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帝国软实力:英国雄霸天下的秘诀在于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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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技术与国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经济》,作者:王珏,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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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用来解释财富、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现在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也囊括了文化、价值观、职业伦理、规则等广泛的内容。欧洲文化具有相当的共性,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都发生在欧洲大陆,一些著名的发明家,如牛顿、笛卡儿、斯宾诺莎、伽利略和莱布尼茨的著作畅销欧洲,超越了国境。而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这就引起了人们对英国文化特殊性的关注。

清教,是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清教是16世纪伟大的文化创新,并在1626年培根去世之后的几十年中扩大了影响力,在英国竞争激烈的思想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威尔金斯·波义耳,植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和弗朗西斯·维路格比(Francis Willughby),数学家约翰·沃利斯、医生和化学家乔纳森·戈达德(Jonathan Goddard)和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都是清教徒。

Merton(2001)强调,17世纪是受宗教深刻影响的时代,宗教信念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当宗教信仰不能与经济进步相符合的时候,两方中必有一方要做出让步(Merton,2001: 91)。清教出现的时间,恰好与更多人开始为了金钱而努力工作的时间相一致。 为了获得更多市场供给的消费品而努力赚钱成为上帝认可的做法,由此造成的消费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奏(德弗里斯,De Vries, 2008)。1660年后社会地位和威望等世俗价值观也越来越与财富积累和经济成功相挂钩(Perkin,1969)。

实证研究表明,宗教价值观与经济绩效和收入分配有关。Barro and McCleary(2003)利用多国调查数据,发现经济增长和宗教有正相关关系,因为考虑远期(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习惯会导致个体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Gui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3), Boppart(2007)等人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Botticini and Eckstein(2005,2007)对犹太人宗教改革前后的研究证明,价值观和态度对经济决策具有长期的影响。贝克尔和沃斯曼(Becker and Woessmann,2007) 发现在19世纪时,普鲁士信奉新教的地区比天主教地区的经济更繁荣,这直接证明了韦伯的理论。同时,他们发现当控制教育的时候,宗教的作用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宗教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影响经济绩效。

Merton(2001)将清教徒与现代科学兴起相联系,认为清教徒对英国有用知识的增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英国清教徒发现科学是符合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同时也是一种践行其信仰的方式。而耶稣会后期和东正教的教义与科学信念相悖。例如,实验科学家波义耳认为,如果没有了造物主,没有他的智慧所创造出的宇宙和世间万物都要遵守的规则,那么科学家们对自然的研究就失去了意义(波义耳,1664: 71-72)。清教徒包容了科学,部分原因是它“既彰显了上帝的荣耀,又强化了人类的美德”(默顿, 1973:232)。尽管默顿的论证方法存在问题, 特别是例证的方法,很容易通过列举那个时代很多不是清教徒的科学家的例子而证明默顿是错的。 但他强调了宗教信仰和科学研究之间不断增加的相互接纳程度,特别是清教徒接纳和践行了实验方法,是英国胜出的关键原因。

培根的自然哲学使得科学研究和宗教信仰可以共存,通过自然研究,人类可以获得一些实际的知识以帮助他们更正确地解读宗教经文。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提出了一种“培根式妥协”,这是宗教与自然哲学之间一种含蓄且非正式的权宜之计,科学家们为上帝全能提供科学解释,以换取研究人员免受宗教迫害的自由(摩尔,1986:323)。对于17世纪下半叶的许多科学家来说,科学研究和写作是一种敬奉上帝的方式。

清教可能巩固了启蒙时期英国科学与欧洲大陆科学之间的劳动分工。相比于大陆科学来说,英国科学更讲求务实和实验性,是更直接的“培根主义”。法国科学和古典真理所表现出的一样,比英国科学更加正式、演绎和抽象(Kuhn,1976:26-27;Jacob and Stewart,2004:119)。在牛顿之后,英国数学再没有出现能与欧拉、伯努利和拉普拉斯这样欧洲大陆的人物相抗衡的数学家。当然,1780年之前,欧洲大陆也没有能与英国最好的实验学家们如波义耳、布莱克、黑尔斯和普里斯特利等人相提并论的实验科学家(Kuhn, 1976:25)。

然而,意大利天主教徒和德国路德会教徒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与清教徒类似。约翰尼斯·开普勒和第古·布拉赫都是虔诚的路德会教徒。天主教学者像伽利略、卡西尼和笛卡尔等俗世信徒对科学发展和实际应用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耶稣会士在早期现代科学中也包括发挥重要作用。耶稣会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乌(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凭一己之力在耶稣会中推行了数学教育,并帮助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改革了历法,直到现在历法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德国路德宗内的虔敬主义“几乎可以被称为欧洲大陆的清教徒主义”,(Merton,2001:124)将大部分德国的科学进步归功于虔敬主义。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虔敬主义变得极有影响力,但是德国18世纪技术进步非常缓慢。这些问题说明,仅凭清教来解释英国的特殊性还不够全面和周到。

另外一个解释英国特殊性的原因在于英国对宗教的宽容性。1660年后,清教徒只是少数派,也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但他们仍可以自由地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社会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保守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重新允许犹太人定居于英国(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英国境内全部犹太人),1660年以后英国政体再次变化,可它对宗教宽容的态度并未改变(Zagorin, 2003:188-239)。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科学的自然转向,相比之下,德国、意大利政府对于异端邪说的态度则是反复无常的。例如,1723年德皇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驱除了反对虔敬主义的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740年腓特烈大帝(威廉的儿子)又邀请他重回德国。17世纪70年代,一大批法语大学禁止老师教授笛卡尔的作品。17世纪30年代,对化学家扬·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JanBaptist van Helmont, 1580~1644)的骚扰和迫害,被认为是化学研究在意大利消亡的原因(阿什沃斯,Ashworth, 1986:150~153)。

宗教宽容给英国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影响。从17世纪的清教徒科学到复辟时期的圣公会科学,再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主流教派和主流思想一直在不断演变。英国政府相对的宽容性,保障了科学研究免受占据垄断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侵害,让科学研究坚持证据和逻辑的标准,从而保障了英国在有用知识的研究上持续进步。英国吸引了大约8万胡格诺派人才定居英国,其中包括丹尼斯·帕旁(Denis Papin)、亚伯拉罕·棣莫弗(Abraham De Moivre)和约翰·德萨吉利埃(John T Desaguliers)等著名人物。英国的时钟和手表制造业的大部分工匠也是移民(Landes, 1983:219)。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价值观和偏好的改变是从马尔萨斯式增长向现代增长转变的关键要素(Galor和Weil,2000;Hansen和Prescott,2002;Doepke,2004;Clark,2007)。研究还发现,勤奋、节俭、忍耐、守纪等非认知技能都是人力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甚至超过识字率,计算能力等认知技能(Heckman and Rubinstein,2001;Segal,2006;Heckman,Stixrud and Urzua,2006)。非认知技能和价值观紧密相连。与中世纪的天主教不同,新教宣扬神的荣耀不再需要一种沉思的态度或对贫穷的赞美。相反,经济的成功和严肃的生活成为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清教的价值观使新兴的工业家和技术创新人才都表现出延迟享受、忍耐的品格。而且,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延迟或者牺牲消费累积的金钱在新技术的运用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2008)。

清教塑造了一种对待工作的文化态度,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闲暇。清教认为闲暇就是怠惰。马克斯·韦伯说:“这样,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人生短促,要确保自己的选择,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到的谴责之列。……时光无价,因之虚掷一寸光阴即是丧失一寸为上帝之荣耀而效劳的宝贵时辰。如此,则无为的玄思默想当是毫无价值,而如果它是以牺牲人的日常劳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那么它必须遭到严厉的谴责。”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 1992,第123页。耐心、努力工作和创新性等工业革命的特征,存在于工业革命前马尔萨斯增长的漫长时期。这种特征的代际转移在英格兰占了上风,使得英国在1800年后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Clark,2007:8)。

第一代工业家大多数都靠忍耐、节俭和勤奋获得成功。几乎所有主要的企业家都冒着巨大的风险,经常工作到深夜,很少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Mokyr,1999:41)。由于大部分新企业依靠个人储蓄和留存收益进行投资,因此工业家的生活都非常节俭。他们的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家庭支出,其余则重新投入经营活动(Von Mises,1963:622)。对休闲和娱乐的鄙视态度,再加上对市场供给的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消费脱离自给自足越来越具有市场化的倾向,并且消费额增加,消费种类也更多。造成了工作强度的提高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德·威利斯(De Vries,1994)把这一变化称作“勤勉革命”。在1750年的英国,由于减少节庆、宗教节日以及去除星期一不工作(圣礼拜一)等,工作时间大大增加。而且,欧洲绝大多数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劳动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Clark,1987)。

工业革命后工厂制度的兴起,促进了工人遵纪、守时、尊重别人等非认知技能的提升,这些技能被称为“纪律资本”。与手工工场相比,工厂中昂贵的设备和原材料,更为复杂的技术以及更为精细的分工,强化了工厂主向工人灌输诚信和节制的文化观念,培养工人互助合作的精神。工人诚信、合作和纪律性等非认知技能的提升也体现在工资上。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比手工工场、自我雇用的工人的工资更高,自我雇用和手工工场的盈利能力更依赖于劳动强度。例如,机器纺织工厂中熟练工人的工资高于手工工场;机器制砖厂非熟练工人可以获得较高报酬,成为熟练工人后可以获得普通工人2~3倍的工资,高于煤矿开采工人。同时,工人遵纪、守时、尊重别人等“纪律资本”的积累会节省监管成本。早期的工厂主偏好雇用性格相对柔顺的工人,如妇女和儿童,即使他们的技术较差。同时,工厂中领班等层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比较高。这都说明纪律资本确实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

清教将对科学的容纳和对休闲的鄙夷贯彻到人力资本的教育中。清教的学校鼓励学生学习物理学、科学、数学和语言研究,而不允许学习“琐碎轻浮”的学科,如诗歌、戏剧、音乐和纯粹的文学。其他教派,如圣公会的学校在清教学校的竞争压力下,也增加了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的设置和学习。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n Amos Comenius)、希西家·伍德沃德(Hezekiah Woodward, 1591/1592~1675)、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611~1682)先后在英国倡导教育改革,提倡科学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采用培根的实验方法来教授和扩展科学,在英国形成了一种更加倾向于实用性和功利主义的培养方案。宗教在教育上的竞争形成了更务实、更科学导向型的教育,这成为英国人力资本扩张大于其他国家的原因。

Matthias Doepke and Fabrizio Zilibotti(2008)研究了价值观、偏好和英国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相互作用机制,发现英国上层社会和中间阶层因为偏好不同,职业选择不同,最终导致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赶上并超越了土地贵族。完全依赖劳动收入的中间阶层的父母,刻意培养了孩子节俭、勤奋、忍耐的品格和强烈的职业道德,控制孩子的休闲时间。在职业选择上偏好需要精力、技能和经验积累的职业。依靠租金收入的土地贵族则着力提高孩子的生活品位,教育孩子如何去享受生活(狩猎、舞会等)。当需要通过艰苦创业和延迟享受进行投资的机会产生时,节俭、耐心和职业道德成为关键资产。掌握这些关键资产的中间阶层,取得甚至超过了土地贵族的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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