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在民国的报道中是如何沉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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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14日23时40分左右,英国体积最庞大设施最豪华的邮轮之一泰坦尼克号,在驶往纽约的首航途中,与一座冰山相撞,造成右舷船艏至船舯部破裂,五座水密舱进水。次日凌晨2时20分左右,泰坦尼克船体断裂成两截后沉入大西洋底。2224名船员及乘客中,逾1500人丧生,生还者仅7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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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与西方通讯社的合作,万里之外的中国《申报》几乎与西方媒体同步报道了这次海难,虽然4月17日的首条电讯,仅仅47字:

有汽船两艘,俱接白星汽船铁唐里克号之无线电音,谓该船与冰山互撞,现将沉没,船中女子已入救生艇。(柏林)

这条电讯的内容,只是白星航运公司发布的诸多版本之一。而这个版本最值得注意的是“船中女子已入救生艇”这一句话,正是这句并不太符合事实的报道,让“铁唐里克号”的沉没一进入中文世界,就呈现出了巨大灾难与道德高标的双重特性。

4月18日,《申报》又综合英国路透社电等外媒报道,编译成《英国大商船遭难详记》一文。有意思的是,时隔一日,Titanic又被译成“铁台里克”。该文详列“铁台里克号”的建造费用、保险金额、所载物品,以及头等舱旅客个人行李损失情况。在述及人员伤亡时,该文重复了昨日报道的重点:“十五日晚九时,该公司宣布谓,该船伤人甚众,据卡配西亚汽船报告,彼船驶抵遇灾之处,仅见小艇及该船碎木漂流水面,逆料船中搭客二千二百人,获救者不过六百七十五人,以妇孺居多。”其实在这篇报道中,事实已经出现了某些歧义,如“晚间九时钮约白星公司事务所前,群人围立如堵,及闻办事人声称,除头二等搭客外,余人安危均未得悉”。两相对照,“妇孺居多”似乎仅限于“头二等搭客”。

但在1912年的时候,媒体报道与评论都将视线聚集于“英勇的自我牺牲和忠于职守”这种“更好时代的象征”。《申报》也不例外,4月19日转译外电评论“铁台里克船上之办事人,异常可敬,盖当事危之际,照料妇孺登救生艇,然后船长及多数之办事员,均与船同尽”,基本上为沉船的报道定下了基调。

泰坦尼克生还者

4月20日、21日《申报》刊载的《再纪英国大商船遇难详情》是1912年该报关于“铁台里克号”最详细的报道,因为摘译《字林报》等英文报纸转录的生还者回忆,远比路透社电的简明直截要生动活泼得多。下面这两段文字可谓感人至深:

数分钟内,见艇覆已揭去,船员静立其旁,预备卸下,于是始知必遇重大危机。楼下之搭客亦纷拥而上,船长乃发命曰:男客悉由艇旁退后,女客悉退至下层甲板。男客闻令寂静退立,或身倚铁栏,或行于甲板之上。旋见卸下之艇皆落至下层甲板,妇女皆安然入艇。惟有数妇人因不忍离其良人,坚不肯行,亦有被人在其良人之侧拖拥入艇者。然并未见紊乱秩序及争先入艇之举动,亦未闻唏嘘啜泣者。夫诸人虽知顷刻之间咸将投身海内,反藉救生别以存万一之希望,而仍能镇定如恒,不稍惊乱,亦可奇也。运载妇孺之艇既隐没于苍茫黑空之中,乃又下命令男子入艇,诸人亦安然而入。

妇女一拥而上,男子乃退至一旁,严守先女后男之例。船员皆握手枪以防扰乱。及最后之艇离船后,大餐室内乐声大作,群奏《上帝将近尔身》之曲。

这些画面都是后来“泰坦尼克叙事”中的经典场景,构成了表彰“自我牺牲与忠于职守”的主流公众态度。接下来的报道中,类似的事例越来越多,如“总邮政司萨米尔君接华盛顿官报,谓铁台里克号有英国邮政书记两员,美国邮政书记三员,当该船遇险之际,不顾逃生,合力搬运挂号邮件二百包至上层甲板,冀可保全此物,卒致溺死”(4月23日)。

然而《申报》还是保留了外电报道中较为复杂的叙事成分:

铁台里克号遇难时之情状,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谓颇为镇静,或谓秩序极乱。内有数客因争欲入艇,几将发狂。戈登夫人最后入艇,据称船上之客有欲奔跃入艇内者,为船长以手枪驱回,轰倒数人,秩序始复。艇将离船,尚有一人意图跃入,即遭击毙,堕尸艇中。

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内有二人因搭客叠坐其上,压烂而毙。(4月21日)

铁台里克邮船失事一案,英国商部今日复行审问……先召该船水手研讯,据供船中杂役火夫于卸艇未经训练,故颇慌乱,又一人谓艇中并无灯火罗盘粮食,外国搭客皆争先下艇,彼尝以舵柄击之,又有开手枪阻之者。(5月5日)

后世研究者细读这些文字,可以解读出“颇为镇静”似乎限于头等舱与二等舱,而“秩序极乱”则指向三等舱与外国搭客。尤其描写两名华人“压烂而毙”,而原文不过是“压死(crushed)”,从中似乎能看出中文报纸《申报》“跟随英国人视角”的自我贬抑倾向。

然而,1912年的《申报》及其读者,应该还没有质疑西方媒体与公众“种族主义想象力”的自觉。相反,在共和之声响彻全国的当口,媒体的重要任务是“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而不是去怀疑一个灾难面前人性的神话。

那个经典的问题或许就是那时提出来的:“你妈和我掉进水里,你会救哪一个?”

它假设了男性一定有施救的能力,女性一定要依靠男性拯救——在这两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之下,给出了一个两难选择。

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文明社会”想象中的“铁达尼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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