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为了300元路费,流浪汉编了一出制毒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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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廊上,我听到老陈开心地和几个加班的小伙子盘算:抓住一个命案逃犯能加几分,涉制毒能加几分,刚好今年任务还差几分……“搞!这个要好好搞!”一番盘算下来,老陈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满意地递过来一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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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5年8月28日,上午10点多,我正躺在家里的床上,睡眼惺忪。作为一个三线小城市C市都市报的中层小领导,头天晚上接到领导的重要指示,加班到凌晨5点多才回家,唯一的“特权”是不必上午去单位打卡。

这时,丢在枕头边的手机突然响起,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来电。从号码的前几位可以看出,这来自于C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D市——报社的新闻热线座机设置了呼叫转移,当仅有的接线员因外出或心情不好而不接听电话时,来电就会自动转到我的手机上。

我接起了手机,是一个外地口音,很急促:“我是外地来的农民工,被人绑架到你们这里的一个厂子做事,我昨晚趁机逃出来了,现在在D市火车站这边,你们快来救救我……”

瞌睡倏地一下不见了,简单问了下基本情况后,我在5分钟之内,完成了穿衣服洗漱,还打电话给分管的领导做了简短汇报,领导回复说:“积极介入。”

我赶紧又拨通了老周的手机。老周是省内一家都市报驻我们市的记者,平日里我们经常在各个采访现场合作,私交甚好,除去一些各自上司要求做“独家”的新闻线索外,一般我们都会互通有无,避免漏稿、挨上司一顿削。

接我电话时,老周正在他们报社总部开会,听到我说的事情后,精神一振,当即决定逃离他那个让人直打瞌睡的会场,说马上驱车赶来与我汇合,开车带我一起前往D市,寻找那个农民工。

老周把一辆破旧的越野车开得虎虎生风,大约1个小时后,就赶到了我们市高速公路的进出口处,与已在原地抽了半包烟的我碰面。客套话不必多说,我爬上副驾驶座位,习惯性地把一包拆开的槟榔扔在扶手箱盖上。老周一脚油门,车子又窜上了高速公路,奔D市而去。

“要不要先跟公安联系一下?”采访中常年与公安部门打交道的我问道。

“先去摸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吧。”

对于老周的这个态度,我是十分理解的——大家在行当里混了这么些年,都清楚,好多事儿如果公安介入了,把当事人控制了,媒体记者要想拿到更多猛料就变得困难了。老周的这点私心,我还是懂的。

接着,我拨通了之前的那个座机号码,好言安慰:“你不要慌,在那里原地等我们,我们马上就到,先带你去吃点东西……”

“你们记者不赶紧来,还吃什么东西啊,快点来救我!”我话还没说完,听筒里就传来了焦躁的催促声,噎得我哑然无语。

老周哈哈一笑,说:“你要理解别人刚刚逃出生天的感觉。”

我们距离D市火车站大约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老周恨不得把油门踩到油箱里去,我紧紧抓住副驾驶上方的拉手,烟头一伸出车窗就会被风吹掉。

一场刺激的战斗即将打响。

2

D市的火车站只是一个县级市的小车站,站前广场周边环境一目了然,屈指可数的几家小店门可罗雀。一家小副食店门口上挂着“公用电话”的牌子,我跟老周毫不犹豫地往那里走去。

我再次用手机拨通座机号码,副食店的座机响起。店主是一个在门口遛孙子的老头,听了我们的来意之后,懒洋洋地指了指隔壁:“你们是要找那个人吧?”

隔壁是一个小吃店,硕大的“十元吃饱”招牌已满是油污,店里只有一个埋头猛吃的顾客。各种香味混在一起,我突然察觉到了饥饿——从凌晨回家后一直也没吃东西,这会儿已经12点了。

我走到那个狼吞虎咽的食客面前,问:“我们是报社的,是你打的电话吧?”

“是的,你们咋个才来?”那个男人端起盘子,扒拉了最后一堆饭菜,一并塞进嘴里,含着饭吐词不清地说出了这句话。接着满意地放下盘子,站起身来。

他身高1米65左右,灰色的短袖上衣脏兮兮的,军绿色裤子上也满是斑块,头发像鸡窝,胡子拉渣,脸部黢黑,眼睛中流露出几分与形象不符的狡黠,一张嘴还可以看见有葱花贴在门牙上,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葱花的存在,舌头一卷,葱花就不见了踪影。

“我带你们去那个工厂,把害人的老板抓起来!”他一边说,一边打了个嗝,“哦,叫我阿强就行。”

他用手背擦擦嘴巴。我适时递上一支烟,他点着深吸一口后,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阿强说,他来自四川某县,半个月前听老家人介绍来的C市打工,却不想进了一个地处偏僻、开在山里的厂子,跟几个工人一起,不仅被黑心老板囚禁起来,每天做苦力,吃不饱,还不给工钱,经常挨打。直到昨晚,趁着看门的老头睡死了,他才偷偷翻门溜了出来,先是摸黑走了半个小时山路,看到公路后,又沿着国道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城区。天亮后,他摸到火车站,找了个座机打114,查到当地媒体的热线电话,这才联系上我们。

“等下我们采访完了,带你去买火车票送你回家?”

我的提议立刻就被阿强否了,他说自己从小就是黑户,没有身份证,买不了火车票,平时出门都是坐汽车。

“那你为什么要来火车站?”老周插了一句。

阿强说,他觉得火车站比较安全,不会被黑心老板带人追到。

根据阿强提供的逃离方向和步行时间,我大致在手机地图上推算出他所说的“黑心工厂”的位置,问他:“是不是在这个乡镇?”

“好像是你说的这个地方。”阿强回答得不是很确定。

我跟老周决定先带阿强上车,在目标路段附近找找看,说不定他能回忆起大致区域。

按阿强的描述,在厂子里能听到火车的声音。这进一步缩小了我们的排查范围,我和老周决定先沿着铁道附近的国道开始搜索——这并不是一个轻松活,那条从D市穿行而过的国道,与从这里经过的铁路相隔不远,在地图上犹如两条平行线,前后延伸近50公里。

阿强又补充说,进厂子时,需要经过一处铁路涵洞。

“国道,铁路,涵洞……”我的大脑启动搜索模式,所有的嫌疑涵洞路段已然在心。我是土生土长的C市人,又在本地媒体干了10多年,东奔西走的日子里,对本地路况早已了然于胸——这一区域只有两个乡镇范围内有铁路涵洞。

曙光就在眼前,老周话不多说,挂档出发, 按阿强说的方向奔去。

3

车子开出去半个小时,国道右侧出现了一条通往铁路涵洞的便道,我充满希望地回头看阿强。斜靠在车门边的阿强很是安逸,见我回头,他略有些不好意思地坐直身体,望向窗外。

老周方向盘一拐,车子从国道上下来进了小路,十几秒后就停在了铁路涵洞前方。我和老周不约而同跳下车子,信心满满地向涵洞走去。

走了几步,回头一看,阿强并没有下车跟过来。老周猜:“他大概是在这里受苦了,心有余悸,怕碰到黑心老板再给抓走吧。”

回到车上,老周问阿强:“是不是这个地方?”

阿强犹犹豫豫地说:“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老周开着车穿过涵洞,沿着乡土路前行了几公里,车子已经进到了山林腹地,可一路上却没有什么所获——沿路只有在一处平地上看见了三间棚子,我们下了车,小心翼翼地靠近,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处废弃许久的工棚,棚内的杂草已有一米多高。

“好像不是这个方向。”一直紧紧望着窗外的阿强突然蹦出这么一句。

我和老周倍感失望,只得原路返回,再上国道,继续搜寻。

一路过来,找了六七处涵洞,我和老周一次次充满希望地下车,阿强却一次次地说,不是这些地方。

“好好想一下,看是不是这里?”每到一处涵洞,我和老周都要反复询问阿强能否回忆起周边特征。直到有次,阿强在一个涵洞处反复观察,我内心大喜,以为这一趟没白折腾。最后他还是默默地爬上了车,说:“不是这里。”

“你再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老周问。

“我只白天进厂时来过一次,记不得那么清楚,但是我昨晚跑出来时,在涵洞上用石头刻了记号,就想出来之后找记者去抓这个黑心老板!”阿强的回答令我们一时没了主意。

我和老周在涵洞两侧的墙壁上进行了地毯式查找,但怎么也没找到阿强所说的记号。

“不是的,我不是这么刻的……”阿强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我们一次次失望。

此时已是下午2点多,我跟老周都饥肠辘辘。路经一个集镇时,我们看到一家快餐店的招牌,于是停车进去,准备吃点东西垫肚子,也让开车的老周歇会儿手。

老周确实开车开累了,坐下后,结结实实地伸了个懒腰,问我吃点什么。

我哈哈一笑:“鲍鱼龙虾随便上啊,吃完还要干活呢。”

长期在一线跑突发,我们早就习惯了随便应付一下肚子。顾及要赶路继续找黑心工厂,一切还是从快从简的好。于是一人一碗8块钱的炒面,老板手脚麻利,直接一锅炒出来分进两个盘子。阿强则一直默默坐在旁边,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说不饿。

想到阿强此前在火车站已经吃了饭,我也没有跟他多客气。我跟老周确实饿了,不到10分钟,就盘底见光。吃完后,我掏出钱包付了账,在等待老板找回几元零钱的时候,我瞥见阿强正盯着我的钱包,接着眼神又快速躲开。

4

我们又前后找了七八处铁路涵洞,搜寻路径已经长达30多公里,但阿强都予以否认,最后我们只好将查找范围延伸到与C市毗邻的另一个地级市的交界地带。直至我们确认以阿强的步行速度无法一夜间走到更远,才停止向前继续查找。

停车在路边抽烟休息时,老周有点沮丧。阿强则大口吞着香烟,似乎若有所思。

“我们核对一下这伙计的身份吧。”老周压低声音对我说。

据阿强说,他自己没有用过手机,一是因为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号码,二是穷,买不起手机。这让我们想通过手机号码查询机主信息的念头作罢。接着,我们根据阿强提供的老家住址,打了十几个查询电话过去,辗转问到了他老家村委会的电话,从哗啦哗啦的麻将声里传出一个声音,说,他不清楚村里有没有这个人,接着就不耐烦地挂掉了,再打过去竟是“嘟嘟”的忙音。

“你在厂子里是做什么事的?”我问他。

“不晓得是啥子,好像是化学药品,气味很大,听他们说好像是‘病毒’。”

我跟老周两相对望,一个激灵:“你说啥?做啥子?”

“病毒!”阿强语气肯定,“他们说是拿去卖钱,几百块钱一点点儿,说人吃了就很有劲,不得睡瞌睡……”

“是不是毒品?冰毒吧?”我看看老周。

乖乖隆地咚……原来以为是条大鱼,这眼瞅着要拉网扯出一条大白鲨啊。在得到阿强无比肯定的回答后,我跟老周商议后决定,跟“余支”打电话。

余支是我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政委,在刑侦一线摸爬滚打了20多年。平素里,余支与我及老周工作交集颇多,彼此也较为信任,有时一些案件的核心内容也会在尺度原则内透露给我们一点,一些案子在收网时会允许我们随警作战——这对与公安部门打交道的媒体记者来说,是难得的信任。当然,在我们的许多案件报道里,也都有他英明领导、破案神速的描写。

那时已是下班时间,听完我在电话里的一番介绍后,余支当即决定带几个民警加班等我们。

老周问我:“这种事是不是要跟禁毒支队联系一下?”

“要真是一条大鱼,余支哪舍得丢给禁毒那帮人去弄?”我笑道。

听说要去公安局了,阿强却显得甚是扭捏,蹲在地上半天不肯动,直说不愿去,自己胆子小,不想跟这些警察打交道。

“你这是涉毒案件,只有公安才能去把窝点查掉,抓住你的黑心老板!”我跟老周一番工作做下来,阿强这才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到达余支的办公室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我跟老周把基本情况讲了一遍,余支满面春风地说:“我队里的兄弟来接手这个事,你们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吧。”

这么一说,我们倒真感觉饿了,公安局的食堂早已下班,但刑侦支队办公室里最不缺的就是泡面和榨菜,于是我们一人一碗,开整。余支还略有歉意地说:“兄弟们先将就下,晚上再去宵夜搞两杯。”

据阿强说,他那个老板叫李某某,湖南人。余支立即安排人核查,这一查不得了——这个李某某竟然是一个在逃犯,10年前杀人后潜逃。

拿着打印出来的资料,阿强认真地看了半天纸上李某某的照片,肯定地点了点头:“就是这个人,不给饭吃还经常打我。”

此时,和余支一起加班的几个小伙子都兴奋起来。余支在核对阿强身份时,我热心地解释说,这是四川大山里的一个黑户,从小就没有户籍信息。对余支来说,这种黑户并不罕见,所以他似乎并没有纠结于这个问题。

尽管说了不少的话,但在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阿强似乎一直显得很局促,站在墙边不时搓着衣角,副支队长老陈给他倒来一杯热水,安慰说:“你到了公安机关就是安全的,只要把掌握的情况说出来就行。”

“粉末一样的东西,气味很重。”阿强又给余支介绍他打黑工时接触到的东西,还蹩脚地把“病毒”又强调了一遍。

在走廊上,我听到老陈开心地和几个加班的小伙子盘算:抓住一个命案逃犯能加几分,涉制毒能加几分,刚好今年任务还差几分,年终考核又能折算多少……

“搞!这个要好好搞!”一番盘算下来,老陈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满意地递过来一支烟。

5

余支亲自问了一轮,阿强磕磕巴巴地把跟我们讲过的故事又讲了一遍,还补充了一个重要情况:他曾在某个晚上,跟老板一起到过他位于我们市市区的住处,住处的旁边可能是一个医院,他只记得楼顶上有发光的“中心医院”几个字。

我们市的中心医院楼顶上确实有一排发光大字,且隔壁确实有一个较大的居民小区。余支当即安排老陈带着阿强前往那个小区,看是否能找到李某某的家。

“找到之后你们先不要动手,马上汇报,我再增派人手带家伙过去。”出发前,余支特意叮嘱。

那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我、老周、阿强和老陈带的两名民警一起出发。在前往小区的路上,一车人谁也没有说话。想着马上可能要面对潜在的制贩毒大鳄,我有点热血燃烧。

到了地方,阿强在小区内东拐西绕,却再也回忆不起那晚的路线,说半夜三更,根本看不清楚路,记不得方位,没过几分钟,他又开始喊起肚子疼,要上厕所。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后,大家悻悻而归。

余支很耐心,继续一点点地跟阿强抠细节。但感觉阿强的回答却变得凌乱起来,我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有些前言不搭后语。老周担心地说:“这伙计不会是太紧张了吧?”

接着,阿强不耐烦起来,连声说:“你们搞不搞得清楚,搞不清楚就算了,你们公安是咋办事情的嘛!我要睡觉了。”说完,人就打起了呵欠。

老陈提议,可以在公安局一楼的物业安保人员休息室,安排一个床位让阿强休息一下。阿强坚持不肯:“我在那个地方怎么睡得着嘛,我一个人都认不得。”

余支无奈,但事已至此,在什么情报都没问清楚的情况下,又不可能放阿强走,于是只能耐心地再给阿强倒来一杯热水。

“我记得,有一次我搬过的桶外面写了几个字……”喝了几口热水,似乎回过神的阿强又提供了一个新情况,还用余队提供的纸笔歪歪扭扭写下这几个字——“甲基本丙安”。

“我记不大清楚,好像是这写法。”望着几个歪歪斜斜、挤成一团的字,阿强好像比较满意。

我跟老周的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铁证如山啊!甲基苯丙胺是什么玩意,我们还是清楚的。

可余支看到这几个字,却面色凝重起来,把我跟老周悄悄叫到了隔壁办公室。

“兄弟,这事不大对头。”余支说,搞涉毒案子这么多年,他还没见到哪个制毒老板胆子肥到把这几个字写到储运桶上的。

“确实是这几个字,我一天书都没读,但我记得这几个字。”当我们再次走进阿强所在的办公室时,他还在跟老陈嘟囔。

“一天书都没读过,要记住这几个字,还能写下来也挺不容易。”余支淡淡地说了一句。

阿强愣了一下,说,自己想着出来以后要找老板算账,所以当时就记住了。

在谈话间,余支冲老陈使了个眼色,老陈不动声色地拿出手机给阿强拍了个照片就出去了。我跟老周立即跟出去。

老陈进了隔壁办公室,安排民警把照片输入相关数据库进行对比,倒是查出一个网上逃犯的照片跟阿强有几分神似,但由于逃犯照片是一张非常模糊的黑白照片,应该是多年前的身份证登记照,好几个民警看了都无法做出定论。于是,老陈安排了两个精干的年轻警察一左一右地坐在阿强身边,并跟余支说了这事。

余支立即安排民警办理相关手续,与阿强出生地所在县公安局联系,紧急核查他的身份。

“阿强是黑户,能查得到信息吗?”老周问了一句。

“查查看,这人不对头,黑户也要想办法查。”余支狠狠吸了口烟。

6

虽然已经是半夜,但兄弟公安局的效率还是很高,靠着手机拍摄的照片,1个小时之后,阿强的身份信息便已经传过来了。

余支扫了一眼后,脸色不大好看。

“你到底叫什么?是干什么的?!”

面对询问,阿强还在坚持之前的说法,直到余支把对方公安局传过来的身份信息甩在他面前。

阿强跟我们撒了谎,他不是叫这个名字,也不是什么黑户,更不是什么逃犯,身份信息显示,他不过是四川某地一个46岁的单身汉。

此时已经是晚上12点多,余支要我跟老周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情他们支队的人来办。离开的时候,我和老周都有点窘迫,连吃宵夜的心情都没有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余支打电话询问这个大乌龙事件的后续,余支笑笑说:“丢派出所去了。”

在公安局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里,我和老周再次看到了“阿强”。

原来,他并不是什么黑心工厂逃出来的农民工,只是在C市和D市流浪的一个懒汉,对周边地理环境比较熟悉,此前还去过很多地方,因为不愿意做力气活,又没有一技之长,于是索性以流浪为生,偶尔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

命案逃犯李某某的故事,是去年他在湖南因偷盗小额现金被拘留后,听号子里其他人聊天时说的,便记了下来。在号子里,他还知道了“甲基苯丙胺”这个名词,以及这玩意的作用。

“你为什么要跟报社记者打电话,说你被黑工厂绑架?”老周问他。

“没得钱花了嘛,去年在湖南也是这样找记者,搞到了300块钱路费。”阿强低着头回答。

“那你为什么那天一直没有跟我们说要路费的事?”话语间,老周已经有了怒气。

“我先头是准备带你们找哈子涵洞,然后说找不到地方,再跟你们说,要路费自己回家的事……”阿强的声音越来越小,“结果你们两个记者穷得很,要个啥子嘛,中午只得在路边才吃几块钱的炒面,结账的钱包里都没得红票子,我就没想找你们要钱了嘛,哪个晓得你们还非要把我带到公安局里来……”

我和老周哭笑不得。

编辑:任羽欣

题图:《杀人回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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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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