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演讲中贾樟柯说:我是叛徒

澎湃新闻网08-05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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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注定》工作照

大家好,我是贾樟柯。刚进这里看到舞台的布置,我吃了一惊,以为来到《中国好声音》了。我说,还以为今天要表演唱歌呢。他们告诉我:不行,你得说话。

这让我想起中学时期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时候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有一天,收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我们每个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我们这些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如果你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你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一年之后,我高考落榜了。我父亲跟我讲,你应该上一个大学,但你数学太差了,肯定补不起来,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没准你可以考一个美术类学校,因为那个时候考美术不用考数学。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几率,应该比学好数学的几率高,所以我就离开故乡,去了省会城市太原学画。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在首都,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对于梦想成为一个画家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我们一起买了火车票,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是一夜未眠。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大家到了美术馆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我们需要从县城到达省会,需要从省会到达首都。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我们要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到了90年代末,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整个沿三环路的路边,都是用帐篷搭的工人工棚,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全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的面孔。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就是从基层向大城市流动。造成这样的流动首先有经济的因素,因为你会逐渐地发现农业是不赚钱的,仅仅依赖土地,个人的发展空间、或者说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则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们要看电影的话,最主要的电影院还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没有影院的。我们要同步地、第一时间地看最新的首轮商业大片,只有在北京、上海或者其他偏大的城市。包括音乐厅,包括美术馆,包括飞机场,包括所有的城市设施和一些工作机会,它们都密布在这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

《河上的爱情》剧照

所以,人口流动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城市才会有机会。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在这方面,我有非常难忘的记忆。我曾经在我的文章里写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已经定居北京很久以后,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全国全世界频繁旅行以后,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想去看望我的一个同学,他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就在家务农。他的家就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黄昏的时候,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暮色中去了他家,很熟悉的路,村庄跟以前相比也没有什么改变。到了他家之后,他正好不在,他的父母接待了我,于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我发现,整个房间的陈设,他的被褥、铺盖,甚至他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然后我注意他的床上有一本书,是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今古传奇》,这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因为它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说,小说题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类似地摊文学。那本书曾经是我在中学课堂上偷偷读过的,不知怎么样流传到了他的手里,而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本书还在他的枕边。这时候我想,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如果你去乡村行走,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在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人、儿童和妇女的世界,因为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在夜晚的乡村里,几乎最重要的娱乐就是打麻将,就是赌博。你可以想象,如果乡村里面没有麻将的话,可能最后一个年轻人都会走掉。这样一种精神氛围,是我们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精神背景。

再一方面,如果沿着这样一个路途,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离开北方来到南方,我们去到东莞、虎门、长隆,去到长安、石龙,去到这些广东的密集小镇时,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一边是跟乡村同样的寂静——几乎在白天的时候,你在这些小镇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们那些老乡,我们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前往开放的南方去打工的亲戚朋友,他们进入到的同样是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世界。

《山河故人》剧照

前几天我在长安这个小镇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幕。那是在一个工厂门口,正好是下班时间,几乎所有的工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蜂拥而出,大部分是女工,男工人很少。工厂门口有一个男人,大概三十岁左右,背一个双肩背包,穿一件白衬衫,手里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我看到很多女工围着这个男人和婴儿,他们非常开心。仔细看,你会发现,男人是其中一个女工的丈夫,带着小孩来看她。那么你就能想象,这是一场分离。她的丈夫带着孩子,也许是坐了很长时间的长途汽车来,围墙之内是妻子打工的工厂,他们在围墙外面,在大门口相会。我觉得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囚禁感,虽然人们离开了土地,但进入到这些工厂之后,他们仍然是处在一个巨大的封闭里面。反过来说,当你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在这个城市或者说城市边缘,你所从事的仍然是一个供给的工作,你仍然是在单向地提供给这个城市你的劳动,那么这个城市能回馈给你的是什么呢?

就在这样的一些大型工厂里面,年轻工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区里面,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比如东北人会扎堆,湖南人会扎堆,湖北人会扎堆,可能甚至会细化到某个县、某个乡,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一个乡土结构。另一方面,就像土地约束了人一样,这些工厂也约束了人,你的自由可能是从一个工厂流动到另一个工厂,你可以从一个虎门的电子厂流动到一个长安的制衣厂。城市高速公路、高铁始终是跟这样的人群擦肩而过。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氛围里面,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离开了土地,来到了城市,还会发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剧。这带来了一个分享的公平问题。人口移动,进入到城市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均等的分享式社会。我举一个例子,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说房屋的限购,汽车的限购,就是从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种分享的可能。可能有的人会说,对一个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现实的,但问题是,你拥有这个权利跟没有这个权利,其中有质的区别。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反而让我们思考自我启蒙的问题,对人的束缚、限制,它是一个常态。比如说你一出生,你至亲的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缚者。我们还将迎来社会层面的出生,当我们进入到社会之后,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我们所处的人际关系,都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缚。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那么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你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它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建立的,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我是一个叛徒,谢谢大家。

本文为《南方周末》“THINK+2012大声思考”演讲(2012年11月),收录于《贾想II: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台海出版社2018年1月版,文中图片由理想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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