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回眸|富甲一方的威尼斯商人,发家全靠"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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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雪花噪点带不走老电影的流金岁月,笑颦风流铺满历史的天空,重温银幕经典,发掘它们背后不为人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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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巫不苦,旅居法兰西攻读物理学专业,爱好历史和经济学。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令威尼斯的富庶深入人心。仅在20世纪,就有多部根据莎翁剧本改编的电影。人们不禁心生疑问,富甲一方的威尼斯,是如何从海隅之地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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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改编的电影里,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夏洛克令人印象深刻

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日薄西山,外邦人时常风卷残云般杀来,罗马人就拖家带小地四处奔逃。

一部分难民,就逃到了威尼斯。威尼斯位于现在的意大利北部,地理上相似于离岸很近的海岛,坐拥许多滩涂与河道。这样的地形,十分适于藏身,躲避海盗的侵袭。 强盗杀来,他们就躲进威尼斯,强盗一走,他们又返回大陆。随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了下来,建房耕种。事实证明,哥特人和其他蛮族,也确实没有侵犯过这一片沼泽地。

当时来到威尼斯的难民,大多经过罗马帝国高度文明熏陶,习惯了罗马式的和平,并携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很大程度上,他们沿用了古罗马帝国的民主制度,加之积累的资本,为这座城市创造了无限可能的商业环境。

漫长黑暗的千年中世纪见证了,威尼斯的崛起。

难民进入威尼斯

最初,多数难民选择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地中海沿岸。他们不仅耕种粮食,还开发盐田,将食盐磨成细粉,交易到欧洲内陆换取生活用品。

这样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两代人,就有北方蛮族“伦巴第人”来犯。一心想安生的居民们,再次感受到了威胁。企图逃离大陆到达威尼斯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三十年前。

刚诞生不久的小国,拥有足够的船和水手,来满足水运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船的吨位越来越大,人群和物资的迁移也呈现上升的趋势。除了最初的食盐,威尼斯人也开始交易一些非生活必需品,渐渐占据了意大利地区外贸供应链上游。

现代威尼斯

古罗马制度的沿袭

十一二个世纪里,威尼斯一直是共和制国家。虽然说是共和政体,其实威尼斯既不是古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也非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威尼斯沿袭了古罗马帝国的体制,是由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治。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威尼斯人出生于权贵之家,可以跳过选举直接就任议员,但之后能否继续晋升,则需通过投票决定。

古罗马元老院

国家最高权力系统为元老院,总人数不超过200人,席位是不固定的,因为每个有影响力的家族只能推选一个族人进入元老院。元老院又推选出唯一一位元首,终身任期,但不得世袭(其子被禁止参与下一任元首选举)。

第一位元首,是在公元697年被选举出来的。虽然元首是共和国的象征,威望高于所有人,但他的表决权与元老院其他成员相同。除此之外,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内阁等机构。

威尼斯人认为,如果商业精英掌权,普通市民就难以拥有参政的权力,很可能引发“少数人的暴政”。

事实上,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参与过此话题的研究。威尼斯的权贵们的财富,全是通过贸易积累的。虽然富有的人众多,但从未出现过如同“美第奇家族”般能够独揽大权的家族势力。威尼斯既有的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寡头存在,避免了阶级固化,客观上使得威尼斯国内各阶层都具有流动性。例如:用来运输高利润香料的大型划桨归国家所有以及统一管理;私人只允许拥有运送低利润农产品的小帆船。一系列政策,旨在防止产生有可能危害到元老院的家族,同时也给予了各阶层平等的产权。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规定了——“产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倘若未经审判,任何人都不可被剥夺私人财产或是被处以罚金”。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立足点,而威尼斯人对产权的认知,超前了英国至少一千年。

另一方面,共和国给予了每个公民生存的基本尊严,既不会驱逐穷鬼,也能够给予受伤的老兵保障。令人意外的是,元老会极其热爱给商人们做行政指导,甚至不允许商人们进行高风险投资。现实生活中,像莎翁的《威尼斯商人》中所描述的——被犹太人放了高利贷的威尼斯人,一定早在被追债前就收到元老会传唤。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风险控制,不仅维持了社会稳定,还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中立的外交政策

中世纪时期见证了,欧洲宗教和世俗势力之间不断的斗争。威尼斯看似选择了中立的对外政策,事实却不是如此。

众所周知,商人们都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精”。自然,威尼斯人最懂得的,就是如何在飘摇风雨中保护自己的贸易网络。

倘若教皇和国王派之中的任意一方占据了压倒性优势,都会对威尼斯人创建的“商业帝国”产生威胁。另外,战争不利于国际贸易也是所有威尼斯商人的共识。所以,威尼斯人常常会牵制强势方,为弱势方提供支持。有的时候也会出面调停两方争执,比如他们曾经出面力劝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解。

在宗教方面,作为天主教世界的一份子,威尼斯军队参与了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的大部分战役,也为欧洲军队提供物资运输和远程汇兑的帮助。

十字军东征

在商业方面,威尼斯欢迎全球的商人前来交易,无论民族国籍和宗教信仰。在当时的欧洲,除了威尼斯,见不到另外任何地方既有德国商行,又有土耳其商行。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带来了海量的商业信息。此外,威尼斯建立起的国外常驻外交官制度,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早得多。一时间,威尼斯成了商业信息和政治信息的集散地,准确迅捷程度绝非其他国家能比。

经济学上,商业聚集会带来“讯息费用”的下降。反过来,因为能够在威尼斯更快更准地获取最新信息,所以商人们可以先于他人做出有利判断,捷足先登,形成了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

尽管商人掌权,但威尼斯人没有忘记扩充军队保证本国的商业自由。他们雇佣欧陆士兵来充当陆军。但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海军的作用大于陆军,威尼斯秉持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元老院立法只征集本国公民参与海军。

在宗教方面,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教廷非常反感威尼斯“商业优先”的治国方式,教皇和教会一致认为威尼斯人只有宗教的外壳。教皇曾公开批评他们为欧洲唯一的“信而不迷神者”。教廷成了干涉威尼斯内政的最大隐患。

教廷为了保证自身对信仰通道的垄断,以及增加威尼斯人对教廷的效忠,曾多次施压元老院。罗马要求威尼斯官方采取措施来规范国民,包括严查任何有损天主教体系的言行。元老院应要求成立了宗教法庭,只是规定任何一位裁判离席,都会导致审判流产,嫌疑犯将随即被无罪释放。结果便是,在威尼斯几乎没有为“宗教犯人”定过罪,极大程度保证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最终形成了文化繁荣的局面。

法国大革命之前,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都选择前往威尼斯购买书籍。这些书往往是被法国政府拉黑的,却能在威尼斯合法出版,只是书带回法国时可能会引起警察机关的注意。

事实上,威尼斯商人不仅忠于天主教,而且还乐于为信仰献身。

公元9世纪,两位威尼斯商人——特里布诺和卢斯蒂克,为了生意往来将船停在了埃及。要知道,彼时的教皇严禁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做生意。

两位商人此行的目的,便是将撰写了《马可福音》的“圣马可”遗体带回欧洲。他们从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城的修道院里,买到了圣马可的遗体,还将猪肉铺在尸骸上,以免被街上正在暴动的穆斯林们发现。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脱了海关的检查。返回威尼斯后,全城欣喜若狂地迎接圣人骸骨,圣马可成了全城的守护神(佛罗伦萨的守护者是施洗者圣约翰;罗马则是圣彼得)。元首几乎捐出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来建造圣马可大教堂。由此可见,威尼斯人并不只是见钱眼开的商人,他们并非宗教狂热者,但确实愿意为信仰付出金钱的代价。

师出有名的“海上警察”

中世纪,有两种方法能够通过海洋致富:要么当海盗 ,要么经商。

很显然,北方蛮族维京人选择了前者;而威尼斯人选择了经商及打击海盗。

对海盗而言,没有比威尼斯更好的抢劫地点了。威尼斯周边有峡湾可供埋伏,让海盗能够快船出击,抢劫完成后又方便隐匿,进退都很方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海盗在亚得里亚海如此猖狂。为了与东方进行生意往来,威尼斯商船没有其他路径可供选择,只能冒险穿越亚得里亚海。

如果不打击海盗,威尼斯人无法长期海上行船安全。

在11世纪之前,也有几位元首率军迎击过海盗,但收效甚微。海军力量的弱小,导致威尼斯和其他城市,每年都得向海盗支付贡金作为保护费。

991年,奥赛罗二世出任了威尼斯元首,当年立即宣布停止向海盗交纳任何贡金。拜占庭帝国随即给了威尼斯保卫亚得里亚海的权力,“师出有名”意味着海军能够扩张,以及行政不受阻碍,周围各国呼声高涨。

海盗说到底是一群散兵游勇,无法和正规海军交战,所以他们放弃了在海上正面交战,换成了在陆上抢劫。海盗的侵袭,令地中海北岸的小城市苦不堪言。由于自己的宗主国——拜占庭太远,小城市的邦主们,无一不向国力强盛的威尼斯求助。

998年,奥赛罗二世率领海军前往扎拉,他在那里接受了20多位城主的归顺表忠。城主们出人出钱,支持威尼斯海军和陆上雇佣军的扩建,以迎击猖獗的海盗。

另外,自查理曼大帝以来,西欧一直给予威尼斯商人在境内自由经商的权利。对神圣罗马帝国而言,帮助打击海盗来保证贸易大通道的畅通,义不容辞。

归国后,奥赛罗立刻采取了行动,率军猛烈攻击,一举歼灭了斯拉夫海盗。拜占庭皇帝对这次胜利非常满意,赐予奥赛罗二世“达尔马提亚公爵”的封号。从此,人口仅有五万的威尼斯,担任起了“海上警察”的职务。时至今日,仍然能看见威尼斯人几百年前建造的要塞遗址。这些军事建筑非常结实,以至于后来发生的地震都没能撼动得了它们。同时,这些建筑宣示着海湾的主权所在,事实上,在之后的六七百年里,亚得里亚海一直被称为“威尼斯湾”。

海上高速公路

除了打击海盗,奥赛罗二世的另一大功绩就在于建设“海上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的概念是纳粹德国时期提出的,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沿线设有休息站,提供餐厅,商店,加油站和修理厂。

而聪明的威尼斯人,正是用现代高速公路的概念,设计了一条海上运输线,其意义甚至高于了“罗马大道”,虽然两者都是为商贸服务的。

航线上的停泊港,为商队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包括:食品、饮用水和货币兑换等。值得一提的是,停泊港还承担着信息中转站的职能,所有的商业信息在此汇集。此外,商队还能获取航海天气和周边国家政局的情报,以便决定是否需要避开恶劣天气,是否需要加强武装。

如果威尼斯商人做的仅仅是食盐生意,他们就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沿途大修补给站,并且费尽心思保证船队运输的万无一失。换而言之,此时的威尼斯人已经开始经营高附加值的商品。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做起了香料、染料和贵金属的贸易。

在此后的800年里,奥赛罗的“海上高速公路”,成为了威尼斯商人赖以牟利的贸易大通道,也成为200年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运送军需物资的要道。

11世纪之前,威尼斯商人做的,大多是有关食品的贸易,随后商品成了香料。但香料这样的奢侈品,有代表性,但总量不大,不是国际商贸的主要内容。而且奢侈品并非刚需,需求弹性大,一旦遇到价格波动,商人将血本无归。所以寻求需求稳定,利润率较高的商品才是正道。在中期的地中海贸易圈中,木材和奴隶成了最主要的商品。

奴隶供应商,军需集散地

基督教的教义明确规定了禁止奴隶买卖,但这项禁止,仅限于买卖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对于那些不信仰上帝的奴隶,则能够在集市上进行贸易的。(有没有信仰谁说了算呢?)对于买卖异教徒,罗马教廷对此的解释为:肉体的受苦和束缚,有利于精神上的救赎。对于天主教而言,信仰上出现偏差的不仅仅是穆斯林,还有当时的异端——东正教。

随着基督教的普及,奴隶来源越来越少了,威尼斯人不得不前往黑海寻找奴隶供给。

中世纪的奴隶贸易,发源于欧洲,蔓延到非洲。奴隶的买主,大多是被北非撒拉逊人,绝大多数奴隶被卖给了穆斯林军队来补充兵力。出于对伊斯兰地区军事扩张的担忧,教皇反复颁布禁令要求停止地中海的奴隶贸易,却收效甚微。

繁忙的威尼斯

另一方面,作为主力产品之一的木材,主要买方依旧是伊斯兰国家。北非地区对林木保护欠佳,木材资源紧缺;相反,威尼斯身后的欧洲大陆,则是大量木材的原产地,可谓物美价廉的。也正是欧洲充足的木材供应,撑起了威尼斯的造船业。事实上,直到大航海时期,威尼斯的造船技术在欧洲始终保持着压倒性优势。即使到了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也仅仅是比威尼斯商船稍大些;而“五月花号”和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的吨位,都要小于威尼斯“要赛级”帆船。

为了防止伊斯兰的海军扩张,教皇屡次下令,禁止威尼斯将木材和船只卖向伊斯兰地区,除非是老朽不中用的旧船。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仍有源源不断的木材、船只和零件被悄悄运往地中海对岸。

信托的鼻祖

出海经商风险巨大,如何控制风险是千百年来商人研究的重点。

莎士比亚笔下的安东尼损因船只失事,损失掉所有家财的故事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威尼斯商人非常善于分散风险,更会不把身家性命押在一艘货船上。现实中,商船往往有几十个舱位,每个舱位都会出让给不同的买主,这样一艘船的货物,就像一个大的资金池,共同属于几十个商人,就算船只失事,每个商人的损失都不算大。

这种“海上融资”的信托手段,开始于11世纪。马伊拉诺的“有限合资公司”是最著名的案例。马氏通过融资在欧洲购买到了木材,随后从威尼斯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他本人负责销售木材,从中获益后再对其他股东还本付息。靠着屡屡守约,马氏在商人中间积累了良好的信用,这也为他带来了融资便利。 许多富豪愿意把自己的资金,全权授权给马氏,从不过问。相反,马氏也能够将这些授权凭证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额外的贷款额度,信用体系就在这种一层一层建立起来的信用之中,被创立起来。

在中世纪的欧洲,采用融资的方法,确实能够避免财产受到重创。12世纪末,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关系微妙,几乎每年都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曾经就有一次,民众在拜占庭政府的暗地鼓动下,抢劫和烧毁了威尼斯人的货仓与商船。在此次动荡中,马氏的船队被全数烧毁。但根据融资协议,马氏只需承担自己股权的损失,无需向其他股东进行赔偿,因此,他也保住了东山再起的根基。

一般来说,短时间融资的年利率为两成。从现在的角度看,利息高得吓人。但在当时,融资方仍然有足够的盈利空间,对经营者而言,这种商业环境对双方都极为有利。

这种信托因此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例如13世纪的一位元首——雷涅罗,长期投资“海上融资”。人们在清算雷涅罗财产的时候,发现他所持有的贸易股份比不动产高了一倍不止,真可谓“金融大鳄”的鼻祖。一句话,富贵险中求,财富永远属于有眼光和冒险精神的人。

“集体主义”的经商模式,给威尼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规避了相当的风险。

相比之下,同样居住在意大利北部港口的热那亚人则更推崇“个人主义”,他们的经商“独行侠”居多,就难以想威尼斯人一样规避风险。类似赌徒的热那亚人,独来独往,甚至在商船被洗劫后,干脆顺势扮作海盗,转而抢劫其他国家的商船,以挽回损失,这种做法实在匪夷所思。

威尼斯商人的崛起,不仅仅靠着商人的敏锐和投机。对外的中立,对内的军事建设,都保证了威尼斯稳定的商业环境,对贸易的积极拓展,使威尼斯商人摆脱了早期对原材料贸易的依赖,转而精英高利润的行当,并在逐渐建立起来的信用氛围中,开创性地运用其“信托”,保证了商人的利益,从而也保证了威尼斯的健康发展。

虽然说财富险中求,但威尼斯商人从来没有忽视风险的存在,而是用金融制度最大化地保证了财产的安全,这也是后来者最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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