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企业的"官督商办"模式为何失败了?

subtitle 晚清陈卿美09-14 14:11 跟贴 240 条

文|陈卿美

官督商办,或是公私合营,就是政府参与民间资本经营的一种模式。其实,这种模式在中国自古就是一种传统。到了晚清时期,“公私合营”得到第一次全面放大,这就是所谓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时期最主要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著名洋务企业都是如此运作。为何要官督商办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来说,政府具有超强的组织力。政府历来是万能型的,权力无所不能。关键时期,政府可以调集社会的一切资源,所谓集中优势干大事。洋务运动以图国家自强,需要在短时间内摆脱西方列强的资本控制,因此,官督商办就是最优选择。

再者,清政府因为对外赔款及战争巨大损耗等原因,导致财政枯竭,需要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洋务运动是迫不得已的改革,但清政府又没钱,所以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放弃完全官办,吸引民间资金的进入。政府出政策、出权力、民间出资金,一起将企业搞活。

另外,还有不能摆到台面上的原因,那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无孔不入,是渗入到社会的血液中的。说白了,政府要具备对社会的完全管控力,任何无法干预的事情都会被视为威胁。所以,经营企业这种事情,权力必须介入。

说到底,清政府也爱钱。清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税收来维持,如果再加上腐败成本,财政经常压力山大。当财政无力承担的时候,清政府就要想办法从社会中攫取,办企业是再好不过的途径。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由李鸿章创办于1972年。既然是官督商办,还是以民间经营为主,因此轮船招商局被定义为民营企业。实际上,民间资本只有73万两银,而官银则有190余两之多,完全是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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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位于上海的总部大楼

创立轮船招商局的初衷就是要打破外国人在漕运方面的垄断。容闳建议,完全按西方公司运营模式,吸引外资入股。但一建议遭到清政府的否决。清政府躲避洋人还来不及,怎肯洋人来入股。李鸿章建议采用官督商办的模式。他在

《论试办轮船招商》中说:“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但这一建议又遭到了曾国藩的反对,据《曾文正公全集》记载,李鸿章“招商集资、购买轮船”的构想引起了曾国藩的抵触。曾国藩认为,吸引民间运船业资本,势必会让本已孱弱的沙船业遭到巨大打击,导致船主猜忌、船员失业等诸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

据《李文忠公全集》载,李鸿章曾与曾国藩就此问题沟通,李鸿章认为,中国的铁路、航运、矿山等关键命脉的大部分利权长期被洋人占有,而推行官督商办就是要尽快培植、壮大自己的本土企业,以抗衡洋人,争夺利权。“冀为中土开此风气 , 渐收利权”,“轮船招商局之设 , 原期收回中国利权 , 徐图自强之计”。 清政府对李鸿章的建议大力支持。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与外资的航运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如英国的太古、怡和、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就曾联合起来对付轮船招商局。对方大幅降低运费,李鸿章就筹借官银,以低息贷款、漕运专营等方式加入反击。

正是由于政府的主导,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轮船招商局才没有被外资轮船公司击溃。最终,几家外资轮船公司不得不坐下来与轮船招商局谈判,共同制定市场规则。四年后的1876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竟然被轮船招商局挤垮破产,反而被轮船招商局并购。

由于轮船招商局有清政府的保驾护航,发展迅速,不仅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盈利能力也逐渐增强。最重要的是,轮船招商局产生了强大的带动能力,相关上下游产业迅速活跃起来。比如围绕轮船航运这个行业,又产生了轮船修理厂、炼铁厂、保险公司、机器制造公司。轮船还要烧煤,就要采煤,于是又诞生了开平煤矿等采矿企业。一个行业带动另一个行业,各种衍生企业不断诞生,有了煤矿企业,又刺激了制砖业、制灰业。开平煤矿在唐山,而轮船招商局的轮船行驶在全国各地,于是,又促进了铁路的发展。企业虽多,但稍微大点的企业也基本都是官督商办的模式,经济命脉仍然要掌控在清政府手中。

如此一看,貌似官督商办的模式也很不错。政府犹如护身符,为企业遮风挡雨,企业运营无忧,不愁没市场。但这种模式的毛病同样也很多,因为权力在任何地方都会滋生腐败。

李鸿章为了掌控轮船招商局,安排自己的亲信盛宣怀担任专职督办,完全架空了董事会,而董事会的成员大都是出资的商人。所以,在这种半官半商的企业,实际上,商人并没有多少权力,他们必须让位于政府权力。在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就成了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李鸿章的傀儡,任由李鸿章操控。

盛宣怀虽然人在企业,但本身还是一个官僚,又受控于李鸿章,因此,他根本不会按照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去管理企业。在他的管理下,企业任人唯亲、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其他股东敢怒不敢言。这样的企业失败是早晚的事。

企业赚钱了,就是官僚们发财的机会。比如最差也要安排个亲戚到轮船招商局上班,或者直接拿空饷。总之,大家都想占便宜。据《洋务运动》(第六卷)记载,“闻该局轮船每年遇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函牍盈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所荐之人无非为图谋薪水起见,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拿个空饷还是小钱,清廷一伸手必是大手笔,慈禧过大寿,直接就拿走了5万两。

最要命的是,企业一旦做大做强后,官僚们就打起了收归国有的主意。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台叶廷眷都曾先后给李鸿章写信,希望清政府出资200万两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收归国有的好处就是,每年可以省去钱庄20万两利息,7万两股东股息。至于原来政府的借款,干脆就债转股,直接成为官股。如此这般,清政府就可以成为最大的股东。当时,持这种想法的官僚并不在少数,幸好,因李鸿章力排众议而作罢。

另外,作为官督商办企业,出生就依靠权力的庇护,所谓含着金钥匙出生。但这样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企业,根本不知道竞争啥滋味。平时靠特权垄断存活,一旦失去特权,就立马没有了生命力。轮船招商局也同样如此,看似发展欣欣向荣,但完全依靠的是李鸿章。当李鸿章这颗大树瞬间倒下的时候,轮船招商局甚至一度只能靠举债度日,昔日荣光顿时不再。

官督商办也好、官商合办也罢,说到底,都是权力凌驾于资本之上。商人地位自古就很低,权力的任性又会让官僚为所欲为。因此,权力肆意欺负资本便成了常态。或许只有当政府不再伸手乱摸的时候,民间资本才会真正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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