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从医心到救国:晚清小说家如何拯救"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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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作者:颜健富,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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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被塑造成溃烂、昏迷、倦怠、断裂的身体,预告了近现代文学的“疾病”隐喻,把中国病人推到手术床,接受一连串的诊断与治疗,形成医/病相互指涉的想象(以下统称“医病”)。关于文学的“疾病”研究时有所见,我欲思考的是:晚清作者群如何结合崛起于彼时的医学技术、改造论述与器物发明,在小说叙事中展开医病想象。

时势牵动身体/国体的表述。当中国面临列强的侵袭而颓败不堪,慨然有问世之志的作者群愈感国势阽危,将国体置入“病体”的叙述架构,如“东亚病夫”此病体化的标签,经由一番生成演变,成为“中国”与“中国人”的标签。“新小说”此一高度诉求改革的文体一再出现“病夫”“病国”的标签,使得“复杂的诸种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不过,反映个人与周遭世界裂变的“疾病”也引发拯救的契机,如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指出“疾病”与“国家失序”之间的类比被认为能“敦促统治者追求更为理性的政策”。此将疾病视角置入社会、国家治疗学的言说模式大量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文化界,如亨利 · 乌特(Henry Wood,1834—1909)的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反映医学结合进化论、医心运动(mind-cure movement)、新思想、心理卫生、自我改造并配合着卫生学的视角,且随着1896年晚清传教士傅兰雅的中译(名为《治心免病法》)而进入中文语境。

值此“医病”言说模式的转变中,晚清小说作者群结合医学、文化、政治、思想、心灵等论/叙述,拓展医病想象,甚至从“医心”扩及肢体、器官、意念等,构成更广泛的“治心免病法”,心、脑、身、欲都可视为医治的对象。以两部发表于1904年的小说为例:荒江钓叟刊登于《绣像小说》第二十一号至六十二号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与海天独啸子由东亚编辑局刊行的《女娲石》,分别通过“治心”与“治脑”开启“小说诊断学”。就文学史演进而言,作家以文学治疗民族痼疾的医病想象早在“五四”前便实践。荒江钓叟在小说中塑造的“医”心视角正可呼应《绣像小说》创刊时强调的“改造”主旨:“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于是“纠合同志”,“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荒江钓叟安排龙孟华乘气球飞过“泰西”“海东”寻妻的叙事,意不在于搬演凡尔纳式的“环游世界八十日”,却反映“醒”/“砭”/“鉴”(中国)“黑暗之心”的治疗之旅。借由行旅、距离、异域而开启的“我族”观照,龙孟华此中国“义士”“志士”不见活泼气象,反而掣襟露肘,终日以泪洗面、自怨自艾:“苍天阿!苍天阿!你难我龙孟华也算是难到尽头了。”龙孟华沿途因发辫、黄皮肤等属性而备受藐视,精神狂乱,陷入昏迷,承担起因家国、文化、历史、伦理失序而引发的危机。

“医”需要“病”承载的负面符码,才能彰显诊断治疗的功能。作者安排“龙”体躺在孟买医院的手术床上接受透光镜检验与开刀解膛,涉及近代人体解剖学、病理解剖学、诊断学、麻醉法以及各种医疗器具(如听诊器、血压测量、体腔镜检查器等)在中国的传播。各种临床诊断、手术疗程、人体构造学经由衍生变调的方式出现在小说叙事。国外医师哈克参以“透光镜”扫描、诊断与记录“龙”体:“心房上面蓝血的分数占得十分之七,血里的白轮渐渐减少,旁边的肝涨得像丝瓜一样,那肺上的肺叶一片片的都憔悴得很。”作为“病体中国”的“龙”体在X光的穿透下被诊断为血液失调、肝涨、肺叶枯缩等多重并发症,病因归咎于“传统”弊端:“中国有种甚么文章叫做八股,做到八股完全之后,那心房便渐渐缩小,一种种的酸料、涩料,都渗入心窝里头,那胆儿也比寻常的人小了几倍”,因而得开刀解剖。荒江钓叟对“龙”体的手术清理与净化,反映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所谓的“卑贱物”之“拒斥”(abjection):切除异质的急迫性乃因面临尸体、腐烂物、疾病、感染物般代表来自体系外的危险,自我受到非自我的威胁,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八股就如尸体、腐烂物、疾病、感染物等会搅乱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卑贱物”。

在医病想象中,“医学”与“文学”的视角并非和谐共处,内蕴着仿/反医学的冲突感。作者一方面援引医学原理塑造医生替病人开膛剖腹的情节,可是一方面又被治疗功能牵引而导入反医学的脉络。此如作者写医生以“透光镜照了一番”后,“拔出一柄三寸长的小刀,蘸着药水,向胸膛一划”,乃是以“透光”检验人体后再开刀解剖的手术流程,接下来却“用两手轻轻的捧出心来,拖向面盆里面,用药水洗了许多功夫”,又吩咐实习员托着病人的心,“倒了些药水,向那肝肺上拂拭”,一一洗净心、肺、肝,安置回去后,“不用线缝”,以“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擦拭,“那胸膛便平平坦坦,并没一点刀割的痕迹”。“龙”体接受检验、解剖、治疗、缝合的医疗效果愈是写得掷地有声,愈是偏离医学原理;其愈偏离医学原理,愈能反映作者急切的改革之心,医学原理变为实践文学治疗的手段。荒江钓叟以仿/反医学的悖论达成如此一则叙事教诲:唯有将致使“心房便渐渐缩小”的毁国灭身的传统荼毒彻底洗净后,才能让病体痊愈。由此,“龙体”的医病想象隐藏着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落后、医生与病人、拯救与被拯救的身份地图,通过前者对后者的凌驾,牵扯出李欧梵所谓的“现代性”与“传统”的交锋:“从道德的角度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这一看法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尖锐的两极对立性:这种病态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在本质上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反抗和叛逆,同时也是对新的解决方法所怀的一种知识上的追求。”

标榜“闺女救中国”的海天独啸子《女娲石》将“心”的治疗推到“脑”的治疗,拓展验/洗脑术,反映近代身体观的转变。海天独啸子以天边陨落的“女娲石”作为开场后,从《红楼梦》转成《水浒传》脉络,开拓晚清版的“女性水浒传”。根据卧虎浪士的《序文》,可见海天独啸子以男性视野预设晚清习见的“女性救国”话语:“妇女一变,而全国皆变矣。虽然,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于此性别规训的眼光中,海天独啸子凸显女角色的身份改造,让瑶瑟乘空中飞马考察国势时遭人射落昏迷,送到四周挂有解剖图、生理图、微虫图的“洗脑院”。作者借由红十字社员楚湘云与瑶瑟的对话交代“洗脑院”主旨:社长汤翠仙因人民暗喻国疾的“软骨症”,许诺国病若愈,“愿洗四万万脑筋奉答上帝。今已建醮半年,洗下脑筋也有四五百万了”。“软骨症”反映晚清作者对羸弱、卑怯等国民性的批判,而“洗脑院”则凸显其对国民性改造的企图。

在批判与改造的叙事架构中,仿/反医学的“验脑剖脑”显得轻松利落,重点不在于医学逻辑的合理性,却是随之衍生的文学治疗。海天独啸子塑造一系列可呼应前述亨利 · 乌特的“mental photography”,对脑筋影像做出“脑——国民性”的扫描:官场人士因观摩上司意旨,脑筋“其色灰黑,如烟如雾”“现出一个上司相片,周围筋络交错,好似金钱现影”;士子熟念朱注八股,脑筋“其臭如粪,其腐如泥,灰黑斑点,酷类蜂巢”;学生虚唱革命、假谈自由,实想着妻妾顶翎,脑筋“其虚如烟,其浮如水”。由此,“洗脑院”变成文化身份的检验、改造中心,反映作者切除“异质”的绝对性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脑筋为利禄所惹坏,“用绿(氯)气将他漂白”;脑筋印有相片或金钱影,“用硫强将他化除,再用骨灰将他滤过”;脑筋如烟如水者,“能用药使之凝结,又能用药使之结晶”,碰到“洗不可洗,刷不可刷”时,更出现骇人听闻的治疗方式:“挖去原脑,补以牛脑。”在“说话者”(洗脑院)与“聆听者”(瑶瑟)的相互唱和中,此压抑“非我”的暴力成分受到合理化,瑶瑟高度赞颂对方:“真个回春妙手,救国良医!若非贵领袖婆心慈肠,发下这等大愿,怎能再造国民,重睹天日呢?”就小说叙事安排,瑶瑟原被误为“脑内必有反筋”的清廷奸细而被射落,必须剖脑“加工洗涤,务必拨乱反正”,可是却被发现“洁白无垢,不似乱臣贼子”。原本由瑶瑟与红十字会的误会而营造的“洗脑院”情节,在小说理论中属于“危机”(crisis),可让作者继续渲染不同阵营的冲突与误会。可是,作者无意延长冲突,让“危机”急转到“下降动作”(falling action),宾主瞬间尽欢。除了“脑”的治疗外,海天独啸子长驱直入女性身体的禁区,将生殖器视为务必除去的卑贱物:“人生有了个生殖器,便是胶胶黏黏,处处都现出个情字,容易把个爱国身体堕落情窟,冷却为国的念头。所以我党中人,务要绝情遏欲,不近浊秽雄物。”当“情欲”变成“国家”大防,专收女性会员的“花血党”规定入党者必须“灭下贼”——割除生殖器官,不近雄物。此将“情欲”病理化、卑贱化而得管控改造的叙事,亦出现在1909年许指严的《电世界》中,十岁男女都得到修养院服用可清心寡欲的“绝欲剂”,中年后才会春情发动,“这时阅历深了,主见也有了,那些不道德的事情,竟没人做出来了”。

从上述两部作品,可见1904年的中国小说书写已拓展出丰富而完整的医病想象,牵引出文化传统、国民性批判等思考,大致奠定了晚清结合医学、文化、思想的医病书写模式。晚清作者群继续于此基调推陈出新,扩展更多叙事样态与思考内涵。1905年,吴趼人连载于《南方报》、1908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的《新石头记》提供另一种命题的医病想象。作者在最关键兼转折的第二十二回——宝玉从黑暗社会进入“文明境界”时,嵌入具有检验、筛选功能的“过关”仪式。作者以医病想象替“天演”门槛把关,各闯关者必须通过“验质性房”的X光检验,“隔着此镜,窥测人身,则血肉筋骨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性质是文明的,便晶莹如冰雪;是野蛮的,便混浊如烟雾。视其烟雾之浓淡,以别其野蛮之深浅”。当X光检测法从身体内部的扫描转而文明性质的判断,医学原理必定变成身份改造的论述:“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去,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了,再行招待”。如此的“过关”门槛正是实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教条:“将入敝境时,要先历一番劫运,也是天演的定例。”

吴趼人通过仿/反医学的“烟雾之浓淡”测量法安排宝玉取得过关资格后,继续以医病视角让他游逛“文明境界”的医院,见识“专验骨节上毛病”的验骨镜、“现出了半红半白的骨髓”的验髓镜、“血运行上下”的验血镜、“通体筋络全现”的验筋镜、“五脏六腑历历分明”的验脏镜等。作者刻意渲染宝玉借由透光术看到自己“雪白一具骷髅”时的魂不附体,凸显近代中国人面向器物发明的心理震撼。不过,吴趼人阐扬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的立场,让他发展出不同于传统与现代交锋的命题,将仿西方医学的验脑、耳、目、鼻、舌及五脏六腑镜变为中国英雄“竭瘁精力,创造出来”或中国“古已有之”,处处针砭西医“不及中国古医”、批判西医肢体锯截法的“野蛮残忍”。王德威评论晚清小说时曾提出不同“真理”相互争斗的“修辞战场”概念:作者可通过修辞自圆其说,回避任何解释,亦可颠倒时代,将“过去”拯救回来,抢先预见未来。于此“修辞战场”中,吴趼人逆转颓势,缝合晚清人面临的“历史”与“价值”内在统一性的撕裂。当颓败的“历史”(如传统文化、伦理、政治观念)无法作为晚清人的价值依据时,吴趼人通过“修辞战场”将西方医学发明列入中国“古已有之”的系谱,使得“历史”再次辉煌,理所当然地转化成当下的价值依据。更精确而言,《新石头记》已非“现代性”与“传统”的交锋,却是“历史”与“价值”的断裂与缝合。

就晚清小说的医病想象,可见各作者赋予文学诊断民族痼疾的功能,构成文学/医学的视野。以此而言,鲁迅“弃医从文”的生命历程与“唤起疗救”的书写内涵,使他成为文学/医学最鲜明的标志。不过,在鲁迅之前便崛起于晚清小说界的陆士谔早已初试啼声。陆士谔,名守先,生于古镇珠溪镇(今上海朱家角),自幼从名医唐纯斋学医,父逝后到沪行医,鲜有患者问津,改营租书业,潜心钻研小说。小说界前辈海上漱石生(孙玉声,1864—1940)时于福州路开设上海图书馆,劝陆士谔到上图设诊悬壶。比起刘鹗或鲁迅的“弃医从文”,陆士谔可谓“医文兼具”:医生陆士谔替病人身体诊疗,作家陆士谔替中国国体把脉。鲁迅虽只比陆士谔小两岁,可是出道甚晚,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已属“五四”阶段。“医文兼具”的生命背景与小说书写的时间点,都使得陆士谔的代表性不可忽略。1910年,陆士谔由改良小说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中国》第四回的标题“催醒术睡狮破浓梦,医心药病国起沉屙”,正能反映其一生替“病体中国”寻找“催醒术”与“医心药”的心志。为达成“催醒”“医心”的诊疗意义,陆士谔《新中国》先采取类似吴趼人的“修辞战场”,将西方技术篡夺成“中国发明/改良”,如西方“爱克斯光”由“我们国里光学大家改良了三五回”,便可“隔着六七丈厚石壁,也能够洞烛无疑”,捍卫民族尊严时,也解决中国何以凌驾全球的逻辑问题。穿透石壁的X光让“中国之心”无所遁形!作者安排发明家苏汉民发明治疗中国之心的“醒心药”,可让心邪者归正、心死者复活、心黑者变赤、疑心变决心、怯心变勇心、刻毒心变仁厚心、嫉妒心变好胜心。“心”网恢恢,疏而不漏!陆士谔通过“心的变异”,力挽狂澜,改变“欧美日本人都称吾国为病夫国”,“国势民风,顷刻都转变过来”。

具有医学背景的陆士谔更进一步以“种牛痘”原理,回应中国哲学传统关注的问题——人性之“恶”。崛起于十八世纪的种痘术于19世纪初译入中国,借牛痘病毒具有与天花病毒相似的抗原(antigen)之理,使得曾感染牛痘病毒者的免疫系统制造天花抗体(antibody),即可杜绝天花病毒的入侵。陆士谔对“种牛痘”有所偏好,如他在《新野叟曝言》一书中虚拟的“无毒世界”:“先以痨症喉痧伤寒急痧等之微生毒物,设法取下,再用刀布种于畜类身上,病发而死,再传种于健强的畜身上,辗转传种,必至所种之畜,病发而不死方止,然后收取其浆,移种人的身上,此人被种后,即可永远不染此等毒症。”他在《新中国》中更是异想天开,试图以种牛痘法遏止“恶”的滋生,“人萌恶念,总因肚里头恶根性没有除掉”。陆士谔将原属伦理范畴的“恶”念病理化成体内病毒,再借由医病想象塑造“药到病除”的叙事:婴儿未满周岁时便要仿种牛痘般将恶根性种在手臂上、未及施打的成人则可服用药水,“恶根性便从大便里一泻而出”,即或是豺狼虎豹服药后“和善得绵羊一般了”。病症较重者则“用刀解剖,取出恶根性才好”。小说中仿/反医学原理显然忽略每种疾病对应的抗原,过于一厢情愿、以偏概全,不过愈加反映其治疗身体/国体的急切心理,使得历史、现实、政治的纠葛、矛盾、分裂、痛苦,可以一蹴而就地翻转过来。当救国欲望与民族尊严凌驾一切,小说的“修辞战场”极易走向神秘式的“操之在我”的战斗宣言。

在晚清的颓衰时势中,具有“改造”之喻的“医病”想象恰逢其时,成为时人诊断治疗中国的视角。就文学书写而言,论者已指出:“中国现代作家把中国看作一个有病的躯体,把自己放在医生的位置,为其诊断和治疗,腐烂的身体与腐烂的文明一起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晚清小说正好可视为现代文学的转轨,将“病体中国”推上手术床,接受医学器物如透光镜、验脑机、解剖刀的穿透,实践文学治疗民族痼疾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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