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这俗不可耐的基层信访办,早走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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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私下都说:“王一干调解的第一天就给自己整了个包袱,给人家当儿子去了,真是好同志,好人呐!”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此人是个大傻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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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白老哥时,他抽着水烟筒,喷云吐雾地对我说:“综治信访工作,会干的待不长,不会干的净添乱。小兄弟,早点走才是出路。”

刚开始我不明白,总以为他是在讽刺我,后来,到我离开乡政府时,他又说了一次,语调还和那时一样,带着不甘和苦涩,我这才明白,其实白老哥和我都错了,干这份工作,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耕牛,可最后,都不过沦落个一无所得、供人嬉笑的下场。

1

2010年秋,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普通的乡镇科员。

当时乡里共有33个公务员编制,领导占11个,50岁上下的老同志占7个,村社区照顾政策选来的占了2个,再加上派出所、财政所占的编制,行政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也就8个人。

当时喝酒成风,我因在乡党委书记的迎新酒局上落了个“偷奸耍滑,装醉离场”的名声,党委书记便把我踢出了原本考录的党政办岗位,定岗为乡综治维稳专干兼武装干事。

令我稍感宽慰的是,2009年乡政府搬进了新办公楼,是一大一小各4层的四合院风格建筑。所以在我到岗时,一切都是崭新的,晃荡在综治办和武装办办公室间,每天按时上下班,感觉也挺不错。

我的分管领导是乡政法委书记。第一次见他是,他就对我说:“综治信访虽然是两块牌子,但工作性质是一样的,你初来乍到,没有经验,一切工作都听他安排。”说着,指了指白老哥。武装部长也在一旁,大咧咧地拍着我的肩膀,“有缘相识就是兄弟,武装这块事不多,平常就在综治办待着吧,有事会叫你的。”

白老哥虽姓白,脸膛却是黝黑的,一对浓密的眉毛呈一字形,只是鼻子扁厚,眼睛不够大,嘴唇又薄,威武之气被冲淡了不少。他身形微胖,冬春喜欢穿夹克,春夏穿衬衫,不论何时,脚上都是一双皮鞋,走起路来一歪一扭、慢条斯理,像极了下河前的鸭子。大家都说白老哥待人接物老道,从不说人是非或打小报告,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在职工圈中很有威信。

听到政法委书记的指示后,白老哥乐开了怀,我前脚刚一到综治办,后脚他就把综治信访的年度考核材料的准备工作交给了我,“熟悉工作最快的方法就是从准备材料入手。”

白老哥又嘱咐我:“身在这个岗位,矛盾演化为上访事件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只要村社区打电话求支援,我们就要主动上门调解。”

“那隔壁司法所的同志也参加调解吗?”我问白老哥。

他苦笑着说:“干了十几年信访工作,还没见过群众到司法所上访的。而且,司法所是县司法局直管,乡维稳出了问题,上面只会问责综治、信访的人员。”

所以,从那往后的几年,矛盾纠纷调解和处理通常就只有白老哥和我两个人,若遇到50人以上的重大矛盾纠纷,政法委书记和司法所的人才会参与进来。

2

2010年国庆节收假后,我的第一场调解工作不期而至。

这是一起赡养纠纷,当事人一方是个衣服破旧的老太太,另一方是老太太的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媳。

老太太两口子将3个儿子养大后,分别给大儿子和二儿子买了宅基地盖房,老房子则翻新给了小儿子。原本两位老人是和小儿子住一起的,但去年老太太的丈夫去世,老太太又生了病,花了不少钱,小儿子就要求大哥二哥共同承担些费用。但老大、老二却提出老房子的面积比他们家都大,所以费用的大头就该小儿子出。小儿子辩解称,平时自己还要养着老人,宅基地大点是应该的,但这些大费用应该平摊。

吵来吵去,老太太为家庭条件较差的二儿子说了话,小儿子一怒之下就把自己的老母亲赶出了家。老太太要住到大儿子、二儿子家里,结果两个儿子都不让,最后老太太只能住到地里的破田房去了。

老太太越想越气,向村上提出了纠纷调解。

听闻,我也心头火起,白老哥则依旧微笑,眼神里透着见惯不怪的神色。

一开始,白老哥就试图从亲情和道德方面说服他们,可三儿媳一直嚷嚷着,说尽管老太太常胳膊肘往外拐,把家里吃的用的都往老大老二那里送,可他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养着老太太。自从父亲出事后,三儿子家垫了不少钱,要求平摊时,可老大老二不仅拒绝,还怂恿老太太把家里闹得不安生——“日子是没法过了,往后养老太太的钱老大老二家出多少,我们就出多少!”

老大老二一听,也怒气冲冲地嚷嚷起来。3人坐在椅子上口水四溅,乱成一团,老太太则用手掩面,低声哭泣。

眼看场面混乱,白老哥赶忙安抚道:“都是一家人,不要这么斤斤计较。老人是要养的,住哪家,其他每家每月给多少钱,发生大额费用时各家承担多少,都是可以商量的嘛。”

但两个小时过去了,老大老二还是死咬老房子被小儿子继承,他们不养老人。三儿媳也坚持不让老太太住家里,他们只愿意出钱。老太太就一直两眼通红地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看着白老哥说得口干舌燥却毫无进展,我心头的火越燃越旺,就接过话头,告诫他们,不赡养老人是违法行为,如果实在不行,就上法庭,让法律强制执行。

白老哥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喝了口茶。

我继续向他们讲法律条款、案例,白老哥出门接了个电话,几分钟后,推开门说:“小王啊,乡上有点急事要我回去办下,你年轻人主意多、思想活,这个调解就交给你吧。”

我一口接了下来。哪知白老哥走后,三家人又开始相互推诿起来,最后都对我说,他们不想调解了,不怕上法院,说着就要走。我拦在门口,村治保主任和小组长赶忙将我拉开,说不能拦,调解不成就算了。我怒气冲冲地说:“既然要上法院,那你们就等着。”

我转过身,塞给老太太100块钱,并把手机号码给了她,承诺帮她走法律程序。

直到骑自行车回乡的路上,我的思路才慢慢清晰起来。想到白老哥走后,村治保主任、小组长就像看戏一样,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声嘶力竭,自己还像个傻帽一样,冲动地承诺要帮老太太上法院,不免有些后悔,头疼不已。

第二天,我向白老哥报告情况,白老哥叹了口气:“小兄弟,如果每件调解都搞到不得不上法院,那还要调解做啥子哟。而且,我们也没时间和能力帮人打官司。”

我心里打了退堂鼓,懊恼地问白老哥:“那是不是可以不管了?”

白老哥吸了口水烟筒,口吐白雾说:“老太太来找你,就把她引到司法所去。如果司法所走不通,出了问题,也不关我们信访、综治维稳的事,就算有,我们也是次要责任人。”

我按白老哥的方法,不主动过问此事,过了3天,老太太果然来乡上找我了。

我把老太太领到司法所,将情况告诉负责接访的小李,并说:“老太太要走司法程序,今天她来乡上,我就把她带过来了。”

小李向司法所长汇报情况,几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皱着眉头对老太太说:“乡司法所只负责调解,如果要走法律程序,得到邻镇法庭或县法院递交起诉状,我们这管不了。”

老太太边哭边唯唯诺诺地说,自己不识字,也没钱。

“那就调解吧。”小李将老太太儿子们的电话记下,一一打电话预约了时间。放下电话后,小李点了根烟,笑着对我说:“还是司法所的招牌好使,让他们来,他们也没找什么借口。”

我笑着附和:“那是那是,多亏你了。”

老太太抹去眼泪,脸上又有了些神采,她回去的时候,我又塞给她100块钱。

两天后,司法所主持调解,结果还是一样,3个儿子拒绝赡养老人。

之后,老太太隔三差五就到乡上找我,说我答应过她,必须要帮她解决问题。老太太经常来我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边哭边说她可怜,没钱吃饭,也没地方住,我也不胜其烦。但看她实在可怜,也只能在她每次来乡政府时,去食堂打些饭菜,用一次性餐盒装着给她带回去,每个月还会给她几次钱,每次都是100元。

3

因为这件事,我成了乡上的笑话。

我知道,大家私下都说:“王一干调解的第一天就给自己整了个包袱,给人家当儿子去了,真是好同志,好人呐!”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此人是个大傻X。

每次老太太来办公室,白老哥总是找理由外出办事,还不忘催促我:“让你甩掉包袱你就是不听,现在闹成笑话了,若处理不好,你往后的路还怎么走?”

我决心要尽快处理掉这件事。

于是,我找小李要了民事起诉状的模板,向老太太详细询问了情况,写好起诉状,又自费坐班车到邻镇,将起诉状交到邻镇法庭。

法庭收起诉状的是个姓孙的姑娘,我向她要了联系方式,恳请她向上反映,尽快受理这个案子,她撇撇嘴说:“现在案子都积了几十件了,最快也得一个月后。”

这一个月里,我频繁打电话给孙姑娘询问案件进度,一开始,孙姑娘还算客气,后来,一看是我的手机号干脆就不接了,到了最后,她直接不耐烦地说:“王哥,能开庭的时候我会提前告诉你的。”

可一个月过去了,老太太的案子却还是没个眉目。

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冲我笑,尤其是和我一起进乡政府工作的亚尼,总是挤眉弄眼地说:“王一,还要打饭给老太太送去吗,替我向她问声好……”

那段时间,白老哥提醒我注意前程的话,在我脑海里闪现得愈发频繁。我愤怒、委屈、不安,但在人前还得假装气定神闲——真他妈受够了!我心里想,决定下番狠功夫。

我先是请乡司法所的人吃了饭,在酒桌上谈天说地,一杯接着一杯;过了几天,又麻烦乡司法所的所长牵桥搭线,请邻镇法庭的人吃饭。去邻镇请镇法庭人吃饭那天,我请了乡司法所的全体职工,共3人(1个编外)作陪。镇法庭也很给面子,包括庭长在内5名干部全都到齐了。席间还是老规矩,不谈事,只谈天说地,吃菜喝酒。喝到兴头上,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提议去唱K。

唱歌中场,我偷偷跟庭长说带了点特产,庭长指了指镇法庭负责办公室事务的王审判员,示意我跟他说。于是我把王审判员拉出包厢,到了镇政府停车场,从我车的后备箱拿出用黑色塑料袋包好的5盒蜂蜜、5条烟、10瓶金装白酒放进了镇法庭车的后备厢。

K歌结束后,我又把一个装了4条烟的塑料袋递给庭长,说道:“一点家乡的茶叶,想给您单独品尝,还望不要嫌弃。”庭长笑呵呵地收下了。

没过几天,镇法庭的孙姑娘就给我打来电话,热情地说:“王哥,案件已经受理了。”

得知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白老哥对我刮目相看起来:“小兄弟,有能耐的嘛。”原本看我笑话的乡上同事,见到我也终于不再嬉皮笑脸了。3个月后,镇法庭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

这期间,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动。

因亚尼把党政办的工作干得一塌糊涂,被踢了出去,于是,我又被踢回了党政办,工作内容除了原本的,又多了党政办、宣传专干的内容,压力很大。

很快,镇法庭判决,老太太的3个儿子以3个月为限轮流照顾老人,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拿着判决结果,老人的儿子们不服,专程来告诉我要上诉,不过最终他们只是口头说说。

几天后,判决生效了。老太太又来乡上找我,抹着眼泪说这3个坏东西依然不赡养她。我照旧给她买饭吃:“再忍忍,马上就好了。”

开春的时候,我找到邻镇法庭的人帮忙,申请强制执行,冻结老太太3个儿子的银行账户。老太太的3个儿子来乡上找我,骂我多管闲事,我呵斥道:“违法犯罪的人也有脸辱骂国家工作人员?”并假装打电话给派出所,其实就是打给和我关系较铁的李警员,请他来维稳办转一转。一见警察,老太太的3个儿子灰溜溜地都走了。

我看时机成熟,便邀请白老哥和司法所的小李,与村上定了时间,以调解的名义召集了老太太的3个儿子。调解当天,我还特地邀请了村委会支书、主任和村两委班子的成员。当着众人面,我告诉他们,强制执行已经生效,下一步就要以“遗弃罪”送他们进号子——“今天我邀请村干部们参加,就是要他们见证,我王一说一不二。”

说完,我建议白老哥直接走人。白老哥一愣,说这不才刚开始,我笑了:“法庭都宣判了还用调解吗?”

第二天下午,老太太又来找我,说儿子们已经答应赡养她,求我高抬贵手,不要再收拾他们了。我宽慰老太太:“回去好好生活吧,如果他们以后不照顾你,再来找我。”

4

这事了结后,我算了一笔账:请客送礼花了大概5000多元,给老太太了将近2000元,7000多元,几乎是我当时3个月的工资。我痛定思痛,决计以后一定要更加沉稳,不再当冤大头。

当然,老太太事件后,各村组干部都在传,这个王一惹不起,整人是要把人往号子里弄的。乡上的同事们也开始和我套近乎,绝口不提之前对我的评价。

有了这样的名声,搞调解工作就顺利多了。我和白老哥改变了以往反复强调的“乡里乡亲、亲里亲戚要以和为贵”的陈腔滥调,形成了新的调解机制:先找当事双方分别了解情况,再合计找突破点,需要相关法律知识支撑的,就收集相关案例知识;需要相关证据的,就要村组或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明。总之,谋而后动,理据坐实了再开展调解。

尽管调解事业顺遂,但有一个人,我和白老哥是不敢碰的。此人名叫周武,40多岁,有轻度精神病史。

平日里,周武总是披着一件破大衣,顶着花白凌乱的头发,拎着一个塑料袋,踩着一双沾满黄土的皮鞋在集市里转悠。路过包子摊时,随手就顺走个包子或者一袋豆浆,摊主看他可怜,也不拦着。他经常捡垃圾卖钱,有时候还会躺在街道上伸手向行人讨钱,晚上肚子饿了,就蹲在餐馆门口,等着老板施舍些残羹。

每周,周武都会来信访办两次,每次都会打开他那个脏兮兮的塑料袋,攥着一叠泛黄的纸,神情激动——周武认为自己的不公,源于80年代末乡上修电站时,他没能享受上政策,成为电站的职工。

当年修电站时,占了周武家所在小组的大片集体林地,电站便与小组达成协议,一是按每户的户籍人口进行经济补偿,二是可以有1名户口在本地的青年劳动力进入电站工作,成为职工。当时,周武因读中专而迁出了户口,结果经济补偿和工作安置都没有享受到,自此有了心结。

后来,他中专毕业后成了工人,谁知竟在2000年下了岗,老婆跑了,女儿们也和他疏远了。他气不过,便翻出20多年前的旧账,开始了漫长的上访路。最后,在年复一年的困顿中发了疯。

在我看来,周武的病情其实并不严重,除了说话语无伦次了些,坐在椅子上时而大声、时而小声不停地自言自语外,也没什么大的毛病,从没见过他歇斯底里,更不会破坏什么东西。

在我没被踢回党政办前,每到周武来上访的日子,我和白老哥都会给他倒杯水,便继续忙各自的事去了。被踢回党政办后,那边的工作就让一个编外人员守着。

我也问过白老哥,之前有没有联系过电站进行调解,白老哥说:“问了,但电站当时政策就是那样,周武怎么都不符合嘛!而且是20多年前的事,现在翻出来根本没有意义。”

周武再来信访的时候,中午就睡在乡政府墙角的草地上,午饭和晚饭时段就在乡政府食堂附近溜达。乡上的女职工看到他都会绕开走,实在绕不开,也都避得远远的。保安大哥不敢动手,只口头驱赶过几次:“精神病伤了人可不负责,大家还是离他远点吧。”

再后来,乡上也都不怎么管了。偶尔,我会在周武来信访时去食堂给他带两个包子。白老哥知道后,又说:“越给他越来,他来了你不烦吗?”

我笑呵呵地说:“关照下可怜人是应该的。”

5

因为我们做得还不错,乡上连续两年综治维稳工作都排了全县第一,我和白老哥也连续两年获得了县委县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白老哥的证书上写的是“年度信访工作先进个人”,我的写的是“年度综治维稳工作先进个人”。

到了2013年年初,连同宣传、信息、党政办等工作获得的荣誉,我一共有5本荣誉证书,我志得意满,以为这样干下去,3年一满,我定能得到提拔。

只是,也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乡政法委书记和副乡长的矛盾也日益明显,让我不得不小心应对。

我初到乡上时,政法委书记刚39岁,经常往县上跑,回乡后也都是围着书记乡长转,虽是我的分管领导,但很少关心我负责的调解维稳工作。

按白老哥那时候的说法,政法委书记已经在乡上干了8年,从党政办副主任一路干到乡政法委书记,现在是为前程着急了。现任乡党委副书记已近50岁,没几年就该让位了,政法委书记正是瞄准了这一岗位,认为只要自己好好活动,早几年干上副书记,趁年纪没满还能再提一次。

可没多久,乡上就新来了位副乡长,属县团委干部空降,只有26岁,政法委书记这才感到了空前的竞争压力。

副乡长分管党政办,也是我的分管领导。平时总安排一堆诸如布置会场、更新宣传栏、写材料之类的杂事给我。在接待工作方面,他和副乡长也“配合默契”,完美地挤占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总让我像一只永远走不到目的地的拉磨驴一样,双眼摸黑地一直被剥削。

所以,当政法委书记找我,要我盯住副乡长、一有纰漏就向他汇报时,我当即就答应了。乡政法委书记还拍着我的肩:“都是自己人,不会亏待你的,好好干。”

和政法委书记一样,副乡长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尽快成为乡党委副书记,坐上乡里的第4把交椅,所以他干什么都热火朝天,完全不考虑下属的生活。而且,他总认为自己的魅力能吸引一批年轻人跟着他——比如我。

为了避免得罪副乡长,有天,我私底下跟副乡长说:“政法委x书记很关注你啊。”他微笑着看着我,笑呵呵地说:“老同志就喜欢有干劲的年轻人。”我知道他没明白,只好附和地笑笑。

没想到第二天晚饭后,副乡长找到我,一见面就低声问:“x书记叫你报告我的动向?”我点了点头,加了句:“你得提防着。”副乡长冷笑道:“那你继续报告我的动向,不要让他起了疑心。”我说好的。

当然我心里明白,副乡长将不再信任我,会提防着我了,但是,比起事情败露被副乡长记恨,这是我最好的选择。

从那之后,副乡长会故意让我参与一些私密的事。

比如春节前送礼,他都是拉着我一道去村上买公鸡,然后让我开着乡上水管站的皮卡车,拉着十几只用编织袋单独装好的鸡,随他到县城送礼。之后,我把事情告诉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就让我负责,帮他到产蜂蜜的乡小组买40斤上好的冬蜂蜜,送去县城。

一次,副乡长带回来3套精美的茶具,又叫我和他一道把茶具摆到乡书记、乡长、人大主席的宿舍里。当天,我向政法委书记汇报后,第二天政法委书记就让我给3位正科级领导的宿舍里各放了两瓶飞天茅台。

从2011年到2013年,两人送礼如比赛一般,都卯足了劲。我夹在两人中间,只能装傻。

副乡长知道政法委书记在和他竞争送礼,他问我时,我就将政法委书记送礼的数目砍掉一半,虚虚实实,让副乡长暗地里矮上政法委书记一头。我还糊弄副乡长说,每次他送礼的价值我都是砍了一半告诉政法委书记的,所以,“他送的礼只比你的一半多一点”。副乡长高兴地拍着我的背说:“兄弟,往后我一定会提拔你。”我心说,信了你,我就是真笨了。

暗地里,我是真心期待着政法委书记送的礼会生效,也期待着副乡长工作上会出现纰漏。

6

2012年7月,乡司法所来了个新人,名叫王清,和我同岁,圆脸大眼,长得很漂亮,声音也温柔动听。我被王清吸引,到隔壁司法所请教工作事务也频繁了起来。

可是,盯上王清的人不止我一个,没结婚的副乡长也忽然开始热心于司法行政方面的工作了,有事没事就到司法所转一转,常常和王清聊得不亦乐乎。

一开始,副乡长总找理由安排王清去参加接待,但王清却只吃饭不喝酒,去KTV时,还断然拒绝了领导们的跳舞邀请,十几分钟就离场了。

很快,王清的行为就触怒了领导。副乡长也对王清很气恼,是他让王清参加活动的,王清折了领导们的脸面,自己难辞其咎;况且自己已经放下身架去讨好她了,想不到王清竟然还是水火不进——副乡长邀请她打篮球、吃饭、唱K,都被她拒绝了。副乡长自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却被王清一视同仁,一来二去,便对王清冷淡了不少。

我把这些看在眼里,追求王清的心火变得愈加旺盛起来。

也就在这时候,政法委书记却忽然开始关心起调解维稳的工作了。

政法委书记常有事没事就带着白老哥和王清,撇下我下村调解。山区道路狭窄颠簸,同一个村的组与组之间最短也有七八公里,王清一个姑娘家,每次下村回来,都是一脸惨白。

我听白老哥说,政法委书记和王清聊得很欢。我心里暗骂,嘴里却装作不在意地说:“白老哥,你提醒下书记注意影响嘛!”白老哥哈哈一笑:“鬼才去触那个霉头。”

王清只坚持了3个月,就鼓起勇气,找副乡长诉苦去了,希望他能向乡党委书记和乡长反映一下,让自己少下点村。副乡长随即向上打了小报告,说一个老爷们,成天让一个小姑娘家陪他跑村上,还搞些危险系数很高的调解工作,万一出个问题,不是给乡党委书记、给乡长添乱吗?而且,一些流言蜚语也是很影响乡里形象的。

政法委书记听到消息后,还没等领导找他谈话就主动出击,在一次乡班子会议上,不指名道姓地批评道:“有的领导,仗着自己的身份,偷奸耍滑,工作时间到女职工办公室谈天说地,影响极其恶劣,希望有的同志认真反省……”副乡长面色通红,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没多久,政法委书记的媳妇就专程请假从县城过来了,到乡上住了几天。晚上,宿舍区传出吵架声,第二天上班时,政法委书记的脸上就多了个创口贴。一连几天,政法委书记的宿舍都传出争吵声,脸上创可贴的数量也增加了。

之后,政法委书记索性请了一周的假,回了县城。再回来后,政法委书记恢复了以往只坐办公室、不过问调解维稳工作的状态,并刻意回避了王清。

副乡长则一脸得意,私下里对我说:“还想让我出丑?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他弄得身败名裂。”说罢,他紧盯着我眼睛,一脸冷色。我假装关心道:“一旦他们夫妻和解,他老婆肯定会告诉他是你报信的。”副乡长不屑地说:“我就是要他明白,我是不好惹的。”

王清对副乡长心怀感激,时不时就会到他办公室坐坐,可到了这个时候,领导们都认为她是红颜祸水,搞不好会惹得一身是非,耽搁了前途,副乡长也深以为然,常常王清一到他的办公室,就找事由外出。

大概十几次之后,王清终于知难而退了。

7

面对乡上的非议,王清继续保持着很小的社交圈,不喝酒、不打牌、不唱K,业余时间就在集镇上散散步、或者在宿舍看书,一副知识女性的做派。数月后,流言蜚语也就散去了。

有阵子,王清喜欢到乡中心小学打乒乓球,我知道后也火速跟进。

那时我有种自信,觉得王清这座高冷堡垒只会被我攻克。只是那些日子,通常乒乓球打得正酣,手机就响了,大多都是副乡长的遥控指挥,要我订个KTV的大包间、通知女职工都参与接待工作之类。

每周末从县城返乡,我都会给王清带些水果,工作上我也积极地支持她,报道她到学校、社区的普法工作,还多次组织站所在节日时到集镇中心搞宣传活动——我竭力把自己强势、能来事、会干事的一面展示给王清看。

我做的这些,她也照单全收,常常对我说感激的话。只是每当我邀请她去吃饭或是散步时,她依旧是拒绝的。一月又一月,我也终于渐渐清醒,王清是真的不喜欢自己。

到了2013年10月,我到乡上已经3年多了,前程依旧没什么起色,爱情也是饱受痛苦。自2013年年初以来,县安监局、卫生局、工信局等办公室主任都发来邀请,想调我进县直单位,但我不愿意3年的付出白白浪费掉,决定再等等。

但随着私下拒绝单位的增加,我却愈发心浮气躁。我知道,自己这是在不停地断后路,如果最后不能在乡上被提拔,我将会成为一个亲手把自己困在乡上的傻X。

祸不单行,10月末的一个周五,我回到县城,驾车经过县城客运站时,看到了副乡长的车上正好下来两个人——果然是王清,两人在路灯下搂抱了几分钟后,依依不舍地道了别。

那个周末,我失眠了两个晚上,流了两天的眼泪。等再回到乡上,看到副乡长与王清刻意保持着距离时,我才明白,原来我只是个可怜的笨蛋。

8

2013年11月,寒风肆虐,周武来乡政府上访得愈加频繁了,白老哥无奈地对我说:“冬天他也不好过啊,人一不好过,执念就更重了。”

我觉得周武的执念和我一般,都很可怜,于是就找民政所的张哥搞了一套冬大衣给周武。我给周武披上,对他说:“就算生活再难,也得好好过,想那么多,最后落得个一无所有,不值得。”说着说着,我鼻子就酸了,落下了泪,吓得周武哼哼着跑开了。

冬天,乡政府的办公室有暖气,周武几乎每天都来信访办坐着,有时白老哥下村,周武竟大着胆子摸进了隔壁的司法所。这下王清有意见了。

没过几天,我到站所拿材料,正好撞见副乡长和保安一块呵骂着驱赶周武,周武则不停地将脏兮兮的塑料袋拎到前胸晃悠着,嘴里咕哝着什么。双方僵持了一阵,副乡长突然夺过塑料袋,用力一扔,扔到了乡政府门前一百台石阶下的山脚下。

周武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跌跌撞撞地跑下山去,捡起塑料袋,又跌跌撞撞地跑上来,中途还捡了块石头。副乡长一见周武这个样子,吓得直往后退,右手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想打电话,保安则大叫着:“快走,他可是精神病!”

我冲到周武身侧,抱住了他的腰,嘴里不停地说:“没事了没事了,”周武一把将我推倒,举起石头就要往下砸,我护着脑袋往旁边滚,却发现并没有任何东西袭来。抬头一看,周武正眼神木木地看着我,接着扔掉了石头,掉转身,弓着背,往集镇的方向走去。

副乡长哆嗦着对我说:“想不到周武这个神经病与你倒合得来。”我内心愤怒,但最终只是面无表情地说:“副乡长何苦与一个精神病一般见识。”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私下里都说副乡长人品太差。这让政法委书记很高兴,又对我说:“小伙子,好样的。”

我愈加厌恶他们这类人了。

2013年11月下旬,副乡长终于惹祸上身了。

上一年年末,乡上启动了投资2000多万元的集镇基础设施项目。到了眼下,施工方却出现了欠薪问题,导致50多名农民工涌进了乡政府。

项目款乡政府一直都是按进度正常拨付的,但承包方又把其中的几个项目转给了二老板,二老板又找了施工队,临近年关,二老板拿着钱,手机一关机,不知跑哪里去了。而承包方又一口咬定钱已付给了二老板,不关他们的事,气急了的农民工便到乡政府来讨薪了。

副乡长在院子里安抚他们,但说来说去,都是——“乡政府已经把钱给了承包方,不关乡政府的事啊”、“二老板跑了,大家去报警,警察会立案追究的,大家请回吧”……但农民工们并不买账。

政法委书记一看副乡长焦头烂额就乐了,赶忙跑到信访办,召集司法所、白老哥和我开会——要学习省市的普法工作会议精神。

白老哥问:“农民工堵在乡政府大院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去调解下?”

政法委书记想也不想就拒绝了:“人家来要工资,是合理诉求,副乡长会解决的,我们瞎操什么心。”

乡派出所的干警、协警全员出动,一共9人分3批散在院子中,但相比身体壮硕的50多位农民工,他们的威慑力实在有限。

副乡长说:“你们的事我转给乡信访办、综治办调解,请大家跟我走。”但十几个农民工堵住了他,打头的几个纷纷说:“我们打听过了,你就是负责项目的人,今天不给我们工资,哪儿都别想去。我们不走,就在这里要工资要定了……”

副乡长见他们越说越离谱,就冲亚尼吼道:“愣着干嘛,还不赶紧把信访办、综治办的那些家伙喊来!王一呢?他妈的,一出事就跑维稳办躲着了!”

亚尼慢条斯理地走到信访办,向我们传达了副乡长的指示,政法委书记瞪了他一眼,“正开会呢,走不开。”接着就打发亚尼走了。

临近中午下班时,院子里依旧喧闹不止。乡长也出了办公室,急冲冲地下了楼。副乡长见到后正想报告,乡长就对他说:“你负责处理好,我有急事要外出。”

乡长一出乡政府大门,就进了一旁信访办所在的小楼。推开门,冲政法委书记吼道:“那边闹得不像话了,你还在这里看戏?还不赶紧去处理。”

政法委书记唯唯诺诺地说:“乡长,我们正讨论怎么调解呢,这不是还没商量好嘛。”

“去现场去商量!你和副乡长全权处理好,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我有事要外出。”说罢,乡长就钻进专车离开了。

白老哥和我终于加入了劝导工作,但这些农民工讨要工资的诉求十分强硬,调解难度很大。临到中午饭点,副乡长让林子到食堂订盒饭,可盒饭送来,却没有农民工们的。

干警、协警、还有白老哥我们几个蹲在院子里吃盒饭时,一旁干看着的农民工们更愤怒了。副乡长本来是打算让农民工们知难而退,但这种赤裸裸的侮辱,只会激化矛盾。我看到,连站在一旁全程不发一言的政法委书记也露出了微笑。

天气寒冷、肚子又饿,农民工们的情绪越来越暴躁了。当天下午4点左右,50多名农民工彻底爆发了:“今天乡政府必须给工钱,不给的话也要立个字据承诺3天内付清工钱,否则,你们谁都不许下班。”

副乡长冷笑着说:“跟你们说了这不关乡政府的事,再闹事的话,你们就到派出所去坐坐。”

乡派出所长一脸无奈,就那么点人,怎么敢让一大群农民工到派出所坐坐。但干警、协警们还是上前尽量挡在农民工面前,我和白老哥也站在最前沿,一脸冷峻。

人群不断向前涌,冷不丁,一个农民工竟然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水果刀,向着副乡长就冲了过去。电光石火间,只有我离他最近,我想都没想就冲到农民工面前,出手夺刀。刀子割开我的羽绒服,划入我的右臂。我将他撞翻在地,巨大的撞击力让我脑子发麻,他大声喊着“捅死这狗东西”,接着用膝盖猛顶我的腹部,我死抓着他的手,准备承受膝盖的第二击时,好在白老哥按住了他的手和头,一名农民工也上前按住了他的膝盖。

我被人抬到一旁,右臂的血流了一地,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副乡长脸色惨白地愣在原地,王清站在不远处,一脸惊慌失措,不过,望的却不是我。

后来我被车拉到卫生院,简单包扎后又被转到县医院。

9

住院的一周里,政法委书记代表乡政府来看过我一次,白老哥带着几个同事也来了,还给了300元慰问金。党委书记、乡长,还有被我救了两次的副乡长自始至终都没来看过我。

项目承包方的一名经理代表项目公司来看望我,并送来一面写着见义勇为的锦旗和装了1万块钱的文件袋,说是康复营养费。

出院后,单位给我报了工伤。母亲原本想让我请几天病假休养休养,但我告诉她,我替单位流了血,今年公务员考核得“优秀”的几率很大,我得回乡守着。

回到乡上,我对政法委书记提出,给我申请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但党委书记和乡长都来找我谈话,说这件事影响不好,而且我受的是工伤,不是见义勇为,要我打消这个念头。

2013年12月底,尽管我得的票数最多,但乡领导班子依旧没有定我为优秀公务员。加上原本按照新闻媒体采用数量算的、能翻倍的乡信息稿费奖励,乡长也只同意按上年度的金额发给我。接连受挫,我看着右臂上丑陋的疤痕,恨透了这地方和这些人。

后来,我去了司法所,对着王清流了半小时的眼泪。王清递给我纸巾,告诉我不应该这么懦弱。我低声告诉她,政法委书记老婆来闹的那次,是副乡长给他老婆打的电话,“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又没结婚,为什么不敢公开你们的关系,他只是在和你搞暧昧……”但王清依旧只是笑着。我知道,在她眼里,我成了一个因嫉生恨的小人。

2014年春节前,又一个工作机会找到我,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着很快就进入了手续办理阶段。商调函下来后,我交清了工作,去了县城的一个街道。

2014年5月,副乡长如愿当上了乡党委副书记,年底就结了婚,新娘不是王清。熟识的人都说,他娶的是市人大某领导的侄女,往后的仕途不可限量。

2015年底,他被提拔成了某镇的镇长。

世事果然如此俗不可耐。

编辑:任羽欣

题图:《人民的名义》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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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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