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从赵绾到王莽:西汉儒学思想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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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精装本)》

作者:朱永嘉 著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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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怎么会产生刘歆这样为王莽改制提供思想依据的人呢?这还得做一点追本溯源的工作。儒家与先秦战国年间其他诸子不同的地方,即六艺都是儒生在那里整理和传承的。关于六艺,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简明的表述,其云: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实际上这六艺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及文化的记录,《书》是文告的汇总,《礼》讲礼仪、原理、政府机构,《诗》是人们交往的文化载体,《乐》是音乐及其意义,《春秋》是纪史事的,而《易》则是讲认识论和思维方法的,古人学习文化都从这儿开始。

要统治和管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就必须了解它以往的历史和文化,故汉代为帝王授课,离不开六艺,刘邦便让叔孙通这个儒生担任了汉惠帝的太子太傅。教育的思想资源掌握在儒家手中,所以太子的教育大都由儒生担任。汉武帝即位时,窦婴与田蚡都倾向于儒学,所以丞相赵绾在举贤良的事上,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奏可。过了一年,信奉黄老思想的窦太后不高兴了,“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汉书·武帝纪》)。其实这件事与王莽让文武百官不再奏事太皇太后还不就是一回事,因为侵犯了窦太后的权力,所以被窦太后处置了,而元皇后作为太皇太后就软弱了。窦太后还是瞎子,她决心处置赵绾与王臧,谁也无可奈何。十六岁即位,那时只有十七岁的汉武帝也只有听命于窦太后,而王莽毕竟羽翼丰满了,这是二者有区别的地方。元皇后在王莽设法孤立自己时,只能饮下这杯苦酒。

关于赵绾和王臧这两个人出身的情况,《汉书·儒林传》还是有记载的。他们都是鲁诗申公的传承人,申公与楚元王有过交往,后来退居在鲁,以传授《诗经》为业。关于王臧的情况,史载:“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汉书·儒林传·王臧》)这件事客观上有困难,因为明堂构筑的形状,历来众说纷纭,而窦太后对这件事又不高兴了,为什么?“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汉书·儒林传·申公》)新垣平是一个方士,他在汉文帝时因神道设教行诈骗,事发后被处死,事见《汉书·郊祀志》。汉武帝早年在赵绾、王臧的唆使下,便想搞所谓明堂、辟雍之事,无非是为了确定诸侯王与天子之间的等级关系,但因为窦太后的反对而没有搞成。王莽掌握权力以后,把这件事搞成了。当然,这都是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辕固斗野猪是一件趣事,从这件事,可以知道汉景帝便已喜欢儒家了,《汉书·儒林传·辕固》记其事云: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黄老学者)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儒家的天命观为改朝换代提供了根据,王莽以新代汉,也是用了这个天命观。)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这就使问题处于两难了。)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这次辩论,汉景帝打了一个圆场。窦太后则命辕固与野猪搏斗,史云: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复罪。(《汉书·儒林传·辕固》)

从这件事可以知道,汉景帝亦倾向于儒术,所以汉武帝想任用儒生也就很自然了。而汉初则是黄老之说占支配地位,为什么?因为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而儒学则投君王好大喜功之好。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讲儒者“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它助长了封建帝王的好大喜功,所以为帝为王者喜欢儒学。王莽那么多所谓改革,便是在这种思想鼓动下的盲动。

窦太后去世以后,汉武帝才真正能亲政,儒学才真正能复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招纳贤良方正,于是董仲舒、公孙弘这些儒生才能出头,社会才能出现独尊儒术的局面。实际上儒术扩张的局面,是帝王权力无限膨胀的结果,最终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先说公孙弘如何为人,如何对待汉武帝,就可以知道如何以儒术为臣的形象了。《汉书·公孙弘传》有关公孙弘与汲黯的关系之记载,可见其如何为人。其云: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从这一段文字,可见公孙弘为人与为官的宗旨——一切顺从君王的意旨,故《汉书·公孙弘传》称:“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汉武帝好大喜功犯下的过错,实际上与公孙弘有关。汉武帝时的丞相二十多人,只有公孙弘为丞相、御史大夫六年,年八十终丞相位,为什么能如此?由于他奉行的是“君唱臣和,主先臣随”的原则,“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只有石庆一个人终于相位,可见其他人皆不得如何为相之要领。法家对君王的要求便不同了,君王不能肆意胡作非为,必须收敛自己的一切喜恶,要做到的是,“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内自备。’”(《韩非子·主道》)君王无为,才能冷静客观地考察为臣之名实关系,才能做出比较客观和正确的抉择。这一点是汉武帝做不到的,汉武帝的个人欲望很强,而且很随意,怎么可能束缚自己的欲念呢?他喜欢公孙弘这样的儒者自然就不足为奇了。《汉书·汲黯传》有一段汉武帝与汲黯的对话,汲黯也生动地揭露了武帝的本性,其云:

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人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谊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这里可见汉武帝有怎样的性格,公孙弘为什么能得到汉武帝的喜欢,汲黯为什么一直不得意。而如何为人、为官,还是汲黯高明于公孙弘。王莽在许多地方是模仿汉武帝,汉武帝是处于文景之后,而王莽是处于元、成、哀、平之后。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能放也能收,他处在文景之治的承平之后,而王莽所处的是积重难返的时代,乱了就很难收拾,结果是一败涂地。

为汉代儒术独尊奠定思想基础的不是公孙弘,而是董仲舒,公孙弘虽然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成就,但是从行政系统上,为以儒生为主体的太常博士开辟了入仕的道路,为太常诸博士官分别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具体人选由地方官推荐到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汉书·儒林传》)这就为“学而优则仕”打开了一条通途,从组织结构上,保障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主导地位。董仲舒的思想是天人合一,把儒学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讲灾异,走的是儒学神学化的道路。班固为董仲舒立传,《汉书·董仲舒传》叙述其经历:“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所谓四世,是高祖刘邦、吕后与惠帝、文帝、景帝。他传授的是《公羊春秋》,他曾经给汉武帝的太子刘据讲过《公羊春秋》,《汉书·儒林传》载其事云: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

汉武帝这次为太子选傅是竞争上岗,董仲舒拔了头筹,不久被公孙弘排挤,改任江都王相,江都王是汉武帝之兄刘非,在那儿董仲舒有一句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就是孔门儒家反复称道的以道义为主,不谋一时之功利,也就是孟子对梁惠王讲的义利之辨。也许正由于这一点,汉武帝喜欢学问不如他的公孙弘,而让他去做江都王之相。

在董仲舒身上的另一件大事,那就是汉武帝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他与武帝对话的《天人三策》,使他拔得头筹。他从天人之间关系的角度来阐述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转化为政策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对策中最后一段话,他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从此,儒家学说便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点董仲舒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废黜其他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存在。另一方面,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也非得根据形势的需要,吸收转化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其所用。所以历朝历代,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表现得变化多端,这一点古今皆如此。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天命观。《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提出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就这样“奉天承运”便成了传统观念,每一个王朝都讲自己的统治是天命所归。实际上天命观是一把双刃剑,《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名在天。”《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换句话说,天命不是固定的,而是会转移的,如果王者为政不善,起来反抗的也可以用天命作为号召,周是受命于天取代殷而有天下。《论语》也有“五十而知天命”的命题,把天命的观念突显,实际上把儒学神学化了。如果把它作为工具,大家都可以利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八十二篇中,有许多有益的观念,但它神学的气味太浓,为了天人之间对应,它广泛引用了阴阳五行的学说,更为神学渗透儒学提供了理论根据。儒学神学化借天命观,通过谶纬的形式进行预言。汉昭帝时眭弘曾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意思是说天命是在变化中。那时上林苑中“有虫食树叶成文字”,内容是“公孙病己立”,于是眭弘建议汉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件事到了霍光那儿,认为这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把眭弘抓来杀了。昭帝死了以后,先立昌邑王刘贺,因不道而废,又立宣帝,其小名为“病已”,便把眭弘的儿子招来为郎了。实际上这是巧合,眭弘本来是拍霍光马屁,认为可以让霍氏家族来取代汉室,霍氏没有这个意图,结果他反而丢了脑袋。王莽在平帝去世时,也有人上奏过符命,《汉书·王莽传上》载:“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于是王莽由此成为摄皇帝,把武功县作为他的采地。这一类符命所演绎的预言,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需要的一种以神学预言为形式的投机行为,言中了,顿时飞黄腾达,言不中,弄不好便丢脑袋。

董仲舒使儒学神学化的另一个办法是把灾异与人事对应起来。《汉书·五行志》中有不少把春秋时期灾异的记载与当时政治对应起来的内容,并借此言汉代的灾异与政事的关系。

《汉书·董仲舒传》提到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殿灾这两件事,其云: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辽东高庙,是因汉制在郡国设帝庙,文帝去世以后,在郡国能保留下来的是刘邦的高庙。高园便殿,是指刘邦陵寝上的便殿。陵上有正寝,以像逝者平生之正殿,便殿则为休息闲宴之处。这两处的火灾,作为灾异,儒生便要解释其所以然,并提出应对的措施。

《汉书·五行志》所载之董仲舒对这两处灾异的解释,是他的草稿,董仲舒并未上送给汉武帝,是主父偃偷去上告的,结果给董仲舒带来很大的麻烦,即因此下狱,差一点送命,所以他不敢再言灾异了。然而从董仲舒这份草稿可以看到以《公羊传》说灾异,无非是与春秋时各国的政事相对应,以鲁定公二年(前508年)五月两观灾,及哀公三年(前492年)五月桓宫、釐宫灾,以及四年(前491年)六月亳宫灾,所对应鲁国季氏执政的乱象,来说明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火灾所显示人事上的矛盾和问题,建议汉武帝应对“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汉书·五行志上》),认为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火灾所显示的天意,是要武帝开杀戒。这当然是一件大事,虽然没有明言具体指称,但仍然会引起高层统治集团内部的震惊,所以吕步舒会“以为大愚”。这件事汉武帝没有追究,后来大臣田蚡及胶西于王、赵敬肃王等案件爆发,他才想到董仲舒这份草稿还是有道理,因而让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去处理淮南王狱,并且以《春秋》之义来断狱。故灾异仍是后来儒生说事的根据,每逢有日食、月食、地震,以及天文星象上的各种怪异,便都有儒生借此来论述灾异背后的天意,《汉书·五行志》大部分内容都属于这方面的记载。这种建立在灾异基础上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推论,当然不科学,然而古人对此却深信不疑,而且乐此不疲,上层集团内部发生矛盾斗争,便往往借此来说事。如成帝末绥和二年(前7年)二月,翟方进为相九年,星象上出现“荧惑守心”,荧惑即火星;心,指心宿,为二十八宿之东方七宿的第五宿,是说火星进入心宿的位置。李寻,《汉书》有传,他好言星历,以《尚书·洪范》说灾异,是翟方进任命他为吏的,后来他去巴结大司马王根,曾提到“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可见那时已有纬书。他还说:“夫士者,国家之大宝,功名之本也。将军一门九侯,二十朱轮,汉兴以来,臣子贵盛,未尝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贤友强辅,庶几可以保身命,全子孙,安国家。”(《汉书·李寻传》)实际上这话是向王根邀赏识。这次火星守心宿,他认为是凶象,要有大臣尽节以转凶象,于是便找到翟方进。翟为相九年,多次加赋,大司马王根自危,所以加祸于翟方进。于是汉成帝赐册给翟方进说:“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详计,塞绝奸原,忧国如家。”换句话说,要他牺牲自己,来改变灾异,拯救王室,那就是逼他自杀了。翟方进便因此自尽,过了一个月,汉成帝自己也崩于未央宫。

汉代董仲舒以后讲灾异的,有夏侯始昌,拿《尚书·洪范》讲阴阳五行。宣帝、元帝时,有夏侯胜,也是借《洪范五行传》讲灾异。以后有京房治《易》,借着日食言政事。成帝与哀帝时,便是李寻在那儿讲灾异了,哀帝“虽不从寻言,然采其语,每有非常,辄问寻,寻对屡中,迁黄门侍郎,以寻言且有水灾,故拜寻为骑都尉,使护河堤。”(《汉书·李寻传》)对于这一群言灾异的人,《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赞语有一段简明的叙述,其云: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也。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班固还是批评这批借灾异以言事的人,有的还是学者,如董仲舒、刘向,有的实际上是骗子,如夏侯胜、李寻之流,对其中不同人物要作具体分析,但这股思潮的本质是把儒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这与孔子不言鬼神和天命是相违背的,但它对后代影响还是很深远。王莽那个时候,完全继承了儒学神学化那个很不好的传统,但在王莽执政那会儿,为了适应他篡汉的需要,灾异变成了祥瑞。

祥瑞与灾异是一对孪生子,它适应了统治者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需要,祥瑞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认为是帝王依顺了天命,故天降符瑞以命之,因而又称瑞应、符应或瑞命。《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的图与书便是后人借以记载符应的,而大量记载符命的则是谶纬这一类文书。谶是神的预言,谶书是占验吉凶的书。《说文》:“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仓颉篇》:“谶书,河洛书也。”这一类东西在战国末秦汉之间便已出现了,都是当时人伪造的。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到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这句话见于《易纬·通卦验》。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21年)有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其他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明年祖龙死”,这一类表述都属于谶言的范畴。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图谶》讲:“谶记之典,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这些预言性的谶言,表面看起来“亿则屡中”,实际上并不科学,也不可靠,有时会有某种巧合罢了。而祥瑞则是用来证明帝王统治的“奉天承运”,王莽篡汉时,便用祥瑞来显示自己篡汉是天命所归。如《资治通鉴》记载,王莽初始元年(8年)时,便有广饶侯刘京上书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梓潼人哀章,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二署曰:‘赤帝玺某传与皇帝莽金策书。’”某者,指刘邦,称王莽为真天子,于是王莽定国号为“新”。又有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汉书·王莽传》称其文曰:“帝天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肇命于新都(王莽始封为新都侯,国于南阳新野之都乡)。”其十二应瑞,一是武功丹石,二是三能文马,三以铁契,四以石龟,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书,九以玄龙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铜符帛图。这十二次符命都是诏告新皇帝王莽,应天命以接皇帝位,故祥瑞、符命是灾异说的另一个侧面。当王莽这个政权面临崩溃时,刘秀的力量兴起,那些方士又会造出另一类图谶,为其服务。光武帝刘秀兴起,便有图谶为其张目,如《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之数为二十八,因汉高帝灭秦,至光武帝起兵,正好相差二二八年,故合于四七之数。刘秀同乡李守的儿子李通,他是王莽的宗卿师,造了一条“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而李通便用这一条谶言动员刘秀起兵(见《后汉纪》卷一)。符命与图谶二者都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都是儒学神学化的一种表现,而儒学实际上是为美饰这些神学迷信服务的。

从西汉的哀、平到王莽,以及东汉初期,正是图谶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神学迷信比较盛行的时期,而这些神学迷信便借儒学而流行。王莽曾召集大批通晓“天文图谶”的方士“记说廷中”(《汉书·王莽传上》),这是谶纬书大规模的结集。零星的谶语在民间早已流传,但把它集结起来,编成《易纬》《诗纬》《书纬》《礼纬》《春秋纬》,应始于王莽这个时代。东汉光武帝即位以后,也非常崇信谶纬,他在中元元年(56年)“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东汉章帝时,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后来班固写的《白虎通》便有灾变与符瑞之应的专节,而且还引用了谶纬的内容。关于灾变,首句即言:“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符瑞的首句云:“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白虎通》在这两节便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谶纬图录之议论,可见儒学神学化这股思潮,从西汉后期到东汉风靡于世,而以王莽到光武之际最为盛行。这些东西既为王莽篡汉制造了舆论,又为王莽灭亡、光武兴起提供了思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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