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195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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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伊塔洛·卡尔维诺

翻译:孙超群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意大利当代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等。卡尔维诺于198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却因于当年猝然去世而与该奖失之交臂。但其人其作早已在意大利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1959年11月初,36岁的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经由福特基金为欧洲年轻作家专设的赞助启程前往美国。正如长久以来的习惯,卡尔维诺总是力图深入理解事物的内涵,从人类学家和控制论的角度去观察,比如美国社会体系的运行;但在旅居过程他也同样完成了埃依纳乌迪出版社的任务,将J.D.塞林格、伯纳德·马拉默德、索尔·贝娄等美国作家的作品引入意大利。他将旅途见闻变作一封又一封长信写往都灵,这些信件介于日记和报告文学之间,其中的部分也成为周刊刊载的系列文章。《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译林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便是由这些素材汇编而成。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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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初印象

很后悔没有乘飞机来美国。原本我应该被重要的商业谈判或者高层的政治风云裹挟而来,或是淹没在纽约满大街长焦镜头下微笑摆拍的人群里:这才是接近今日美国的正确方式。可惜的是,我被说服上了一艘从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开出的跨大西洋的航船,他们说:“要不要来?这船太棒了!”就这样,在驶往目的地的航程中,我已然被另一种灰暗的印象所笼罩:缺乏生气的美国地区,到处是百无聊赖的老年夫妇,乏善可陈的福利制度和生活物资的来源匮乏。

乘船旅行大抵是有些与时代风气不符了。船上挤满了人,如同火车站那样,老年旅客们整晚玩着抽彩游戏,或者为动画片式的赛马游戏下赌注。

航行第五天的黎明,我穿好大衣来到甲板上,伸长脖子在弥漫的白色雾气中辨识纽约的轮廓。在不远处的地平线上,隐约的灯光逐渐勾勒出海岸的形状,如同一座山逐渐浮现出它的样子。一瞬间好像这种旅行方式又被证明是对的。怀抱着不同的态度抵达,旅行本身也会变得不同,虽然刚刚我确实表现得有点不耐烦。

天空放亮,被摩天大楼堆砌成的怪兽般的纽约仿佛一座被遗弃了三千年的废墟矗立在那里。不,或者说是一个有些透明的多孔的庞然大物,偶尔有几缕光线投射出来。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白天来临了。

各种色彩慢慢覆上人行道的大块石板,所有这些颜色都与我们记忆中美国照片的颜色不同。我迷失在这幅图景里,迷失在这千变万化的迷宫一般的光线和形状里。四处一片寂静,空无一人。突然,我发现了汽车!它们像一群闪亮的蚂蚁大军穿行在怪兽脚下,不知道已经行驶了多久,我们对此毫无察觉。

图腾与车灯

车辆在路上川流不息,我这个初到美国的欧洲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些车子都很宽很长,尺寸大得有些荒唐。但几天之后这种讶异就消失了,大概这就是美国车的通行尺寸。在车流中行驶,我的注意力又被那些奇形怪状的车尾灯吸引,仿佛每种不同的形状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从最扎眼的(有着粗大的排气管,让人联想到在电影里看到的警匪追车)到最低调的,几乎每种都可以让人做一番符号学的探究:有的车灯是鱼鳍形,让人想到莫比·迪克的白鲸世界;有的是箭形,让人想到荒野西部的印第安人;有的是摩天大楼的塔形,代表着美国时代的繁荣;更不乏导弹或火箭的形状,意味着征服太空和不确定的未来。

自然的,在这个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国度,还有很多充满其他象征意义的车灯:代表男性符号的形状非常多见,代表女性的形状也为数不少,似乎表示出对母系社会制度的和平接受。还有一些车在宽大车尾的上缘,转向灯的形状排成两道细细长长的眉毛,底下的车灯仿佛好莱坞女明星那闪亮明媚的大眼睛。

带着一种习惯了意大利小车而努力驾驭美国大车的窘迫,我试图在拥挤的停车场里找到车位。而我的目光却被那些图腾博物馆展品一般的车灯吸引了,它们各自象征的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和奇妙寓意几乎要使我相信汽车其实是供奉用的神坛,或者它们本身就闪耀着水晶般的神圣光泽。于是我在宗教朝圣的敬畏和反对传统的本能之间小心翼翼地倒车,终于难免错误计算距离而将某辆车的车灯撞碎一地—— “开花了”。

充满电的城市

纽约的第一定义应该是:一座充满电流的城市。在这里几乎每走一步都会被充电,手指所及之处都有被电的可能。我从汽车上下来,抓紧把手以关好车门:手被电了。在家你不能摸门把手,不能摸楼梯扶手,不能摸各种开关——那后面都有蓄势待发的微小电击在等着你。不论是乘出租车,还是从寒冷的街道回到过暖的家中,还是仅仅穿着拖鞋从地毯上走过,似乎每个瞬间都在充电,而你就是一块蓄电池。

虽然我已经有了条件反射般的小心,但在触摸那些看上去最无害的物件之前还是会有几分犹豫。从害怕被电到现在已变成需要和期待,如果没被电到我竟然还会有点失望。甚至与他人的手掌相握有时也会迸出温暖的火星。电流从物品传导到日常生活,到人际关系和感情。这是真实存在的人类之间的能量,还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枯竭反而会感受到物品放射出来的能量?

个人和集体的英雄主义冒险时代已经终结,在那些已达到或尚未达到的福利承诺下,努力追逐目标的美国情结正日渐萎缩。但经济进程和制造热潮,这些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业活动仍然释放出一些冲劲。物质的世界是清醒的,被一种含蓄的理智支配着;相较之下,反而人类世界处在睡眼惺忪的状态,仿佛由行动呆板的机器人操控着。

我试图找到这种有趣分歧背后的秘密,找到那些不知是否已经转移和贮藏到物质中的人类能量,但没有成功。只有怅然地抚摸着自己那常被曼哈顿的电流袭击的指尖。

年轻女士的记事本

我很清楚美国已经不再是冒险家的国度,但是纽约人这种将所有意外的可能性都尽量扑灭的生活方式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生活被密密麻麻的“排程”所控制,几个星期之前就要什么都安排好,比如二十天后的会议安排,和谁共进午餐,参加谁邀请的鸡尾酒会,你邀请谁共进晚餐,你要去喝杯苏格兰威士忌的晚宴;要是打算看一场百老汇的演出,估计要提前三个月甚至四五个月才能订到包厢。

纽约的女孩子们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忙于约会。如果你想约她们,恐怕要提前一两个星期提出请求,然后你们各自看自己的记事本排程,约定日期,在本子上记下彼此的名字。

“是这样的,最初我每晚跟不同的女孩出去,”乔万尼·B.,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花花公子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渴望很快可以再次见到她。但是她两个星期以内的晚上都排满了,我也一样。我们不得不隔十五天才有机会第二次约会,我觉得快要等死了。当终于再次见面,感觉却不像上次那么好了,因为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另外一个最近才约会过的女孩。接下来几个月,每每爱上一个人,我却不得不等到已经排好的日程都进行完之后才有可能再约那个人,而这时候心动的感觉已经没有了。这让我感到绝望。”

“然后呢?”

“穆丽尔的出现终于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们开始稳定的约会,就是每晚都一起出去,成为固定的恋爱对象。”

“那你感觉幸福吗?”

“没怎么觉得,反而更觉得手脚都被捆住了。每天晚上都是和她出去。告诉我,这就是生活吗?”

美国不再美国

第一次到纽约的人或许都有个印象,感觉美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仿佛我们这些旅行者反而更加美国化。当你发觉认识的纽约人都没有自己的汽车时几乎要感到愤慨了 (因为停车难,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出租车)。欧洲人期待在 (私人公司和公共机构的)办公室里看到的那种严格高效的经理人,也只能说看到一种努力的近似,一种模仿的善意而已。 这里的年轻人着装也不如我们更加美国化,也不知道我们所说的“flippers” (一种电动弹球游戏,在这里人们叫它 pin-ball-machine,也只有在时代广场固定的小俱乐部里才找得到。)更有甚者,你会觉得这里竟然是全宇宙唯一没有被可口可乐的触角探及的地方。

其实也正是你看到的这些所构成的美国,比我们印象中的美国要更加美国化。我们口中的美国化只不过是更先进的科技生产分配水平和屹立不倒的传统水平之间的对立,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达到了前者,而另一部分人却越来越难以从后者中走出来。事实上,新兴潮流和老旧事物更像是一棵大树上的两根枝条:在持续生长的过程中,整棵大树的有机体在不停累积和转化着两者之间的冲突。

骑马过纽约

我最近知道了怎样才能统治纽约:骑马出行。当然最初几天我并不知道。本来打算租或者买一辆车,只是为了拥有真正融入美国生活的感受;但所有人都不建议我这么做,他们说这是错误的方式,说在纽约拥有一辆车实在是个累赘——如果你能奇迹般地在家门口找到车位并停上一夜,那早上一定得早起将车子挪到马路的另外一边,因为停车时限肯定到了。真正的纽约人都是乘坐出租车的。好吧,可是这并未解决我的问题。

现在我终于明白一个外国人在纽约应该做什么了,那就是租一匹马。这种复古的出行方式才是真正接近美国的开始,你可以感受到交通工具演进中的美国历史,那就是从骏马到凯迪拉克吧。

问题是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跨上马背。因为马场非常远,在上西区(这是这里幸存下来的少数马场之一),为了到达中央公园,我不得不骑马穿过两个街区,经过交通最拥挤的路段。坐在马鞍上,我一方面体会着对车流的统治,因为我的马在沥青路面上走得小心翼翼,所有车辆不得不跟随马儿放慢脚步,另一方面也体会着史诗感的幻灭,因为路边几个淘气的小鬼正肆无忌惮地嘲笑着我。

中央公园的地面有些泥泞,草坪上松鼠跑来跑去。在这安静柔和的气氛中,附近的摩天大楼略显突兀地竖立着。我在马鞍上颠来颠去,徒劳地努力跟上马儿小跑的节奏,陪伴我的女骑师大声冲我吼着我完全听不懂的骑术规则;而我的马却一直跟脚下的泥泞和矮处的树叶纠缠不清;头顶一架喷气式飞机掠过摩天大楼,喷出的白烟正渐渐消散。而这座总是被后来者占领的城市,从今天开始,是我的了。

情色杂志的出路

面对对大众文化最严肃的批判语言,中间阶层的诉求一直在提高。因此相对于那些凡事要求精致的人就诞生了中庸的说法, 也就是中等的文化品位。那些价值观和风格有争议的作家,直到昨天还被认为是少数派,没过多久就成了大众流行。古老的商业开始拓展新的领土,换上最浮夸的伪装。而高端人士对此嗤之以鼻,并带着得意的优越感看着那些所谓文化产业的粗鄙的流行产品,比如民间诗歌,充满了原始性的诗意。

确实,“中庸文化”在美国有其存在的传统。应该说文化的分层在工业社会中有其存在的道理,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和最广泛地接触各种观点当然是好的。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庸文化现在对一本著名男性杂志《花花公子》——此杂志充满了各色裸女的照片——也产生了影响。《花花公子》杂志风格轻佻放荡,它有自身精确的出版定位使其区别于其他刊物,还经常刊出文学大家的照片。但现在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们拉响了警报,因为它开始刊载一些反对核弹装备的文章。怎么会这样?连这本杂志也要参与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纷争了吗?说真的,抗议的其实并不是杂志的真正读者, 而是更高端的读者们,他们希望杂志就保持原有的风格,保持健康的情色。同样的事情已经在Esquire(《时尚先生》)身上发生过了,它曾经是全美最轻佻的杂志,但现在俨然成了品质生活的代言。我们将往何处去?

大众文化

我从不会让自己完全陷入关于反对“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和工业大城市的社交生活的争议中去。这些争议具备一些真理的要素,如果以其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的话,不免会看到这个以科技、生产、消费、交流的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不可根除的消极面,而痛惜只有少数人具有人文情怀和多数人在肤浅狂欢的现状。这态度毋宁说是反动的,首先它是虚无的。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对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来说,如何使得这个工业社会所能提供文化的方式最为丰富多样。如果说因为电视、广告和家用电器的大量使用,人类文明便是在转向愚蠢,那么照此推论,将电视机换成要供奉的神甫,广告换成迷信的宣扬,家用电器换成夜壶,就会得出这种状态下人类反而更靠近智慧和优雅的荒谬结论。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变得愚蠢的危险一直存在,精神贫乏甚至精神死亡始终在迫近。我们应该在当代科技基础上最大化地发展自由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手段以避免成为精神奴隶,给社会最适当的组织结构以促进生产。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想考察一下美国,并不是为了写“大众文化”的批判文章——批判的点已经被人说得非常详尽——而是看看美国会发展出什么新的东西。

我向我的朋友M 提到这个观点,他说:“大众文化对于大众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是大众一直拥有的,但大众文化的侵蚀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危险。知识分子思维能力的削减使得美国正面临着成为无头躯体的危险。”

精英大众

美国与欧洲生活的不同,我是一点一点感受到的。最奇怪的一件事,也是我之前一直没注意过的,就是在纽约我交往的这些人里,没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不去电影院的原因是忙于认识新朋友,谈话交流,但我忽然发觉从来没有人提到最近去过电影院,或者看过什么电影。

其实,在格林威治村那些精英小众电影院放映的意大利、法国或者博格曼的电影,人们还是会去看的;但是一般的美国电影院,他们似乎就完全忽略了。我还知道一些人,经常下午去现代艺术博物馆,那里每天都会放映一些老的电影资料片,对会员免费。但是真正的电影院他们不去,我指的是那些场地大的,在百老汇或者其附近街区,一部电影上映就会持续三四个月。所以在意大利有些人习惯每天晚上去看电影,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唯有那么一次我去看了一部美国电影——《在海滩上》(On the Beach),由艾娃· 加德纳(Ava Gardner)主演,讲述原子弹爆炸后的世界末日。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这也是唯一一部在纽约贴满广告的电影。(在美国,电影招贴其实非常少见。)电影本身我不怎么喜欢,但还是想跟人讨论一下,可是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去看过的人,也想不出一个人我可以建议他去看。

也许你们要说我交往的都是高端知识分子,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交往的都是纽约的普通人。但是说实在的,曼哈顿岛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经济活动就是出版、报纸、戏剧、时尚,以及全美所有大公司的公共关系经营和广告投放。律师们忙于为税捐和作者版权打官司。(文学、戏剧或广告)代理人是最为常见的行业类别,如同工业城市里的冶金行业(甚至还有替人约代理人的代理人)。因此衍生出一种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社会学家分析过的现象,文化产业带来了脑力劳动者的大量集中,这些知识分子生产出大众文化产品却并不消费它。这个群体的需求,是精英文化。

那么,那些美国电影的观众又是哪些人?自然的,如果在波多黎各社区,就会有西班牙语字幕;我想当地的黑人和意大利移民也会去看。那是一些我很难直接去接触到的人群与阶层,今日美国电影院的真正意义,我恐怕是没法亲自体会了。

电影语言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不同文化层次之间的统一者, 一方面在成熟艺术的层面上它变得知识化,另一方面在民间艺术中全面迎合,只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才会继续追寻它的踪迹。

苏联假期

我每天晚上遇见和交流的人当中,总有些人会跟苏联扯上关系,要么刚刚从苏联回来,要么正打算去,要么就准备明年夏天去度假,正在四处打探信息。这些人里有商人、作家、官员、科学家和记者;他们去的目的有旅游、公干、学习、猎熊、买东西或者卖东西。当这两个国家的交流有了如此多的可能性时,美国自己就看到了这个对手正成为自己人民的热情所在(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上)。

来自苏联的装饰品和各色礼物摆放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家里, 和各种墨西哥家具混在一起。在一个刚从莫斯科出差回来的公共关系专员的公寓里摆着七座东正教的小神像,一座比一座漂亮, 而且看上去像是真的;但是他说,这是专为美国游客做的,在莫斯科买卖假神像是半地下的生意。

这些美国访客对苏联的态度是怎样的?是好奇,是探究,还是面对一个与他们体制如此不同的国家充满了讽刺?针对苏联的争议和讨论对普通美国民众来说,不是非黑即白的极端态度,不是充斥在报章和官方讲话里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世俗的消解, 是一种活生生的日常。

但是总的来说苏联在一般美国人的认识中仍然是一个逸闻趣事般的存在,不管是积极的评价还是消极的批判,苏联是外部的和边缘的。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导致了他们并不会从历史的角度去评判那些文明史上的关键时刻——苏联革命对于数百万人来说代表着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这在美国人看来大概是难以理解的吧。

疲倦的麦卡锡主义

M 先生最近有麻烦了。最近的联合国活动中发表了一篇简报,矛头指向会议的各类文件卷宗。这篇简报指涉所有的动议和提案,当然也包括涉及苏联的。这已经足够让某个参议员向议会指控M 先生参加反美运动以及传播自由共产主义。这指责是可笑的,调查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人们都很清楚内幕(M 先生的妻子是一个解放有色人种联盟的领导人,而这位参议员是南方的,是极端反民族融合的),即便如此,这位参议员的申诉还是会照程序跑下去。M 先生表现得很平静,但是也很烦恼——他得为每一项指控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同时也不得不屈从于一些令人不快的调查程序,并且花一笔钱请律师来摆平这一切。真是个麻烦。

麦卡锡主义行将崩溃,但并未死亡。它不再引起恐慌,但是继续制造着困扰、零星的迫害和矛盾。它不会再获得官方或者民众的支持,只是在少数的拥护者中苟延残喘;他们努力让它存活下去,以期有一天可以死灰复燃。麦卡锡主义的长臂此刻已放松下垂,但仍力图去袭击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想象中的颠覆力量。

K开头的共产主义

作为一个在美国的意大利旅行者,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 “共产主义在意大利的渗透还是那么厉害吗?”当我向他们解释并没有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时,他们表现得似乎我在说一件他们从来没想到的事。

有一个参议员发起了一项倡议,提议将Communism(共产主义)写为Kommunism——K 开头使得所有人都更加明白这是一个外来事物,看起来陌生可憎。人们会说,当然每个阶层里都有一定比例的傻瓜,但神奇的是这提议竟然没有马上被淹没在嘲笑中,甚至得到了追随——最严肃的报纸的追随,这追随称不上热情,但非常有目的性。这是一种象征,它与很多其他现象一道帮助人们了解到美国在面对外国政治时的一系列溃败。

如今美国的弱不是核燃料和人造卫星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冷战,十几年来的武力对抗,都严重影响了苏联和美国在思想上的发展。现在两个国家都在努力追赶错过的发展时机。但因为延滞的时间不同,修补的方式也不同:苏联人是,对那些正在世界上发生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他们都很理解,而且从未停止去理解;美国人对此则是停止理解, 而且仿佛没有能力去理解。

历史和地理

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历史观念?每当抛出这个问题,美国人都会喃喃自语:“对啊,是啊,这个,你说得有道理。”那神态仿佛顿时被一种自卑感击中。然后他们会向你说,欧洲有中世纪,他们没有,欧洲有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他们没有,他们会嫉妒欧洲有古老的城堡和货真价实的古董。你试图让他们明白历史观念并不单单是这些有形的东西,而是面对未来和历史的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不过确实很难解释,他们也听不懂。

问题的根源也许在于本身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靠地理迁移来解决问题的人。三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群体或个人)在自己的祖国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便“用脚投票”来到这块新大陆。最早是17世纪和18 世纪的新教徒,他们无法取得宗教宽容和教义胜利,于是在英国的宗教纷争中出走美国。19 世纪是贫穷的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和爱尔兰人,在饥饿面前在自己的国家无可依靠,于是选择横跨大西洋来到美国。还有不堪忍受沙皇和哈布斯堡王朝迫害而逃离的犹太人。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个体因为宗教、种族或者政治的迫害来到美国寻求庇护,在这里,他们的问题不再是问题。

同时,美国本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国家内部寻找地理解决方案的历史:国家英雄是“拓荒者”,他们不断向外推移美国的边境,不断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而非待在原地。他们在美国内部开拓美国。

不容忽视的重大事件还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化进程,仿佛这是对那些背弃祖国来到新大陆的人们的一次集体惩罚。通过战争的方式从父系社会的农耕文明和奴隶制度直接跨越到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明和民主制度,但这最后也演变成国家内部的经济对立:南方的压抑落后和北方的工业文明。罗斯福也曾试图将自由资本主义引向更平稳和规律的资本主义,但是意识形式的转变非一日之功,最后结果只是用一套实用的权宜之计拯救陷于危机的经济。

这一次地理无法再提供解决方案了。美国人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罗斯福也曾设想像欧洲人一样扩张;但是真正的美国右派是孤立主义而不是扩张主义。即使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麦卡锡的主张仍然被逐出主流。

或许地理的解决方案就是在美国之内,而不是“重返”世界其他地方,不是在其他地方能够比在美国更好地解决问题。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的战争也是为了保卫美国自己的地盘,自己种族的经济利益,最终还是回到美国来。

现在美国的扩张主义是通过商品和美元的流通在进行。总有一种假象,好像这种扩张的发生是由商品本身做主,但事实不然。世界争端在加剧,历史问题也在不断积累。现在美国的问题和全世界的问题都一样,只是美国不知道如何解决它们;欧洲或许知道,却没有能力解决。

欧洲与美国的辩证法

在欧洲,人们先提出问题,然后发生事实。

在美国,总是先发生事实,人们再提出问题。

在欧洲,人们总是提出问题,但不总是发生正确的事实。

在美国,总是发生了事实,人们却不一定能提出正确的问题。

在欧洲,新的事实会带来新的问题。

在美国,事实带来事实,问题总是从头看起;文化历史仿佛是断代的,相互分得清楚。没有具备持续发展特征的流派,而总是按年代来划分:“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

附:原版书前言

1959 年11 月至 1960 年 5 月间,卡尔维诺进行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美国之旅。促成旅行的原因很多,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启发性”的旅程。大部分时间卡尔维诺待在纽约这个他最爱的城市,用他的形容就是纽约“像一株食肉植物吸引苍蝇那样”吸引着他。此外,作家还访问了美国的许多城市,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真正的美国城市,工业的,物质的,残酷的”)、旧金山、洛杉矶、蒙特利尔、新奥尔良、萨凡纳(“最美丽的美国城市”)、拉斯韦加斯、休斯敦等。卡尔维诺在旅途中与各式各样的人会面:作家、编辑、文学经纪人、商人、工会领导人和民权分子(其中最有名的是马丁·路德·金),更多的是普通人。

回到意大利后,他开始整理旅行期间写下的日记和书信。这场旅行无疑极大地激起了卡尔维诺的热情,他试图写一本“类似《奥利弗游记》的书。奇遇,也有厄运,在这场旅行中都未缺席”。

1960 年 8 月,卡洛·波(Carlo Bo)请他对这次旅行做一个总结,卡尔维诺说:

当我出发去美国的时候,以及在旅行的过程中,我都发誓说不会写关于美国的书。(因为这种书已经够多了!)不过现在我还是改变主意了。游记是一种有用、朴素而又完整的文学创作方式。这类书是实用性的。即使,或者说正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年复一年地变化,旅行书籍记录的当时的所见所闻会反映出变化的本质。除了对所到之处的描写,人们还可以记录自己与现实的关系,记录认识的过程。

这是我最近才开始相信的一件事,之前觉得旅行对文学创作只能带来一些间接的影响。比如我们的诗人切萨雷·帕韦塞(Cesare Pavese),他就不喜欢旅行。像他所说,文学的种子潜藏在某处或许几年,或许一直都在那里;凭什么我们可以在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让它发芽成熟!当然,旅行是一种生活体验,正如其他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样,能够让我们更加丰富。旅行可以让写作变得更好的原因是行程中总会发生一些常规生活以外的事。去探访一次印度,我不知道,也许回来之后对写自己读书第一天的回忆会更有帮助。反正,对我来说,除了写作之外,旅行也是件让人愉悦的事。怀着这种心态我完成了最近的美国之旅,我是对美国的真实样子很感兴趣,而不是去进行“文学朝圣”或者“寻找灵感”。

在美国,我被一种迫切的想要对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充分了解和全面占有的热望所驱使,这是在其他旅行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一点像爱情的感觉。众所周知,相爱的很多时间是在争吵中度过的;即使我现在回来了,仍然会发觉自己时不时地要和美国吵架。我力图让自己感觉仍然生活在美国,对于听闻这个国家传来的一切消息我都怀着贪婪的嫉妒,并且努力装作只有我才能懂……

旅行的消极方面?我们知道,从构成自我创作的诗意世界里抽离出来,分散了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条件之一。但说到底,即使注意力分散了,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从人性角度来说,出门旅行是比待在家里要有趣些。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哲学思考和写作。作家们对待这个世界的首要态度是渴望获取真理。他们在写作中跃然纸上的反思,不论具体是什么,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而非其他。

然后,在 1961 年 3 月,卡尔维诺修订完第二版的手稿并且拟好了标题《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忽然决定“不出版这本书,因为当我再读它的时候觉得作为文学作品,它有些太保守了,而且不像新闻报道那样有足够的原创性。我做得对吗?谁知道!或者就出版吧,这本书将是时代的记录,是我人生轨迹的记录,正如拉涅罗· 潘齐耶利 (Raniero Panzieri)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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