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圣治之风:抗战时代阎锡山因何艳羡河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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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息相吹,南阳人,现居洛阳。文史写作者。擅长近代历史人物和城市史写作。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衰败的旧日要道

南阳,古称“宛”,《陋室铭》里:“南阳诸葛庐”,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刘邦争天下,对于久攻不下的南阳,想放弃攻打,直接西进,被张良拉住,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进军关中的路线,是从洛阳南下,经南阳,破武关,直取咸阳,走的是通往关中的武关道,是一条“捷径”,也是一条险路(南阳西部多山,为秦岭南支),南阳是这武关道上连接荆襄,北通关中的重要城池。东汉立国,南阳也是刘秀集团起家的地方,后来成为了东汉时期的陪都和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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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盆地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西依秦岭、北靠伏牛山、东扶桐柏山、南邻汉江,三面环山,一面水,地势呈阶梯状,以河流为骨架,构成向南开口与江汉平原相连接的马蹄形盆地。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所说的地方,就是南阳一线,南阳正位于“秦岭—淮河”,这条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上。

从军事战略地位上来看,这里虽僻居豫西南,但战略地位独特。南阳占据着沟通南北的要道,向北有通往洛阳的三丫道,向东北有方城道,能够直通郑县(今郑州)、开封,向南有宛郢道,经邓州通往湖北襄樊、江陵,向东南经信阳,可通安徽,所以南阳素有“楚豫雄藩,秦吴咽喉”之称。

南阳境内,有丹水,能够一直到达陕西商南,然后经陆路到长安。其他的主要河流,如白河、湍河、唐河,南通汉水,在内陆漕运尚且兴盛的时代,是北方通往长江的水上捷径。历史上,著名的中原四大水旱码头之一,赊店镇(今社旗)就在汉水支流的唐河上游,在明清时期成了“北走汴洛,南航襄汉,西趋川陕,东进皖浙”的枢纽,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贸易中心之一”(英国学者贝思飞语)。

有人评价南阳盆地的地位:“南阳盆地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

就是这样一座连接南北交通的重要城市,到了清末民国,却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首先是传统交通地位的丧失。甲午战争以后,清光绪帝下旨兴办铁路,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打通了中国南北的铁路交通,到了民国五年(1916年),陇海铁路建成通车,中国初步形成了十字交叉的南北和东西铁路线,中国的交通,正式向现代化迈进。

铁路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旧有的交通格局,深刻影响了铁路沿线的城市,曾经地处洛阳和开封之间的郑县,因为京汉铁路经过,一跃成为了繁华的都市。而在以官马大道和漕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郑县不过是汴洛之间的中转站,从西边去省会开封的人,过洛阳在郑县住一晚,第二天上午就能到到达省会。

南北铁路的贯通,使以郑州为代表的沿线站点城市一夜之间崛起,但尚未拥有铁路的南阳,其陆路和水运南北枢纽地位从此骤然下降,其中显著的一例,就是赊店重镇的迅速衰落。

南阳盆地,遭遇的还不仅仅是交通地位的下降。种种原因,互为因果。从鸦片战争以降的近代中国,经历一波又一波战争和动乱,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抗日战争……这期间,又有许许多多小规模的战乱,譬如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华、护国战争等等,每一次战争,征兵、派粮、弃尸如莽,受害的都是老百姓。20年代以来,河南境内先后有直军、宏威军、镇嵩军、毅军、建国豫军、国民二军、河南保卫军等名目繁多的武装集团出现。1922年、1925年、1926年全省境内兵源总数分别为10万、20多万和40多万。1930年4月1日,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与蒋介石混战,双方出动兵力100多万、死伤30多万,历时7个月。对于河南全境,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南阳作为屯兵的要地之一,从清末到民国,遭遇了军阀频繁过境的骚扰,每次过境,基本上都是各种明目的横征暴敛,甚至公然打家劫舍。1930年8月,西北军刘汝明部先锋团李金田部至邓县堰子赵楼寨派粮被拒,攻陷赵楼,杀民众3000余人。

天灾、战乱、兵灾,交通地位的衰落,白河的水运又因为上游水土流失严重,而日渐阻塞,南阳盆地基本上到了崩溃的边缘。

据地方志记载,南阳三四十年代,内乡马山口和唐河县源潭镇还出现了“卖人市”,穷苦人为了自家亲人能够活命,卖儿卖女卖老婆,更不用说食不果腹,冬天衣不蔽体,人畜不分,其悲惨可想而知。

社会的衰落,一个显著的体现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三面环山的南阳盆地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下,成了土匪理想的天堂。宛西一带更是土匪活动的重灾区。

“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诗人固然可以如此悲天悯人,但是当穷民变成了土匪,杀红了眼睛,就是对社会稳定的极大危害。

1926年以前,活动在镇平县境内的土匪大约有32股,大约3700多人,其中超过千股的很少,可到了1926年以后,境内活动的土匪减少到9股,人数却增加到1万多人,而且动辄聚集千人乃至上万人进行活动。

民国18年(1929年)春,股匪王泰破赊店,盘踞18天,烧杀抢夺之后,拉肉票1000余人。1929年9月28日夜9时,镇平县县城北被土匪攻破,房屋被烧9000余间,13000多人被拉“肉票”(人质),其中包括在任县长郭学济(后被土匪杀害),全部财产损失300多万。民国20年(1931年)农历四月八日,崔二旦、魏国柱约1000人,破南阳北关,盘踞五天,拉肉票900余人……

当时土匪除了“拉肉票”,还流行一种活动“打孽”——只要有人给钱,他们就按照出钱人的意图,去执行暗杀任务,有的打死一人,有的杀死全家。这给普通老百姓、富户和地方士绅都造成了极大的心里恐慌。寻找靠山,修建村寨或者拥兵自卫,成了许多地方不得已的选择。

据30年代初统计,仅内乡一县的寨防就达100多处,其中一部分为明清时期所修,大多为民国以后重建或新建。南阳内乡这一带的农民,能够进入寨子的,尚可求得一时的栖身,无缘进入到寨子里的,每天晚上以家为单位,扶老携幼,在村外寻找隐蔽的地方露宿,轮流放哨,防止土匪突然袭击,当时流传跑土匪的经验,所谓“满山跑,活到老”。

而河南南阳地区的县长,更是走马观花似的频繁更换。自1912年到1937年,26年间,南阳县长(知事)先后更换了37任,人均任职8个月。如此的高更换频率,自然也就无所谓治理地方,民国年间,地方动荡可见一斑。

强人与乡绅的宛西自治

1927年8月,时任冯玉祥西北军总执法处高等执法官的彭禹廷,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行至襄城县遭遇土匪伏击,被耽误了十多天,回乡后母亲已经下葬。彭廷禹“怀痛穷天,无以自解”,感到“自有生以来,所受到的刺激 莫过于这一次”。自此之后,彭禹廷特别关注乡村问题,尤其是如何消灭土匪。他于1930年在新乡百泉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邀请梁漱溟、梁仲华、王怡柯(河大法学院院长)等国内知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前来讲学。学校受到军阀干涉停办后,镇平新遭土匪洗劫,镇平各界人士恳请彭禹廷回乡,彭受邀返乡,担任区长,开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地方自治。

同一时期,内乡的别廷芳、淅川的陈舜德、邓县的宁洗古都在境内组织了自治武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剿匪。

这四位自治领袖,背景各异——这也多少影响了后来四个人的命运。宛西四县中实力最强的是内乡的别廷芳(49年以前,西峡尚未独立建县,属内乡),别廷芳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出生后被遗弃,幸赖僧人所救,由一无儿无女的张姓寡妇抚养,别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后被当地“老虎寨”的寨主杜升堂雇佣,在山寨中成长起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打土匪能手,不少山寨归附,别遂逐渐扩大武装,购买枪支,用别廷芳的话说,他是靠“两杆马枪起家”。别廷芳虽然军事势力最强,但他着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官方背景,是标准的地方军阀。

彭禹廷、宁洗古和陈舜德三人,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归乡精英。彭禹廷与西北军冯玉祥有着密切联系,当时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就直接受到冯玉祥的支持,彭在社会各界,相当有名望和号召力。淅川的陈舜德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家中长辈在清末甚有功名,从小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求学于豫南师范学校,在省城开封结交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对于世界潮流和国内政治形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自治前,陈舜德是淅川筹款局局长,也担任淅川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是淅川兵权、财权的实际控制人,曾经为冯玉祥和孙连仲积极筹备军需,与其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淅川的宁洗古,毕业于黄埔军校,是中共地下党,后国共合作,又加入国民党,与当时河南省主席刘峙还有师生关系(后被刘峙诱杀)。

为了南阳各县能够联合形成剿灭土匪之势,由彭禹廷提议,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县进行联防。1930年9月27日,四县联防会议在内乡杨集召开,内乡的别廷芳、镇平的彭禹廷、淅川的陈舜德、邓县的宁洗古等自治领袖参加了会议,会议最后达成了宛西四县联防御匪的协议,同时决定使用“宛西地方自治”的名义,成立宛西民团指挥部,公推别廷芳为总指挥,陈舜德为副总指挥。宛西民团指挥部下辖四个支队,分别由四县各自治领袖担任或兼任。

会上还制定了“十条公约”:1.农兵合一;2.统一指挥;3.抚恤划一;4.粮弹自筹;5.整编保田;6.清丈土地;7.普及民教;8.设保健所;9.采会议制;10.务实去虚。

彭禹廷还为地方自治提出了“三自主义”,即“自卫、自治、自富”,称其为缩小版的“三民主义”,承接了孙中山的理论,为宛西自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解决了其合法性的问题。

自治具体实施过程中,执法官出身的彭禹廷手段相对偏重民事,他建立了从县自治政府到村的行政管理体系,别廷芳和陈舜德(陈重华)则更强调军事化管理。在一次会面中,陈舜德对别廷芳说:“(我们)要仿照清朝曾国藩创办湘军那样,乱世用重典,除暴才能安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其主要手段是建立保甲、推行“五证”以及严刑重罚。别廷芳有一次不经审判,就把泌阳监狱里抓到的土匪,全部杀掉,可见其人奉行的“用重典”原则。

宛西四县,仿照古代,建立了切结连坐制度:甲长保结10户,10户相互切结,甲、保互结,保保连坐。没人保的人家,单独列表。保、甲、花户相互监督,发生案件,一律连坐。

内乡的别廷芳为杜绝土匪流窜和潜入,特别发明了“五证制度”,即“出门证”、“通行证”、“乞丐证”、“小贩证”、“迁移证”,要求内乡所有常驻和流动人口凭证件进行日常活动。淅川的陈舜德认为此举对加强社会控制很有效,就把它引入淅川。

鸦片战争后,西方货物倾销,导致农村传统手工业难以为继,小工商业者破产。镇平一直是纺织品加工地,西方的“洋布”的输入后,倾销国内,对中国传统棉纺织业的造成毁灭性打击,镇平的纺织业也不例外。镇平自治委员会根据情况,对传统的镇平纺织业进行了现代化改革,采购了新机器,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制度,重新振兴了镇平的纺织业。

为了改良社会风气,宛西自治不仅建立了乡村师范,培养自治人才,还推行了“五大禁”:禁鸦片、禁赌博、禁纸烟、禁洋靛、禁洋货。此法一经推行“大县每年可省二百余万元,小县亦可节省百余万元”。

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实验相比,宛西自治的乡村建设并不偏重某一项事业,譬如单纯的军事发展,而是涉及宛西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治派试图通过这些努力,全面提升宛西社会。这与宛西自治握有实际兵权,有较大的自主性分不开。

在宛西自治竖起大旗之初,以彭禹廷为代表的镇平激进乡村精英,就决定依靠地方的力量来推行各项自治措施,他们试图建立代表乡村中下层百姓利益的权利网络,来完成对宛西社会的改造。

彭对当时的地方政权并不信任,他认为,自治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要想自治顺利进行,就要打倒官治,打倒官治,土豪劣绅才没有了护身符,各项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彭禹廷激进的自治政策,触犯了时任镇平县长阚保珍(河南省主席刘峙的亲信)建立的地方权力体系,自治派与阚保珍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矛盾。

与彭禹廷相似,邓县的宁洗古也采取了比较激进的自治,1930年,宁洗古被时任省长的刘峙任命为邓县、新野、南阳、镇平四县的民团总指挥(此乃刘峙诱杀宁的计谋)。但宁洗古组织中小学生驱逐县长边万选,枪毙了邓县原自卫队长高明知,与刘峙的地方利益集团产生了尖锐矛盾,被镇平县长阚保珍派人暗杀。宁洗古被暗杀后,彭禹廷还公开为宁报仇,杀了阚保珍,与国民党公然决裂,这也导致了彭禹廷最终被暗杀的悲剧。

宁洗古、彭禹廷的相继被杀,使宛西四县自治更加倚重实力最强的别廷芳,别廷芳将彭、宁二人的遗像挂在司令部内,接过了邓县、镇平自治的大旗。

别廷芳在内乡进行土地丈量,人口统计,又进行农业、工业、交通、教育、金融等一系列改革。还强制发行了“内乡地方金融流通券”作为货币,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

有鉴于宁洗古与彭禹廷的被杀,别廷芳一方面在地方上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积极调解与国民党的关系,与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的一派军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宛西自治赢得了难得的安定十年。

“胜了不光彩,败了难收拾”

国民党中反对地方自治的一派始终存在。别廷芳与这一派的矛盾由来已久。别崇拜孙中山,但对随意掠夺地方的国民党军阀很厌恶。1930年前后,过路的国民党军队来内乡掠夺,别都极力采取各种手段反对。国民党军阀刘汝明路过内乡,派士兵搜刮民财,士兵统统都被别廷芳暗杀。其他过路军阀,从此也不敢在别的地盘上撒野。

宛西实行联防后,自治势力壮大,国民党欲控制自治派而不能,自治派又怕被国民党吃掉,不敢公开得罪国民党。由于自治派拥有一支三四万人的武装队伍,形成半独立局面,国民党政令难以贯彻实施。时任河南省主席刘峙想派兵铲除别廷芳,被南阳专员罗震、省民政厅厅长李培基分别劝阻,李说:“省主席派国军打民团,胜了不光彩,败了可难收拾。”国民党驻南阳40军军长庞炳勋也写信给刘峙说,宛西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攻打难以取胜,一旦交火,势必祸及百姓,后果又不好处理。刘峙考虑再三,权衡利弊,只好作罢。

宁洗古死后,邓县群龙无首,别廷芳手下在接任邓县时,与邓县其他自治势力发生冲突,别廷芳的心腹将官刘捷三误杀国民党元老王庚先(著名文学家姚雪垠的岳父),让刘峙抓住了把柄,刘峙本来想借机杀了别廷芳,但被别识破,刘峙最后在开封诱杀了刘捷三。

但刘峙依然想找机会置别廷芳于死地,受到当时南阳驻军刘镇华的阻拦,刘镇华还处决了刘峙安插在南阳的奸细。

在刘镇华调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之后,刘峙两次诱捕别廷芳,但都被别廷芳化险为夷。

好在蒋介石为维护统治地位,对地方大员都会三五年进行一次调动。1935年12月12日,任职五年的河南省主席刘峙,调离河南。继任的省主席商震,他对宛西地方自治采取支持态度。为缓和与宛西别廷芳的关系,还特别分配内乡一个国大代表的名额,别廷芳当选,别为了示好,同意加入了国民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南阳地区专员(当时南阳属河南第六区)由朱玖莹接任。朱到任后,首先着手处理与宛西的关系。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民党也有意拉拢地方实力派进行剿匪抗战,朱玖莹邀请别廷芳来到南阳城面谈,两人相谈甚欢,朱玖莹充分肯定了宛西自治的功劳,并邀请别廷芳出任南阳十三县联防主任,一方面挺进宛东进行剿匪,另一方组织民团,配合国民党正规军进行抗战。

1938年2月,程潜出任河南省主席,程潜进一步采取了缓和矛盾的手段,把宛西列为自治区对待,采取了一项特殊政策,承诺宛西自治区内各县县长由地方推荐,省府委任,以示对地方自治的支持。自此,别廷芳同国民党当局的紧张关系,日趋缓和。

抗日御侮,同仇敌忾

别廷芳在宛东配合政府剿灭土匪卓有成效,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朱玖莹也受邀来到西峡口视察,还为别廷芳在西峡口修建的水利工程石龙堰特别题写“别公堰”三字,以示支持。

随着抗日战事吃紧后,桂系军阀势力和蒋介石相继开始拉拢别廷芳。

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命令李宗仁部队撤退到豫南。李宗仁考虑到宛西是通往陕西的必经之路,如果宛西按兵不动,就等于给日军让路,襄樊就会腹背受敌,如果别廷芳不让通过,第五战区几十万大军的给养就成问题。于是派同盟会元老刘汉川接洽,后李宗仁与白崇禧又亲自前往内乡与别廷芳面谈,别廷芳坚决支持抗日,三人很快就抗日救国问题达成一致。

桂系与别廷芳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时任河南省主席程潜也建议蒋介石:“豫北失守,豫东时局紧张,现在只有豫西南暂时安定。南阳为河南粮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别廷芳用兵南阳,此民众大可为国所用,委员长若能亲自召见,以表宠信,对河南战局大为有利。”蒋介石遂在武汉特别召见别廷芳,希望别廷芳能够为他所用。这里有一轶事,别廷芳见到蒋介石,说:“报告委员长,国民别廷芳叩见问安。”遂跪下给蒋介石磕了一个头。蒋介石见状哈哈大笑。有人说这体现了别廷芳是土包子,但如何给蒋介石行礼,别廷芳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

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展开了对别廷芳有成效的统战工作。1938年5月,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对彭雪枫(彭禹廷的族侄,受过彭禹廷的资助,时在确山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朱理治一次谈话中谈到:

“宛西各县有数十万英勇强悍的民众武装,这是我们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先决条件,河南省委应迅速向豫西南发展。”

彭雪枫在分析别廷芳的统战工作时说:“从思想上看,(他)受彭禹廷影响最深,有朴素的爱国爱乡,保境安民思想;从抗战态度上看,他主张抗日,但不坚决。我们可以利用其同国民党矛盾的一面,争取其抗日的一面,防止他反对共产党,动员其合作抗日”

彭雪枫派出了部下刘贯一对别廷芳进行了成功的统战。别廷芳热情招待了刘贯一,为侄子彭雪枫的坚决抗日感到欣慰(彭雪枫为彭禹廷的族侄),彭之后对共产党转变态度,保护了一些地下党员免造国民党杀戮,还出资1万元、筹资3万多元,划出土地,支持中共南阳县委在南阳龙泉寺办起了“芳林酒精厂”(取创办人别廷芳和邰士林名中二字),作为地下党活动联络处。

1939年,日军发起了侵略鄂豫地区的战争,史称“随枣战役”,因为主战场在南阳的新野、唐河两县,人们又称“新唐御敌”。别廷芳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带领民团配合国军作战。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和南阳第六区自卫军,相互配合,奋力反击,遂将新、唐二县收复,迫敌南逃。”

曾任南阳地区专员的朱玖莹在《宛西御寇鸿忆录》一书的序言里也写道:“宛西民团配合国军作战,并负责边境守护、子弹军粮运输、退路伏击之责。大捷之日,孙公常示于众,此乃民团协同之共也。”此役,别廷芳根据第五战区的命令,从宛西抽调民团7000多人,后勤运输4000多人,配合国军给侵略者迎头痛击。新唐御敌,激战五天,共歼灭日军2000余人,打死战马近千匹,摧毁日军战车25辆,俘获日军120名。日军仓皇南逃,又遭到民团的伏击,伤亡百余人。别廷芳率领民团,配合政府军成功收复了新野和唐河。

阎锡山的“愧别室”

战后,别廷芳受到嘉奖,但同时,国民党对地方民团的猜忌也进一步加大。卫立煌接任河南省主席后,与汤恩伯一道,决定收编别廷芳的地方民团。1940年2月4日,河南省军事会议在洛阳召开,别廷芳坚决反对收编,在会议上与卫立煌、汤恩伯发生了彻底决裂,别抱病而归,一个多月后,别因病逝世,享年58岁。别死前告诫子孙好好读书,切勿参与政治。死后财产依然是薄田三亩,其人不爱财,不爱官,不好色,为人清廉直率,至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民政厅长李培基率团赴广西调查自治,广西人谓为取法于宛西。

李宗仁制定的《广西建设大纲》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的能力”,是广西的“三自政策”。桂系治理广西政策和宛西彭禹廷推行的自治政策基本内容如出一辙。

生于1925年的文学泰斗王鼎均先生曾经作为国民党部队一名士兵路过宛西,他后来回忆说:

“我对宛西慕名已久,从小就知道别廷芳的名字。我读小学的时候,课文讲到地方自治,列举全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三个模范区,一个在山西(阎锡山),一个在广西(桂系),还有一个就是河南的宛西。 我们对地方自治的概念是,别廷芳说话算话,中央管不了他。

宛西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我第一眼就爱上那里的公路。那时的修路技术是路面中间高、两侧低,有个小小的弧度,形状像鱼背。以我所见,只有宛西的公路符合这个标准,汽车昼夜往来、路面没有轧痕,两行大树成荫、路面没有落叶。他们护路用心,公路分区分段,由沿路各村的居民负责,平时天天扫路,大雨之后立刻补好坑洞,撒上细砂。至于说铁轮的牛车在公路上行走,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

可以说,1930年到1940年间,在以别廷芳为代表的自治领袖带领下,宛西四县,享受了免受土匪兵患,安居乐业的短暂安宁,把土匪横行的地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阎氏曾如此评价宛西自治:“抗战期间,余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守晋西吉县,闻知别廷芳所领导的宛属13县自治情形: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村无讼,家家有余,颇具尧舜圣治之风。余深钦佩,又感惭愧,遂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与山西省政府高级人员之集体办公室,命名为‘愧别室’,并书数语日:‘别彭赤手理南阳,路逢遗物须送还。国权重寄30载,何难何易愧无言。以之自勉,并勉所属。’”阎氏感慨叹:“如别、彭这样的人,没有当国家的权,真是何等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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