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沦陷:七七事变后的中日交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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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铭,南京师范大学近代史博士后,网易历史专栏作者。本文为网易历史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驻守丰台的中国驻屯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借口演习中一个士兵“失踪”,想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宛平中国守军29军37师(冯治安)110旅(何基沣)219团(吉星文)3营(金振中)的拒绝,日军悍然进攻中国守军,“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备战,然而在华北 “守土有责”的29军与日方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尴尬局面,最终造成29军进退失据,京津一带很快沦入敌手。为何29军领导人宋哲元在事变发生后会举措不定?华北此时又怎么会呈现出“进退失据”的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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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哲元主政华北与日本制造的华北“特殊化”

中原大战中战败,冯玉祥余部退居晋南地区,后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即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宋哲元奉令接防长城线喜峰口附近阵地, 29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以大刀队与日军展开搏斗,获喜峰口大捷,震动全国。同年5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宋哲元等22人为委员,31日中日签定《塘沽协定》,长城抗战结束,29军撤出长城阵地。此时的宋哲元与29军抗日情绪强烈,与日本人仍存敌忾之心。

虽然日本人对宋哲元以及29军进行打击压制,但日本正阴谋制造“华北独立”,需要物色一个非蒋嫡系,又握有军权的人,宋哲元进入日本人的视线。6月29日,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纠集汉奸白坚武等叛乱,北平军分会调29军37师冯治安部前来救驾,29军部队陆续调华北,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接管原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统税、盐税、关税、铁路并暂代北平市长。日本方面试图促使宋哲元出面搞所谓的“华北独立”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爱国运动,秦德纯、冯治安调派兵力,配备高压水龙,结果30余名学生被捕,百余名学生受伤,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尽管社会各界反对声起,但是日本人扶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仍然出炉,宋哲元出任委员长。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中汉奸及亲日分子占相当比例,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担任最高顾问,至此,日本人一手造成华北的所谓“特殊化”局面。

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政府相应处置

事变发生后第二天,蒋介石知道华北局势紧张,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倭寇在芦沟桥挑衅,甲、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故而中国政府做出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姿态, 9日蒋日记中记载“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闻中倭两军已撤开芦沟桥而以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了”。 说明蒋介石要求宋哲元积极准备,指出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

随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经过几天慎重考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指出:“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并在当天日记中表示“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心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

至此,中国政府抗日决心已显现无疑,虽然蒋介石不反对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但这是建立在积极备战基础之上的。如果按照中国政府当时举措,“卢沟桥事变”或许能够找出一条解决之道。

三、宋哲元及华北当局举措不定

在故乡“度假”的宋哲元7月11日自乐陵赶回天津,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进行谈判并接受日本方面无理的要求。12日宋哲元将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并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表示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颇为怀疑,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戒严命令,严禁29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14日宋哲元派陈觉生、邓哲熙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等接洽,并与日军参谋专田少佐会谈,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在日记里表示“一、对芦案英美已有合作调解趋势;二、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三、北进部队之行动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四、如能办到芦桥仍驻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蒋介石期望“一、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服之理;二、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可是,宋哲元的确态度不定,他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

18日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展开会晤,结束后他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蒋介石认为需要有“对倭备忘录,我主张仍由中央交涉,如就地解决,亦必须中央之许可,以为缓和余地。”故而于18日致电宋哲元,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宋哲元一方面表示准备作战,告诉熊斌“战事恐难避免,请准备第二步云云。并已派张维藩到保商作战方式等”,但第二天他赶到北平,华北方面20日凌晨与香月清司签订密约,也就是所谓的《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因秦德纯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当得知宋哲元与日方有妥协约定之时,徐永昌日记里记载“岳军(张群)……应询明轩究竟有无其事,余主不询。蒋先生当复明轩一电,大意略谓和战中央与地方一致,所有条件中央如认可请批示,中央当为负责。惟第三条不要再与订有细则以免自范行动”,代为缓颊。蒋介石日记记载“宋哲元却一味委曲求全,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其今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本日倭在芦沟桥等处不时炮击进攻,仍不为动,则明日乃可无事乎。”,并告诫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表示“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不过和谈恶果初现,蒋介石日记里说“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22日蒋介石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日记中根据华北电报写出注意几点“一、宋复电之请示用意;二、应停止军运。三、芦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四、中央军撤兵时机必待倭寇同时举行。五、何梅谅解事须抄交英使。六、德意态度不良,益露矣。”当他得知真实状况后,怒不可遏,“上午会客批阅,闻芦沟桥三十八师撤退,而未知宋与倭交涉之内容究为如何,不胜惶虑。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甚至迁怒大骂何应钦当年的屈膝之举。23日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29军即返回原防,蒋介石对宋哲元余怒未消“芦事以不涉政治条件为限度。明轩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三、从速完成沧石防线。四、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目的矣。上午会商对宋复电办法”。24日蒋介石日记中表示“一、倭寇今夜以前之求战,较前更急,而今夜则忽求和,彼或知余已同意于宋哲元之三条件所致乎?可知外交与军事皆瞬息万变,不可执一而终,但不能不有一定目标耳。二、在和战未决之前对倭要着,须使国际空气笼罩,使彼有所顾忌,不得不从速撤兵耳。三、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

四、应对失败与平津沦陷

按照战前预案,“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迅速抽调孙连仲、商震等部集结石家庄一线,宋哲元始决心抵抗。23日,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致函宋哲元,希望宋哲元与中央军有切实联系,以备日军可能进攻。蒋介石日记中记载“本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之形势险恶亦于昨、今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件与不肯撤兵耳。派林蔚赴石家庄主持。中央军进入河北,倭寇至今始悟其华北独立之阴谋己为我打破,而其大陆政策亦大遭阻碍矣,故此次派兵入冀战略之利在其次,对倭政略战胜之利无人能知者也。”25日日军进攻廊坊,113旅旅长刘振三奋起抵抗,战事扩大。蒋介石感叹“倭寇与我以进兵冀察之机,使我对国防工事能逐步推进,如我自定之计划也者,岂非不忘不助之效乎,然而危险犹在后也。”次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29军部队,宋哲元当即拒绝,终止谈判。

不过蒋介石对宋哲元仍存疑虑“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房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反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也乎。”27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蒋介石表示“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呼。”连续两天的日记,蒋介石都发出“可痛也呼”的感叹,他对宋哲元以及华北当局的处置不力,心中不免感觉痛惜。

7月28日拂晓,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正三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29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午后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北平。

29日蒋介石对平津态势相关情况写道“一、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察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二、倭寇欲以占领平津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三、汤部从速集结待命。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寇对城中轰炸甚惨。”30日天津失守,我军退静河、马厂,宋哲元电南京请求处分。蒋介石日记中仅记“一、察省布置;二、冀宋政治”。至此,华北沦入敌手,宋哲元想要保住自己一隅之地的梦想随之化为泡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局势复杂。宋哲元作为华北主政者,有一定的割据思想,希望掌握华北军政实权,对日本方面的以和谈掩饰作战的图谋看不清楚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宋哲元绝对不想成为民族罪人,不想华北在他的手中沦入日本人之手。因此,宋哲元一方面幻想通过交涉保留自己在华北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正视中国政府此时对日的政策。宋哲元宛如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一般,既要小心翼翼不踩破鸡蛋,又要不从鸡蛋上落下。这样看来,宋哲元在事变之后与日本交涉中顾虑重重,进退失据不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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