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7年祭:代价最大的士,是死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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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107年祭:代价最大的士,是死士

1911年10月10日,对中国人来说,堪称盘古二次开天地。

因为就在这一天,统治中国268年的部落王朝,和有着2200年之久的中国封建帝制一道,寿终正寝。

回顾这一天它们的死亡过程,可谓猝死。

当然,这猝死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受到外部击打、被一击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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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击就是发生在当晚的武昌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晚7点,武昌新军工程营传来一声枪响,随后枪声大作。一群臂缠白带的新军向军械库楚望台发动攻击,之后进攻湖广总督府,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成功占领两地。

次日,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竖起两面十八星大旗。16日,军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允许人民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规定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这场成功的起义就开端了辛亥革命,具体指挥者:连长吴兆麟,排长蔡济民,班长熊秉坤。

一个连长带着一个排长和班长发动的哗变,就推翻了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这确实令人惊讶。

但这却偶然之中的必然。不少人以为,这场起义是新军发动的,不是孙中山黄兴策划指挥的,与同盟会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发展新军革命党,这恰恰是孙黄播下的另一火种。事实证明,他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参加起义的人到处听到咒诅谩骂之声,大清臣民把他们看成洪水猛兽。但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却很少听到恶声相加,而且国内各阶层人士还为他们的失败深表惋惜,时光仅仅过了五年,人们对革命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因为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中国有识之士已彻底看清——满清专制政府不可能良心发现、去旧迎新,与虎谋皮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武昌首义五个月前,同盟会在广州又组织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起义,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向全中国同胞宣示了推翻清政府的利器——新武精神。成为辛亥革命的精神力量集结号。

那就是付出72死士代价的黄花岗起义。

这是同盟会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起义,选址广州。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组成“选锋”即敢死队,分十路汇攻两广总督衙门,首先占领广州,然后整兵,再分三路,一路攻湖南,一路出江西,一路在长江流域举兵,最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起义日期定在4月13日,黄兴为总司令。但是起义前发生了一连串不测事件,日期被迫推迟,最后十路大军只来了两路,800名选锋只到了120名,但黄兴还是坚持行动。

10月27日,120名 “选锋”整装待发。他们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个个都是三有青年:有思想,有信仰,有胆气。何以见得?家书为证。

“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入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汝体吾此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以上分别是选锋队员方声洞、李晚、林觉民,临终诀别家书选段。尤其是林觉民《与妻书》,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的心灵。

比起旧士人曾国藩教习子孙做稳奴才的家书,这些家书是多么激动人心。

一个没有理想,没有追求理想热忱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而这批死士的出现,恰恰说明近代中国是有希望的。

10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120名选锋队员,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战至半夜,死伤大半,最后寡不敌众,只有少数人突围成功。起义失败后,广州革命志士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72烈士”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轰动。因为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精英赴死。以往同盟会的历次起义,基本上依靠会党和雇佣军,但是黄花岗起义,同盟会可以说是精英骨干出动。据史料统计,“黄花岗72烈士”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都是各界精英。遇难者之一林觉民即是日本庆应大学的学生,被俘后牺牲的喻培伦,是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他们基本上受过很好的教育,就知识层面来讲,他们无疑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但他们却为理想、革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放弃了自己的未来,并且走上了革命的最前线。什么事精英,他们用生命诠释,精英就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

“黄花岗72烈士”之死,令孙中山非常痛心,他说: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然而,武道一开,英雄即没有白流的鲜血,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

由此,革命精英所彰显的新武精神,传遍神州大地。

那么,新武精神与古代尚武精神相比,新在哪里?

首先,“新”在民权思想。比如同盟会骨干林觉民,15岁进入全闽大学堂,还是中学生就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推崇自由平等学说。起义被俘赴死之际,面对清廷广州将军张鸣歧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尚能“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以笔立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他告诉两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

先觉之民,视死如归,没有思想的演变做得到这一切么?

其次“新”在生命观。同盟会笔杆子、国学大师章太炎,对此有创造性贡献。他将民权新思想和禅道结合一处,鼓励华夏男儿重义轻生:

“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说,天下大乱,一个义士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可以刺杀他的主人。这正是现代大侠的品格。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章太炎还说,一个人如果执着于一个信念,则绝断了这个信念,人活得就没有意义,人生的所有念头都化为灰烬。单纯的肉身生命毫无意义,唯有将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义的事业之中,才能化为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惟有牺牲才能求得永生——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潇洒赴死,“轻去就而齐死生”。

当然,最后还必须提到日本武士道。迄今为止谈到辛亥革命,许多日本学者仍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垮台,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学以致用,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种子散播到中国。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他们的行事风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对于辛亥革命,日本思想家北一辉有一句日式评价: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所谓“助产士”,为日语当用汉字,翻译成汉语俗语,就是“接生婆”。

北一辉的话虽然从日本角度出发,但也并非空穴来风。世人尽知日本于近代崛起,它的崛起无非两大倚杖。一为明治维新,引进西方先进政治文明,二为和魂即日本精神。近代和魂主要体现为“两道”: 武士道与神道。武士道偏于世俗信仰,神道偏于宗教信仰。这两道在日本称霸东方、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强心剂作用。也给了中国留日者以极大启示。信仰的力量未必万能,但却为一个民族崛起不可或缺。中国“革命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兼容并包,以世俗先进的民主思想和传统宗教改良“双补”武士道,鼓励华夏男儿士勇猛无畏,以达众志成城、光复中华之目的。

代价最大的士,是死士。贪生怕死之徒,没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自黄花岗之后,同盟会革命党得到了全中国仁人志士的认同和追随,他们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摧枯拉朽“天下为私”旧王朝旧制度,奋力践行“天下为公”,做的都是大英雄事业。值得万代敬仰、大书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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