咽喉下的屠刀:日本对华北的蚕食与鲸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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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霄鹏,中国近现代军事史、抗战史研究学者,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7月7日,中国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日子,卢沟桥,中国最广为人知的一座桥梁。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已不仅仅是一个日期、一座文物,更成为中华民族不甘屈服、英勇抗争的标志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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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挑起事端,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日军为何能够在卢沟桥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中日之间的战争为何会在北京西南的卢沟桥爆发?纵观世界军事史,两国之间战争的爆发以及军事行动的展开大部分都是从边境线开始的,但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却发生在中国的心腹要地。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作为中国曾经的京畿要地,本来应该是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北京周围的战略要地上却驻扎了大量的日军部队,有些地方日军甚至已经了经营了30多年。那么,日本军队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在北京及附近地区驻军,又是怎样一步步不断蚕食扩大驻防区域,将屠刀伸到中国的咽喉之下的呢?

由来已久的觊觎

日本就像大洋中的一叶扁舟,飘摇于太平洋的西北部,四周的茫茫大海以及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频发的自然灾害,带给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是无所依靠的不安和恐惧。对隔海而望的大陆,日本充满了好奇和羡慕,同时也在内心深处迸发出疯狂的邪念,一直谋划着如何通过侵略占为己有。而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一直是日本想要置中国于死地而所必须攻占的头等战略要地。

日本著名政治家副岛种臣在《大陆经略论》中说得更为直白:“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要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

16世纪末,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统一日本后,立即向外扩张。狂妄地说,以日本这样的“刀箭锐利之国”可以轻取“大明长袖之国”。他在《二十五条觉书》中称:“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都”,“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

幕末著名的“经世家”佐藤信渊宣称兼并亚洲各国、统治全世界是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由皇国开发他邦,必由吞并中国而肇始”此外,他甚至连日本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作了详细安排。设想将日本军队分成两个集团,进攻北京和南京,进而侵略全中国。

明治维新功臣之一的江藤新平在《支那南北两分论》中提出“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将北部让给俄国,将南部收归我日本所有。以十年为期,在支那内地敷设铁路,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1887年参谋本部制定的《征伐清国策》,正式以中国为第一号假想敌和侵略对象,要求日军在1892年以前完成侵华作战准备,在有机可乘时应发起攻击。日本对华“兵备之急,尤如渴饮饥食。”

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日军的作战指导中规定日军作战分为两期,第一期是获得黄渤海制海权,第二期就是在充分掌握制海权时,在直隶平原进行大决战。在停战谈判时,伊藤博文向李鸿章专门提出停战应“以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为条件”,并且还包括解散上述各地中国军队武装、控制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等。虽最后日本因欧美列强干涉,被迫放弃这一要求,但是对中国华北的觊觎之心始终没有放弃。

八国联军侵华的“主力先锋”

日本在中国华北驻军的噫念终于在时间迈入20世纪的时候实现了。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虽然战争的导火线与日本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日本认为这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端”的难得机会,于是积极出兵参与侵华。“八国联军”共约1.8万人,其中日军兵力有8千之多,占了将近一半。日军像一只嗜血的野兽,踏上这片富饶的土地后,便妄图置中国于死地。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几次决定全局的战役中,日军都担当了攻坚先锋。8月,八国联军部队兵临北京城下,清军依托城墙进行抵抗。此时,日军仍然“当先锋打头阵”,不顾惨重伤亡,先后攻占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和西直门,可谓“居功甚伟”。日军的疯狂进攻,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好评”。英军司令盖斯利将军曾说:“日本人确实发怒了,他们用最勇敢的行为感染和鼓舞了整支队伍。我打心眼儿里佩服日本人,他们是此次战争获胜的功臣。他们的伤亡人数达300人,而英国方面只损失了25人。……除日本、英国外,盟军其他部队几乎没有参加战斗。” 在攻陷北京后举行的紫禁城阅兵中,日军本来被安排为第一方阵,后因俄国反对而排在第二,但也从侧面说明日军在侵华这件事上确实是最用心最卖力的。

战后,清政府被迫与八国签订了近代史上最屈辱的条约——《辛丑条约》,赔偿各国4亿5千万两白银。与此同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其中对中国危害最大的便是允许八国在北京的使馆区内驻兵,并允许他们在北京至山海关12个战略要地驻扎军队。

《辛丑条约》第9条规定,允许上述各国在北宁线(北京至沈阳)的黄村、廊房、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这12个地点进驻军队,并且可以在铁路两侧的两英里范围内活动。这样都城北京的大门被彻底打开,清王朝的胸膛和心脏暴露在列强的屠刀之下,随时存在着致命危险。

作为侵华急先锋的日本已经急不可耐,在签订条约前两个月,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编成“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司令官,进驻中国,兵营分别设于天津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辛丑条约》签订后,英、法、美、德、意、俄、奥七国也派兵进驻。后来德国、奥地利在一战中战败,其驻军权被取消。苏联在10月革命后,自动放弃了驻兵权。故此后仅存英、美、法、意、日5国在这些地点驻有军队,其中日军人数最多,约占四分之一。

“蚕食”的脚步从未停歇

日本并不满足于取得的驻兵权,它还有更大的野望,在《辛丑条约》签订至卢沟桥事变爆发的30多年间,日军在华北地区不断寻找借口,制造事端,增派兵力,蚕食的脚步从未停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形成南北对立、政治分裂的局面,日本认为这是扩大侵华的绝好时机。日本三管齐下,既联系清廷,又拉拢袁世凯,还讨好革命党,故意制造混乱局面,以便浑水摸鱼,从中渔利。日本大规模增加驻屯军的人数,并策划发动“满蒙独立运动”,试图将东三省、内蒙古从中国肢解出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宣战,强夺胶济全线,攻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山东两大半岛,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

为实现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1915年日本大隈内阁命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袁世凯答应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条款全部承认。之后日本又逼迫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换文。这些中日条约为日本在南满、内蒙古东部、山东、福建省建立新的势力范围,进而变本加厉地对华侵略扩张提供了正式条约依据,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16年,日本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其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通过上述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华北、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等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决定乘中国“内乱正大之时”,“解决成为远东根本问题的中国问题”。

1928年春,二次北伐期间,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批日军中就包括从天津海光寺派出的由小泉恭次中佐率领的3个步兵中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制造“天津事变”。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勾结,收买汉奸、土匪,先后两次在日本侵略军炮火掩护下,从海光寺出发袭击天津的中国行政机关和警察机构,制造暴乱,并乘机挟持清废帝溥仪去东北,准备策划成立“伪满洲国”。

1932年11月,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策划诱降中国驻山海关军队遭到失败,在1933年元旦,便与日本关东军联合,向山海关发动突然袭击。山海关失陷后,日军加紧进攻热河,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则不战而逃,热河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即南下向长城各口推进,并于4月下旬突破长城防线。之后,日本强迫中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林亭口、宁河、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东、以北地带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驻。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冀东地区。

1935年6月27日,日本关东军借口第二次“张北事件”,强迫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与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要求驻守于昌平、延庆以及宝昌、康保、张北、赤城地区的二十九军部队调往北京西南地区,北京的北方门户洞开。

1935年7月,日本天津驻屯军配合关东军制造“河北事件”,逼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要求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出河北。这些协定的签订使北京东面和北面的门户进一步敞开,冀察两省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的国防前线。

这时日本认为对中国发动全面武装侵略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把海光寺的日本驻屯军作为正规军编入作战系列,定为占领平津的主力部队。

1936年4月,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裕仁天皇亲自任命原第1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司令官,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同时还扩大了编制,在驻屯军司令部下新设置步兵旅司令部、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及医院、仓库等,成为一支兵种齐备、具有作战能力的正规军。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在北平东交民巷设立了旅团司令部。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总兵力由改编前人员1 771名,马l74匹,增至改编后的人员5 774名,马648匹,兵力增加近3倍。而实际的增兵人数据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1936年9月22日《申报》报道:华北日驻军总数已达1.4万人以上。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于6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丰台等地,控制战略要点。

在丰台地区的扩张

日军在华北增兵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继续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日军第一个阴谋夺取的是位于北京西南约10公里的丰台。丰台是一个铁路枢纽,平汉、津浦、北宁、平绥铁路都在丰台接轨,是北京西南的咽喉要地。

由于丰台具有特殊的战略位置,日本霸占丰台图谋已久。1935年夏,日本就策划“白坚武事件”,命汉奸白坚武纠集地方流氓、伪军及日本浪人等300多人,袭击丰台火车站,进攻永定门,最后被北平守军击败。但日本野心不死,该年11月28日,由队长了戒大尉率领的日兵67人从山海关开到北京,到达丰台火车站。了戒到站后,以日方“北宁路货车车皮由丰台转往平汉路后多被中方扣留,不予放还”为借口,强行控制列车通行,禁止放车南下。之后了戒等人强占了丰台站北面的大兴货栈6间临街铺面房。从此,日军在丰台有了据点。

1936年5月,日本为了进一步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决定以“防共”、“保护侨民”为借口,大规模向平津增兵。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坚持将增兵一部部署在丰台。6月下旬,日军步兵第1联队一部和拥有24辆坦克的战车队分批进入丰台。

日军进驻了原英国在丰台遗留的兵营,为进驻重兵不断扩建,由于该兵营同时还具有贮存粮食、军械、被服等后勤物资的功能,当地老百姓称之为“东仓库”,之所以叫“东仓库”这是因为日军后来还在丰台站西面修建了华北第一大的军事仓库“西仓库”。“东仓库”占地约有百余亩,是日军强行霸占的当地村民的土地,包括北孔庄子、南孔庄子(部分)、七间房、孟家大院、后泥洼、七里庄等。“东仓库”四周围着铁蒺藜,后来又修了土围子。日本驻兵以后,经常以打靶、练兵为名,在丰台附近组织军事演习。

日军为把二十九军挤出丰台,不断制造事端,挑起了两次“丰台事件”。1936年6月26日,第一次“丰台事件”发生。事因是二十九军一小部队由张家口调来丰台驻防,一匹军马受惊跑到了日军营房里,中国士兵去索要时,日方不但不给,反而将士兵打伤。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来到二十九军的马棚处,说这个马棚是他的个人财产,要求二十九军立即迁出,双方即发生争执。日本驻军当局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抗议,要求二十九军撤出丰台。但宋哲元拒绝撤兵,只同意换防。最后将原驻丰台的第37师109旅217团3营崔蕴秋部调驻颐和园,调来该师110旅蒋华延222团一个营驻防丰台。

7月下旬,营房竣工,日本在丰台设立了军事指挥部,并命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团第3营进驻丰台。日军在丰台的兵力增加到2000多人,而中国在丰台的驻军则只有蒋华延部的一个营。

1936年9月18日,二十九军孙香亭部外出演习归营时,行至正阳门大街,遇见打靶回来的日军嘉田大队,狭路相逢,双方发生争执。日军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得到电报后,不是派兵增援正阳门,而是率步兵数百人,分乘装甲车、汽车奔赴丰台,包围了驻丰台的二十九军部队。宋哲元得知情况后,派代表同日方会商解决。最后二十九军被迫撤出丰台,移防到丰台东南的赵王庄、新林庄。二十九军撤走后,日军第1联队所属的一木清直大队进占了丰台的中国兵营,于是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丰台完全落入日军手中,为后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这就是“第二次丰台事件”。

日军独霸丰台后,卢沟桥成了北平唯一通往后方的咽喉,战略地位就更加重要了。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冬),日军又企图在卢沟桥附近购地,以便在卢沟桥、长辛店及宛平间构筑军事堡垒,与丰台驻军成为犄角。但这事终因附近民众及冀察当局的反对抵制,未能实现。1937年7月底日军侵占北平以后,日军占用大井村南6000多亩土地,并建成了一个号称华北第一大仓库的军用仓库。丰台经过日军短暂而急速的改造扩张,很快就变成了比较完备的军事物资储存、供应、转运基地。

柳条沟事件在华北上演

1937年上半年,丰台日军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不分昼夜连续进行。这时在日本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当时日军已经基本将北京包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及其直属战车队、骑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以及步兵第2联队和第1联队的第2大队、炮兵联队驻天津。“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司令部率步兵第1联队(欠第2大队)、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驻北平,其中第3大队驻丰台,另有1个小队驻通县。 第2联队的第3大队第7中队驻唐山,第8中队驻滦县,第9中队驻山海关;第1大队第3中队驻塘沽,另有1个小队驻昌黎,1个小队驻秦皇岛。 这些驻防地点均为战略要地,且位于铁路线上,一旦发生战事,部队调动极其方便。而在北面,日本关东军部署于热河和察东地区,与平津仅隔一条长城;西北面是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察北的张北、尚义、宝昌一带;平津之间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辖的5个伪保安队,约1.7万人,部署于通州、顺义、怀柔一带。由日方的兵力部署看,“卢沟桥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京形成了包围态势,位于北京西南15公里处的卢沟桥和平汉铁路线成了通往京外的惟一门户,所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便不足为怪了。

获知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的消息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欣喜若狂。关东军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并打破常规,对其管区以外事项发表独断声明,声称“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关注本事件之发展”。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也向参谋本部发电:“应以此事态为契机,实现征服中国之雄图”。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中国第二十九军,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

之后日军大肆调遣兵力,将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和驻朝鲜的第20师团派往华北,并规定在通过“满华”边境时起隶属于华北驻屯军。此外还将国内的第5、第6、第10师团3个精锐师团,陆续调往华北。日本陆军省下达组成临时航空集团向华北派遣的命令,动员各机种共18个中队,派往华北地区。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山东等地发动进攻,开始了“鲸吞”中国的野蛮侵略。

通过日本在华北驻军的缘起,以及之后不断扩张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的,正是日本从“蚕食”到“鲸吞”侵略扩张步骤的实施,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日本应该对这场侵略战争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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