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总有人要扯桂林之战中的葡萄牙佣兵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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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曾经有数支葡萄牙雇佣军部队为朱家的江山作战。他们的规模往往非常迷你,却因超值的贡献而留名青史。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647年的桂林。300名招募自澳门的葡萄牙佣兵,帮助势如危卵的南明永历政权,暂时挫败了南下清军的兵锋。

奇怪的是,偏偏是这支规模最大、作用最为凸出的葡萄牙雇佣军,在历史上的记载最为模糊。不仅在很多本土的明清记载中不见经传,就连西方的历史记录也鲜有提及。以至于在今日,还有自作聪明之人跳出来称其子虚乌有。

今天,我们就好好整理下当时留下的历史碎片。通过明朝、清朝、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会这四方的立场,看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势如危卵的永历政权

南明的永历政权 在其大部分时间内都处于危机之中

1646年,自满洲南下的清军势力,已经越过长江而饮马东南海岸。曾被寄予厚望的南京弘光政权被迅速扑灭,浙江地方派支持的鲁王势力也损失惨重。明朝留在两广与西南的地方势力,拥立桂王朱由榔称帝。这就是南明历史上的永历政权起源。

但永历政权从一开始就看上去势如危卵。桂王本人对于出面主持大局是非常犹豫的。福建地方派建立的唐王隆武政权,又在实际上同他们有不可调和的竞争关系。小朝廷不仅善战之兵,也无足够的募兵粮饷。名义上可以掌控的西南大地,实际上已经被同宗对手、清军与同时南下的农民起义军一起,瓜分过半。

桂王朱由榔最大的天赋就是跑路

永历本人更是一个缺乏主见和历练的文弱宗室,对于逃跑时机的过度敏感,是其唯一可以用来自保的天赋。因此,不少人对大明残山剩水的未来,表示担忧。掌握国际关系与先进武器技术的欧洲传教士,就成为了永历政权的救命稻草。

但这批后来在桂林参与战斗的葡萄牙部队,并不是永历政权首先招募的。一直在福建依靠郑氏集团支持的隆武政权,比西南腹地的桂王更有财力保障。执掌实际事物的福建地方士绅,也比大部分省份的同僚更有国际眼光。组建一支300人的雇佣军部队,对于尚有大量余钱的隆武政权来说,真不是什么问题。同时,利用郑芝龙过去在日本的关系。隆武政权还一直期望德川幕府能够派遣大规模部队助战。但因为后者的观望态度,没有最终成行。

300人的葡萄牙雇佣军实际上是隆武皇帝最早招募的

随着满清对郑氏内部人员的收买与分化,隆武政权以最快的速度崩溃。300名葡萄牙佣兵还在澳门附近的兵营与船坞里准备,就已经失去了召集他们的雇主。好在有长期在中国区传教的德国人瞿安德协调,这支小部队的指挥官弗雷拉同意转而为永历政权服务。这才有了后来的桂林之战。

1647年3-5月的两次桂林之战,并不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哪怕是在小战不断的南明史上,都称不上大规模战役。南下的清军因为进展迅速,造成了兵力被稀释。朱由榔的小朝廷,则更因为没钱发饷而无法调动周围的大规模兵团。皇帝本人则在清军前锋抵达之战,就已经开启了逃生之路。如无意外,他的政权可能在这一年就被敌军瓦解。但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的坚持下,桂林城内数量有限的守军还是进行了激烈抵抗。

葡萄牙的海外部队 基本上以火枪手和殖民地仆从组成

300个葡萄牙士兵按照当时的殖民地部队模式,由火枪手为主。所携带的火炮数量有限,并有一些来自东非的黑人奴仆士兵担任近战部队。他们成功的将数百冲入城中的清军击退,保住了永历皇帝丢弃的首都。两个月后的较大规模交锋,这些佣兵继续用火力支援并肩作战的明军。他们的胜利,也确保了永历政权度过了建立以来的首次重大危机。

正是由于这次胜利,让不少原本看衰南明的汉人军头选择反正。永历的政权获得了湖南、广西和广东的不少地盘。尽管形势仍旧严峻,但好歹是将反清的大旗给竖了起来。不然又何以等来大量的张献忠残部加盟呢?

惴惴不安的澳门当局

很多当代的怀疑论者,都会指出葡萄牙佣兵部队的结局与去向不明问题。以此作为弗雷拉及其部下都不存在的有力证据。然而,如果看看当时澳门的自身处境,我们就不难明白这支部队在历史上的异常低调。

作为葡萄牙人在远东仅剩的基地,澳门在17世纪后期已经渡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在城市建立之初,澳门当局依靠联通长崎、马尼拉和马六甲之间的国际航运贸易,成为远东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 也极大的压缩了葡萄牙势力

随着荷兰人不断发起挑战,澳门的形式已经岌岌可危。荷兰人曾数次发起对城市的进攻,扰乱了正常的贸易秩序。同时,挑战者从其他地区下手,逐步蚕食掉葡萄牙人建立的势力范围。

日本的德川幕府,就在17世纪30年代开始颁布一系列锁国令。葡萄牙人最终被曾经欢迎他们的日本人永久驱逐,用于远东转手贸易的日本白银就此断供。接着,马六甲在1641年被荷兰与柔佛人的联军攻克。澳门与印度果阿总部之间的交通线,变得危险而时断时续。同时,葡萄牙本土已经爆发了脱离西班牙王室统治的起义。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自然开始断绝同澳门的贸易。这样就意味着来自墨西哥的美洲白银和生意也没有了。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澳门就比过去更加依赖同两广及远东内陆的贸易。但明末的乱世又让内陆的商品和物资供给变得困难。所以,当支持南明的耶稣会传教士开始牵头后,澳门当局非常乐意帮助恢复内陆的局面。300人规模的部队看似渺小,但对于人口有限的澳门来说,已经是非常尽力的表现。

当时的葡萄牙人在澳门是没有正式的常备驻军的。整个澳门的防务依靠一些武装商船的水手和市民承担。1626年,尚在黄金时代尾声的他们,也不过是凑出了150人的卫队去抵抗荷兰人的强攻。所以,在1647年协防桂林的雇佣军,势必是招募大量市民和冒险家才凑出来的。这些人员的离开,也就意味着城市本身防御力量的真空。一旦局势出现任何风吹草动,澳门当局都有理由将他们召回。

1626年 进攻澳门的荷兰舰队仅仅面对着150人的守军

这支300人的雇佣军部队,很可能在当年就回到澳门并被解散。原因也不难理解,就是永历政权在实质上没有稳定的赋税和财政。葡萄牙人虽然愿意帮助南明,却也需要后者承担士兵的工资与粮秣。但永历的小朝廷在根本上没有足够的军费去长期维持佣兵。在桂林之战后的几年里,大量驻扎在湖南前线的明军投诚满清。就是因为皇帝没钱给他们发饷。一些穷疯了的明军部队,甚至在溃退中肆虐周围的乡村,造成了不输于清军的破坏。这也让永历政权进入了建立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危机。

1648年,深感局势危机的南明还再次向葡萄牙人借兵。德国人瞿安德再次抵达澳门,却只招募到了1队士兵和2门大炮。匆忙成军第二批佣兵部队,也没有直接去永历皇帝的所在地效力,而是被用于防守重回南明一边的广州。到1650年,广州再次因为内部问题而迅速陷落。澳门当局已经在对华政策上,开始了决定性的转变。

南下广东的清军部队,非常希望获得新朝廷的命令去攻陷澳门,以便夺取城里储存的剩余财富。他们为对付郑成功势力而开始的海禁,也波及这座城市。远在北京的清廷下令葡萄牙人不得出海贸易,对城市经济造成了更深层次的重创。澳门的葡萄牙人只能在搞有限的走私之余,不断贿赂广州地方官。以便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前哨基地。

至此,澳门当局从过去支持南明反攻的立场,完全切换到获得清朝朝廷的认可。他们不仅不再派出雇佣兵参战,连相关事情也很少提及。

贸易中断让当时的澳门已经朝不保夕

作为南明特使的波兰人卜弥格,就是在当年抵达那里。结果,澳门当局一度将他扣留,禁止其闹出让满清不愉快的外交风波。数年后,卜弥格从欧洲返回,又被禁止在澳门口岸登陆。无何奈何的大明洋忠臣,只能改走更为艰辛的内陆,最后病死在边境上。

澳门的葡萄牙人,其实非常忌惮那些依然为南明残余势力效忠的天主教传教士。同时,他们也有站在清朝一边为自己说话的传教士队伍。大名鼎鼎的南怀仁,就是其中代表。葡萄牙人的担忧,也促成了天主教教会的内部分歧产生。

身穿清朝官服的拥抱满清派传教士 南怀仁

分裂的教会

明清易代 也让耶稣会与教廷的中国政策发生了分裂

基于以上所说的背景,抵达远东的传教士团体,已经分为了亲近南明派与拥抱清朝派。前者希望继续支持南明抵抗,后者则已经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双方虽然都致力于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播,但选择的路线却大相径庭。于是便利用文化攻势,为自己的政策合理性辩护,顺便也夹杂私货的压制对方成就。

就是在广州陷落的1650年,顺治皇帝颁布了保护传教士利益的诏令。这个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耶稣会与南明势力的脆弱同盟。以南怀仁为首的拥抱清朝派,不仅与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利益趋同,也在欧洲本土的教廷获得了支持。其设想都是希望通过与清朝保持良好的关系,获得传教的方便。因为南明在实际上已经无可救药,继续纠结下去会让自己的事业成为满清打击的对象。

这种新战略在欧洲的造势,充分体现在了拥抱清朝派的相关记载当中。例如被南怀仁派回欧洲搞偓佺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就在其撰写的《鞑靼战记》中对桂林之战的葡萄牙佣兵选择略去不表。与其立场相同的还包括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他在广州奉南怀仁之命,撰写了介绍清朝崛起与征服明朝的《鞑靼中国史》。其中也故意对亲近南明派组织起来的雇佣军,忽略不写。唯有关于广州在1650年的陷落记载里,给葡萄牙雇佣兵留了一个龙套角色。

相比之下,亲近南明派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在文化攻势方面,大大不如。例如一直负责操办雇佣军事物的瞿安德,就在下一次大撤退中被清军杀死。去欧洲执行外交任务的卜弥格,也在返回的途中积劳成疾而死。他们虽然有留下相关记载,但影响力远远不如对手不断出版的鞑靼介绍著作。

作为亲善南明派代表的卜弥格 结局非常凄凉

他们虽然成功的将永历政权的后宫和朝廷,变为了东亚历史上少见的基督教追随者。但却无法帮助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控制住局面。尤其是当罗马教廷、耶稣会以及澳门当局的政策集体转变后,整个亲近南明派本身也就沦为了缺乏外援的少数派。而南怀仁为首的拥抱满清派,不仅身在紫禁城与皇帝接触,还在欧洲舆论和澳门口岸的交通线路控制上,都占据了优势。

这也是今人试图考察这段历史时,常常无法在许多欧洲记载中,找到关于葡萄牙雇佣军参加桂林之战内容的原因。如果不是花点心思、动点脑筋去找其他材料,可能真的会误以为葡萄牙雇佣军只是网络兴起后才出现的谣言和西方人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小故事。

当然,阴谋论的始作俑者,往往不仅仅是对真相不求甚解的无知。更深层次的思维与世界观冲突,一直在左右他们的视野和良心。这个因素也是古已有之的想象,足以解释明清方面对于没有记载葡萄牙雇佣军的原因。

傲娇的士大夫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集团在明朝的地位并不算高

到明朝建立为止,大部分阶层都完全拜倒在专制皇权脚下。东亚世界所独有的士大夫人群,自然也不能免俗。这些人或许只是碌碌无为的体制内官吏和地方上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士,却有着心比天高的最高理想。执着程度不亚于任何宗教的虔诚信徒。

虽然士大夫们可以在朝为官,却在诸多方面遭到限制。论权力肯定是不如皇帝本人,论对皇帝的影响则经常不如掌权太监。对武将集团可以形成压制,却不可能完全干涉军政事物。最后能心无旁骛发挥的部分,就只剩下写史塑造意识形态。

恰好,明朝时不断加深的锁国排外情绪,非常符合士大夫们的迂腐口味。喊喊口号就能表达的政治正确,是成本最低的站队方式。经过几代人的上行下效,就成了阻碍对外交流和先进事物引进的阻碍。加上党争所必然产生的非黑即白,任何开明人士的对面就必然会出现一大波道貌岸然的职业喷子。

在明朝后期同澳门当局的军事合作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著名的徐光启曾劝说崇祯下令,招募葡萄牙专业炮手去辽东参战。结果队伍还没有走到直隶,就被举排外旗帜的士大夫们给作梗破坏。

转头,又是这些人的无能,让朝廷花大气力请葡萄牙人训练的专业炮兵,不能得到应有的供给。后来被士大夫们批烂批臭的孔有德,就因为这样而掀起叛乱。整个大明朝最好的炮兵队伍,被自己人逼的转投满清。用自己掌握的高新技能,帮助满洲军队迅速攻克任何敢于顽抗的明朝城市。

眼见大明朝已无药可救,士大夫们也立刻踢开了忠君口号,为自己寻找良木而栖。先是北方的京官们投降泥腿子李自成,后有南方大儒以水太冷为借口,拒绝自己之前宣称的殉国情节。甚至还有人为上位而不择手段,想出了让无数今人都要骂娘的剃发易服政策。

当然,为明清易代提供最高理论依据,也是前明士大夫展现自己从良业绩的不二法则。于是,本末倒置的明朝亡于李自成理论被研究出来。对南明的众多君臣则要一分为二的“客观”看待。不应该提的事情,就要坚决不写。实在无法绕过的环节,就做虚化处理。今人所见的南明史料,有相当部分就是在这种氛围下,用最快速度编纂完成的。亦如耶稣会内部的拥抱满清派,写书压制亲近南明派那样。用数量和传播维度,达成不对称的信息优势。

因而,帮助南明抵抗清军的传教士和雇佣军,不可能在变节者的著书中获得多少篇幅与认可。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非儒家文化身份,也在于事情本身的规模不够宏大,没有用来借题发挥的价值。加上大部分南明史的作者,在永历皇帝跑路时就已经开始加班加点,自然顾不得这些历史的细枝末节。

最后,早期南下的满清先锋实际上多以汉军为主,真正的八旗部队在其中的成分不多。很多人在后来成为三藩治下的驻军,并在康熙时代发动了叛乱。因而,这些人的很多事情也不为投靠满清的士大夫们所待见。何况其本身的阶层位置,也是士大夫们异常嫉妒的地方势力。

直到二十世纪的80-90年代,关于澳门葡萄牙佣兵的记载,才通过一些翻译作品和论文进入国人的视野。因为其比较特殊的传奇性质,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结果却是又惹恼了一群“活在当下的士大夫”。

关于葡萄牙雇佣军的记载 在20世纪后期才被国人注意

虽然不会念叨之乎者也,也不提倡水太冷的客观条件,却早已深得前明腐儒们的精神洁癖。喊口号的思维,贯彻中枢神经,并随着习惯性的自我把玩,定期溅射。

作者:米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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