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丨2008,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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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我远远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毋庸置疑,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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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间」的读者,都能完整见证这段漫长却丰富的时代变迁,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地参与其中。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你以为它们已经模糊,但其实只要仔细回想,它和曾经的人与事,都在我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

「人间」希望能向大家邀约这些闪光,希望我们能一起用文字把它们抓拍、定格,一起书写「属于我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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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我的年代丨连载04

就算你拿整个人生用来沉睡,也总有那么一两次会被时代叫醒。那些特别的年份,就如船舵般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我的那一年,就是2008。

2008年,生命里所有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向我涌来,回头想想,这一年像是假的,就像是一针麻醉剂,给我太多对未来的虚假希望。

不管怎么样,我怀念好风光如梦似幻的2008,我怀念地球上所有的骰子未曾落地之年。

1

2008年我念高二,年初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我在数学课上看《体坛周报》,被校长喊到办公室谈话,我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放了一根甩棍在口袋里。果然谈话没多久,新上任的校长就盯着我的裤兜:“这是什么啊?”

等我把甩棍拿出来,他就和颜悦色地说:“你先回去休息,我们帮你保管,第二天再来学校上课。”

第二天,我收到的是一张《劝退通知单》,我妈费好大劲,搞到了教育局长的求情纸条,试图让校长网开一面,校长却慢条斯理地从抽屉里拿出那根甩棍:“你要局长开除我吧,你儿子拿着管制物品进入校长办公室,意图袭击他人,我们的学校没有能力教育好这样的学生。”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被开除的前一天,我还收到了“语文基础知识竞赛”二等奖的奖状。马上就要开春季运动会了,“我还能不能报名1500米”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让班里和我关系甚笃的体育委员面露难色。

我照常来到学校打球,教导主任搂着我的肩膀,礼貌地把我送出校门,我这才明白,所谓劝退,就是和你读了11年的学校没有关系了,这种感觉可能和下岗工人类似。也可能不一样,我也不太懂。

对我来说,生活一下变成了从起床都要争分夺秒到整日的无所事事。以前不可以做的,现在似乎都可以去做了——比如在网吧通宵玩游戏,打一下午篮球,或是留校规不允许的长头发,但也仅此而已。

那段时间里,我做得最多的事情,不过就是在家里对着电脑发呆。时间就像是消失了,十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区别。

直到那一天忽然来临。

2

一个春日的下午,我在家附近的大学打球,专心模仿NBA球星阿里纳斯的零秒出手,只想着胯下运球、跳起、投篮,看球在空中飞出一道弧线,砸在篮板上,进了。

突然教学楼里有学生冲下来:“地震了!地震了!”

带着无聊生活被打破的新奇兴奋,他们不停地七嘴八舌:

“看见没有,刚才的吊扇在晃!”

“还有电视机也在晃!”

“原来地震就是这样啊。”我对自己说。

打完球回家上网,才看到新闻:死亡3000人,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这个数字就变成6000、10000……前方的消息陆续传来,死亡人数不断被刷新,人们的心态从对普通悲剧的怜悯,变成类似战时的同仇敌忾。

第二天,献血车前就排起了长队。武汉的血库很快就严重饱和,报纸上不断能看到拾荒者或农民工捐款的新闻,就连街区里最劣迹斑斑的流氓经过捐款箱时,也会漫不经心地掏出一张红票子扔进去。

5月19日,和平常一样的下午两三点钟,最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我在网吧上网,伴随着冷气和烟味,身边的人都在敲着键盘玩“劲舞团”,我点开韩寒的博客,看到他和罗永浩正带着物资赶往灾区。

外面忽然传来鸣笛的声音,我扔下鼠标冲出网吧,街上正泛着奇异的白光,所有的车都停下来揿响喇叭,大概有两到三分钟,热闹的马路上没有喧闹的声音,只有长久的鸣笛,除此之外鸦雀无声——这就是哀悼日了,就像什么东西从二三十楼掉下来发出闷响,真实的世界就这样重重地砸在了我面前。

我不停歇地搜集着和地震有关的所有信息,看到本地最大的论坛置顶帖正在招募地震志愿者,便毫不犹豫地报名,第二天就坐硬座火车到达成都,去和队伍集合。

在火车上晃了17个小时后,我到了成都火车站,天空泛起鱼肚白,一个凉爽而空气新鲜的黎明。我在排着献血长队的天府广场和从各地赶来的其他志愿者汇合,坐上面包车前往灾区,9座的车里整整塞了13个人。

车出成都,周围楼房墙面上有浅浅的裂缝,用红笔写着“危楼”,里面的人已被迁往别处,过了彭州,公路两旁开始到处是残垣断壁。

原来这就是地震后的样子,跟拆迁差不多,我想。

那年武汉到处都在拆迁,建筑物被画上一个叉,几天后推土机赶到,变成一堆砖,新的建筑平地而起。当然,拆迁不会死人,至少大部分时候不会。

我们的目的地是什邡市湔氐镇,龙居中心小学死了六十多个学生,不远处的洛水镇上死了一百多个。20公里外的红白镇,被中青报的记者称为“消失的村庄”,公路还没有抢修通,救援工作也已经不是重中之重,人们更多的是担心那里将会变成疫区,前几天有几个志愿者偷偷摸摸跑去那里,被解放军拦了回来。“你们谁敢去红白镇,马上就给我滚!”队长这样对我们说。

志愿者团队的帐篷营地就在湔氐镇上,出门就是龙居中心小学的废墟,四楼以下全部碎成了瓦砾,似乎凭空消失了,顶楼却魔幻地完整保留了下来,如同电影《飞屋环游记》的场景一般,孤零零地矗在那里。

当天下午,我们就投入到重体力劳动中。主要的工作是帮农民收木耳,黄背木耳是湔氐洛水一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地震导致木耳棚倒塌,木耳寄生在木耳包上,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抢救完毕,就会烂在地里,血本无归。我们把倒塌的房梁挪开,用手把木耳从木耳包上收集下来,装在大筐子里——不管卖不卖得出去,然后再帮他们把木耳包垒好。

干完活后,收音机里就传来总理的声音,离我们不过几十公里之外:“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开始帐篷里没有人说话,忽然,有人小声唱起了国歌,之后大家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外面的雨也跟着下了起来。

3

定点援助的名单中有户人家,地震时孩子在龙居中心小学里没跑出来,我们有点怕,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见面时却并不特别,孩子的父亲和我们一起干活儿,歇息的时候给我们递上烟,女主人操罗准备所有人的午饭:卤菜店买的整鸡——镇上的卤菜店震后第五天就恢复营业了,炒青菜、蒜泥白肉、蛋花汤,比其他人家反而显得更热情些。

墙角的啤酒箱堆了一人多高——镇上商店恢复营业后,每个家庭都囤积了大量的啤酒,雪花,专供四川农村版,便宜、味淡,但经喝,轻易喝不醉,干完活儿之后可以喝上一整天。

“娃娃没跑出来。”孩子的父亲告诉我,“那天我在木耳地里干活,棚子突然就倒了。我往镇上娃娃学校跑,想应该没得好大事情,结果学校倒了,我们就去找。第二天找到了,现在娃娃就埋在地震公墓里头。”

公墓离镇上不远,墓碑还没建好,每个孩子下葬的地方摆放一块砖头作为标记,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我找到我们干活儿的那一家女儿的,献了一束野花。这正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川中的群山满是黛色,翠绿欲滴,蕴藏着死一样的宁静。

一段时间后,这种郁结的悲伤和愤怒,随着啤酒和麻将渐渐消散了。

抢救木耳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在帐篷小学担任临时老师。

说是老师,无非是陪从地震中逃生的孩子们玩儿。震区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完全不一样,这里的青少年喜欢的事情和大城市的孩子并无二致,在象征性地上完课之后,我和孩子们讨论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劲舞团的舞步,甚至在网吧为他们展示了CS里的甩狙一枪爆头。

到了6月中旬,专业队伍陆续赶来,北京某重点小学的老师接管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和我此前遇到过的老师都不一样,温和、耐心、学识渊博,指导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和“模联”(模拟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和其它多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拟,是为青年人组织的公民教育活动),每个人都能轻松胜任大学讲师的样子。

离开灾区之前,我去了红白镇一趟,心里想,韩寒走过的路,我也算是走过了,然后便回到了成都。这个城市已恢复了往日的闲适和慵懒,街上氤氲着凉茶大排档、霓虹灯和夜啤酒的味道,路上有同伴问:“是吃铁锅鱼还是竹笋鸡?”

“吃鸡吧。”我回答,大家哄笑起来,喝完数不清的啤酒,拥抱告别,回到各自的生活。

回到武汉后,我特地去了学校一趟,对班主任说:“我去汶川做志愿者了。”

班主任对我笑了笑:“马上高三了,大家准备高考都很紧张,以后尽量少来学校门口晃悠。”

4

地震之后,很快就是奥运会了,想起2001年申奥成功的盛况,这种心情,有点像一张迟未兑现的彩票即将领奖一样。

我决定去看一看,骑自行车去。

我买了足球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场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A组第一对阵C组第二,中国和新西兰、巴西、比利时一起分在C组,各大媒体已经无数次帮中国国奥队计算过,只要运气够好,胜新西兰,平比利时,负巴西,就能奇迹般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对阵A组第一名,很有可能是阿根廷队,到时候我将坐在万众瞩目的国家体育场,目睹中国国奥队创造下一个奇迹。

那是我第一次出门看世界,对周遭的一切都饱含着多年训练过的善意想象:河南人质朴实在,东北人豪爽大方,唯一稍微有些负面的是上海人,小气且斤斤计较。至于我的家乡武汉,自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虽然我正迫不及待地逃离它。

7月25日,我沿着107国道一路向北,信阳、驻马店、郑州、邯郸,以每天大概八九十公里的速度行进,第八天离石家庄还有50公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弄丢了银行卡和门票。

我想过很多办法:街头路边将就一宿,实在不安全;在国道上拦同样去北京的骑友求助,又拉不下那个脸;也可以像骗子那样用粉笔写几个字:“本人骑行千里去北京看奥运,钱包掉了,落难求助。”然后将自己沿路盖的邮戳一一展示,等待路过的人啧啧称奇之余倾囊相助。

可这样的事儿也做不来。

最后,我想起了救助站。我找到最近的派出所,警察告诉我,石家庄的救助站在火车北站附近,我想起孙志刚,心里有点怕,问警察:“那儿不乱吧?”

他想了想说:“不乱,我往那儿送过人。”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没见过这样骑着上千块钱自行车的求助者,有点傻眼:“你要干嘛?”

我告诉她,我不要钱,也不要火车票,只要借住一晚,等待家里人打钱。终于,她在申请表上填了意见:同意救助。

我问她:“能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吗?”

“这里没有电话。”她回答说。

救助站的格局有点像监狱,我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被简单搜过身后,由两个工作人员带进内层,在身后把门锁上,二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摆着五六张床,房里有两个人。我有些战战兢兢的,心里想着,不知道要不要像坐牢一样听候老大发落。躺在床上的胖子就嬉皮笑脸地问我:“哥们,怎么了?”

他流利地报出一长串城市的名字:上海、深圳、广州、成都……这些城市的救助站他都待过,我才知道他是所谓“跑站的”——在全国各地游荡,靠救助站来解决伙食住宿。

胖子告诉我,上海救助站的伙食比较好,深圳就不行了,郑州简直没法忍。

“那石家庄救助站呢?”

他摇摇头:“要不是没办法鬼才到这里来。”

说着,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张车票,邯郸到石家庄:“这是邯郸救助站发的,他们只给我买到石家庄。”

隔壁床是一位青海小伙,脸膛黝黑,内向,普通话不好,一脸忧心忡忡。半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天津静海拉拉面,拉了半年,一分钱没拿到,行李还被老板给扣了,警察把他送到天津救助站,这是此行的第二站。

胖子在一旁劝他:“和我一起跑站吧,外面可好玩儿了。”

拉面小伙摇摇头:“我只想回家,以后再也不出来了。”

很快,我们领到了各自的晚餐——一包南街村方便面,没有碗,只能用手捏着吃。

第二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和馒头,饭后工作人员通知我和拉面小伙可以走了,胖子的救助期限早就到了,但他拒绝离开。

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递给拉面小伙一张火车票,告诉他:“我们只能给你买到太原,到那里你再联系当地救助站。”

5

107国道河北段是属于驴肉火烧、羊汤和小米粥的。

行到此处,骑友就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往同样的目标冲刺,我们在国道边吃早点,同桌是一对开越野车来的北京夫妻,和我们方向相反,他们正打算去南方度假。

我问他:“您不打算留在北京看奥运会?”

“嗐,我们北京人不赶那热闹。‘避运’,懂吗,我们北京人都出来‘避运’了。”

我大为诧异,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对奥运会不感兴趣的人呢?接着,他的另一句话让我担心起来:“现在北京稍微像样的酒店都被炒到七八百一晚,你们去那儿干嘛呀?”

在距离北京最后100公里内,我们接受了5次检查站的安检,程序大致相同,协警先上下打量你一番,接过身份证:“叫什么?籍贯?身份证号?”然后斜着眼看你:“你就说说你来北京干什么吧。”

我告诉他:“我今年17岁,骑车来看奥运。”

我又问协警身后的警官:“北京哪里有不太贵的住宿?”

他想了想:“你们可以找那种小型足浴中心,三五十块钱洗个脚,然后加个十块二十的就能待一宿。”

“但是不准去嫖娼啊。”他补充道,接着顿了顿,“不过现在也没有。”

再往前走,国道前方出现一块标牌:您已进入北京市房山区。

8月6日的傍晚,我终于见到了电视里那个好客的北京,大街小巷都播放着《北京欢迎你》,马路上随处可见志愿者服务站,我停车灌水,穿着蓝polo衫的大学生得知我的经历后啧啧称奇:“你的意志品质比我强多了!”

第二天,我坐在离天安门一街之隔的南池子大街,在一家露天面摊吃面,民工、胡同里的老大爷、带着袖章的大妈们混坐在一起。邻桌的中年人姓赵,河南人,在丰台工地上干活儿,工地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暂时停工,这对几乎没有休息日的老赵来说是难得的惬意假期,他来找城里的老乡玩儿,吃得很高兴,就着刀削面仰脖抽下小半瓶燕京啤酒,末了意犹未尽,再来一盘凉菜,指着拍黄瓜对我说:“小伙子,吃啊。”

老板把电视机搬到室外,邻居街坊围在人行道上看球,电视里放的是小组赛第一场,中国国奥队踢新西兰,下半场刚开始,国奥队就被新西兰进了一个。

老赵拍拍大腿:“嗐,中国足球嘛,不中。”

马上就有人用京腔附和:“那是,争光还得看女足,铿锵玫瑰,多棒。”

气氛如同观看综艺节目般轻松诙谐,对足球迷以外的人来说,这场比赛只不过是开幕式前的一点佐料,大家都知道为国争光的项目在后头。

“你要是找不着地儿住可以上我们工地宿舍去。”临走前,老赵对我说。

晚上九十点,鸟巢门口的广场依旧热闹非凡。就像是老北京天桥的杂耍,玩滑板的少年、推着自行车的远征军,全国各地奇奇怪怪的人都聚到了这里。水立方和鸟巢相隔道路两侧,在夜色里冉冉发光。明天这里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五彩祥云飘过我们头顶?谁知道呢。

每个人都在情不自禁地“展示”,向世界“展示”,每个人都拉长嘴角,并知道应该拉长嘴角,如果不这样做,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时候?

这是奥运会前一天的北京,就像一口大锅,已经咕嘟咕嘟快要沸腾开来,所有人都在期待8月8日的晚上。

一位外国女记者带着她的摄像团队无声地记录着什么,我上前搭讪,希望她能采访一下我的故事,我告诉她,我今年17岁,从一千多公里外骑车来北京看奥运。

她笑了笑:“是的,这几天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

我退而求其次:“那您能跟我签个名做个纪念吗?”

她一笔一划用中文写上了她的名字。

广场上,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如同过江之鲫,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选择住酒店或者宾馆,或是睡在马路边,或是睡在南城的地下室招待所里。

一位来自石家庄的中年人如同候鸟般追逐火炬传递的全过程,骑行的距离是我的10倍不止。他把自己的自行车插满了奥运旗帜,如同孔雀开屏,声音自豪而高亢:“我一路自费为国家宣传奥运精神,一路自费!”

另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大娘向路人展示自己的巨幅十字绣,长达七八米,上面是天安门、鸟巢、水立方的图案,从申奥成功开始绣到现在,“目前这幅巨作还在赶制中”,她决心在奥运会圣火点燃的那刻绣完最后一针。

忽然,呼啦一下人群四散,四五个便衣警察把一个年轻人按在地上,从他口袋里搜出几张门票。散开的人群重又聚拢。

“这是你的吗?”警察问。

年轻人眼中露出惊恐:“求求你们别带我走,东西都给你们。”

警察挺和气:“谁要你的东西呀,先去所里登个记,一会儿就放你回去。”

围观的群众都说:“你要配合警察,不要给奥运添乱。”

还有匆匆赶来的红袖章大妈,对着人群说:“大伙儿散一散散一散,不要扎堆儿。”

更晚的时候,我打定主意,准备在后海的麦当劳花25元买了一份巨无霸套餐,然后在这里待上一晚,身边看上去和我想法类似的人还不少。可巨无霸还没吃完,麦当劳的广播就响了:“您好,本店因店面装修将于今晚12点停止营业,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不只是这一家,全北京的24小时餐厅那一晚上都不约而同开始装修。

6

终于到了8月8日下午。鸟巢门口的道路水泄不通,离开幕式还有不到5个小时,广场上传来广播声:“您好,交通管制区域即将开始清场,请大家离开,谢谢配合。”

身边有人小声议论:“看看能不能混进去,兴许不一定清得干净。”

3点,清场开始了,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城管和联防队员组成一排人墙,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人群四下退散——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只能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我试图在交通管制区域内潜伏下来,看看有没有近距离看到开幕式的可能,我问路边执勤的警察:“警察叔叔,请问北辰西路怎么走?”

警察皱了皱眉头:“北辰西路,你进不去啊,那里也封路了,你得等奥运开幕式结束再过去。”

我不死心:“我表哥住在那里,我能让他下来接我吗?”

警察摇头:“不行,只能等开幕式结束。”

那天,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游行,起初是三五个人自发形成一支队伍,到鼓楼时,这支队伍已经变成了贯穿半个街区的长龙,他们喊着口号:“中国加油,奥运加油!”整齐而急促。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额头上绑着白色头巾的年轻人,声嘶力竭,就像破旧的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到120公里那样发出阵阵颤抖。

一位巡逻的警察尾随两个街区后拦下了这支队伍,用劝导小动物般的口吻:“我也是年轻时候过来的,大家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咱们国家规定啊,游行示威应该在指定的场合,你们可以去水上奥林匹克公园表达自己的热情,在这里聚集会造成奥运秩序的混乱,大伙儿散了吧。”

于是人群就慢慢散去,绑头巾的年轻人一下从人群中心变得无人问津,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多少有些疑惑。

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水上奥林匹克公园在哪儿?”

“好像挺远的,在顺义。”

“那咱们还去吗?”

“算了吧。”

开幕式开始的时候,我坐在姚记炒肝店里吃炒肝,屋子里满是卤煮的味道,墙上挂着牌匾:“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儿”。

没人在意食物,包括厨师和服务员在内的二三十双眼睛都在盯着电视机大屏幕,仿佛在这一刻,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值得关心,眼前所见的,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当林妙可微笑着对全世界唱起《歌唱祖国》时,我和身边的所有人都感受到,有种确能被称之为希望的东西氤氲在空气里,从四周发散开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护送国旗的仪仗队就抵达了旗杆下,广播响起:“全体起立,奏国歌!”

食客里一位扎马尾辫的女孩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发话:“都站起来,唱国歌!”

于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我离开了炒肝店,跨上自行车,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我沿着鼓楼外大街拼命向北辰西路踩去,向那位我虚构出来的表哥的住处踩去。

在路上,我远远的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五颜六色的礼花一个接一个在越来越高的地方次第炸开——毋庸置疑,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

编辑:沈燕妮

题图: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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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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