐渐成为生杀予夺,立由己的专权者。第三次是在明代,此阶段的宦官多被君主重用,而他们也甚器尘上,公然侵夺国家正规行政系统的权力,使得群臣屏息,朝野怨愤,其恶迹昭彰,屡次引发骇人听闻的动乱。

明朝政治的典型特征就是宦官专权,黄宗羲在本篇中首先历数了明朝宦官的各种所作所为,其胡作非为涉及到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接下来,他又具体阐述了宦官是如何祸害朝廷天下的。本来,宦官与朝臣是各司其职的,宦官的职责在于伺候君主的喜怒哀乐,而朝臣的职责在于要做君主的良师益友。但是,由于宦官的奴颜婢膝以及他们对君主的蛊感,使得君主以为朝臣的处事之道也应当和宦官一样。于是,士大夫也逐渐变得与宦官一样谄媚无骨,终究使得“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而忠肝义胆,刚直不阿之人也随之绝迹了。

宦官之祸不可不谓之惨烈。黄宗羲也认为,明朝的官之祸为历代之最,他对明朝的宦官之祸痛心疾首,反复用了三句话表明其杰度之甚:“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祸不若是其烈与!

明朝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对宦官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在统揽军政大权于一身之后,他注意到了前朝宦官簋权、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同时,朱元璋不能容忍宦官阻碍独裁,于是他严禁宦官“预政典兵",“预者斩”!明令宦官“止可使之供酒扫,给使令而已”。

但是,宦官已和封建君主结下不解之缘,已成为封建专制的痼疾,绝不是靠一代帝王就能根除的。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宦官日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官位越来越高,逐步走上专权的道路。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明成祖夺取帝位时得益于许多宦官为他通风报信,刺探密情。所以,朱棣即位后,对宦官比较信任,授予他们出使、镇守、监专征等职权。自永乐朝始,宦官权势大增,人事大权在握,其势力很快由中央伸向地方,遍布朝野,人数大增,终自成体系。十二监中的“司礼监”声势尤为显,超然于王法之外,成为朝廷之外的一个特殊朝廷。

窃得权力的宦官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唯命是从的奴仆,他们和恶势力内外匀,呼此彼应,根株大窟,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权力网。到英宗时,皇帝无事不从宦官,“权重震主”;司武宗时,“可礼监”头目刘瑾竟公然炫履:“满朝公卿,皆出我门”。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终于把宦官专权的局面推向极政,其党羽竟将魏阉与圣人比列,为他建生多处。又呼之为“九千岁”,权倾帝王之意,已经昭然若揭。朱由检继位后,曾力图救皇权于倾危,严厉打击魏忠贤,但这导致宦官鱼死网破,从而加快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可见,明中叶以后的皇帝更加纵容和重用它们专权误国,肆无忌惮,宦官之祸也愈演愈烈,最终吞噬了整个国家的政权体系。当然,与阉宦作斗争的人,朝野上下,代有人在。明代以东林党人为最力,但最终都被阉党血洗而告终。

黄宗羲在《宦官下》指出,宦官的生存与发展依附和借助于君权,宦官受制于君主,他们的命运被操纵于君主的股掌。随着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不断加强,宦官政治势力对君权的依附程度也逐渐加深。所以说,宦官专权的祸首就是皇权。

黄宗羲指出,宦官之祸蔓延千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主之多欲”,尤其指女色方面。因为帝王后宫佳丽众多,导致服侍的来守卫、宦官的人也随之增多,这就为宦官乱政提供了保证。他还特别指出宦官是“不知晓礼义”的凶暴之徒,而历代又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人的措施,使得宦官祸乱愈演愈烈。

于是,黄宗羲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自三官以外,一切当罢”。如此就可以把阅人的数量控制在数十人以内,从而避免较少宦官人数。同时,有异议者提出:仅保留三宫会带导致王室生育不足的后果。黄宗羲痛斥持有此观点的人见识浅陋,并举出尧、舜与宋徽宗的例子,说明”天下何常之有”的道理。

实际上,黄宗羲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只是理论层面上的,他把宦官存在的原因看得过于简单理想化。他提出的仅保留三宫,罢除三宫以外的一切女性,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宦官为祸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根治的顽疾,不可能依靠封建集团内部的力量来铲除宦官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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