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别有用心:到底是谁擒获张士诚弟张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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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乱世,群雄并起,互争雄长,逐鹿天下。

朱元璋与张士诚相争过程中,张士诚之弟张士德被擒,是此消彼长的一大转折点。

张士德,小字九六,“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所略定”。可以这样说:张士诚能挣下偌大霸业,主要仗赖于张士德的能谋善战。

但是,关于张士德如何被擒,《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却有些混乱。

按照《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七月辛已(至正十六年七月初三,公元1356年7月30日),……(徐)达帅师攻常州,进薄其垒,……士诚遣其弟张九六以数万众来援。达曰:‘张九六狡而善斗,使其胜,势不可当。吾当以计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设伏以待。仍命总管王均用率铁骑为奇兵。达亲督师与九六战,锋既交,均用铁骑横冲其阵,阵乱。九六退走,遇伏马蹶,为先锋刁国宝、王虎子所获,并禽其将张、汤二将军。九六即士德,枭鸷有谋。士诚陷诸郡。士德力为多。既被禽,士诚气沮。”

即至正十六年七月,徐达、汤和、张彪带兵进围常州,张士诚担心常州守军抵挡不住,派张士德率军往援,结果张士德中了徐达的埋伏,“先锋刁国宝、王虎子所获”。

但是,徐达既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明太祖实录》没记载有朱元璋对徐达有任何表彰;反而,徐达在七月活捉的张士德,到了八月庚午(该年八月二十二日),“元帅自徐达以下俱降一秩”,徐达本人及其手下所有军官都被降了一级官级,理由是久攻常州不下,“老师无功”。

按说,一码归一码,徐达及其军团将官久攻常州不下,受到降职处分是正常的;但擒捉张士德,为什么不予以表彰?

还有,《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卷一二五《徐达传》;《国史考异》卷一;《明通鉴》前编卷一;《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周张士诚》等书,在记载徐达“围城打援”的这一段:只是说张士诚派几万军队增援常州,中了徐达设在离城十八里的埋伏,惨遭失败,部下张、汤二将当了俘虏。这和前面《明太祖实录》所记“并禽其将张、汤二将军”是一致的,但都没有提到张士德被擒。

最诡异的是:同卷《明太祖实录》又记:“十月戊申(至正十六年十月初二,公元1356年10月25日),张士诚兵既败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禽,士诚惧,遣其下孙君寿奉书,来请和。”

在请和过程中,张士诚开出的条件是:“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白银)三百斤“。朱元璋则要他归还曾派去交好的使者和俘去的詹李二将,并岁输粮五十万石。朱元璋在信中提到:“尔获我詹李二将不过小校,无关战局,我捉尔张汤二将,尔之左右手也。’这里,只说捉到了张汤二将,没有张士德。

由此可见,张士德的被擒不应该是在这段时间。

其实,《元史》有记:“丙申(指至正十六年)七月,士诚兵陷杭州,杨完者击败之。”而陶九成《辍耕录》在记载杭州之战时有提到:“士德与王与敬偕往。”

即张士德在至正十六年七月参与了攻打杭州,八月回到平江,是不可能会在常州被擒的。

说过《元史》,再来说说《明史》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赵德胜传》里明确记:“(赵德胜)复从遇春攻常州,解牛塘围,复广德、宁国。取江阴,攻常熟,擒张士德。”即擒捉张士德的人是赵德胜。

而在常熟虞山西北湖桥立有一块《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碑是为纪念大将赵德胜(其于洪武六年,追谥武桓)的,碑文为明初大学士宋濂所写,收录在《銮坡后集》中。文中明确记载了擒捉张士德的时间为:“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阴。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张士德出挑战,公麾兵而进,士德就缚。士德,士诚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无锡诸寨。”

丁酉年为至正十七年,即擒捉张士德的时间是至正十七年七月,与《明太祖实录》上的记载整整相差了一年。且碑文记载擒捉张士德的地点和《明史.赵德胜传》的记载相同,都是常熟,不是常州。

实际上,擒捉张士德的地点应该就在立碑处——常熟虞山湖桥。

因为,张士德被擒后,在张士诚幕中授内史之职、寻迁学士院学士的吴中诗人陈基,曾在虞山湖桥写过一首怀念张士德的诗,该诗后收录于《夷白斋稿》,诗云: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

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

填海欲衔精卫石,驱狼愿假祖龙鞭。

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

另外,《天潢玉牒》有记:“丁酉六月 取江阴州,攻尝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

同样,《皇明本纪》有记:“丁酉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

上面说了,丁酉年为至正十七年,从这两书可以确认擒捉张士德的时间是至正十七年七月。

还有,《元史》的《顺帝纪》、《达识帖睦迩传》均有记:至正十七年,张士诚为书请降,达识帖睦迩承制令周伯琦前往抚谕,诏以张士诚为太尉,张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如果张士德已在至正十六年被徐达所擒,则距离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向元廷纳款已有一年多,怎么还会授予张士德平章政事之职?

再看《明太祖实录》中徐达打常州后的经历:

1、“三月壬午(至正十七年三月初八,公元1357年3月18日),克常州。初,常州兵虽少而粮足,故坚拒不下。及诱叛军入城,军众粮少,不能自存,达等攻之益急,吕珍宵遁,遂克之。”

2、“三月己丑(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公元1357年4月4日),徐达,常遇春,桑世杰率兵取马驮沙,克之。”

马驮沙即今天的靖江市,与常州相距一百二十里左右。徐达于三月初八拿下了常州,于三月十五日攻下了马驮沙,这前后时间仅仅用了七日。

3、“四月丁卯(至正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357年5月12日),克宁国路。先是徐达,遇春取宁国路,长枪元帅谢国玺弃城走,守臣别不华、杨仲英等闭城拒守,城小而坚,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裹创而战。上乃亲往督师,既至登高,望曰:‘如斗之城,敢抗吾师!’乃命造飞车,前编竹为重蔽,数道并进,攻之,仲英等不能支,开门请降。”

从拿下马驮沙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四月二十三日拿下宁国路,满打满算,用三十八天;而且考虑到徐达军队要先从常州到马驮沙、再从马驮沙折往宁国路途上消耗的时间,即用“久不下”的说法实在有些牵强。

但是,转换一下思路,如果徐达在三月十五日打下了常州后,没有攻取马驮沙,而是直接攻打宁国,那么前后花了四十五天时间,“久不下”之说大概可以说得过。

可见,打下马驮沙的人应该不是徐达,而是另有其人。

此人是谁呢?

《明太祖实录》又记:“六月乙未(至正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357年7月5日),命长春院枢密院判官赵继祖,元帅郭天禄,总管吴良取江阴。”

注意,至正十六年都元帅郭天叙、左元帅张天佑率军队从句容出发攻打集庆,却被诈降的陈埜先残忍杀害,当时作为郭、张部将的赵继祖在乱军中杀出,逃回了句容。

另外,《明史赵德胜传》有赵德胜攻打芜湖后,再攻句容的记载。

即赵继祖和赵德胜曾一度在句容合兵。

现在,在至正十七年六七月间,赵继祖出现在江阴——江阴与马驮沙隔江相望,距离近在咫尺;赵德胜又出现在常熟。

这说明,攻打马驮沙的人,应该是赵继祖和赵德胜等人。

那么,问题来了,《明太祖实录》为什么要把赵继祖和赵德胜等人打下马驮沙的功劳记在徐达的头上?是为了塑造徐达“战神”形象的需要吗?

肯定不是。

《明史常遇春传》里说:“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至是骄蹇有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即邵荣是当时位居徐达、常遇春之前的第一大将,结合邵荣后来与赵继祖“谋伏兵为变”等情况看,赵继祖和赵德胜当时应该都是在邵荣的麾下。

这么一来,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把赵继祖和赵德胜等人打下马驮沙的功劳记在徐达的头上,非为塑造徐达“战神”形象,而是要抹杀邵荣的战功!毕竟,邵荣是都元帅郭天叙、左元帅张天佑死后,地位堪与朱元璋相抗衡的郭子兴旧派系势力的大将。

《明实录》移花接木之举,实在是煞费苦心!

风头曾经盖过徐达、常遇春的邵荣,也在《明实录》的别有用心下,成为了一个打酱油的历史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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