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产阶级,穿越回明朝还焦虑吗?

subtitle 谈资有营养08-08 12:00 跟贴 59 条

如果你不为如今的房价、教育和医疗每天焦虑,那多半你不是已经实现超级财富自由,就是还没有被生活折磨过的在校生。如果能时光倒流,穿越回五百年前的明朝,你会惊奇地发现:那时的人,焦虑的东西根本不是住宅、上学和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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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人几乎都买得起外卖,但一定不是人人都买得起房子,吃比住容易满足多了。但在明朝,不管是豪富还是贫民,基本都不担心房价——因为房价实在不高。豪富焦虑的是如何提高和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贫民焦虑的往往是自己的衣食来源,李自成们当时要是有一口稀饭喝,也未必会起来砍砍杀杀。

整个明朝的房价都不高,而物价除了李自成那几年也相对稳定。像大米从嘉靖初年到崇祯初年,零售价一直稳定在每石0.5两左右。一石大米重80公斤,现在售价400元左右。因此粗略估算,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800元人民币。

《金瓶梅》里面,西门庆的朋友常峙节买房,“门面两间,二层,大小四间,只要三十五两银子”——折合人民币28000元。当时西门庆的师爷除了包吃住之外,每月的工资是三两银子。假如师爷不乱花钱,一年工资就能全款付清一栋两层跃式小楼,关键这房屋不仅有使用权、还有所有权、还没什么公摊。

小说未必靠谱,那么看现实。崇祯十三年(1640),北京崇文门大街傅尚志出售四合院一座,一分为二卖给两个买主,总共才五十六两银子(合人民币44800元)。当时北京的体力劳动者月薪普遍在1两左右,那么这栋四合院,一个普通工人辛苦几年也就能买得起。

比如著名的清官海瑞,到退休后快60岁了才买了一套房子,并不是因为他买不起,而是因为没必要。当地方官县长的时候,他有现成的县衙机关大院可以住;升官进京之后,租房子住也便宜。就算他是坚决不贪污的清官,一生还结婚三次纳妾三次,房子也从来没有成为他焦虑的对象。

那么好房子都去哪里了呢?给明朝社会的顶级豪门住了。皇亲国戚就不用说了,像严嵩这样的内阁首辅,仅在江西一省就有36处别墅,严家名下的房产多达6600余间;而张居正倒台后,查抄家产的太监给他的北京豪宅估价是10670两,大约折合人民币8536000元。

虽然房子有贵有便宜,但明朝要想买一套住房真不是什么难事。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正是当时不言自明的房产市场特征。海瑞们操心国事,李自成们焦虑肚子,但谁也不会为房子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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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房子不是问题,而学区房更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概念。跟现在人人到了六岁都会背上书包不一样,那时普遍只有两种人:能够上学的人,和不能上学的人。

没有义务教育的坏处,就是你不能十拿九稳地保证投胎到一个能上得起学的家庭。如果出生在豪富之家,或是大门大户,接受读书识字教育的机会十拿九稳。如果生在经济尚可支撑学费的家庭,也算幸运。但如果生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方,那读书就只能是奢望了——连有都没有,还谈挑什么挑?

明朝的学校,大致分为官办学校、私塾和官办民助的社学三种。官办的大学在首都称为国子监,一开始要成绩好,后来给钱给够了也让进,称为“捐监”。各地官办的府、州、县学,相当于今天的市中学、州中学和县中学——然而分别都有且只有一所。要进这样的官学,必须是私塾和社学里的佼佼者才行。

私塾基本是纯民办的。一个教书先生自己开一间学校,乡里附近的适龄儿童可以来跟着读书;或是家境充裕的人家,为自己的孩子专门在家里请了老师开了学校,其他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来跟着一起读。这种私塾老师相当于民办教师,没有国家发工资,生活来源全靠学生的学费。一旦学生付不起学费,老师就只能放下课本去干其他事情养活自己。而当时的学费,也多以实物形式支付,比如直接给老师家里送去100斤面粉什么的。

社学是官办民助的学校,办学目的是要尽可能普及民间教育,否则只靠私塾读书人就太少了。社学一般建在废旧寺庙或祠堂一类的地方,由地方政府或当地富户拨出一些田地,田产作为教师的薪水。一个比较大的府,多的社学可以多到四百多处。

明朝不管是私塾还是社学,学生都是需要付学费的,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还有几百年才到来。虽然看钱决定读书,但对于教育的看重程度,比如今要强烈百倍。

对于当时的豪富之家而言,钱不是问题、找老师来教书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自己的子女有没有读书的天赋。通过科举考取从秀才到举人甚至到进士的功名,几乎是提高社会地位最直接、最简单、最唯一的方式。天下读书人挤破了头,不过就是为了争取金榜题名。只是上什么学校、由什么老师教,多半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本地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如何,关键看本地在中国的什么位置:在江浙一带自然大占便宜,在贵州甘肃也只能自求多福。

所以明朝大家对于教育普遍不焦虑,是因为没得选:能上学就已经算不错了。能考中算是自己祖宗积德祖坟冒烟,没听说过什么弟子年年得中的科举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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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焦虑因为没得选,医疗和教育差不多,也是基本没得选。

明朝时,类似现代意义上的医疗机构只有皇宫里有,就是太医院。 太医院实际上是全国最高医药管理机构,不但负责皇族的医疗保健,还任免全国府、州、县的医官,还培训各地选拔上来的候选御医们。

如今有惠民药房,明朝时也有惠民药局。惠民药局是专为贫病者设立的官办医疗机构,在瘟疫来临时还负责提供药物。虽然设计初衷是让地方百姓在此求医问药,但许多地方的惠民药局基本上有名无实,没有达到当初的设计效果。普通百姓患病了,第一选择还是去找本地坐诊的医生。除此之外,行走江湖的游医郎中也是一种选择。但这种游医居无定所,出了医疗事故很容易找不到人。

明朝的医生既有世代相传的医户,也有屡试不中的读书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能治世就来治人,一直都是读书人的座右铭之一。例如明朝最著名的医生李时珍,就是因为考取功名不中,半路改行随父学医的。

要是一个人生了病,找医生当然是要找的。至于能不能治好,不仅取决于医生的医术,也取决于患者的性别。医生的医术,大多靠口碑、资历和价格来判断。而患者的性别,是因为同样的病男性可能治好,而女性可能不治。

在男尊女卑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限制下,从医的女性少之又少,即便偶有家传的女医生,也被称为三姑六婆中的“药婆”,跟买安胎药和堕胎药的江湖骗子往往混为一谈。女医生数量堪比恐龙,并不代表着女性患者就会减少,但相比男性,女性患者的待遇惨多了。

《西游记》里孙悟空给朱紫国国王的“悬丝诊脉”,并非完全是出于吴承恩的杜撰,而是来源于道士通过丝线为永乐帝妃嫔治疗乳房疾病的传说。朱元璋一开始就规定了,皇帝的女人生病,医生只能根据病情描述开药方:“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所以皇帝后宫要想勾心斗角,首先要保证自己有一个好身体。

皇宫如此,地方上的大家大户也同样重规矩。望闻问切的方式,适用于男性而不怎么适用于女性。医生给女病人看病,首先问病人家属病情,病情轻要隔门、病情重也要隔着床帐。迫不得已一定要诊脉,也要用薄纱先把手罩起来——不罩告你性侵。

总之一句话,病看不看得好先不论,反正男女有别的规矩万万不能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要是生病,多数时候只能拼运气和抵抗力。在生孩子都有生命危险的时代,不治身亡是人人都可以容忍的事。有钱人尽管可以找好几个医生,但谁也不能保证一定能治好。

所以明朝时,对于房价、教育和医疗的不焦虑,并不是因为大家真的不把居住条件或是身体健康当回事,而是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就没得选——没得选有什么焦虑可言呢?当你吃树皮的时候,房价再便宜再贵都不会忧愁;当你上不起学的时候,附近的私塾老师是硕儒还是三脚猫都没有区别;当你没法去皇宫里找太医看病的时候,治不治得好还不是只能听天由命。

所以一代有一代的焦虑。当下焦虑的东西在明朝时不存在,可能只是因为根本没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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