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琦善的四大罪状究竟能否成立?

subtitle 祥说近代史*07-08 22:22 跟贴 68 条

来稿/君晓

有时候,你所看到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事实,而是有人想让你看到的历史。这是初中看书的时候当时非常有感悟的一句话,在《天朝的崩溃》中,通过作者茅海建的考证和论述,又看到了与以前所了解的琦善和林则徐不一致的情况。在传统的认知中的琦善和林则徐,犹如京戏中红白脸,琦善是出卖国家利益,贪图个人荣华富贵的汉奸,林则徐则是正义凛然,一心一意匡扶社稷的民族英雄。尽管这段历史与先秦两汉时期相比距离我们是很近了,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是雾里看花,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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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卖国,在今天大多数普通人的认识中已成定论(至少学习过中学历史,但是又仅限于此),本来林则徐在前面打的好好的,突然派去琦善,传统保守的腐朽官僚,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草签合约。琦善出生在一个满洲贵族家庭,到鸦片战争爆发之时,他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钦差大臣。此时的他位极人臣,同僚望尘莫及。

同时他个人的性格也是勇于任事,好大喜功,在其官宦生涯中,失败与成绩几乎一样多,而道光皇帝也正是看中他敢闯、敢于负责的品质。有传言说琦善在广州期间接受英国人的贿赂,即所谓的“贿和”,从而出卖国家利益,致使英人长驱直入。那么,从这一点来分析,在当时普通的读书人看洋人一眼都觉得羞耻的愚昧状态中,位极人臣、出身贵族的琦善怎能会如此不堪呢?

再从当初给琦善定罪的四项罪名来看,一、主张弛禁,成为清王朝内部弛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二、英国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趁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机时又不派兵增援,致使虎门陷落,关天培战死。四、私自割让香港给予英国。然而这四项罪名根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地考证,几乎不成立,最多稍微有点嫌疑,琦善无论从卖国的动机还是实际的操作,都是子虚乌有不存在的。可是为什么这个结论又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呢?联系到我在开头所说的,是有人想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看到这样的结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专制主义时代的君主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但是从现在人的眼光出发,皇帝享受无上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可是当时又有谁会有勇气言谈皇帝的责任呢?鸦片战争中,琦善无论在直隶天津还是后来在广东广州,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照道光帝的旨意进行的(当然他也有轻微的抗旨行为,但是现在看来,琦善的行为是有利于清政府的),让他与英国人进行谈判,尽早结束战争也是道光帝拍板钉钉的。

所以,理论上道光帝是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琦善被判斩监候,那么道光帝是要斩立决的!然而事实是从当时朝臣的奏折和舆论来看,最多只是影射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对于皇帝只言片语的记载都看买不到,琦善是作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如果将上述现象归结于由于君权太盛,言论文化专制,大臣不敢触犯龙颜,只能拿琦善作了幌子。可是到了现在,为什么也很少有人指责道光帝,而只是一味的批判琦善呢?

这便是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理论的社会功效。按照当时的夷夏观念,堂堂天朝与西洋夷狄进行贸易往来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但这些夷人不知天高地厚,妄图用鸦片来贻害我天朝国民。那么就应该给这些夷人深刻的教训,将其打得落花流水,方能大快人心。然而夷人的坚船利炮所向披靡,东南壁垒炮火连天,甚至来到了大沽口,打到了皇城脚下。这对于当时的士人是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理解的,脑子一时转不过来。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几乎没有人晓得世界的形式,自然不会想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他们引以为豪的文物制度上面。

但是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神逻辑。大力剿夷是没有问题的,失败的原因则是剿夷没有尽力,剿夷不力是有奸臣在其中作祟,那么在战争中妄图与英夷妥协的琦善,伊里布这批人就浮出了水面。与奸臣相对立,林则徐,关天培等人禁烟剿夷则是大清的忠臣。当时要是坚持重用这些人,不听琦善等人的谗言,则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最终的结论便是为了使忠臣发挥应有的作用,奸臣不再妖言误国,则需要强化我们传统的纲常伦理。

战争暴露的不是中国的落后,而是证明了天朝制度文化的先进和正确,只是坏在一部分奸臣没有认真执行。因此,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要改革旧有的体制,而是要加强旧的体制。于是士大夫们的心理释然了,与此同时,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一丝的进步。而且诞生了一个汉奸和一个民族英雄,影响到现在人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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