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看中国:《广州番鬼录》里的"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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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建锋 纪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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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期外国殖民者笔下的回忆录式著作,《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以下简称《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以下简称《杂记》)因其对早期中西贸易和中西关系的细致描摹在同类型的著述中有着独特价值,其作者亨特也因此被研究近代早期中西文化关系和中西贸易的学者所熟知。亨特全名威廉·C·亨特(William·C·Hunter,1812—1891),在1825年以美国纽约斯密斯洋行学徒的身份乘“公民号”到达广州,旋即被送往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马六甲开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学习中文,后于1826年底返回广州的洋行任职。1829年,亨特加入美国旗昌洋行,并于1837年成为该行的合伙人。1842年,亨特从旗昌洋行退休,并于1844年返回美国,其后又返至香港居留达20年,1891年在法国尼斯去世。作为“缔约前”到达中国的殖民者,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使用中文进行交流的外国人,亨特在广州居留并从事商业活动达二十年之久(1825-1844)。长时期的亲身经历使得亨特熟知当时中外商业活动的一切细节,而语言的优势更使得他接触到了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从而对当时作为文化“他者”的“老广州”有着深入地了解,这一切先后反映在他颇具个人传记色彩的两本著作《番鬼录》和《杂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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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书的版本情况。对于《广州番鬼录》,比较早的有1993年冯树铁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广州史志丛书”版;2001年,又出版一种章文钦新译的版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岭南文库·译丛”,将亨特的《番鬼录》与《杂记》合二为一,出版合订本,最为方便实用。关于《旧中国杂记》,除“岭南文库”本以外,另有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新版本。另外,景欣悦还以《天朝拾遗录——西方人的晚清社会观察》为题,重译《旧中国杂记》,在2015年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由于《广州番鬼录》诸版本间大同小异,就史料价值而言差别并不大,本文的写作就主要依据合订本,同时对最早的冯树铁译本也有所参考。

就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法国与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尤其是法国,有着对游记文学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悠久传统;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角度开展游记中的异域形象研究,国内在此方面近年来已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成果,可谓奋起直追,如孟华、周宁、陈晓兰、黄丽娟、叶向阳等人的论著就先后对此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开拓。有鉴于此,尽管时至今日,亨特的这两本著作可以说已经成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并且考虑到两书的一版再版,它们的史料价值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充分注意,然而专门的比较文学研究却仍然寥寥。仅有的讨论也大多聚焦于观察亨特书中所揭示的岭南文化及其商业精神,而针对《番鬼录》从形象学的角度所展开的讨论则基本阙如。此正是本文研究的首要意义之所在。

作为“旧中国”的一隅,亨特笔下的“老广州”,是一个囊括时间、空间、形形色色的个体生命及其活动的客观历史存在。在地理上,其狭义指向的是广州十三行一带,而广义则包括广州、珠江两岸、香港、澳门、黄埔、虎门与伶仃洋等地区。十三行所在地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场所,每年进出口贸易数额巨大,对于当时深陷财政困境的清政府而言,十三行的税收也一直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清末政府对内穷于应付,对外因袭旧制,仅限于有限的贸易往来。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十三行遂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砥砺的主场所。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提醒我们首先需要注意“老广州”的多重意义:它除了时空上的蕴涵以外,更重要的是亨特叙述中那饱蘸感情色彩的个体生命及其活动:“晚上8时,我们高兴地发现又回到了‘老广州’”,“虽然如此,只有一个‘老广州’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三孖地臣爵士”,“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亨特对于“老广州”的这种眷恋与复杂情感,在他所收录的诗《你熟悉这片土地吗?》中也愈发浓重地体现出来,诗的最后写道:现在到了离别时,低声说“请,请”,∕可怜的“番鬼”,全都舍不得离开!

应该说,亨特的两本著作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番鬼录》主要描述1844年中美缔结《望厦条约》以前“老广州”在口岸贸易与活动的情况,而《杂记》则重在揭示“异教的中国人”的情形。对于“番鬼”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似乎不能仅仅以殖民者在贸易口岸获取了巨额利益与“无限友谊”、“社会感情”的存在,来予以表面化解释。回溯《番鬼录》中“老广州”的活动,一方面显示出“老广州”自身即具有一种双重的“悖立”身份,更发现“老广州”在与当地官商民的互动中进一步整合出所谓“异教的中国人”形象。因此,本文主要以《广州番鬼录》为例来揭橥西人中国游记中这种“互动中的整合”塑形进程,并经由兼评近期相关编著数种来对此现象予以进一步讨论。而关于亨特的另一种著作《杂记》与此塑形过程的进一步研究,拟另文再论。

无疑,亨特是“番鬼”,更自认是一名“老广州”。“番鬼”指代其外来者的标签,而“老广州”则表达出外来者在时间、空间以及个体生命体验等诸多方面对曾经的居留地,在认同与感情方面所具有的复杂纠葛与深沉眷恋。原英文版作者笔名为“一个老居民”,就已经说明了很多。笔者的设问是:其作为“自我”所裹挟的“番鬼”与“老广州”,这种双重的悖立身份在《番鬼录》里是如何整合出“异教的中国人”这一“他者”形象的?而留心观察亨特文本中这一现象的发生、发展直到完成,乃至思考这一进程于当下中西交流的启迪,今天我们针对西人中国游记开展形象学研究尤其需要注意考察这种动态的“互动中的整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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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笔下最具吸引力的两个群体无疑是那些与“老广州”来往密切的所谓“异教的中国人”。后者因其身份又可分为三个阶层,即作为“官”的地方当局,介于官与民之间的行商、行外商人、买办、通事等,以及作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正是在这三方面的描写与观察中,作为一名“番鬼”的亨特,刻画出“异教的中国人”形象,也在其互动中反照出“自我”作为一名“老广州”的形象。本来是想描画“异教的中国人”,却也在无形中流露出“自我”作为“番鬼”与“老广州”的双重身份。“番鬼”与“老广州”、“番鬼”与“异教的中国人”、“老广州”与“异教的中国人”,这三组形象彼此间具有悖立的一面,但又通过西人中国游记这种独特的塑形进程有机整合在一起,彼此成就了形象学研究中“互为他者”的本体论意义。

威廉·C·亨特

“缔约前”的清朝地方,买官卖官已然成风,这一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吏治的彻底腐败。由此带来的深重影响则是,地方政府对内肆意欺压百姓、盘剥商人,对外则处处退让、毫无立场。中国地方当局的这一混乱现状,亨特有详细记述。以“老广州”的火灾描写及中外人员所受到的不同待遇为例:“当东北季候风盛行期间,商馆北边人烟稠密的城郊时常发生火灾。每逢火灾威胁到外国人居住地时,行商便按照官府的命令,派遣手持武器的苦力,并用他们提供的小艇,帮助外国人将商馆的账簿、档案、银钱和个人财物运走。所有陌生的中国人都会被粗暴地赶离广场,而将通往船艇的道路肃清。我曾多次见过这样的场面。假如一个外国人在街上遇到麻烦事时,通常只要认个错就没事了,而中国人则为倒霉者,被推到一边。”在上述的这段文字中,地方当局对内外态度的差异显而易见。

地方当局这种无立场的混乱更为集中地体现在1838年12月12日十三行广场由处决鸦片贩子何老近所引发的中外对抗事件中。在本次事件中,中国百姓原本是站在地方政府一边支持地方当局处决何老近的,但当外国商人联合起来反对,甚至动用武力打砸执法现场驱逐中国官吏,广州百姓遂群情激愤围攻外国商馆时,地方当局却又毫无立场的使用暴力驱赶民众,主动为外国商人解围,这些在亨特的笔下都有着详细的体现。对于整个事件,亨特这样总结道:“这是外国人对当局许多挑衅中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完全无视他们的文告、禁令、警告和威胁,将其统统看为一纸空文。我们自己也常常说他们很宽大,对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帮助和保护感到惊奇;事实上,他们是把我们看作一些不听话的孩子,一群从来不讲‘道理’的人。”

地方当局不仅在对内对外问题上毫无立场可言,且唯利是图,甚至有意索取贿赂,放任鸦片走私。亨特在书中还曾记载了其亲身从事的一次鸦片走私活动以及与一位“大人”的交涉经过。鸦片走私使得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更使得民众健康大受威胁,因而是清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贸易,但清政府地方当局的文武官员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和鸦片走私贩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以牟取私利。地方当局的这种态度,使得亨特这样的鸦片商人一方面站在道德的角度声称鸦片贸易是“可诅咒的生意”,另一方面却又从与清政府地方当局的交涉中坚信“就‘鸦片贸易’而论,我们将永远不受惩罚”。

亨特在书中,是把地方当局放在“商馆”一节里来做论述的。商馆多是外国商人居留活动的场所,建在珠江边上,离珠江约300英尺,东西约1000英尺。所有商馆都面南而建,各自向北延展,是独立的院落和单位。它们属于行商的私产,往往租给外商使用。全部商馆由三条街隔开,主要者有十三个,故后世俗称之为十三行。行商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地是“公所”,或称为“洋行会馆”。在《广州番鬼录》“商馆”这一节的结尾处,亨特客观公正地描述并评判了地方当局对外的态度,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切感受,但是清政府对外的友好并不能掩盖清政府对内的欺凌以及内部的腐败无能。所以,当我们看到亨特在书末言及鸦片战争时对清政府的嘲笑,那么清朝地方当局的在亨特眼中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腐败无能,闭目塞听,狂妄自大,对内肆意欺凌普通民众,对外毫无立场一味退让,放任鸦片走私,而这一印象和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真实面目是极为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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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期殖民商人,受其身份和活动限制,亨特所交往最多也最为倚重的是当时清政府对外事务的间接代表——行商以及行外商人。行商并非一人,而是一个商人团体,并有其领袖,称为总商;行商作为一个团体始于1720年,除在1725年以前曾一度短暂中断外,他们一直垄断中外贸易。在1825年,主要的行商有浩官、茂官、潘启官、潘瑞兰、章官、经官和鳌官,总商是浩官伍秉鉴。公行有十三家行号,办事地点主要在珠江边,但也有在商馆一带的。行商是清政府正式承认的唯一对外贸易机构,他们每年向粤海关负责所有的进出口关税,也只有他们才能和官方机构交涉。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也是对外贸易规则的制定者与外商活动的管理者。行商的主要职责是充当管理住在广州商馆的外国人和停泊在黄埔的外国商船,对于这二者,行商都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行商充当的是一个“保商”的角色,殖民商人往往戏称之为“我们的假教父”。他们既是官,又是民;他们拥有政府官员的品级,却又没有实职;他们的地位比一般的平民要高,但和真正的官员相比,他们又都是普通的商人。因此,他们虽然可以从垄断性的对外贸易中获取收益,却又不得不向清政府地方官员供奉以求得庇护,甚至在受到不间断的勒索时也不能直接拒绝。

在《番鬼录》中,亨特记载了在和浩官的聊天中所了解到,浩官所遭受的一次巨额勒索及其充满“中国智慧”的应对之道。这样的勒索每一个行商都会遇到。除此之外,当旧任海关监督回京以及新任监督上任时,行商都必须送钱,并且还要委托给北京的官员送礼。行商为提高自身的地位和巩固特权,需要捐钱买官,但如果经营活动失败,往往会被革去顶戴而后治罪。在亨特笔下,行商作为一个商人团体,在所有的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不仅遵守合约,而且慷慨大方。在《广州番鬼录》中,关于浩官的几件轶事最能体现这些。浩官接受一艘美国船的委托,这艘船运来货物的主要是水银,但不巧的是这时候水银价格跌得厉害,于是货物卸上岸后就只能暂时存放在浩官行里。由于这艘船回航需要本钱,浩官便提出由自己按市价收购,并愿意为这艘船的回航补足差额,留待下次到来还上。然而,就在这艘船的船长决定将水银全部出售给浩官并开始收购回程货物的时候,浩官派人告诉他北方各省商人突然急需大量水银运回,水银价格上涨,所以他将按照目前的价格清算这批货物,并将先前所购的注销。因为浩官的慷慨,这位船长不但得以满载而归,而且没有欠账。

在另外一件事上,浩官同样体现了其慷慨、重视友情的一面。一位居住广州居住多年的美国商人,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又希望能够重整旗鼓。这件事不仅得到了浩官的大力帮助,而且在整个合作过程中,都收到了浩官的无私信任,但这位商人最终还是因为经营不善亏损颇多,因此不得不继续滞留广州。在获悉其因一无所有而难以返乡的困难后,浩官毅然撕毁了前者向其借贷的票据,仅仅留下了一句话:“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

浩官的慷慨固然是一种品格,但同时也夹杂着一种迷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将要攻占广州,广州方面希望通过交纳赎金的方式避免。在这次全部缴纳的600万元赎金中,浩官一人捐出了110万元,而支持这一行为的观念不是保全家园,而是为了“风水”。由于这一年浩官刚好年届六十,因此这次事件反倒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幸运的机会,即“极品风水”。在捐出的钱财上,浩官也作了分配,即80万元用来保佑自己生意兴隆,20万元用来保佑长子永远孝顺,10万元用来保佑最小的儿子。显然,这是一种荒谬的举动。在《广州番鬼录》中,亨特给予了浩官极高的评价。

行商之外,参与对外贸易的还有行外商人。亨特认为,他们中间有几个很受人敬重,他们做生意的诚实和才智,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商界人士所不能相比的,并特别一一列举了这些商号的名字。行商之外,与外商交往密切的还有通事、买办、看银师等。通事由海关颁发执照,但实际上听命于行商,主要职责是负责沟通行商和外商以及外国官员和中国官员之间的交通。据亨特言,“缔约前”主要的通事有老汤姆、小汤姆和阿兰仔。通事事务繁杂,无论白天黑夜,都要随叫随到,而且在任何时候也都要能够为全体外国侨民提供方便。这些事情,大者如到商馆去分发政府有关外商事务的告谕、为外商办理去澳门的护照以及外商船只的出入口岸的报关,小者如陪同外商去江边散步或者出游河南大佛寺等等。通事往往是由与外商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担任的,但也正因和外商来往密切,通事和买办一样,最终都蜕变为外国殖民者在清政府的代理人,而不再是清政府方面的办事人员。亨特对此曾不加掩饰地说:“作为一个团体来说,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了”。中国商人给予亨特最深的印象是慷慨、诚实、重友情和精明,这数者之间似乎是不相容的,却又能完美的结合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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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笔下所记述的众多人物,亨特的态度最捉摸不定、前后变化最为剧烈者,当属中国的普通民众。体现在《广州番鬼录》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亨特极力赞美中国普通民众,但另一方面亨特又不乏污蔑攻击。毫无疑问,这种矛盾的态度正是一种奇怪的、值得追问的现象。

中国普通民众长期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饱受社会各个阶层的重压,为了求得生存,往往不得不发挥自己的一切勤劳智慧可能求取谋生的机会。亨特以一个“番鬼”的视角,给出了自己的别样描写:“各行号办事敏捷有次序,打包整齐,手法灵巧,是中国人的办事特色”;“他们和所有的中国船夫一样,是非凡的水手,聪明而又勤快”;“我们无需考虑我们装运茶丝的质量和重量。诸如用‘普鲁士蓝’或‘中国黄’来增加茶叶表面光泽,将碎柳或榆叶掺入以扩大体积,掺入铁屑以增加重量等奸巧办法,还未为那些‘异教的中国人’所实行”。同时,由于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中国百姓对外部世界又是好奇的:“在这个时候出现一种奇特的景象,城内房屋、店铺的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中国人,他们极其安静和好奇地观看着。”但当面临外部的损害与侵略时,他们又是自尊和英勇的。亨特的描述展示了清政府统治下普通民众性格的多个侧面。我们看到,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异乡的外国殖民者,亨特对旧中国在内心深处是存在着欣赏和同情的。然而这只是一方面。事实的另一方面是,亨特又在文中多次污蔑中国普通民众是“暴民”、“恶棍”、“无赖”。为什么对于同一群体亨特的态度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1833年,英国政府将所属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撤离,随之派遣英国商务总监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入华。律劳卑入华后,拒绝通过行商与总督往来,而要求直接与清政府地方最高当局交涉。而在此之前,中英之间的交往主要是民间性质的商贸关系,并未建立直接的政府间外交往来。律劳卑的入华未曾经过清政府的批准,广东地方政府自然不敢擅自做主,因而要求律劳卑返回澳门,遵守清政府颁布的有关外商活动的八项章程。律劳卑却断然拒绝遵守清政府地方当局的命令,公然入驻英国商馆,同时调派英国海军军舰“阿莫金号”和“仙女座号”驶入黄埔。广州地方当局也迅速集结战船和小艇,并封锁了出入广州的一切通道。冲突最后以律劳卑退往澳门而告终,律劳卑本人也在这次冲突后不久死于澳门。这次事件史称“律劳卑战争”。

律劳卑

在这次冲突过后,因为急于恢复商业往来,亨特等迅速返回十三行,但是十三行一带局势依然混乱,尤其是中国普通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敌对情绪还未平息,故亨特说:“街上到处是无赖和恶棍,他们用粗言恶语骂我们,并向我们做杀头的手势。”但这次敌对情绪的爆发完全是由西方殖民者自己不合理的要求引发的,亨特自己在书中也坦承这一点。亨特明知民怨沸腾的起由,反而横加污蔑。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沟通的正常心态,而是殖民文化下的帝国主义。亨特也不仅仅是一个“老广州”,更是一个殖民者,一名“异教的番鬼”。亨特实质上成了一名游走在“自我的他者”与“他者的他者”夹缝边缘的悖立人物。

律劳卑战争之后,1838年12月12日,地方政府为了配合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决定在十三行广场处决鸦片贩子何老近,这完全是中国政府的一次内部行动,但这次行动却受到了外国官员和商人以及水手的武力干涉。这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和外侨的武力对抗和对商馆的围攻,并使得中国民众对所有的外国人进行了攻击,当中有几个人因此受伤。亨特将这次反抗污蔑为“暴乱”,将参与反抗的百姓污蔑为“暴民”。亨特在文中一方面大肆宣扬外侨及其本人的英雄行径,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掩饰西方殖民商人在这次行动中的失败,更对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当局的软弱行径予以厚颜无耻的辩解。如果说,在和中国地方当局以及行商等人的商业往来中,亨特尚能保持其虚假的强盗面目,那么在真正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压力与反抗时,亨特完全暴露出其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正如审视亨特眼中的中国普通民众一样,审视亨特性格里的多面性因子同样是必要的。

作为西方近代文明中的一分子,即作为一位文化“他者”,亨特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民众或者说整个中国社会蒙昧落后的一面。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鸦片战争中,中国地方为了备战,从美国人手中购进了一艘名为“切萨皮克号”号的货船作为战舰,接收后,中国方面对货船进行了滑稽般的改装,摇身一变反而成了国人“威力和胜利”的标志!这样的战舰,是旧时代的符号,在工业文明已经到来的情况下,势必要进入历史的坟墓。它所带来的只能是屈辱的《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正如亨特在书末所说:“它们合起来是旧广州的‘丧钟、裹尸布、掘墓锄和坟墓’。”

回到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在《番鬼录》里,到底何谓“老广州”与“异教的中国人”?居留中国40载的“番鬼”自然算是一名有着割舍难离等复杂情感的“老广州”,这是其认同中国的一面;“番鬼”却又着意描摹出“异教的中国人”形象,这是其与中国相疏离的另一面。“老广州”形象体现出“番鬼”在地域与感情上对中国的认同,“异教的中国人”形象映照出“番鬼”在身份与精神上对中国的疏离。

从认识论的维度来看,亨特眼中的“老广州”,并非是作为纯然客体的存在,而是与其“自我”对置的一个“他者”。这个“他者”不仅从属于“自我”,即作为“自我”的对立面而呈现为“自我的一种投射”,而且因其是从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所进行的观察、审视以及判断,因而又天然地具有跨文化的视角。就此而言,这个“他者”的视域虽不免有其局限性,但却因此获取了其富有启迪性的辩证蕴涵。《番鬼录》中的“老广州”,其身份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或者说作为“一名老居民”的亨特,其叙述中的“老广州”与“异教的中国人”在长达20载的互动中的整合中,彼此成就了一种“他者的他者”的关系。这种“他者的他者”显然并非“自我”,更非“他者”,三者互相之间的张力是其最引人思考的迷人之处,也正是今天的中西交流可资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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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前”的老广州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这里简短的论述,并不足以涵盖亨特书中所述全部,只能是来自“他者”的关于“他者”的“他者之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标举西方国家描述中的东方是适应“西方主义”发展需要所进行的一种“浪漫化”印象与“捏造”的进程。周宁在《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中更是认为:“在西方文学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代表的并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伦理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更好或者更坏的‘他者的空间’。”在亨特这里,中国社会是作为一个事实上的“他者”而存在的,亨特的认识固然是其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但恐也难以摆脱周宁所谓“文化想象中的政治伦理意义”,但当下的形象学研究需要超越此囿限。

于亨特而言,“番鬼”与“老广州”是一种的“自我的他者”,两者的身份互相混融,共同塑就作为“他者的他者”的“异教的中国人”。具体而言,初入中国,亨特首先站在“番鬼”的立场来描摹空间上的“老广州”;居留既久,他进而经由时间上“老广州”的视角来观察所谓整体性“异教的中国人”;最后,缔约之后,“番鬼”也成了一名自认的就个体生命及其活动而言的“名副其实”的“老广州”。这里,“番鬼”、“老广州”与“异教的中国人”完成了一种互相混融、彼此塑就的过程。在《番鬼录》里,这一塑形的进程是对“自我”与“他者”形象的悖立,更是一种整合。“番鬼”、“老广州”与“异教的中国人”、“异教的番鬼”,之于“自我”、“他者”与“自我的他者”、“他者的他者”,彼此的对位与互动,所体现者正是形象学上一种“互动中的整合”塑形进程。“番鬼”在情感上向“老广州”靠拢,在理性上与“异教的中国人”疏离,这种情感与理性矛盾的背后是两大文明的遭逢与冲撞。而《广州番鬼录》所揭示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互动中的整合”塑形进程,正是西人中国游记对于当下形象学研究新的理论贡献。

当下对于周宁中国形象研究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不脱离“知识/权力、意识形态/乌托邦、自我/他者、西方霸权/中国实践”的范畴。也有批评确实指出了周宁形象学研究所存在的要紧缺陷:“把西方看中国的历史解读成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注脚”,这是众多关注中国形象变迁的学者所不能接受的。

实际上,纵观周宁形象学研究的代表性编著,如《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八卷(2004年),《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2006年)以及《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2011年)等,可以发现周宁本人的问题意识却是非常清楚。周宁曾经拟定其研究预设回应的问题,而最后一组就是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显然,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正是第三组设问的存在使周宁的研究步入了进退两难的死胡同,“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更无法走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但我们又无法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证”。“无法不用西方现代性来思想”,这是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存在的终极“二律背反”。说到底,这压根不是周宁的错,而是国内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中国学研究难以摆脱的普遍困境。学界有些冤屈了周宁,或者毋宁说学界对周宁的研究期待过高,因为纵使周宁也无力破局。

当下形象学研究的危机充分说明了域外中国形象研究不能囫囵吞枣,步子迈得太大,过于急切,冀望一劳永逸,用后现代、批判的立场来一揽子解构长达千年的中国形象。这本来就不是一位学者或者是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宏伟事业,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可能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后现代的、批判的立场不是不应该有,相反,还必不可少,因为唯有如此才可以揭示“国民性批判”话语体系中“西方殖民者的权力因素及其片面性”;然而现代的、经验的观察与思考不能过于简单甚至缺省,因为这正是中国形象研究可以带给我们的唯一客观而真实的认识。轻忽后者,就会把西人看中国的历史变成一种“西方主义”,最后难免成为虚无;忽略前者,就会欠缺一种镜鉴与他者的视角,而陷入一种“东方主义”,最后的实质就是重新掉入“自己解释自己”的怪圈而不自觉。

中国形象的研究还是应该从具体问题入手,慢慢来,在做好文献工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史哲的方法和新兴学科的各种分析工具,摆脱文化传播研究中意识形态的束缚与后殖民文学理论的囿限,还给形象学研究本该拥有的史学式清明与人类学的开阔视野。不仅研究西人看中国的历史以“推人及己”,也要观察中国看西方的历史以“推己及人”,通过一种通透的“彼此互为他者”的视角,来慢慢打量与逐渐松动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并进行中国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把千年来“他者”的“中国梦”腾挪转移,践履成国人自己现代性的“中国梦”。这是我给予当下形象学研究的建议与周宁第三组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回答。本文以《广州番鬼录》为例讨论西人中国游记中一种“互动中的整合”塑形进程,也算是这方面一个小的思考与尝试。

尽管自黑格尔和萨特表彰“他者”对于“主体”的本体论意义并且论定两者基本的冲突关系以来,“他者”概念已经成为后殖民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时髦用词而大有泛滥成灾之势。在史学的领域,主张用镜作喻,通过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东方周边彼此的多重对视与观看,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中国”。譬如葛兆光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的有关研究:《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和《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用一种“互为他者”的视角来打量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文化的“他者”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学科对象,倡导通过体验“他者”而反推“自我”,譬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就经由观察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来回应中国人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的族群认同的大问题。

另外,有一个现象需要我们注意:在对于域外的中国形象研究中,那些有实质性影响关系存在的研究,如围绕华夏与东亚以及华夏边缘的辐射等“中国”概念的变迁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得到学界的认可;而像周宁那样,专注于西方看中国历史的研究则一直就争议很多。这固然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异质性与中国和周边诸国的同源互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类型所致。在域外看中国的海量文献中,西方看中国和周边看中国在史料编排与记载呈现的方式,在见闻、记忆与想象等环节的分配与侧重因为互动反应类型的不同而有着显著差异。总体来讲,后者倾向于影响模式,前者则偏爱平行模式,这种互动因应之类型上的不同就导致了对于两种中外交流历史的研究选择了不同的解读方式。这是周宁的形象学研究屡屡被妖魔化的一个原因,其背后是百年来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两种研究类型优劣争胜的范式之争,国内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已经被严重妖魔化了。

域外看中国,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关照但更要超脱其囿限,当下形象学的研究需要一种真诚的“互为他者”的理解。法国人艾田蒲所著《中国之欧洲(上、下)》,同样是皇皇巨制,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给欧洲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另外,陈晓兰的《想象异国》则对于现代中国海外旅行与写作展开思考。黄丽娟的《构建中国:跨文化视野下的现当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与叶向阳的《西方中国形象成因的复杂性初探——以17、18世纪英国旅华游记为例》,不约而同却又相辅相成,都在尝试回应“中国形象”研究所带来的无法回避的挑战。以上研究无不在启发我们反问:在域外看中国的历史中是否也可以援引异质思想来进行中国现代性的自我更新呢?

以上编著说明近些年学界关于域外中国形象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转向,并陆续出现了一批气象新鲜大气的扎实研究。域外文献看中国,尚有一隅的研究不足,那就是对清末民初西方人中国游记稀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看到,这接近百年的时间正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加速时期,也是中西交流史上中国形象的暗黑时期。学界目前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殖民与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上面。没有意识到这段中西落位反差鲜明的时期,西人中国游记对中国形象的种种批评,误读、偏见,乃至歧视,诚可宝贵,才能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自我”。“揽镜自鉴”,查漏补缺,方能更好地出门,走出一条适宜中国现代性自我确证的道路。国内外学界在此一方面也有所努力。最近十多年来,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与研究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形象、中国学术重建过程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相关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成果迭出。其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致力于“近现代中国学外文文献影印系列”的整理与出版,目前已影印出版文献20余种约300册;另外,李国庆、何林夏等人主编的“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之《中国纪录》、《亲历中国》等系列也正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逐渐引起学界注意。以上对清末民初西人中国游记稀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必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本文由《汉学研究》授权刊发,原文标题为:游记汉学里的“十三行”——以亨特《广州番鬼录》为中心,刊发时略有删节,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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