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从生物化学家到历史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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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熟知的历史教育中,我们经常能被灌输不少让人热血喷张的古代科技奇观。比如:

“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政教分离等创举让古代中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欧洲赖以快速崛起的四大发明都是自中国传入。”

“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一直远超西方。”......

这些结论长期以来都被当作常识,也被不少人所竭力宣传。尽管这些理论从诞生到现在,还不到80年!

早期国际学界只对中国古代农业比较认可

在20世纪初,科学史界公认的结论是古代中国在农业和工艺品制造上有其独特天赋,但并没有足以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性科技发明。打破这一传统结论,并将中国古代科技发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一个英国人。准确的说,是一个出生在苏格兰的英国生物化学家。

他就是诺尔约瑟夫尼汉姆,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名字:李约瑟。

青年时代的李约瑟 已经从哲学转行到生物化学

李约瑟出生在一个略有财富苏格兰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名军医,母亲则是一名教师。这样的书香门第,为他后来走上科学道路起到了启蒙与推动作用。

李约瑟的早期岁月可谓是一名英国绅士的标准开端。从剑桥大学毕业后的他,留校任教,进入著名的霍普金斯实验室。从此改变了过去的哲学专业,开始主攻胚胎学和形态发生研究。1923年,他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共同从事胚胎生物学研究的李大斐喜结连理。两人在研究道路上互相帮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31岁时李约瑟出版了在前半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化学胚胎学》,并被科学界尊为化学胚胎学这个新兴科学门类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共同进行试验的李约瑟和李大斐

李约瑟的人生轨迹如果这样一直不变,那么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生物学家,并被抬入科学界的最高殿堂。但这样的话,他也就无法在中国的现代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历史学家”了。

1937年,一位名叫鲁桂珍的南京姑娘来到了剑桥大学,正是她改变了李约瑟的人生。鲁桂珍很快就被李约瑟博士的才华和风度所折服。后者也被这位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大家闺秀所吸引。两人很快成为了情人,发生了婚外恋。

鲁桂珍的出现 不仅仅是改变了李约瑟这个人

如果这只是单纯的婚外恋,那么不过是西方文学所津津乐道的西方绅士邂逅东方公主。但无巧不成书的是,鲁桂珍深受国民党民族主义感染,负担起了向西方传递中国民族主义叙事观的使命。这种宣传偏偏对李约瑟发挥出了最佳功效。鲁桂珍向李约瑟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事例和丰富多彩的传统医学,让从小深信“西方中心论”的李约瑟深受震动,开始将兴趣从生物学转向中国古代科技史。

对中国文化着了魔的李约瑟,还放弃了在英国的工作与家庭,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进行实地勘察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中英科学合作馆的英方负责人来到东方,结实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傅斯年等人。顺便收集了大量和中国古代科技相关的文献。他甚至深入到敦煌、云南等地进行考察,得到了当地学术机构的协助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演进历程。

在中国考察期间的李约瑟

李约瑟大部分的考察与研究成果都被收录进了其后半生最大的学术专著《中国的科技与文明》。本书在国内正式名称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后来成为了国际学术界“中国领先学派”的奠基著作。

此书被认为是极好的宣扬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而李约瑟博士则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一些精简版本读物也根据此书的成功,列举出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甚至有人提出“影响世界的重大发明,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李约瑟与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但中文世界却鲜有人提及,学术界反驳李约瑟成果的声音也比比皆是。在众多反对者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查尔斯盖斯派。他本人曾说过:我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但我知道凡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历史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当然以意识形态而非学术来评断一本书是不公正的。但无法回避的是,李约瑟自身带有的左派色彩,让人不得不怀疑“中国领先论”只不过是用来对抗传统“西方中心论”的一件武器。李约瑟本人是毫不讳言自己的左派倾向。不能不引起一些人对其作品倒向性的担忧。

晚年来华的李约瑟

法国汉学家皮埃尔曼谷尼则说:李约瑟倾向于把中国人视为万物的发明者。并不断提到中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技术的优越性,这有时候会影响到他的观点。

事实上,我们无法否认李约瑟的作品中带有的倾向性。仅以他书中最著名的观点“导致欧洲快速崛起的四项重要发明印刷术、火药、造纸术和指南针都是由中国发明的。”就有颇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毕昇的活字印刷技术并没有普及使用的可能

中国的活字印刷,最早见于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后来又陆续出土了一些活字实物。但后人在复制毕升的活字印刷技法时,遭遇了重重困难。不仅陶土和木制活字会发生变形,无法长期保持规范形状。烟制墨无法也有效附着在活字上,导致字迹浓淡不一。在毕昇之后的中国出版行业,采用大量的仍旧是雕版印刷。

所以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只是一次对雕版印刷改进的失败探索而已。只有在德国发明家古滕堡采用的铅铸活字,以及动物油脂制造的油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活字印刷术才成为一项可以被投入大量实际运用的技术。

今天全世界的印刷技术都源自 古腾堡的发明

至于指南针,李约瑟认为在先秦书中记载的司南,就是中国人发明的最早指南针。但对于司南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现在广泛流传的司南复制图中,勺状司南复制品其实并没有指南的能力。而实际运用指南针的例子,则要到北宋专门描写海外及航海的书籍《萍州可谈》中才出现。欧洲首次记录指南针的存在大约在1190年前后,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文献中都同时出现了对指南针及其功用的描述。这些文献只比《萍州可谈》晚了不到一百年。

根据古籍复原的司南 同样没有指南效果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宋朝商人在远洋航海中需要大量依赖阿拉伯引水员和阿拉伯船只。甚至南宋时期的远洋船只一度被阿拉伯商人所垄断。同时代的欧洲,除了意大利共和国有一些地中海航行经验之外,也主要是从阿拉伯航海家哪里获得远洋航行的知识。

我们完全可以猜测指南针的真正发明者是一位或多位阿拉伯航海家。尤其是在海上使用指南针必须,配合海上牵星术。这一项技术被阿拉伯人早在唐朝时就已经掌握并大量运用。从技术必须服从于实际需求的观点出发,阿拉伯人显然比中国人和欧洲人更具备发明指南针的条件。

今天全世界的指南针 同样和司南没有什么关系

四大发明的真实发明者究竟是谁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人们无法否认:西方在获得这些早期的、粗糙的技术之后,将其实用化和持续发展的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得多。

这一点早在17世纪之前就已经充分体现:

自从1267年欧洲人第一次记载火药开始,差不多一百年后就完成了火药的颗粒化技术和原料提纯技术。这些技术再由西方商人带回东方,协助火药技术几乎停滞了三百年的明朝,改进自己的配方。

今日的火药及衍生技术 全部源自欧洲

造纸术也是如此。欧洲伴随着古滕堡印刷机普及,发展出坚韧耐用的印刷用纸。明朝却不得不依赖朝鲜提供较为坚韧的高丽纸,而自己只能生产较为轻薄的纸张。

这些疑点也催生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何中国人在发明上能够先人一步,却缺乏持续推进技术改良的动力?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实际上更像是自问自答

李约瑟本人的给予的解释是:独尊儒术的传统将大部分有才能的人吸纳进官僚系统。这就使得商业和技术领域缺乏足够的竞争范围,也是中国采取的大一统集权体制带来的弊端。而这种中央集权体制来自于中国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如果中国拥有欧洲的地理环境,也会取得现代欧洲的文明成果。

李约瑟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人提出,希腊曾经创造出辉煌的文明,但近代以后却一直落后于西欧,这说明地理环境不是技术发展的决定因素。

李约瑟的很多论点 在今天看来都显得落后而不可信

除此之外,李约瑟所的“佛教和儒教一样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因素”观点,也招致一些汉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李约瑟过分偏向道教了。

据称,李约瑟晚年一度沉迷于对道教“房中术”的研究,甚至替人推荐过一本专门描绘“房中术”的书籍。这种偏颇的态度,导致他过分贬低佛教的作用而抬升道教。甚至提出“佛教是中国近代愚昧无知的罪魁祸首”的极端观点。这无疑是不公正的!

晚年的李约瑟 醉心于研究道家的房中术

虽然李约瑟是在20世纪早期,就率先向“西方中心论”开火。并在完善中国科技史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无人可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学术研究的进步,李约瑟博士的一些知识不免变得过时。甚至连他自己都在晚年也提出过一些“中国技术西来”的论点。可惜,中国学者对这些“西来论”观点并不愿意提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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