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欧洲掀起"中国热",当时欧洲人有多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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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团队子繇

一、被国人淡忘的“中国热”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十八世纪,好似赛跑选手般的东西方文明,瞬间拉开了差距。

尤其是在古老的中国,已然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时,同时代的欧洲文明,却正井喷般百花齐放:科学的突破一茬茬冒尖,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终于引爆改变人类文明的“科技革命”。思想文化的巨人,也是群星灿烂,如火如荼的启蒙运动席卷西方世界,一批批杰出人物,至今享尽后人膜拜敬仰。

甚至,如果再参考晚清王朝接下来,那落后挨打的悲情历史,就更不得不一声叹息:十八世纪,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

如此文明“井喷”的十八世纪欧洲,放在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年代里,也被多少仁人志士们羡慕到唏嘘: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叫那时的欧洲文明,如此迅速的后来居上?相关的各种原因,也早已被学者们掰碎了分析千百遍。但就是在18世纪的门槛上,法国凡尔赛宫里的一幕,却见证了一个被近代国人忽略的原因。

公元1700年的1月7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世纪舞会,名为“中国之王”。舞会上聚集着当时巴黎上层社会的各色名流贵族,他们身着各式华贵的礼服等待着国王的驾临。

伴随着音乐声和人们的惊叹声,国王路易十四身着中式服装,从一顶八抬大轿中缓缓走出。这场名副其实的“中式舞会”,代表了当时风靡欧洲一整个世纪的“中国热”新风尚。

这火热的场景,恰恰缩影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十八世纪欧洲的进步,恰恰来自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火热崇拜,以及满怀崇拜之心,不遗余力的学习。

二、崇拜中国的欧洲“精英”

18世纪欧洲“中国热”时代,究竟“热”到什么程度?以基本生活来说,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折扇,都是风靡欧洲。巴黎街头上,穿中国丝绸坐中国轿子,都是流行时尚。路易十四的“中式舞会”?不过赶个时髦。

而比起这些流行时尚来,18世纪欧洲各国精英们,特别是那些欧洲各行业的领军人物们,对中国的崇拜之情,却更堪称持久弥坚。最典型的,就是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批了一辈子欧洲君主专制的伏尔泰,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铁杆粉。他十分崇拜孔子,甚至把夫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中,朝膜夕拜。在伏尔泰眼中,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文化,而当时的中国就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是法国所要学习的对象。他还将中国人称作当时“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而能和伏尔泰比“铁杆”的,就是启蒙运动另一位代表人物魁奈。魁奈将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政治制度,写成《中国专制制度》,还因此被称为“欧洲孔夫子”。

魁奈和伏尔泰之所以这么推崇儒学,是因为其中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与他们所要宣扬的思想相契合。在他们眼中,中国重视农耕,君主每年都要举行亲耕礼;在中国,官职都需经由科举考试才能获得;而众多的教派和不同的信仰,都可以在当时那片神奇的东方土地上并存,这样的国家使他们心向往之。

虽然在当时的欧洲,也有孟德斯鸠等学者,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但更多的学派对中国十分推崇。十八世纪的柏林科学院,就把中国文化列入了研究课题。法国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也是常拿中国文化来批判西方。霍尔巴哈的一句名言,也曾长期流传欧洲:“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不过,比起这些学问家的虔诚崇拜来,当时欧洲各国政府,态度也更实在:不能只崇拜,更要把中国的好东西,实实在在学过来。

三、瞪圆眼睛学中国

在西方思想文化火热进步的18世纪,欧洲人向中国学习的脚步,依然不曾停,担当急先锋的,就是那些传教士们。

虽说同时代的清王朝,国门已经越发紧闭,但与欧洲各国的文化交往活动,也有过很多次。一批批传教士们,得以有机会踏上中国土地。他们除了肩负传教任务,更怀揣另一个高难度任务:学习中国的产业科技。

1735年,从没到过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就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仅凭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的书信记录,就成为翻译出了明代农学宝典《农政全书》的第31卷至39卷。这以后,这八卷记载中国养蚕种棉篇章的文献,就在欧洲火热流传,陆续出现了英文等各种版本。沙皇俄国也专门引进翻译出俄文,直接助攻沙俄的农业产值。

而且这样的“高难度”突破,可不是哪个传教士“热情过头”。1765年,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就给即将出使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们,提出了五十二个任务,包括一定要学到中国的造纸,果木栽培,农艺等技术。

也正是这“高标准严要求”下,中国特有的巨幅纸制造技术,桐油生产技术等,都被这些传教士们,源源不断的带到了欧洲。甚至连粮食种籽与种茶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欧洲人陆续学到了家。

就连古代中国出口的拳头品牌:瓷器,也在1717年,被在景德镇明察暗访的法国传教士尹弘绪,成功掌握了烧制方法。1768年,法国烧制出了精美的硬制瓷器,从而打破了中国瓷器的出口垄断。曾经全方位领先西方的中国生产工艺,就这样接二连三,被欧洲人陆续超越。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了十八世纪后,工艺领先世界的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最佳时机,而一直以仰视眼光面对中国的欧洲人,却默默的反超到了前面。过往的反思里,很多人不停在叹息,叹息着闭关锁国的中国,那故步自封的傲慢。

但同样应当正视的,就是整个十八世纪里,欧洲社会从上到下,对于东方文明不遗余力的积极学习。放眼看世界的态度与奋起直追的精神,对于任何民族,都永远是前行的动力。一场18世纪“中国热”,背后的这个道理,今天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食西传:十六到十八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饮食》、《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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