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洪水1918·五十一·不用做皇帝,也能当最后的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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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回顾

总集编!维也纳燃烧在革命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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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列宁同志,伊东甲子太郎是叛徒!?

日不落帝国的遗产是隆美尔的葡萄酒?

从今天起,丧钟为匈牙利而鸣

洪水之后,历史从咖啡厅走进毒气室

10月6日,星期日,小雨。

爱德华·吉本或许知道罗马是怎么灭亡的,但他无法告诉你在罗马灭亡的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前罗马人都在干什么。对于1789年的革命我们知道得多一些,但在召开三级会议到攻占巴士底狱之间的那两个月里,我们对于米拉波家某个倒牛奶的女仆的生活同样一无所知,更不用提那段时间的塔列朗主教怎么做弥撒了。我们甚至可以再退一步,后来暗杀了马拉的夏洛特·柯蒂女士在修道院财产被强制征用之前,在诺曼底过着怎样的日子?

作为一个已经被捷克斯洛伐克夺去了爱人(虽然并不是维多利亚伦理小说那种意义上的爱人),但又不愿投入匈牙利血腥怀抱的维也纳人,我现在觉得这些问题比阿尔高的鲁道夫怎么打败波希米亚的奥托卡,或者托马斯·杨的试验意味着什么重要得多,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我没见过一部历史文献能够回答它们。但我也相信在1918年的这个秋天,对那些风暴前夜的故民感到亲切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

首先罗特肯定和我有差不多的感受,自从在维也纳新城扑了个空之后他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事实上除了开例会他已经不再常来战时通讯社。我问他现在在干什么,他说自己已经找好了城里的一家报社,正在张罗入职的事,但在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也更希望待在家里,因为灵感来了,想要写小说。只有穆齐尔还是一如既往,不过他最近似乎整天跟账本打交道,还好几次委婉地拜托我替他在维也纳的新闻界找找工作,我猜他家里的遗产可能要不够花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那个可怕的马克西米利安·荣格,我们帝国军队的情报总监,上个星期他再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把我吓得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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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在战后为奥地利共和国民政部服务,但暗中策划颠覆社民党政府。他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拒绝党卫军但效忠德军军情局阿伯维尔,在二战后协助美国占领军的情报活动

“您知道吗阁下,”荣格刚一坐下来就把帽子扔在旁边的小茶桌上,好像一个疲惫的银行职员终于在傍晚回到了家,“像您这样随时都能找到的敏感人士在我们情报局可不多见!要知道真正的间谍和分裂分子我们现在根本抓不到,但那些想在部队里搞革命的家伙只要稍微有点嫌疑就会被关起来。”

“我没搞懂您在说些什么!”我的语气几乎是一种苍白的申辩,“您说我是什么敏感人士?我是在进行什么间谍行为还是在搞哗变呢?”

荣格嫌弃地摆摆手:“您不用跟我讲这个,您做了什么我知道得比您还清楚。事实上也正因为知道得比您还清楚,所以我不会干涉,因为我觉得您虽然没搞过政治或者情报工作,但眼光并不差。”似乎是为了缓和气氛,他给我递了一根烟,那是一根没有杂质的好烟,这意味着他接下来肯定没有好事。果然在那之后他的语气变得更阴沉了:“我不是什么共和主义者,但让君主去布达佩斯也不错!维也纳的皇冠是一定会落地的,奥地利可能会小一点,不过还是会继续存在。顺带一提这些话您大可以记下来,德国那边已经开始议和了,我说的这些是明眼人都知道的事。而您显然不像一个会把这些话散播出去的人。”

10月16日卡尔一世发布“告朕忠诚之奥地利人民书”,宣布进行联邦制改革

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故弄玄虚还是真的那么厉害,但假如我从一位掌握了帝国情报命脉的人嘴里套到了这句话,我的确会犹豫到底应不应该把它放到第二天的报纸上。这和应不应该在地震前警告屋里的人跑出去不一样:恐慌和踩踏事故迟早会发生,但假如维也纳的皇冠真的落地了,人们又该往哪里跑呢?

“那么您决心当一个奥地利人咯?”

“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的确是在维也纳出生长大的,”荣格戴上帽子但没有立刻起身,“所以您应该感到幸运,自己卷进了一个君主主义者的而非沙文主义者的阴谋。假如您的同伙们计划用匈牙利军队侵略奥地利,恐怕我的人已经在某条小巷道里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了。”

“我觉得他们那种君主主义和沙文主义也差不多。”我只能苦笑。

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海报:匈牙利的双十字远离象征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脉

“那我可不管。”荣格终于站了起来,表情变得轻松,“对了,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您有什么打算?做情报的人哪怕当私家侦探也能活下去。当然我应该还是会替政府打工,社民党不喜欢我但他们想要执政就离不开我。我也不喜欢社会主义者但您就没这个顾虑。不过假如战争结束了,谁还需要战时通讯社呢?或者您可以回去当炮兵,但那个时候我们作为战败国还有炮吗?”

“干回炮兵还是算了。”我把视线撇到一边,“几何学早就忘光了。”

荣格干笑了一声:“哈,我猜也是这样。总之祝您好运咯。”

不等汽车引擎的轰鸣从楼下远去,办公室外突然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猜荣格这个级别的人来找我聊天意味着情报局的人不会对我搞那些半夜抓捕或者突击复查之类的手段,但走进来的人还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仿佛紧跟着荣格似的,那个曾经名震奥地利的艾贡·基施从普拉回来了。

“小心一点!”我急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刚刚军事情报局的人来过了。”

基施反而爆发出大笑:“军情局的人算什么!雷德尔案他们欠我的人情还没还呢。”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也就五年零四个月!”基施伸出五个手指,“虽然不是什么德雷福斯案那样的大事,我能记一辈子。反倒是您给这场战争搞得没有时间概念了。”

基施在战后成为西欧共产国际的宣传干将,常驻柏林的捷克籍奥地利共产党员

“那个姑且不论,”我只好坐下来然后转换话题,“海军那边怎么样?他们没再把你关起来?”

“海军?早就不存在了。”基施像扫除晦气一样甩着手,“意大利人不晓得什么时候打过来,克罗地亚人也开始闹独立。当然是和斯洛文尼亚人一起。普拉现在一团糟,宪兵队的人都跑光了。”

“那我们的船怎么办?凿沉在港里?”

“那我就不知道了。听说上面决定把海军交给克罗地亚人。”

“克罗地亚人?他们哪有煤呢?”

疑惑使我用力地拍了一声桌子,这让基施愣了一下:“不必这么惊讶,南方那边在心里姓卡拉乔维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迟早会成立南斯拉夫王国吧。”

奥匈帝国海军旗舰,战列舰联合力量(Viribus Unitus)号

“那你怎么看这些事呢?”我特意加了一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哈,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基施眉飞色舞起来,“现在我可是个行动着的共产党员!”

“你们要成立什么水兵苏维埃吗?”

“不不不,我说过海军早就不存在了。”基施完全掩饰不住得意的神色,“我早就来维也纳了,今天只是抽空来看看您。”

不知怎的,一听说是在维也纳我就不再对基施的那些政治野心怀有真实感。“我不知道你在张罗什么所以没法祝你好运,但愿你和你的同志们不会把这里变成彼得堡吧。”

“您这么说可就让我无地自容了!”基施拍了一下脑袋,“不过,我当然希望这里变成彼得堡。”

“请注意你的言论,艾贡·基施中尉!”

“看来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施苦笑,“那我们换一个话题好了。您和她现在怎么样了?听说她回布拉格去了。”

基施的话突然提醒了我。我当然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这让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没有怎么样。我想留在维也纳,但她想让我去西里西亚,所以我们分开了。那大概是七月份的事。但愿这是暂时分开吧。或者说以后偶尔还能再见面。”

这时基施作为社会新闻记者的那一面彻底暴露出来了,他甚至开始像码头工人一样吹口哨:“七月份?你们俩的关系发展得可真快。难道20世纪的男女关系都是这样?还是说您其实没有40岁?”

“这难道不是一场背叛吗?”基施的轻佻彻底激怒了我。自从开始写这本笔记以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爆发过这么激烈的情绪。这不都是捷克人从一开始就安排好的吗?不就是因为马萨里克和贝奈斯要跟威尔逊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所以要让我这个不那么捷克的人弄脏自己的手替他们解决德意志人的问题吗?我早就猜到了他们的企图但没想到他们居然用这种手段。那么你呢,在开战前你不是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记者吗?你也是生在布拉格住在维也纳,当然你是犹太人不过这没什么区别,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些民族主义者可以为所欲为吗?

1918年12月,马萨里克率领捷克军团以战胜者之姿回到布拉格

基施脸上的轻佻变成了困惑甚至同情,这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情绪发泄出去就收不回来了。他像在构思什么一样翻了翻眼睛,然后把双手叉在鼻前,像一个参谋一样说:“这些问题您应该已经跟她问过了?她是怎么回答您的?”似乎为了安抚我的情绪他特意补充了一句:“我喝过您二位的订婚酒也是您二位共同的朋友,所以我对这件事有点责任感。而且我说不定能帮上您点什么。”

基施的提问让我僵住了。自从这个夏天的最后一场对话之后,那是我第一次认真考虑M到底告诉了我什么。我说:

“我不确定。但我觉得她没说真话。”

“是不是真话不说出来怎么知道?”

我闭上了眼睛,在心里跟自己说,你怎么知道她的解释不重要呢?当知道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才选择开口。

“她说这不是为了什么理想,也知道我不会喜欢,只是觉得我的未来如果不这样就无路可走。”我深吸了一口气想把之前的情绪召回来:“可那只是让我给马萨里克当机枪队长的借口而已。”

这时我注意到基施脸上狐疑的神色压倒了同情的部分,仿佛辩护律师终于找到了客户的症结所在。“我觉得您想多了。为什么您会认为捷克人想要让您当机枪队长呢?假如革命爆发了,帝国军队当然会第一时间解体啊!您真的需要到前线和各地看一看,卡尔的和平倡议之后,我们的野战和地方卫戍部队事实上已经解体了。”

1918年美国街头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大幅海报

作为一个自从上次伊松佐河的胜仗以来就没去过前线的人我确实无法反驳基施,于是我让他继续说下去。“到那个时候让您当西里西亚的驻军长官也是没用的,因为您什么也做不了。在西里西亚的那些驻军就算不原地解散,也会变成一股忠于阿尔卑斯德意志人的新力量,他们怎么会认同由哈布斯堡家膏立的您呢?对捷克人来说您只要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帝国决定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当一个人道主义的抗命者,把枪口抬高一寸就足够了。”基施又恢复了一种讽刺的语气,但他的话语是认真的,毋宁说有些激昂:“但我相信那种反扑是不会到来的,帝国已经没有了生命力,接下来是一切进步和反动力量自力救济的时代!”

“我承认当时自己有些刻意把事情往坏了想,”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布尔什维克的一面暴露出来,“但你说这么多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您终于意识到自己是在把事情往坏了想,但其实M小姐何尝不也是这样。”基施像发现了我鼻头上的面包渣一样指了指我,“只不过她往坏了想的是您的处境,而您往坏了想的是她的动机!我觉得误会一定是在这里。”

“我可没那么想过。”

基施完全无视了我的插嘴:“请让我来打个比方。您可能觉得即便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当一个维也纳人也挺好的,但您也应该很清楚其实维也纳是整个帝国粮食配给最糟糕的地方。更何况您刚才不是才被军情局的人找过吗?其实您已经处在危险当中了。维也纳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一切问题的风暴眼,您很明白四周围到处都是灾难,只是因为头顶上的天是晴的,所以并不想从这里逃出去。”

基施接下来的话让我有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直到我翻看前面的笔记才想起来这话原来莱哈尔也说过,这两个身处左右两端的家伙在对我的评价上竟然出奇地一致:“说到民族问题,我当然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您知道‘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吧?”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讲下去。“就像您一直待在帝国军队的核心所以还在把这支军队想象成一把铁锤一样,您在维也纳宽松的环境里当然看不到人民对一个祖国的需求。这并不是说人民需要被一个祖国统治,也不是说他们没有祖国就活不下去,但您要看出这一切都是被剥削的劳动者打破旧枷锁、向往新社会这个过程的一环!”

油画《维也纳在1918》,现藏于维也纳博物馆

“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听得够多了!”对于基施那种不太符合他社会新闻记者风格的抽象理论我向来是敬谢不敏的,好在他也有足够的耐心理解这一点。基施稍微放平了语调:“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帝国走向解体的日子里,那些新的民族主义正在摧毁您习以为常的生活,所以您认为这一切都是欺骗。毕竟此时此刻的我也不觉得,马上布拉格或者萨格勒布的通电就会拍到战时通讯社的桌子上,我们总觉得在最后的时刻到来前,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某某人没有死,或者某某人被及时关进监狱,迟早有一天史学家们也会这么想——不过重点并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假如您之前习惯了的那种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欺骗呢?”

“我可不觉得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卡尔皇帝治下的中欧是一种欺骗!”

末代皇帝卡尔(左)与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右)的御像

“重点并不在这里,”基施盯着我的眼睛,“承载着您这种生活的那个政治体,哈布斯堡的帝国,马上就不复存在了。您自己也早就知道这一点,而M只是用她理解的方式逼迫您思考这个可能性。也许她在提醒您的时候有点心急,但假如她把那些话留到9月甚至8月再说,我相信您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所以,您想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

在基施的面前我并没有告诉他全部答案,一方面是因为他没等我开口就向我介绍一个号称“续写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导师来给我排忧解难(天知道他是不是又要把我卷进什么危险的政治活动里),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我对于接下来必须做什么,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现在,当我翻开这本笔记本,看到自己被M吸引、却又在得到她之后感到失望的那些经历,想到后来的那些遗憾很可能只是出于误解,我第一次理解了浮士德博士的那种心情。只要行动起来,这一切就还没有白费!在被柏林刺破、被布达佩斯雪藏之后,我这颗维也纳人的心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得到来自布拉格的救赎。

但这是只能留在这本笔记里的自白,不是我当时给基施的答案。我在基施的面前是这么说的:

“我想试试看当一个最后的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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