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杨广有许多相似,为何一个是明君一个是暴君

subtitle 历史大学堂09-10 17:31 跟贴 621 条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明君、圣主,也成为此后一千多年的帝王典范。然而,若对之仔细思索便会发现,隋炀帝对他的影响随处可见,隋炀帝就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源于古希腊神话,即“悬顶之剑”,使人时刻感到危机意识,犹如警钟在鸣)悬于其头顶。二者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毫不讳言的说,正是隋炀帝的前车之覆造就了李世民的明君大业。

我们不妨对二者做个简单对比,李世民与隋炀帝同为次子,由于嫡长子继承制的缘故,注定了二者无法按正常程序即位,但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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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_图

按照阿德勒的说法,家庭排行处于中间的孩子,往往容易被忽视,为引起重视,他们就会通过后天的自我完善来获得竞争力。所以二者在其青少年时期均有不凡表现,从隋炀帝灭南陈,李世民平义军等行为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随着竞争力的增强,不可避免的带来信心的膨胀,即:天子有德有才者居之,这在其潜意识里不自觉的生根、发芽,一旦破土而出,逼宫之事便是势之使然,后来果然如是。

虽然即位贵如天子,却难以服众,只有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才是天命所归,如何才能证明这一点?惟有文治武功、开创盛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证明。根据何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上天常佑善人,否则何以能开创治世?那么,上天无心,何以知之?上天虽无心,但“天生烝民”,烝民代天所视、代天所听,说白了也就是一句话,即:老百姓认同就是天命,哪管你是弑君还是嗣位。二者都明白这一点,但明白归明白,失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不妨分析一下二者的年号,大业者,开创大一统之业也,即功盖秦皇汉武;贞观者,即澄清天下,恢宏正道也。无奈杨广用力过猛,不懂“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在错误的时机干了正确的事,无论是西巡、东征高句丽还是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都无疑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罪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而李世民则“无为而治”即可,因为这些隋炀帝代他办了,罪在杨广,利在世民,这岂不是天意?这也难怪,谁让人家是老君的后代,“我无为而民自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基因早已根植在潜意识里,不学即能。

隋大运河_图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之天性,不可抗拒,无论是谁,皆是如此,更何况皇帝。那么,皇帝又何以不能免俗,他不是真龙天子吗?不,他是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bài”,作为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也是平常之事,何况“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若不“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又何以彰显皇帝之权威,享受皇帝之快感?皇权与皇帝是双向的,皇帝为皇权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塑造着它。

反过来,皇权又塑造着皇帝,所谓“心怀利器,杀心自起”即是如此。正是因为没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所以即位前一向“自律”的杨广在即位后,便大肆享乐,掉进了英雄冢,按照心理学的的说法,一个对自己过度克制、压抑的人,会使自己的真实欲望得不到满足,一旦条件发生转化,潜意识的洪水将会冲毁堤坝,变得不可收拾。

从杨广的所作所为来看,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后期的李世民与之大致相似,但幸运的是,他避免了前车之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经典名言。牛顿如是,李世民亦如是,巨人之为巨人,不能以成败论,他们对于后人的借鉴意义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有时,似乎失败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这足以令后人警醒,杨广就是后者。正是因为亲历了隋朝的二世而斩以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使李世民充分认识到行王道、德政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所以在贞观前期,李世民基本是“无为而治”,“使民以时”,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开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贞观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即隋炀帝_图

但是,一个人的自制力毕竟是有限的,李世民也不例外,随着贞观盛世的到来,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他的警示作用也日渐削弱。如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逆龙麟”,惹的李世民气愤至极,回到后宫后,声称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幸得长孙皇后的劝解才罢休。

后来,李世民又重走了隋炀帝的路线,出兵高句丽,说来也怪,仿佛难逃历史的轮回,李世民再次铩羽而归。之后,他痛定思痛,意识到没有了魏征这面镜子,自己才会迷失了方向。另外,在李世民的晚年,耽于享乐,一方面大炼丹药,想要长生久视;另一发面,广选天下秀女以充实后宫,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便是徐惠和武媚。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于李世民一人身上,纵观整个历史,比比如是,如汉武帝、唐明皇、康熙帝······皆是虎头蛇尾,鲜有善始善终者,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怪圈,令人费解。

唐征高句丽百济之战_图

单就李世民来看,是因为有隋炀帝这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顶,使得他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这无疑是最好的外在约束。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李世民的自律,但这毕竟太脆弱了。似乎从后面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李世民之所以想杀魏征、东征高句丽、充实后宫,无疑是潜意识所为,因为被压抑久了,再加上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威力削弱,所以使得洪水决堤。

我们试想一下,普通人对于别人的指责尚且接受不了,何况一国之君呢?如果常被指责,不仅削弱了君主的自信心,而且也淡化了君主头上的光环,威严和神圣荡然无存,试问这何以服众?之所以东征高句丽,也还是出于想要超过隋炀帝,避免其后尘的考虑,这就使得其难以理性地对待客观条件,所以失败也就是理所必然了;之所以充实后宫,实际上与隋炀帝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马太效应”来看待这一现象,认为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就一定是不好色的,隋炀帝国破身亡就是好色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帝好不好色,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其与政治的关系。

李世民 步辇图_图

将隋炀帝喻为达摩克里斯之剑不一定确切,但就李世民的一生来看,他始终是以隋炀帝为前车之鉴的,这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外在约束力,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开创了贞观盛世。但是随着盛世的到来,膨胀了李世民的自信心,即认为自己是明君,杨广不过是亡国之君,事实证明自己高明于杨广千万倍,自己肯定不会成为杨广之流,所以鄙视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对其前车之鉴也就不以为然了。

文:甪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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