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大明之秘义:朱元璋的国号与明教并无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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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作者:胡阿祥,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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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大乱,群雄并起,独有朱元璋“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朱元璋自1353年始克定远、独力发展以来,即大体坚持了动员一切反元力量、争取不满蒙古贵族统治的汉族地主儒生支持的政策。若定远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建议取金陵为根据地,若滁州范常建议整饬兵纪,若定远李善长建议效法刘邦以定天下,若休宁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若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四先生”以定策安民、重经史、成帝业时时为说,这些地主儒生都给了朱元璋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崛起布衣”、仿佛汉高祖刘邦的朱元璋,思想在转变,行为在蜕化变质,他已从讲义气、重友情的牧童行僧,变成深通治国之道、熟操驭人之术的“降生圣人”、万姓之主。然则朱元璋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石三鸟”(百姓、武将、文臣)的高超统治术,因为这一新皇朝的政治符号与文化标志,既大有利于他的专制统治,又使得其部下的红巾军与儒生两个主要系统的武将文臣都感觉到了满意,都以为合式、对劲。

首先,就出自红巾军系统的武将来说,他们大多起自淮西,受了“彭祖”彭莹玉的教化;其余的不是郭子兴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故将,或徐寿辉大宋、陈友谅大汉的降将。总之,都是白莲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的“大明”作为新皇朝的国号,表示出了新皇朝是继承小明王而起的意思,所有的白莲教徒也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在“大明”的治下,共享富贵。这在出身红巾军的人看来,无疑显示了打天下时的“主公”、坐天下时的“今上”,并没有忘本。红巾军系统对此的欣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对于更广大的、深受宗教影响的天下臣民来说,“大明”国号有着双重的效用:一方面,“大明”国号告诉亿兆斯民,“明王”已经出世,你们理当安心,理当老实本分地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安宁、幸福美满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明”国号也警告那些有心效尤的后来者,“明王”已经在世,“明王”仅此一家,其余的全是假冒,你们不必再痴心妄想了,因为百姓万民不会相信,你们已经无所藉口,你们应该收敛起不轨的心思,来做大明的顺民。

再次,朱元璋重视儒生,招揽与相信儒士。名儒望族的合作,参预谋议,本来就是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得取天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朱元璋手下的儒生文臣集团,固然大体不信什么白莲教,且视“明王出世”为滑稽;然而,秉承着深厚的经史学术功底,对于这个起自红巾军,但是已经蜕化变质、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皇朝并无多少区别的“大明”皇朝,儒生文臣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也可以不费力气、不伤脑筋地为“大明”附会出许多的“秘义”。而且这些“秘义”,由于渊源久远,他们乐于讨论;由于冠冕堂皇,他们津津乐道。

比如说,“明”字为“日月相依”之形,有“交放光辉”、“光明”之义。在古礼有祀“大明”(即祭日)、“朝日夕月”(春分拜日于东门外,秋分拜月于西门外)的说法;而千余年来,“大明”和日月均是朝廷的正祀,无论列作郊祭或特祭,都为历代皇家所重视。如此,国号与祭典相合,自是大吉大利。

又比如说,在阴阳五行说里,南方为火、为夏、为阳、色赤,北方为水、为冬、为阴、色黑。映证到现实政治上,“元”为玄“元”,“明”为炎“明”。所谓“玄元”,北方颜色黑,而玄即黑;又“大元”国号与《易经》“大哉乾元”有关,而“乾为天”,又“天玄地黄”。至于炎“明”,朱元璋起自红巾军;既称吴王,统一军装为红色,树立红色旗帜;及至称帝,徐达等上奏朱元璋称“钦惟皇帝陛下,……握赤符而启运”,朱元璋《与元幼主书》称“今我朝炎运方兴之时”。明刘辰《国初事迹》即于此申绎道:“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明黄瑜《双槐岁钞》卷一《圣瑞火德》也胪列资料,考述明太祖“以火德王”之由。虽然事实上朱元璋即帝位后,由于形势改变,并未倡议讨论德运,推定行序,但社会上仍以“大明”为火,“炎明”也就仿佛于“炎汉”。简而言之,“大元”建都北方大都,起自更北之蒙古草原,“大明”建都南方应天,起自南方之江淮之间;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以炎“明”压玄“元”,都是有说法的,而南方之必然平定北方,大明之必然平灭大元,也就实在是阴阳五行的天定了!

再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神话里,火神祝融是帝颛顼之子,祝融故墟则在南方的金陵(即今南京),而巧合的是,“以火德王”的朱元璋正是“帝颛顼之后”,其祖籍即“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明朝又正好定都在金陵;更巧的是,祝融亦名“朱明”,意其赤热光明,“朱明”且把皇帝的国姓“朱”和朝廷的国号“明”天衣无缝地联在了一起。诸如此类,虽然可以视为巧合甚或附会,但在儒生文臣们看来,更宁愿相信这些都是多少世代前的天意!

其他可以有说者,如历史上的中原皇朝宫殿名称,有大明宫、大明殿;《诗·大雅》有叙述三代之周开国历史而归于天意的《大明》诗篇……

呜呼!我汉人的名号情结真是深重,对名号的解释功夫也着实让人叹为观止。而如此等等与“大明”国号相关的巧合与附会,与本来非常简单的赵匡胤的“宋”国号,竟然附会出了“自古罕有”的“天地阴阳人事际会”,真是如出一辙。其实明朝当时人确是这么认识的。如晚明袁义新修、柯仲烱等纂的天启《凤阳新书》卷一《太祖本纪》云:

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颛顼子,为帝喾火正,有大勋于天下,故别为祝融。在国臣仲烱言:“……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月,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

这真是儒生文臣们所考证、所推求、所衍生出的丰富多彩、有根有据、深奥美妙、符合天意的“秘义”!而根据这样的“秘义”,国号“大明”既“有祖也”,大明之德如日月,大明之治化天下,大明之道得天统,也都皆在其中了!

然则上述种种对于儒生文臣们来说并不见难的、层层解剖出的“秘义”,终于使得秉承着“反元复宋”政治目标的吴王府里的他们,也力赞以“大明”为国号;又据说朱元璋确定国号为“大明”,还是听从了其首席谋士刘基的建议,如明朝中期祝允明的《野记》开卷即云:刘基“因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按刘基(1311年—1375年),青田(治今浙江青田县)人,字伯温,元至顺进士,明初大臣。刘基博通经史,尤精象纬之学,明武宗朱厚照誉其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综上考述,朱元璋定立国号为“大明”,可谓十分巧妙、功效显著。论其妙处,建国而号“大明”,红巾军系统的武将从白莲教义去感触,儒生文臣集团由经史学术去理解;若朱元璋本人,又以此来纪念其佛徒的出身、来自居为出世的“明王”。而且三方并行不悖,皆自以为或至少宁可以为如其所忖度。又论其功效,红巾军系统则欣慰,感觉他们的这位开国皇帝没有忘本;儒生文臣则得意,认为他们效命的这个新皇朝渊源有自,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至于天下的黎民百姓,则会安心于“明王出世”后的光明极乐世界,而这又无疑有利于强化朱元璋的集权专制统治,巩固其一家一姓的天下。

此一家一姓的朱明天下,国运确也长久:自1368年元月开国于南方应天后,一直延续到1644年三月,方在内忧外患的重重打击下崩溃;而“大明”国祚,则更残存至1661年甚至更后,才最终断绝。

(此处有注:值得强调的是,“大明”国祚断绝后,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并未断绝,而且在清初、清末、中华民国,这种历史记忆还转变成了现实行动,如在中华民国时代中华民族积弱之时,明史即成为“实用工具”,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成为研究热点,明代抗倭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如此等等,若从深层的文化心理看,当与大明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皇朝有关。又何毅群《大明与中国历史上的火德》(《明代历史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指出:起码在汉人的观念里,中间隔着一个蒙古大元、都是汉族皇朝的朱明与赵宋之间,存在着隔代继承的关系;而大明的崇尚火德与红色以及其象征与标志意义,又对大明灭亡以后直至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发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以清初论,一则大明宗室如福王朱由崧南京弘光政权、唐王朱聿键福州隆武政权、桂王朱由榔肇庆永历政权等等,其年号取意、火德崇尚、红色标记,皆明显具有继承正统之京师(今北京市)大明皇朝的意义;二则以明朝遗民为主要成员的复社等团体,正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与目标;三则民间秘密组织如天地会一类,恢复炎明江山的志向也堪称显然。再后来,朱六非、朱永祚、朱一贵、朱毛俚、朱明月等等真假明室后裔,也都以复兴汉室江山、大明政权为起事的口号。及至清末,反清复明的各种力量更形繁杂,其中,以孙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成立的团体“兴中会”,入会誓词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亦即排满灭清,这与元末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以及清初的“反清复明”,表面意思是一致的;而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那么1912年创立的中华民国,也就仿佛大明的重建。甚至中华民国时代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红军、红色苏维埃政权,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红地五星旗等等,也都带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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