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传统的焦虑:印度性暴力泛滥是何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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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作者:[英]拉纳·达斯古普塔,译者:林盼秋,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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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库尔塔戴着头巾,那个政治家微笑着站在台上。“这里有人能告诉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女儿的名字吗?” 会场里每个人都举起了手。“英迪拉·甘地!”他们喊道。“对!”政治家满脸笑容。

“那现在谁能叫出圣雄甘地的儿子的名字?”

台下一片难堪的沉默。没人举手。政治家装作很惊奇, “多有意思!”他说,“每个人都记得一个女儿的名字,却没人记得一个儿子的名字。”

他走到台边,向观众提问。

“那为什么我们要杀死我们还没出生的女儿,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们的男孩子长大了找不到女孩子可以结婚?”

当广告希望向你展示某些新鲜、当代的东西时,总会借助一个穿着西装的女性形象。

年轻的职业女性是新印度的代表性标志。女性的工作通常在经济体的最底层,虽然也有不少在最顶层,但这些在印度市场自由化后就职的中产阶级女性,许多人从事的工作和以往全然不同。很多人不得不和自己的家庭做斗争,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总的来说,这场革命很快就胜利了。部分原因在于,即使是那些不喜欢这场革命的人,也能看到所有的变化与其所想背道而驰。

印度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几年里,中产阶级的总体自尊大大提升。自尊来自工作和收入,也相应地削弱了家庭主妇和妈妈这种没有报酬的角色的力量,而在20世纪的神话里,这些角色是显得非常崇高的。年轻女性满腔热情地追随时代潮流,因为对她们来说,从家里搬出去利远远大于弊。因此在很多方面,她们是新印度最决绝的拥护者,这就是她们的心意那么坚定的原因,也是她们在职场那么成功的原因。企业的世界比设想中的更平等,印度的性别平等和西方的性别平等的结构从来都不一样,企业办公室里的情况和家庭里的情况也不相同—女性很快就升到了印度企业中的最高层级。她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企业里的模范员工,因为她们和老一套体系没有牵扯,能冷静客观地分析情况,并且对于变化无所畏惧。

男性就不一样了。男性确实和过去的体系有更深的纠缠。他们内在的平静来自这样一个想法,即女性在家主持家务,这种关系的深刻程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忽然之间,女性整天都在外面, 还和他们挣的钱一样多,而且从这个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再需要男性的支持。因此对男性来说,印度社会的变革附带着威胁。如果在这本书里,男性比女性出现得更频繁,只是因为印度变革中巨大的矛盾心理常常在前者身上更直接可见罢了。女性不得不忍受这些备受困扰的男人们的爆发,其遭遇常常是非常痛苦的,但她们的心却更忠于自己。萨克温德在自己的故事里是有自制力的“现代” 女英雄,所以我们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能认同她。但如果真希望弄懂21世纪早期的德里在价值观和情感上的痛苦乱流,我们就必须试着了解她周围的那些人都在想什么。

萨克温德是“现代的”,并不意味着她丈夫和婆婆是“传统的”。年轻女性和婆婆之间的摩擦在妻子和丈夫家庭同住的家庭体制里肯定是根深蒂固的。毕竟,很多婆婆自己也是在某个时刻被带到一个不熟悉的家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惩罚和羞辱—这样的循环常常悲剧性地重演。更早些时候,当年纪大些的妇女自己的地位更安全一些,她们可以扮演导师的角色,指导向她们求教的媳妇。

但在21世纪初,像萨克温德的婆婆这样年长的中产阶级妇女, 她们自己的地位可能远远谈不上“安全”。她们时常觉得自己的知识在这个新世界里没什么价值,现在所有的价值似乎都消失并且让位于单一的价值观:金钱。年轻女性拼命工作,频繁社交,穿着大胆,对家里所有的礼仪和家务都不感兴趣,而这些却是让婆婆一直以来受到尊敬的缘由。这些女性似乎代表着一种暗暗的诋毁,诋毁婆婆的地位所倚仗的一切。而婆婆们会觉得(有时候这种感觉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自己在为生存而和这些年轻的女性作战:“如果我儿子学会了爱这样一个女人,他就永远不会再爱我了。”终极噩梦就是:这个没什么价值的媳妇儿,受到新的毫无根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过度影响—这种生活方式中,自由自在的双收入夫妇不顾所有其他羁绊—媳妇可能因此坚持和丈夫搬出去住,抛弃丈夫那对没用又惹人生气的父母,甚至切断对他们的财务支持。而很多情况下,这些父母退休后除了依靠儿子外,确实收入微薄。诸如萨克温德婆婆那样的女性,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被剥夺的自由现在由活跃在职场上的“新”女性所享受,而这些女性进入了她们的家庭,这一事实只会使她们感到更强烈的不安。作为职业女性的儿媳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提醒,提醒着她们自己不能自由去做的事。还有,儿媳面对自己拥有的自由表现出的不以为意,看上去纯粹是一种傲慢。

年轻的已婚男性自然常常和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母亲)有更多的共同点。通常,妻子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和他们相似,而且能和他们讨论许多母亲完全不了解的日常事物,比如出去玩、各种产品以及工作上的事。但恰恰是这种世俗生活让男性非常矛盾。即便在享受着由两份工资带来的生活方式时,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妻子涉足外部世界的程度而感到烦恼不安。这些男人往往已经从自己母亲那里形成了对家庭女性那种单一的印象。他们的母亲从来没和外界有什么接触,她们寻求的是:为在男性世界中竞争和挣扎的男人们提供慰藉的家庭港湾。因此,在年轻职业女性身上,男性可能会感到一种令他们不安的误识。这些年轻的女性甚至连外表都不像上一代的女性了。消费主义和与之相伴随的节食、健身以及纤瘦的模特,带来的不仅是不同的服装,还有截然不同的身材。这样的外表充满诱惑,但也可能引起和堕落有关的感受。年轻男性经常困惑地发现,他们无法在女性伴侣身上感受到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的感受。

这种母性精神的至高无上看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它确实拥有最高的权威。印度教中,宇宙中活力和生产力的能量是女性的而非男性的,而在生殖活动中,每一个母亲个体都引导着整体的宇宙力量。她们的母性来自一种原始能量,正是这一神力给予了印度的“政治之母”—英迪拉·甘地和她之后其他有纪念碑式意义的女性政治家如此令人敬畏的高度。母亲们或许只不过是待在家里, 但在儿子们心中,她们是温顺谦恭的代名词。是她们为儿子的成就提供了所有的原动力,还保护他们不会受到外面无处不在的邪恶力量的伤害。北印度的男性很喜欢引用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神不能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母亲。”这样看来, 母性精神绝对不是虚无的。

因此,妻子和母亲间的矛盾让男人们害怕。实际上,很多男人最重要的择偶标准,就是未来的妻子要像自己那样尊重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她们争斗起来,自己会被这两股女性力量从中间撕成两半。男人对这两个女人都有同情和共鸣,但就像流行的视觉游戏一样,给你一张图让你分辨是兔子还是鸭子—男人可以理解另一方的观点,但没办法让两个观点共存,他们通常没能力把两个观点综合起来。他们可能赞同妻子的话,说房子里的老鼠有时候会在衣服上咬洞,但当母亲给他们看T恤上的洞就在心脏位置的时候,他们无法否认这就是邪恶黑巫术的证据。在母亲面前做儿子和在妻子面前做丈夫,是两件无法共存的事,他们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必须做出选择。这两个位置间的断层线分裂了他们最原始且不可言说的部分。很多情况下,他们迅速站到母亲那边,因为对母亲的背叛是更不能想象的。而且,不管是温和还是蛮横的男性都常常会对妻子诉诸暴力,因为他们无法用语言来反驳头脑更清醒、表达更清晰的妻子。

这种新爆发的情况,即在家庭内部惩罚女性,只是对女性更广泛的厌恶逐渐加剧现象的一部分。这在印度北部,尤其是德里最为严重。如果有一种犯罪能为这座21世纪的首都代言,那就是强奸。报纸把德里称为印度的“强奸之都”,由于以性侵闻名,其他城市的女性都害怕到德里去。

当然,强奸并不新鲜,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强奸案一直都在发生。然而在德里,历史上的强奸案主要都发生在家里,因此强奸的程度和事实有很大一部分被掩盖了。21世纪早期的强奸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场所是公共场所,并和虐待结合在一起,相当可怕。每桩强奸案似乎都在竭力挖掘残忍的可能性,同时耸人听闻的性暴力越来越多地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媒体和居民的谈话内容。妇女遭到绑架,并以半仪式的方式被强奸。有一些被丢在街上的受害者受了重伤,样貌悲惨,让人更多想到的是报复、灭绝和战争,而不是性犯罪。

这就是重点。发生在德里的是一种层次低、传播广的针对女性的战争。女性新近拥有的行动自由不仅使她们成为印度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偶像,更成了其替罪羊。

强奸是攻击女性最戏剧化的表现,但在一些很平常的场合,也能看到相似的报复性恐吓。女性独自在街上走的时候畏畏缩缩,低头看地,避免受到众多男性的直视,因为直视也被视作一种威胁。电影明星和模特在网上的性感照片经常受到评论,比如,“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强奸穿成你这样的女人?你父母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穿成这样吗?”评论的男性都留了名字,他们显然不认为在网上浏览这些内容并留下这样的评论是对别人的侮辱。女性晚上独自在城里走路,或者一个人坐在酒吧,经常会有男性过来问“多少钱?” 在这些场合或者太多其他情况下,会有很多男性努力去提醒女性, 家才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即使这种斗争在他们现在生活的社会里已经显得很奇怪了。

但是女性应该在家的这种想法,在印度有一种特别而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殖民历史。19世纪时,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开始分化。商业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着男性为了从事自己的事务不得不妥协并改变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国的法律、语言、着装、技术和社会习俗。于是,民族主义的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们要代表其他人来保持印度的纯正存在,这意味着要置身于已经腐化的公共领域之外。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维护成一个精神纯净的堡垒,能够抵御对灵魂的殖民,成为已婚男性获得重生的庇护所。在殖民时代的背景下,女性这样的角色未必是消极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我们想要把这称为“保守主义”,仅仅视其为一种对于“传统”规范的防卫。但这是错的。殖民时期的情况以及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回应,赋予这些指称全新的本质……世界是欧洲权力挑战非欧洲人民的地方,并且欧洲凭借优越的物质文化征服了非欧洲人民。但是它没能侵入东方内在和本质的身份人格,这种身份人格来自东方独特而出众的精神文化。这是东方未被统治的部分,这部分的东方独立并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国家挣扎的整个阶段,最重要的需求是保护、保存和巩固国家文化的内在核心,即它的精神实质。不能容许殖民者对此内在圣所的任何侵犯。在外面的世界,对于西方规范的模仿和适应都是必需的;但在家里这等同于毁灭一个人真正的人格 和身份。

于是,“精神纯净”的概念撑起了一张情绪和历史的大网,并将印度女性禁闭在其中。这就是女性形象在印度整个20世纪的大众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原因。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印度本身的基石。如果女性放弃了她们在家里的角色,那么印度文化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文化相区别,相当于“毁灭一个人真正的人格和身份”。而且最重要的是,男性自身无法维持这种区别,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自我意识并非来自自己所掌控的东西,而是来自母亲和妻子为他们保管的东西,而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让这些东西土崩瓦解。

就此而言,也许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大量中产阶级女性对于家庭的理性放弃会引起混乱的反响。毕竟在21世纪初,印度中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因更一般的身份认同问题而受到抨击,因为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节奏已经和国外没什么两样,而传统上印度正是通过这种节奏上的区别来定义自己的。而且人们觉得,在某些领域,如果不努力维护印度本身的传统的话,整个秩序将化为乌有。也是在那个时期,很多年纪较大的男性,其拥有的权利被和风险、竞争有关的新社会精神所剥夺,因此很多男性失去了地位和确定性,感到困惑。然后,每件事都动荡不定,甚至是在其他领域情况不错的男性, 也常常感到身边的社会正向某种灾难走去。他们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价值观的丧失,并且无休无止地骂骂咧咧。女性,尤其是公共视野中的女性,就成了这种抵触情绪的目标。发生在家里的报复只是这种普遍情况的一部分,即男性把焦虑发泄在年轻女性身上,因为后者的独立和行动自由被视作造成不稳定的原因。

政治家和记者经常声称首都强奸案数量的飙升是由于数量庞大的穷困移民—在中产阶级乏善可陈的想象中,那些人完全没有文化或者价值观。印度文化尊敬母亲、妻子和姐妹,这样想来,没有一个“正常长大的”印度男人会对她们行为不端。但问题恰恰相反, 而且远让人更沮丧。问题恰恰是出自“印度文化”对于完美家庭妇女形象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公共”女性的憎恶,并且当“公共”的两种含义(在公共场所的和公有的)被运用到女性身上时,会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暴力的出现并非来自没有文化或价值观的男性,而恰恰来自最在意这些事情的男人。比方说,很显然,警察、法官和政客们即使被要求对此类罪行表达愤怒,他们的言论中也几乎很少压抑自己的感觉,认为走夜路的妇女受到任何对待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大量强奸案的记录中, 犯案者都是这些政客自己。而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承诺过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价值观”的。不幸的是,在21世纪的德里, 这些男性并不必然会为女性所受到的粗暴对待而感到愤怒。

德里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时刻之一。换句话说,在施暴者的想象中,这些恶劣的暴力行径是有建设性的、有原则的。在印度市场自由化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来自没有教养的少数边缘群体,也来自主流社会以及任何社会阶层,其出现根本不是因为价值观的缺失,而是因为过度的疯癫。

“我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阿尼尔(Anil)说,“我叔叔是一家大型茶叶公司的老板。我们在阿萨姆(Assam)有茶场,有几个叔叔在自己的茶场发现了石油,他们现在是亿万富翁。他们住在伦敦的一栋大房子里,有二十四个佣人。我们家的姓很少见,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肯定和他们有关系。”

阿尼尔是马尔瓦尔人(Marwari),这个社群源于拉贾斯坦邦, 出了名的有商业头脑。印度最富有的女性萨维特里·金达尔(Savitri Jindal)就是马尔瓦尔人,她继承了丈夫的钢铁王国。另一个钢铁大亨—英国最富有的人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也是马尔瓦尔人。马尔瓦尔人之所以出名还在于其严格保持饮食和家庭生活的传统。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实际上部分也是源自每一代人的忠诚传承,他们传承的不仅仅是家族生意,还有背后禁欲、勤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阿尼尔三十五岁左右,胖得要命,就像大胃王一样,走路的步态都变形了。他说话的时候把话都含在嘴里,像个大舌头,似乎所有的辅音都受到了影响。

“我母亲决定让我结婚的时候,我正在亚特兰大工作。我要管理自己的生意,所以不能来德里,我是通过报纸结婚的。母亲希望确保有人照顾我。广告一放出去,就收到了很多应征—因为我的名字。所以我们选了个女孩,我回德里结了婚,然后去毛里求斯(Mauritius)度蜜月。

“蜜月非常完美。那时候我没现在这么胖,实际上,我那时候是跆拳道黑带。我们两个跳舞都跳得很好,所以常常一起跳舞,其他人都会停下来看我们。我太太唱歌也很厉害,所以每次有卡拉OK环节她都会唱歌,大家都爱听。她长得并不美,但我不介意。蜜月的时候她是完美的—每天晚上她会帮我按摩头和脚,还帮我洗衣服、擦鞋子。”

我们坐在德里高尔夫俱乐部的吧台边。

沿着德里市中心尘土飞扬的拥堵道路开车,你不会觉察到道路两旁高墙背后郁郁葱葱的景观:只有当你站在高处,比如泰姬酒店(Taj Hotel)的屋顶往下看时,才会看到这些带状的贫瘠道路穿过了一片广阔的绿地。政客们的“小屋”的草坪有数英亩之大,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花园地带。洛迪路两头的莫卧儿王朝陵墓群有面积巨大的草坪和喷泉,蔓延其间的是洛迪花园(Lodhi Gardens)美丽的植物,这个花园是喜欢慢跑的外交官和未婚情侣的乐园,情侣们在树丛里牵手接吻。

这个区域的绿化最好,面积最大的是高尔夫俱乐部,由英国人在1931年建成,在市中心占地约90公顷,是只有德里的精英才会了解的地方。俱乐部极尽奢华,与世隔绝,甚至拥有一套自己的生态系统。进门的时候你会经过一堆闪闪发光的豪华奔驰车,它们都是俱乐部的招牌。外面街道上的喧嚣消逝在缓冲树林背后,里面遍地飞舞着一对对纠缠在一起的黄色蝴蝶,这个品种我从来没在别的地方见过。三百种不同的鸟让整个地区充满了鸟鸣,孔雀在草坪上懒散地走来走去,人少的时候还能看到黑鹿。还有完美的树篱和莫卧儿陵墓群,这是城里保存得最好的陵墓群—红色的砂岩和高尔夫绿相映,美极了。

在高尔夫俱乐部的酒吧里,坐着德里的地主、律师和商人。他们友好地握手,谈笑风生。“我们从蜜月回来,她以为自己的生活会像我叔叔那样,有二十四个佣人,住在伦敦的豪宅里。但我们不是那么生活的。我们不是家族里有钱的那一边。我给她买了辆丰田SUV,她很失望。她以为自己会有辆奔驰。

“我们又在一起过了仅仅十二天。那几天她说服了我妈妈带她去放珠宝的银行保险箱。她说,‘妈妈,我能跟你借你在婚礼上戴的那条项链吗?它好漂亮 !’于是我妈妈带她去保险柜,她借了三条项链,每条价值1000万卢比。我妈对她说,‘好吧,你要当心一点, 因为这些值很多钱。’‘我肯定会的。’

“之后,她说要回老家和她母亲住几天。我说,好—我以为也许第一次做爱以后,女人会想要和她的母亲谈谈。但她再也没有回来。她一直找各种借口,然后她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好像不怎么爱她。’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 二十八天 !’

“她对我父母说,‘你儿子不爱我女儿。他只想着工作,在毛里求斯度蜜月的时候还在查邮件。’我说,我该怎么做?邮件都不能查了?事实上,她一天想做五六次爱,这不正常,我做不到。

“最后我们协议离婚了,我们付了她100万卢比,她把项链还了回来。她不得不还,因为我们有所有的收据和照片。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因为离婚对马尔瓦尔人而言是很不好的。关起门来你做什么都可以,你甚至可以打你的妻子,但是不应该离婚。

“她走之后,我迷失了。我喝很多酒,开始吃肉,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肉。我胖了很多。也是那时候我开始和妓女有瓜葛。我想要羞辱女孩子,因为我的妻子喜欢性,我就专门对付喜欢性的 女孩子。

“我不和这些女孩子睡,只是羞辱她们。如果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想叫小姐,我会帮他们安排。我会和男方说好,不管有多少人在场,我们要能对女孩子做任何事,要不然就拉倒。我会去挑选女孩子,然后让她在车里免费给我口活,不是为了快感,只为了羞辱她。把她送到朋友那里之后,我们会坐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我让她在所有人面前脱衣服,做各种各样丢脸的事,比如把钱放进她的私处。

“因为我为我妻子做了一切。我给了她她想要的一切,我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意和她在一起,我给她一辆丰田SUV只因为我希望她拥有这车。我让她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因为她是印度这么有钱人家的媳妇。我给了她一切,她却耍了我。我该怎么做?”

我问阿尼尔婚前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不能说我结婚的时候是处男。但是我只在国外有过女朋友, 在印度从来没有过。婚前我从来没碰过印度女孩儿。”

“那些妓女,她们是印度人吗?”

“是的。”

阿尼尔固守着界限与界限中的纯粹。对他来说,在国外有婚前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和印度女性乱来。和美国企业以及超级保守的穆斯林做生意都可以—有些钱他是从阿富汗塔利班那儿赚来的,但他得保持身体的纯洁,不吃肉不沾酒。然而,结婚使他放松了自己的界限。他把自己的私密世界开放给一个外人,获得的回报却是彻底的幻灭。他发现自己想象中纯洁的孔雀之国女人不仅在性方面的胃口大过他,还会背信弃义。结果,他在由此产生的情感混乱中开始玷污自己的身体,还发展出对女性仪式般的虐待狂行为。

他讲述这一切的时候颇为自然,一点歉意都没有,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所妥协。事实上,他还会长篇大论甚至沉闷地发表道德观点。

“你不应该有欲望,”他说,“你应该让自己对生活给予你的东西感到喜悦。我每天都通过静坐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比如说,我可以抱怨自己在德里,并且希望能在别的地方,但那样只会让我不快乐。我厌恶在德里女性不受尊重的事实,但是你得安于自己的所在。人都充满了欲望,尤其是女人。女人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欲望。

“真正的快乐是和牺牲有关的。爱是牺牲。当你爱上某人,你只想为那个人牺牲,就像拉达(Radha)为克利希那(Krishna)、悉多(Sita)为罗摩(Rama)所做的那样*。如果有人要你的命,就把命给他。如果要血,就给他血。就像圣雄甘地说的,如果有人打了你脸的一边,那么把另一边脸也给他。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没那些耐心。

“现在我在试着改善我的业力。我已经不再找妓女了,也放弃了吃肉。当你的业是善的,自然就会遇到对你有益的人。但如果业是恶的,就会遇见对你不利的人。所以我在做一个好人,尽我所能地帮助别人。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按摩师来家里,他想要袜子,我就把自己的袜子给他。他很穷,他每天都来为我做全身按摩。明天, 如果他想要一件衬衫,我就会给他一件。尽力做你能做的一切。善是流转的,就像钱一样。世界上好事和坏事的数量一直是一样的, 不增不减,只是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不会永远属于你—你只是保管人。如果你不用,其他人就会拿走。如果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就从你这里拿走了福报,你的部分就减少了,而我的部分增多了,就像双倍积分,取决于你尽可能多地从别人那里拿走福报。 因为这就像钱,在不同的人之间流转,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别人那里拿。我给按摩师袜子的时候,我就拿走了他的福报。”

现在还比较早,吧台没什么人,所以很难不注意到有个男人朝着对面角落里的一个人大喊,问他晚上去不去一个工业大亨的晚宴。他故意把晚宴主人的名字大声说了两次,于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锡克教男人站起来抗议。

“安静点 !”他的语气里带着威严,“我们都被邀请去同一个晚宴,不需要从你这里听说。如果你想来这里,就去学学应有的举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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