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柏林狂热:1914年德国人缘何为战争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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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作者:[加拿大]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译者:李晓江,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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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俄宣战——下午游泳。”1914年8月2日,弗朗茨·卡夫卡在日记中草草写道。

那年夏天,白日漫漫,阳光灿烂;夜晚柔和,月光皎洁。这便是传说中的1914年之夏,一个美丽而令人难忘的季节,同时也是它让人感到辛酸和神秘的时节。不过,我们在本章开头说到天气,并不是为了勾起对阳光、温泉胜地、帆船赛以及昏昏欲睡的午后的回忆,尽管它们对我们充满诗意地想象风暴来临前的那年夏天很重要;事情很简单,因为那年的7月和8月,舒适的白天和夜晚让欧洲人勇气倍增,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市镇的街头或广场,公开展示他们的激情与偏见。那年夏天,公众情绪的大宣泄对于欧洲的命运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夏季,就像之前或之后那样,那么诱发街头演说和集体歇斯底里的露天集市氛围还会产生吗?领导者们还会那么轻易地准备宣战吗?有证据表明,7月底8月初的时候,在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巴黎和伦敦出现的一幕幕群众性战争狂热,把欧洲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推向了对抗。德国的情况无疑就是这样。结果,德国成了风暴的策源地。

6月28日,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在视察帝国行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期间,与妻子一同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之后,正是因为有德国撑腰,奥地利政府才决定在处理和塞尔维亚的关系上毫不妥协——塞尔维亚被怀疑为暗杀奥地利皇储的恐怖团体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在柏林,在决策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阶段,公众多次举行大型的示威活动,坚决要求采取攻击性的、争取胜利的方式解决危机。7月初就已经比较激动的情绪,到月底变成了狂热。

7月25日,星期六,傍晚时分,大批大批的人群漫无目的地在街头乱转,等待塞尔维亚答复奥地利在23日提出的苛刻的最后通牒,这一通牒提出了若干条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显然难以接受的要求。公众对最后通牒会做何反应?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对此忐忑不安。他非常担心柏林人会有消极的举动,于是便警告德皇,不要中断他一年一度的巡游从挪威返回国内。堂吉诃德式的威廉虽然对这一建议非常不快,但估计十分焦急地回复:“形势迫在眉睫!他还写信让我不要出现在自己的臣民面前!”

贝特曼对公众情绪完全判断错了。《每日评论》(Tgliche Rundschau)的记者用扣人心弦的散文体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为了知道塞尔维亚人的答复,人群哄抢了送报的货车,撕开报纸,急切地读了起来。突然,有人用柏林话大声喊道:“开始了!”塞尔维亚拒绝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开始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这样说。这太让人受伤了。突然,在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前,人们就聚拢在一起。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都沉浸在同一种诚挚的情感中:战争,战争,患难与共。接着,暮色中传来庄严的欢呼,那是“雷霆般的怒吼”。

大约在晚上八点,一大群人沿着柏林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朝着皇宫的方向走去。在兵工厂,人们高呼奥地利万岁;在皇宫,人们放声高唱《向戴着胜利花环的您致敬》。另外还有一大批人,可能有好几千人,朝着毛奇大街的奥地利大使馆方向走去。他们一路上高唱着《我有过一个同志》,那是德国人最喜欢的进行曲之一。最后,奥地利大使瑟杰尼-马里奇(SzgyényMarich)出现在阳台上,引发了疯狂的欢呼。他退下后,歌声和呼喊声还在继续,于是他只好再次出来,称赞了人们表现出的患难与共的精神。柏林的自由派报纸《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的记者注意到,“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学生和士兵,商人和工人,在这生死攸关的重大时刻,全都亲如一家”。

天黑之后,大约是夜里十一点,一大批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然后朝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方向,最后又朝陆军部的方向开去。另外在动物园、选帝侯大街和陶恩沁恩大街也聚集了一群又一群人。皇宫前面的一大批人和帝国总理府前面的另一大波人一直转悠到午夜过后很久。

贝特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在日记中写道,看到大批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贝特曼深受感染,心情明显好转,不再忧心忡忡了,特别是当他听说帝国各地都在进行类似的示威活动的时候。实际上,在星期六,后来又在星期天,甚至还发生了一些丑陋的事情,从中也可以看出公众兴奋到了什么地步。

星期六晚上,在慕尼黑的法里希咖啡馆,一群人疯狂地唱着爱国歌曲。午夜过后,业主们让乐队的队长慢慢平息下来,到深夜一点半的时候要最终停止演奏。然而,那些顾客还没有尽兴,所以在咖啡店准备打烊的时候,有些爱国者就开始砸桌椅,并用砖头砸平板玻璃窗户。

第二天下午,还是在慕尼黑,一名塞尔维亚人在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时,很快被一大群愤怒的人团团围住。就在他们想要对猎物动用私刑的时候,警察来了。塞尔维亚人被救了出来,并送到当地的一家饭店。但那群红了眼的人不肯罢休,想要冲击这家饭店。一支由警察局长亲自率领的人数较多的警察小分队不得不进行干预。塞尔维亚人躲了几个小时才被从侧门送走。

在耶拿,查尔斯·索利(Charles Sorley),19岁的耶拿大学访问生和剑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儿子,在7月26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喝得醉醺醺的学生会的人正在街上游行,一边还高喊“打倒塞尔维亚人”。即便是在偏僻的耶拿,每半个小时也会出来一版报纸,每次刊登的消息都越来越疯狂,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贝尔格莱德的枪声了。

驻柏林的俄国海军武官在同一天(26日)报告说,首都的各个主要街道都挤满了扬言要支持奥地利的示威人群,就连在那座城市已经住了30多年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7月27日,德皇抵达波茨坦。他将在31日那天回到在柏林的皇宫。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30日,即俄国开始动员的消息传到柏林的前一天,兴奋的人群又出现了,而在此后命运攸关的7天当中,这样的场面在德国首都几乎天天都可以见到。在那个星期四,他们聚集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门前,在克兰茨勒街角处——那里是菩提树下大街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和有名的克兰茨勒咖啡馆的所在地——以及菩提树下大街尽头的皇宫前面。从31日星期五下午开始,涌上街头的柏林民众显然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德皇在下午一点宣布战争迫在眉睫,要求边境巡逻队加强警戒并限制平民对邮政、电报和铁路通讯的使用。那个下午到处都可以听到彰显爱国精神的喧嚷声。“在最终做出决定之后,”法兰克福一家报纸驻柏林的记者在那个星期五的下午三点写道,“紧张的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欢呼雀跃。”虽然官员们坚持认为,宣布有战争危险绝不等于宣战,宣战要看俄罗斯是否拒绝撤销动员令,但德国的民众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危机的结果已成定局。主妇们开始抢购食品。很多商店的店主乘机捞取不义之财:食盐、燕麦片和面粉都明显涨价了。在柏林市中心的大型百货商店食品部,罐装食品被抢购一空。临近傍晚的时候,遵照警方的命令,一些大型商店停止了营业。

那个星期五下午,报纸的号外刊登了最新消息。即便如此,菩提树下大街还是挤满了人。许多人都是来等候从波茨坦回来的德皇的。两点四十五分,皇帝的轿车出现了。它费了好大的劲,才驶过通向皇宫的路。欢呼声震耳欲聋。紧跟在德皇后面的是载有皇储、储妃和他们较为年长的儿子们的车。在他们之后依次是艾特尔-弗里德里希(EitelFriedrich)、阿达尔贝特(Adalbert)、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奥斯卡(Oskar)和约阿希姆(Joachim)诸位皇子。然后是一辆接一辆的豪华轿车,里面坐着帝国的顾问。对每一辆车,从头一辆到最后一辆,人们都用欢呼和爱国歌曲向它致意。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总参谋长毛奇也过来参加磋商。他们停留的时间不长,而无论是他们的到来还是离去,都伴随着狂热的欢呼。皇室的其他成员也陆续离开了皇宫,每辆车都要费上很大的工夫,才能从兴奋的人群中——《柏林地方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估计有5万人——挤过去。主要的决策者全都直接遭遇了柏林民众爆发出的巨大热情。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们谁都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情绪。在菩提树下大街,除了大人物的专车,其他车辆全都要绕行。这样一来,柏林的这条最华美的大街——那里有大学、歌剧院、皇家图书馆和许多政府部门,还有剧院、咖啡馆和大使馆——就成了不朽的希腊戏剧的舞台。

那天深夜,仍然有数千人聚集在威廉大街的总理府前面,并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开始反复呼喊支持总理的口号。贝特曼最后出来发表了简短的即兴讲话。在祈求俾斯麦、威廉一世和老毛奇的保佑的同时,他坚持认为德国的目的是要和平。但如果敌人要把战争强加给德国,那它也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荣誉”战斗到底:“在此危急关头,我要你们记住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Prince Friedrich Karl)对勃兰登堡人大声说过的话:让你们的心在上帝面前跳动,并用你们的拳头砸向敌人!”

第二天,8月1日星期六,一幕幕更加火热的场面出现了。早晨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会是有条不紊地结束一周的工作,商店、学校和办公机构要到中午才停止营业或办公——事情就不太正常。比如,摩亚必特区的几个刑事法庭无法准时开庭,因为被告和证人,甚至法官和律师,根本就没来。皇宫前面聚集了一大群人,估计有10万到30万人。他们从老博物馆和大教堂的台阶开始,像人海一样漫过卢斯特加滕公园和大广场,直到皇宫外面的平台。他们跟着伊丽莎白团的乐队一起唱着振奋人心的歌曲。该团实际上已经动弹不得。在皇宫卫兵换岗之后,它本来是要穿过广场到卢斯特加滕公园的,但被这群人挡住了,无法前进。于是他们就带头热烈地唱起歌来。“那热情真是无穷无尽,”《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的记者在下午一点五十五分的电报中写道,“因此到最后,当乐队在群众团结意志的感染下奏起《巴黎入城式进行曲》的时候,热情便达到了顶点。”

就在这些庆祝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皇室的各位成员又来到皇宫,贝特曼总理、毛奇总参谋长以及海军部长蒂尔皮茨(Tirpitz)也来了。决定命运的商讨在进行着,人群守候了一个下午。他们唱歌、聊天、欢呼。最后,下午五点,德皇签署总动员令;一小时后,德国驻彼得堡大使波达尔斯伯爵(Count Pourtalès)拜会了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Sazonov),向他递交了宣战书。最后几天这些重大的决定,都是在群情激昂的背景下做出的。民众要求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没有哪位政治领导人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大约六点半,人们开始高喊——“我们要见皇帝!”皇宫中间的窗户的窗帘以及法兰西门打开了,德皇和他的妻子出现了,这引来了雷鸣般的欢呼。威廉挥手致意。叫喊声、歌声和欢呼声慢慢平息下来。最后,德皇说话了。他对人群说,德国人现在都是一家人。现在要忘掉所有的差异和分歧。德国人亲如手足,将会取得巨大的胜利。简短的讲话带来了更多的喜悦和更多的歌声——《莱茵河畔的卫士》和新教徒的传统战歌《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堡垒》。

全城在当晚的活动就如同几十万人参加首演,在获得成功之后举办庞大的庆祝活动。柏林在举办一场由全体演员参加的晚会。小酒馆和啤酒店挤得水泄不通。在钢琴、小号、小提琴和整支乐队的伴奏下,人们声嘶力竭地唱着爱国歌曲,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早晨。因为酒精或只是情绪激动而变得迷迷糊糊的柏林人,此时才终于重重地倒在铺有羽绒褥垫的床上,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那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的早些时候,大柏林区匆匆举行的婚礼大约有两千多场。紧张的气氛使得各个组织和社会团体纷纷对德国的事业公开表达它们的忠诚。比如,主张同性恋者和妇女权利的人就加入了民族主义的庆祝活动。柏林的“德国犹太人协会”在8月1日星期六那天的声明中宣称:“德国所有的犹太人都义不容辞,准备献出全部的财产和鲜血,这一点不言而喻。”这是它的许多慷慨陈词之一。

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半,在国会大厦前的俾斯麦纪念碑那里,各教派联合举行了一场露天的礼拜仪式。数千人参加了这场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意味的仪式。担任演奏的是燧发枪手近卫团的乐队,仪式开头是新教赞美诗《低地国家的感恩祈祷》。起首一句是,我们到我们公正的神面前祈祷。主持仪式的是已经取得布道资格但尚未被授予圣职的宫廷牧师德林(Licentiate Dhring),他用《至死不渝》作为自己的布道经文。他说,战争已经被强加给德国,但“我们德国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谁都不惧”。全体会众接着又背诵了主祷文,仪式结束时唱的是天主教赞美诗《天主,我们颂赞您的名》,配的是4世纪的一首乐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德国又团结起来。前些天的俗众也经常唱赞美诗。现在,在这场宗教仪式之后,当地唱起了世俗歌曲。教会和国家合成了一体。德皇很清楚这种象征性活动的重要意义,所以也参加了在波茨坦的老卫戍部队教堂举行的礼拜仪式,腓特烈大帝等普鲁士统治者就埋葬在那里。

8月初,德国人尽情地享受着种种喜悦:过去和未来实现了真正的融合,永恒就体现于当下,政党与政党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所有的内讧消解了。生活实现了超越。它变得审美化了。生活成了瓦格纳式的总87体艺术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精神性的生命力超越了物质性的关切以及所有寻常的事务。

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无论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还是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无论是慕尼黑、布雷斯劳,还是卡尔斯鲁厄,情况都差不多。亲王们被团团围住。军人被当成了偶像。教堂里人满为患。从情感上来说,德国至少在7月31日星期五的时候就已经宣战了——当然,是对俄国和法国。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德皇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要是失去勇气,他就会一蹶不振。所以在之后的几天,自然是接二连三的重大决定和宣战:首先是对俄国,然后是对法国,最后是对英国。

在柏林,最后若干场较大的反战集会发生在7月28日星期二那天,当时社会民主党在全城组织了27场集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几场集会后来还进行了游行。据《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估计,在腓特烈斯海因啤酒厂集会的工人有七千人,在科彭街有两千人。这些集会之后,两大群人又一起向柯尼希斯特尔(Knigstor)前进,当时的人数已经达到一万人。最后,50名警察挡住了游行的队伍。在前面几排游行者朝警察涌去的时候,警察发射了空包弹。示威人群很快就被驱散了,只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受伤的人也很少。有32个德国城市举行了类似的反战集会。这便是最后一些较大的反战集会。

到了那个关键性的周末——星期五,7月的最后一天,以及星期六和星期天,即8月的头两天——面对沙皇军队的动员、由此加剧的俄国威胁,以及重新开始的举国关注的示威活动,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团结起来,支持民族主义大业。有些社会主义领袖也被狂热的情绪感染了。其他人则感到众意难违。该党左翼的一些议员被召到柏林参加核心会议。他们出发时还抱着坚决反对战争的态度,决心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但在沿途的火车站一再看到民众支持战争的场面后改变了主意。到8月3日,也就是在帝国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举行投票的前一天,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压倒性地倒向了支持战争的立场。那个星期一,战前及战争期间又再次站在该党左翼立场的《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在头版头条大肆鼓吹《尽到你令人痛苦的责任!》。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后来说,如果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会议不支持战争拨款,社会主义议员们就会在勃兰登堡门的前面被踩死。总之,民意汹汹,不但是君主和政府受到影响,实际上所有的反对势力也都被这股巨流一扫而空。

一些天之后,库尔特·里茨勒反思了公众情绪的影响:

在人民中释放出的这股无可比拟的风暴,扫除了在它面前的所有怀疑、犹豫和畏惧……这个民族让心怀疑虑的政治家们大吃一惊。

实际上,街头群众掌握了德国政治的主动权。谨慎被抛到了窗外。当下至高无上。小时、年,甚至连世纪,都被降格为一个个瞬间。历史已经变成了生活。

对于8月那些日子的气氛,许多人永生难忘。10年后,托马斯·曼会提到它们,说那是许多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事情的开端。35年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历史学家的老前辈,在回想那年8月的气氛时还会颤抖。他承认,虽然之后发生了种种灾难,但那些日子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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