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已定蜀未定:蜀地为何成为北宋初年的火药桶

subtitle 文史宴08-07 10:20 跟贴 534 条

有史以来待遇最高的降君

宋乾德三年、蜀广政二十八年(965年)正月初七,蜀国的降表正式送入王全斌的大营。自王全斌出发,至此才六十六天,全天下最富庶的四十六州二百三十九县,完好无损地划入大宋名下。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成都御道两侧,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北望不见头,向南望不见尾。

一位中年汉子,跪在冰冷的御道旁,头不停磕在石道上,发出咚咚的闷响,仿佛悼亡的丧鼓。满发银灰的老妪泣不成声,在她身后,一家数口擦着泪水,探着身子,焦急地朝着北方张望……

锦城无锦,唯有泪千行。

这年三月,蜀国末代皇帝孟昶,离开了成于斯败于斯的成都。昔日的卤簿雅乐,却作今日的川民悲歌。老百姓们追随孟昶的船舸,一路哭送三百里,直到眉水畔的犍为,才不得不与旧主诀别,将一腔凄凉与不舍,泣作江水急湍而去的蜀王滩。

望着渐渐远去的蜀中百姓,四十七岁的孟昶老泪横流。只是繁华已成旧梦,前路明灭,不知死生。船舸沿江而下,渐渐驶入三峡。

孟昶身着素服,出立船板。坐拥天府三十年,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自己的东大门。但见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蔽日隐天。怪柏舞爪,高猿张牙。渺小的孟昶,如入狰狞血口,只需夹山微动,自己便粉身碎骨。

孟昶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虽然赵匡胤已经白纸黑字,答应保全孟氏一族,不会食言。可帝王之语,又岂能全部当真?大约四十年前,前蜀后主王衍也曾得到唐庄宗的许诺,结果走到凤州秦川驿,就被一纸皇命灭了门。

好在,一命呜呼的王衍,出蜀时走了山路;前途未卜的孟昶,离川时却走了水路。山路多崎岖,水路却通达。

和孟昶一样怕出事的,是开封城里的赵匡胤。自从平蜀的消息传回,他就收到许多关于如何处置孟昶的奏章。其中一份写道:“孟昶割据蜀地三十年,而蜀道有千余里。请将孟氏一族满门抄斩,而将伪蜀旧臣全部赦免,以防生变。”

起初,赵匡胤还以为奏章出自凶猛大将或阴狠大臣之手,可是一看署名——曹彬?!曹彬乃彬彬君子。此次东路军入川,士兵嚷着要屠城剽掠,全靠这位君子监军约束,刘光义的兵马才能秋毫无犯。连他都要杀孟昶,可见对于稳定西蜀局势,孟昶确实是个威胁。

然而,赵匡胤对曹彬的建议毫不感冒。他用朱笔在奏章札后批了六个字:“你好雀儿肠肚。”

赵匡胤站在明德门上,遥望那五百间豪宅,对左右笑言:“孟昶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却被我擒住,孤身远客住在东京城里,以后还能造反不成?”

你们这些人,心眼儿太小,眼界太窄。司马昭能容刘禅,朕就容不下孟昶?笑话!朕不仅要容孟昶,还要容得天下豪杰。孟昶豪宅的周围,日后就是他们的府第。这儿是南唐的,那儿是北汉的,那边是南汉的,这里是吴越的……

优待降王,这也是赵匡胤新政的一部分。赵匡胤说过,“人命至重”。普天之下,老百姓的命至重;我大宋臣僚的命至重;敌人,哪怕是降王,他们的命同样至重。五代杀人如麻,杀得太多了。要一洗五代的戾气,创立大宋太平,每一个细节都要一丝不苟。

孟昶是一面旗帜,要坚决树起,绝不能倒下。

西来的船舸驶出三峡,眼前豁然开朗。孟昶平安在江陵登陆。从东京到荆州,皇家的中使络绎不绝,赵匡胤既要给孟昶无与伦比的待遇,又要暗中保护他的安全。

五月十五日,孟昶到达开封近郊,开封府尹赵光义在玉津园隆重迎接。十六日,赵匡胤免去一切侮辱性的献俘之礼,在久未临御的崇元殿召见了孟昶君臣三十三人,随后带着孟昶到明德门检阅三军,并在大明殿(原广政殿)大摆筵席,为他接风洗尘,完全是一副接待他国领导人的架势。

十九日,赵匡胤给孟昶三天小长假,整理整理自己的新房。假期一过,马上又把孟氏一家接到大明殿吃国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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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投降后待遇堪比宰相

六月五日,赵匡胤封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享受最高级宰相的待遇,这几乎是当时所能加封的最高官职。孟氏子弟和西蜀旧臣也纷纷加官晋爵。

孟昶的母亲李氏也得享尊荣,每次见李氏,赵匡胤都尊称她为“guo母”,还特命李氏进宫时可以乘坐肩舆。赵匡胤曾对李氏许诺:“日后一定送guo母返回故乡。”

李氏问:“陛下是要让妾回哪儿?”赵匡胤答:“当然是蜀中。”

李氏摆摆手,说:“妾家本在太原,要是能再回到那里,妾就心满意足了。”赵匡胤听了大喜,当即打了保票:“等平了刘钧,即如母所愿。”

自入开封近郊,短短二十天,梦幻般的享受。

从古至今,亡国之君如果没被杀死,不是灰头土脸,就是装疯卖傻。孟昶现在也有点傻,他是被眼前的待遇惊傻的。如此风光体面的亡国之君,若非亲身所历,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可是赵匡胤信,他更坚信,有了这样的亡君“模范”,其他各路诸侯早晚会放下顾虑,放下抵抗,与他共享万世太平。

混元一统,靠的是军事统一?不,朕要的是政治统一。朕要以坦诚代替猜忌,以优抚代替杀戮,要用文明将全天下从血腥与暴力中解救出来——哪怕是对待前朝的逊帝与敌国的降君。

只是赵匡胤有点兴奋过头,他忘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这般高瞻远瞩。比如,大宋蜀地前线总指挥王全斌。

王全斌的自污匪夷所思

西蜀平定,赵匡胤照例发布德音:减免租税,废除苛政,下调盐价,开仓济粮,释放俘虏,登庸蜀官,招安盗贼,搜访明贤;又下令由朝廷出资,修葺前代帝王、名士的祠庙、坟墓。

赵匡胤的善后工作,惠及朝野官民。而且与稳定荆湖相比,这次的惠政内容更加详细,范围更加广泛,具体措施也更加理性。

平定西蜀迅速,破坏较小,加之善后得当,这块天底下最富饶的土地,几乎原封不动地并入了大宋领土。民心、财物尽入官家彀中矣。六十六天平蜀,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经济上,赵匡胤都取得了全胜。

可惜,这样的全胜并没有维持多久,进驻西蜀的宋军险些步了南唐在湖南的后尘。

问题最初出在王全斌身上。名扬四海的王全斌,并未因平蜀大功而忘乎所以;相反,他此刻心烦意乱,顾虑越来越多。

西蜀能够成就一代名将的威名,然后用威名砍了名将的脑袋。远如攻灭蜀汉而被司马昭加诛的邓艾、钟会,近如征服前蜀而惨遭唐庄宗处死的郭崇韬,无不如此。王全斌已经得到威名,他现在要想的是如何避祸,保住脑袋。

灭蜀被杀的邓艾和郭崇韬

王全斌的前车之鉴

他想起了符彦卿:要避祸,就贪墨。

王全斌犹豫了,毕竟贪墨甚至劫掠不符合他的道德底线。然而,当他看到监军王仁赡时,不得不选择了这条没前途的道路。

王仁赡出身军校,是赵匡胤霸府时代的心腹旧僚,与李处耘并为赵匡胤军事上的重要谋臣。但与李处耘不同,王仁赡为人阴鸷,善于刺探私情,因而大宋立国初期,他做了第一任武德使,执掌特务机构武德司。王仁赡在武德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令满朝文武皆心生胆惧,甚至连赵普都畏其三分。

赵普尚且如此,王全斌怎能不小心对付王仁赡?万一他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王全斌又岂有全尸?在王全斌看来,自己真的别无选择。

同时,他与刘光义的矛盾也再次激化。自从刘光义率军进入成都,两路将士就不断争功。王全斌出征前,赵匡胤曾告诉他,有事多商量。可是现在两军相争,将领互相拆台,开会能解决什么问题?

王全斌一生气,大手一甩,撂挑子不管了。不是开会商量么?好,老子不跟你刘光义开,老子自己开!于是,王全斌拉上崔彦进、王仁赡,日夜饮宴,任凭手下夺财劫色,一概不问。圣上不是说了,他只要土地,金银玉帛全是将士的……

不知王全斌是真没听懂,还是有意曲解,这句话,几乎要了大宋的命。

说话的人后悔了。这日退朝后,赵匡胤坐在便殿里闷闷不乐。“你们以为当天子容易吗?早上我一时兴起,处理了一件事,结果办错了。所以我心里难受啊。”

一时兴起说错话办错事,这是赵匡胤的老毛病了。此刻,赵匡胤还并未得知王全斌这帮大老粗敢在蜀中乱来,可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心里就不踏实。

后悔已经没用,当务之急,是赶紧派出文官,接管西蜀政务,并将自己颁布的德音落实下去。在他们到任前,但愿曹彬、王仁赡与沈义伦能够撑住局面,保住西蜀的民心。

曹彬的槽牙咬得咯咯直响。王全斌手下的胆子越来越大,被派往护送孟昶的右神武大将军王继涛,竟然向孟昶索要宫女钱财。幸好王全斌还知道害怕,把王继涛罢免了,孟昶躲过一劫。可是蜀中的百姓就没那么好命了,宋军日夜抄掠,百姓惊慌难眠。而最有资格阻止王全斌的刘光义,却坐在一边看热闹。

曹彬坐不住了,跑进帅府,请王全斌班师。醉醺醺的王全斌巴掌一摆:不回去。一旁的王仁赡满脸不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凤州路的事,哪用得着你归州路的监军管?

曹彬也不想越俎代庖,可谁让你王仁赡尸位素餐?

以枢密副使监军,王仁赡坐在当年李处耘的位子上。用他来监军,赵匡胤也是有意为之的。鉴于王仁赡的背景,军中大将对他颇为忌惮。

这有两个好处。一来,此前对李处耘一案的处理有失公允,监军威信扫地;启用王仁赡,有助于重塑监军的威望,从而制衡这些将帅,约束军纪,将大宋的新政、德政有效地在西蜀推行下去。二来,西蜀险远,赵匡胤也确实担心军中有人叛变割据,王仁赡有特务工作的经验,可以随时刺探军中情况。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李处耘的前车之鉴在前,王仁赡竟然一反常态,不敢对主帅指手画脚。甚至亲自加入抄掠的滚滚人潮。

富庶的巴蜀成了北宋前期的火药桶

不过,当官的毕竟与当兵的不同。士兵们抢散客,吃力不讨好;王仁赡却利用职务之便,以巡查军资为由,盯上了一块看似的肥肉——原蜀国使相李廷珪。李廷珪曾以副元帅身份,跟着锦旗太子孟玄喆支援剑门,并参加了太子撤军焚粮事件。王仁赡抓住李廷珪的小辫子,一口咬定要秋后算账。李廷珪急得团团转,一下转到了康延泽的房里。

大概因为曾是监军,康延泽非常明白王仁赡的用意,给李廷珪出主意说:“王公没别的意思,就是手头有点紧,身上有点火。你只要想办法帮他宽宽手、泻泻火,他就不会给你找麻烦了。”

王仁赡还真看走眼了,李廷珪不是李昊,为人节俭,家无余资。可为了活命,李廷珪只得遍求亲戚,好不容易凑了四个姑娘,又借了一些金银珠宝,一并送到王仁赡那里,总算留下了自己的脑袋。

王仁赡开了坏头,致使原来蜀国的官吏为了少惹麻烦,抢着破财免灾,到处送礼。偶尔也有些清廉的宋朝官员,拒绝收礼,掌管府库钥匙的沈义伦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人能律己,难以律人,沈义伦无法阻止宋军的恶性循环,索性搬到佛寺里,素食寡居。

沈义伦每日焚香祈祷:朝廷的救兵,快来吧。

全蜀抗暴与孟昶之死

成都城的药市,草药撒了一地。几名酒气冲天的宋军军校手执大刀,正在行凶抢掠。这种事情在这一个月内每天都在上演。只是,一个月前充满恐惧的眼神,如今已被仇恨浸染。几个商人暗中拿起武器,为了保护妻儿老小,准备在迫不得已时奋力一拼。

突然,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成都百姓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整齐的步伐了。商人们抬头望去,一队井然有序的军人手执利刃,跑入药市,迅速控制了闹事的军校。在这队军人身后,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身着朱袍色正,幞头硬翅横展。宛若一道清风,吹入污浊的蜀城。

带走!他的命令干净利落。当天,闹事的军校就被枭首示众。满城百姓拍手称快,这是孟昶出降以来,成都城里唯一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

吕余庆来了!

王全斌瞪大眼睛,酒气全无。没错,参知政事吕余庆,奉命权知成都府。

不仅是他,朝廷一般干将全来了。枢密直学士冯瓒权知梓州,枢密直学士赵逢权知阆州,连那位把符彦卿整得死去活来的周渭,也前往兴州担任通判。

这是赵匡胤下的一剂猛药。本来,严肃军纪、废除苛政、轻徭薄赋,这些都是赵匡胤的妙招,是他经过接管滁州、入主开封、收复荆湖后,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调整而日趋完善的治世良方。偏偏王全斌这个不长眼的和尚,把经全念歪了。好好的政策,没一个能执行下去。

眼看要坏事,赵匡胤派出除赵普外,朝中最为干练的一批吏才奔赴西蜀,担任知府、知州、通判。他们精通吏道,善于治政,能够坚定不移地将朝廷抚恤安民的方针落实下去;他们又多谋善断,能够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做出最快反应。

总之,赵匡胤要尽早结束王全斌毫无章法的军事管制,尽快恢复蜀中的秩序,把失去的民心夺回来。

赵匡胤尤其看重权知成都府的人选,不仅因为这里是西蜀的中心,更因为征蜀大军便驻扎于此。按理说,王全斌捅了这么大娄子,赵匡胤应该立即调他回京述职。然而,赵匡胤又不得不把他留在成都。

一方面,西蜀政局已经开始动荡,为了维持稳定,征蜀的部队不得不继续留在成都,要安定军心,就不能随意更换主将。另一方面,王全斌自知闯了祸,必然害怕朝廷治罪,这个时候令其还朝,只能增加他的疑虑,搞不好会逼得他铤而走险,自立为王;就算他不愿背叛朝廷,可他手下那帮人为了活命,也极有可能胁迫他乱来。

当然,赵匡胤还有另一种选择,亲自领军坐镇京兆府(长安),并派专员收监王全斌等人。这是当年司马昭对付邓艾、钟会的手段,但赵匡胤不屑于这样做。

滥杀大将,不但自断手臂,而且搅得人心惶惶,下次谁还肯为自己领兵打仗?何况王全斌一事,赵匡胤自己也有责任。如今他标榜文治,当年既不杀石守信,今日必不愿杀王全斌。

因而,这就回到了前面的问题,权知成都府的人选是重中之重。因为这位知府不仅同其他入蜀文臣一样,有治理地方、拨乱反正的任务,更要恰当处理与王全斌等军界人士的关系。

他既要把对成都的治理权从军事管制中解放出来,制止王全斌等人的胡作非为;又不能过度刺激王全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想来想去,赵匡胤把这个重担,交给了昔日霸府的首任幕僚长、今日的宰相助理吕余庆。

据说,在不久前的除夕之夜,孟昶曾在桃符上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幅中国最早的春联,在当时被视为政治谶语。“余庆”说的是吕余庆权知成都,“长春”说的是赵匡胤的生日长春节。这春联的意思就是过完新年,后蜀并入大宋。

历史上第一副对联竟然是谶语

但对于蜀中的老百姓而言,宋军的暴行丝毫没有“长春”之意;倒是吕余庆的到来,确实为他们留了一点“余庆”。

吕余庆权知成都府,使王全斌生出一身冷汗,他知道这次玩儿大了。主上下旨减免蜀地赋税,可老百姓的钱都进了将士的腰包;主上赦免亡命盗贼,可蜀中最大的盗贼就是他王全斌。自污韬晦也得有时有晌,太过分了照样没命。

王全斌摸着自己的大脑袋,终于想起了曹彬的话。他讷讷自语道:“我听说古代将帅多不能保全功名。不如我就说自己病了,赶紧回京面圣,免得日后后悔。”他身边的人却说:“现在到处都是亡命之徒,没有主上的诏旨,不可轻易离去,否则就是擅离职守。”

为了安定蜀中,也为了壮大力量,赵匡胤命令原来的蜀国将士全部调往东京,每名士兵皆获得丰厚的赏赐。

愚蠢的王全斌再度出现理解障碍:自古只有奖王师的道,哪有赏俘虏的理?

可惜,吕余庆的职责只是管理成都府的政务,而征调旧蜀将士属于军务,他无从过问。赵匡胤以为,只要吕余庆接管了政务,军事上的事,王全斌是不会出岔子的。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对旧蜀将士的善后工作也是一件政治任务,这远远超出了军事将领王全斌的理解范畴。

抢钱抢出惯性的王全斌私扣赏钱,放纵部曲虐待俘虏,蜀兵大怒,走到绵州,终于反了,还把以前蜀国的文州刺史全师雄劫来当主帅。

全师雄本打算去东京领赏,并谋求高升之路,没想到一朝成了匪首。正当他想着逃脱时,噩耗却从家里传来:宋军把您家灭族了,您闺女也被霸王硬上弓……

禽兽!全师雄怒喝一声,火冒三丈。

这位禽兽将军名叫朱光绪,是王全斌的马军都监。王全斌本想派他去招抚叛军,可他硬生生把全师雄一家抄家灭门,唯独留下他女儿纳为己有。

悲愤交加的全师雄绝望了。他振臂一呼,正式揭竿而起:全蜀的弟兄们,宋狗欺我太甚!我蜀民安忍其暴?大家举起手中的武器,把宋狗赶出蜀中!

全师雄的呼声,唤起了所有蜀民的愤怒,星星之火瞬间吹成燎原烈焰。须臾间,十万军民齐暴动,十七蜀州共发难。全师雄自号兴蜀大王,开幕府,置僚属;其部队号称兴国军,誓与大宋不两立。

燃遍蜀中的怒火

顷刻之间,剑门隔断,邮传不通,孤坐成都的王全斌被熊熊叛火包围。蜀中震恐,局势倾颓,王全斌却用了最为简单粗暴而毫无效率的办法:杀人。

杀全师雄么?不,杀成都的降兵。慌不择路的王全斌,把成都城里两万七千名降兵全赶进了夹城。

康延泽苦苦哀求:把其中那老弱病残的七千人放了吧。王全斌回应:无论老弱病残,一视同仁。

四月初一,王全斌手起刀落。落地的不仅是两万七千颗人头,还有宋军的节操,他们甚至干出割掉民妻乳房的勾当。“吊伐”之师,彻底沦为野兽兵团……

卧龙跃马终黄土,一将功成万骨枯。蜀人一炬,可怜焦土!

更可怜的是孟昶。六月十一日,享受无上尊崇仅仅七日,孟昶暴卒。斯宅已空,徒留尚书令、楚恭孝王的追认哀荣。于是,开封城里,流言四起。

有人说:孟昶有一位冰肌玉骨、清凉无汗的美人儿妃子,人称“花蕊夫人”,曾被赵匡胤召见朝堂。花蕊当场吟诗一首:“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一派豪情,赵匡胤为之折腰。然后,花蕊入宫,孟昶呜呼。

也有人说:自从花蕊入宫,赵匡胤坠入温柔乡,不理朝政。为了让花蕊死心塌地缠住赵匡胤,孟昶必死。这可能是赵光义的杰作。开封府的幕僚里,不是有位善医术的程德玄吗?能医人者,必能杀人。

市井小民的花边儿新闻不胫而走,传入右掖门外的豪宅。guo母李氏默然不语。

自古以来,纵然没有把亡国之君捧上天的皇帝,可也难见被臣民送行三百余里的后主。孟昶可以成为赵氏的孟昶,西蜀却难以成为大宋的西蜀。大宋要接管西蜀,孟昶是道永远迈不过去的槛儿。

你既然得了民心,为何不守住天下!李氏没有流一滴眼泪,她静静地将酒洒在地上,自言自语道:“你不能死社稷,贪生至今日。我苟且偷生,全是为了你。现在你死了,我还活什么!”数日后,李氏因绝食而卒。

孟昶死了,李氏死了,有关于此的是是非非,永远成为不解之谜。赵匡胤心情是沉重的,他没有保住孟昶,也就没有保住伐蜀的胜利果实。在乱世中重建太平良治,比他想象的要难得多。

孟昶死了,赵匡胤辍朝五日,并命朝廷为他出了丧葬费。对于孟昶,赵匡胤能做的只有这些安慰活人的补偿了。他必须打起精神,在西蜀变为焦土前,拯救因宋军而陷入水深火热的西蜀百姓。

赵匡胤清算五代积习

赵匡胤先拿割乳的西川行营大校祭旗,后用向旧蜀军校索取贿赂的殿直成德钧开刀,一并斩首示众。

当时,有人想为西川大校说情,没想到赵匡胤怒吼道:“兴师吊伐!妇人何罪!竟然残忍至此!速依法处置,以偿民妇之冤!”开国五年,赵匡胤从来没有如此愤怒过。

杀人已经令人发指,何况还用如此惨绝人寰的方式!赵匡胤为这位倒霉的妇人悲哀,他甚至看到妇人一家绝望的眼神,听到他们凄厉的惨叫。

这是怎样的宋军!这是怎样的兴!师!吊!伐!作为宋军的最高负责人,赵匡胤悔恨,愤怒,耻辱!他必须采取措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赵匡胤急命客省使丁德裕为西川都巡检使,入援王全斌,率领宋军讨贼平叛;同时准备亲自向西蜀人民还债。

事实修复与价值修复,这是后世危机公关的决胜法门。赵匡胤不懂危机公关,但作为政治家,他知道仅仅靠刀枪并不能解决问题。重塑大宋的形象,争取蜀人的认同,任重而道远。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赵匡胤三次下诏抚恤原蜀国官僚将士,七次发令减免蜀中赋税。他日夜不停地在宰枢二府的奏札上圈点勾画,将朝廷的效能开到最大,以保证西蜀的一切事务尽快得到处理。

可惜破镜已难重圆。虽然两年后,兴国军全军覆没;但三十年后,蜀中一场更大规模的民变正在酝酿。

上游的地势,赵匡胤得到了;十余年都用不完的财富,赵匡胤得到了。唯独赵匡胤辛辛苦苦做的政治文章,却随着西蜀兵乱、孟昶身死,化作竹篮中的清水,一切皆空。

这是赵匡胤自理政滁州以来,在执政方面的第一次失败。这为“建隆初治”后自我感觉良好的赵匡胤,重重敲响了警钟。

结束五代积习的赵匡胤

乾德五年(967年)正月,天气晴。西蜀这个火盆,终于被浇灭了,虽然还在冒着青烟。惴惴不安的王仁赡埋头慢步,一不小心,跟对面的小宦官撞了个满怀。

西征部队还朝,作为监军,王仁赡“有幸”成为皇帝第一个召见的人。一心避免做李处耘第二的王仁赡,发现自己押错了宝。李处耘弹劾慕容延钊,不过是坐贬淄州。可这次王全斌犯下的事儿,足以掉脑袋。

必须与王全斌划清界限。王仁赡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讲武殿前,王仁赡整理好衣冠,稳了稳情绪,大义凛然地迈步入殿,恭恭敬敬地叩拜在赵匡胤面前:圣躬万福。

赵匡胤头也不抬,一面继续批阅奏章,一面不冷不热地回道:起来说吧。

心虚的王仁赡用右手捏了一下颤抖的左手,强作镇定地站起身来,开始汇报工作,将他的酒友王全斌、崔彦进干的那些好事,一件不差地抖搂出来。我是证人,我检举,坏事都是他们干的。王仁赡不断地安慰自己。

可是话讲完了,赵匡胤却没说什么。王仁赡则咬紧牙关,弓着身子,等待赵匡胤的反应。

讲完了?赵匡胤问。

讲完了。王仁赡答。

赵匡胤放下奏章,终于看了王仁赡一眼。他不屑地问:“纳取李廷珪的妓女,私取丰德库金贝,这事也是别人干的?”

啊!王仁赡扑通一下跪趴在地,哆嗦得连磕头声都凌乱了。

使者和蜀地官民早就把实情报到了宫中,王仁赡,你真是自作聪明!赵匡胤没再接着说王仁赡的事,而是问道:就没有干净的人了吗?

王仁赡再不敢满口乱说,哭丧着脸说:“有,有。清廉谨慎,不负陛下重托的,只有曹彬一个人。”

赵匡胤铁青的脸上,总算拂过一缕阳光。曹彬,字国华,姨母是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后周时他也算与宗室沾亲。

赵匡胤在郭荣手下做小兵时,曹彬正负责管理茶酒。馋酒的赵匡胤曾跑去找他讨酒喝,他却因为所掌为官酒,拒绝了赵匡胤的请求。但让赵匡胤意想不到的是,曹彬竟然自己花钱买了一坛酒,给他送来了。这事让赵匡胤记忆犹新。

后来赵匡胤掌管禁军,曾拉拢曹彬,但怎么拉都拉不过来。做了皇帝后,赵匡胤问曹彬:“我以前总想亲近你,你干吗老躲得远远的?”曹彬回答说:“我是周宗室近亲,又是朝廷命官,平时办事小心谨慎,还怕捅娄子,哪敢随便结交大臣呢?”

在党同伐异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不偏不倚的大臣,真是难得。赵匡胤龙颜大悦,授予曹彬客省使。从这时起,曹彬已经进入了枢密使的预备队。

此刻,曹彬正与王全斌等人跪在殿下,等待皇帝发落。赵匡胤从御座站起,气急败坏地走到王全斌面前,劈头盖脸地质问:“三万降卒说杀就杀,谁给你的胆子?”

王全斌面如死灰,沉默不语。

赵匡胤正要发作,咦?曹彬怎么也在。他早就听人说,曹彬坚决反对杀降,连杀降的命令都不肯签字。赵匡胤遂指向曹彬道:“曹彬退下,这事跟你没关系。”

这要是王仁赡,一定会兴高采烈地起身出殿;出殿前,恐怕还要埋汰王全斌两句。但曹彬就是曹彬。曹彬不退,只管伏地磕头道:“臣与诸将一起商议杀戮降兵,朝廷问罪,应该第一个杀臣。”

好你个曹彬,这是在以死来护着诸将。王全斌啊王全斌,你当初要是听了曹彬的只言片语,能落到这步田地吗?

王全斌被移交中书门下审讯。他松了口气,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赵匡胤从未想过杀王全斌。他很清楚,王全斌一反常态,抄掠蜀中,就是怕自己步了郭崇韬的后尘。而赵匡胤也一直小心谨慎,尽量避免把王全斌逼上绝路。西蜀动乱两年,王全斌还能平安回到东京受审,赵匡胤保他的心思昭然若揭。毕竟,王全斌不想做郭崇韬,赵匡胤更不想做李存勖。

左右见状,顺势进言:“西蜀刚刚平定,如果因为劫掠杀人就严惩王全斌,今后陛下还怎么用人?”没想到赵匡胤却回道:“不行!现在河东、江南还没收复,如果对王全斌不闻不问,今后任命的大将,恐怕都会无法无天!”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不久,中书门下的审讯有了结果:诸将总共贪污、劫掠钱六十四万余贯,另外私藏蜀宫珍宝无数,克扣兵饷,杀降致寇,王全斌等人对此供认不讳。

正月二十三日,赵匡胤令御史台集合百官,朝议王全斌等人该当何罪。次日,百官上表: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论罪当死。赵匡胤却大笔一挥:这次暂且饶过。随后,朝廷专门在随州设置崇义军,金州设置昭化军,将王全斌、崔彦进分别贬为崇义留后和昭化留后。王仁赡罢出枢密院,贬为右卫大将军。三人及其元从军将所掠财物一并退还,至于诸军将士,法不责众,也只好息事宁人。

至此,北路凤州军的将官“全军覆没”。直到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巡幸西京时,这些人才先后重返朝廷。

相对于北路凤州军,东路归州军的将官却托曹彬的洪福,因祸得福。刘光义没升没降,平安无事,大概是征伐西蜀之功与不能劝谏兵乱之过两相抵消;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廷翰、虎捷左厢都指挥李进卿分别升任侍卫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并领节度使。沈义伦本官也升至兵部侍郎,接替王仁赡,出任枢密副使。

收获最大的是曹彬,连升两级,从内客省一跃而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军节度使。曹彬自认为没能阻止兵乱,愧不敢当,入宫请辞道:“诸将都判了重罪,唯独臣受赏,心中怎能自安?臣不敢奉诏。”

赵匡胤和颜悦色地挽起曹彬,说:“卿有功无过,又不恃才夸功。你要是有半点过错,那个嘴上不留德的王仁赡能放过你吗?惩恶扬善,这也是朝廷制度,卿就别推脱了。”

赵匡胤在曹彬身上,看到了李处耘的影子。他现在多么思念李处耘,又多么后悔未启用李处耘征蜀。

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乾德四年(966年)闰八月二十四日,李处耘病逝于淄州刺史任上,享年四十有七。

李处耘死了,赵匡胤很悲痛。他特别下诏废朝,赠官宣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赐地葬于洛阳偏桥村。以李处耘当时的刺史之位,这样的待遇简直是殊礼。

因为赵匡胤对李处耘有愧,他不杀李处耘,李处耘却因他而死。若非他一开始采取统帅与监军制衡的策略,就不会生出后来的那些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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